12月1日，北京遭遇了今冬以来最严重的雾霾污染。空气质量、气候变化由此再次成为全国上下热议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唤“蓝天新常态”。与此同时，巴黎正在召开气候大会。
11月30日至12月11日，近200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在巴黎齐聚一堂，寄望达成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为2020年以后的全球减排构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首位出席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
此次巴黎大会，习近平提出了中国在未来气候治理中的目标。他表示，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按照气候谈判的计划，巴黎气候大会是继2009年后又一重要时间节点，将完成2020年后国际气候机制的谈判，制定出一份新的全球气候协议，以确保强有力的全球减排行动。因此，巴黎大会也是近几年来最为重要的一次。
与6年前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气候谈判模式已发生根本性转变：自上而下“摊牌式”的强制减排已被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所取代。目前，全球已经有160个国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国家自主减排贡献”文件，这些国家碳排放量达到全球排放量的90%。此举让各国在减排承诺方面握有自主权和灵活性，谈判压力骤然减小。
其次，大国合作意愿更为强烈。中国与美国、欧盟、巴西、印度等已就气候变化签署了多项双边声明，提前化解了此前纠缠谈判进展的诸多分歧。中美之间还总结了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公开争论影响谈判气氛的教训，通过双边对话增加理解，避免在谈判场合相互指责。
再者，气候科学认知更深入。联合国在2013—2014年发布了第五次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对全球变暖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可能性由上次报告的“非常高”（概率在90%以上）调高至“极高”（概率在95%以上）。最后，主办国和国际社会都在思考哥本哈根的教训，对谈判的期望值更趋理性务实。
尽管各国都在展现积极姿态，但不可否认，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老生常谈”的分歧和博弈依然存在。实际上，20多年来，缔结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尝试一直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公平分担责任问题的困扰。
尽管富裕国家承认对碳排放的历史发展负有绝大部分责任，但是它们也提出，只由它们采取纠正措施不足以遏制全球碳排放增长，更不必说降低碳排放了，这么说是很有道理的。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则着眼于西方通过肆意使用碳而实现的繁荣。较不富裕的国家称，对发展中国家施加过于严苛的限制，只会使发达经济体巩固其发展优势。结果将是数十亿人永远陷入收入水平远不如欧美居民通常水平的困境中。
发达国家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即使是以部分牺牲其公民目前正在享受的繁荣为代价。
要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并没有比二十多年前更容易的政治解决途径。不过，如今全世界都知道已经没有充足的时间来设定减排路线了。科学杂志《自然》(Nature)最近的一篇论文指出，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阻止二氧化碳水平上升的话，到本世纪末，气候变化可能会使全球经济收缩25%。
印度总理莫迪说得没错，印度需要廉价的电力，但是这不应意味着无限期地依赖于会造成污染的能源。应该鼓励全球推进创新，使低碳能源比煤炭更具竞争力。在这方面，20个富国承诺每年做出100亿美元清洁能源投资只是第一步。
巴黎会议或许不会拿出所有的答案。该会议充其量能提供一个不完美且不具约束力的协议，即使这份协议包含美国和中国。它能做到的是建立一个框架，定期检查全球为避免气候变暖达到危险程度而取得的进展。它也可以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在低碳转型方面所蕴含的机遇，同时提供开启技术变革所需的融资方式。
对于脱碳方面的公平问题，可以在限制人均碳排放量的基础上制定规则来解决。这些规则给发达国家带来的负担要远大于发展中国家。而如果引入配额交易制度，则可以形成一种财富转移机制。
围在我们身边的雾霾提醒我们，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造成的威胁留给世界各国商讨减排策略的时间不多了。但目前，各国在协议长期目标、减排责任划分、资金技术支持、行动进展盘点机制、行动和支持透明度等议题上仍有众多分歧。
正如外媒评论的，巴黎会议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制定更多的一次性排放目标，而是克服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经济发展必然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相冲突。如果齐聚巴黎的各国领导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很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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