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算是企业的突破,中国有望靠它成为全球创新的领导。
国泰生物（以下简称国泰）,是一家私营企业,开发出了一种办法发酵工业槽中碳氢化合物，转化成一种高级尼龙原料、可以使用在润滑油、糖尿病药物和二十一世纪其他奇妙的东西上。
国泰专利赢得了全球领先的尼龙生产商杜邦公司----成为国泰的最大的客户。近年来，高盛和其它投资人注资1.2亿美元给国泰。今年早些时候，国内外的投资者急切等待原先计划好的公开发售股票。
他们还在等待。
据国泰说,一位厂长盗取机密,并组建一家对手公司，已开始出售高度类似的原料,损害了国泰的利润。目前国泰取消了原来的上市计划，只能艰难地维持营业。
在这个冒牌货横行的国家,几乎每天都有雇员带着生产设计跳槽。据国泰说,但这是一个特殊变相的抄袭: 新对手, 瀚霖生物科技公司,有中国政府支持。
法庭文件显示瀚霖生物科技是在中科院院士帮助下成立的。并且由于项目适合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标，瀚霖生物科技,收到了一笔来自政府的中国发展银行3亿美元的贷款。公司的贷款获得了山东省党委书记批准。
“我们研制了一个重要的产品,他们偷走了它”,国泰航空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54岁刘秀材,在办公室里接受采访时说。
在诉讼中,国泰指控瀚霖生物科技的侵权专利和盗窃商业机密。但瀚霖生物科技反诉，称国泰从中国社科院偷走了专利。政府采信瀚霖生物科技一方,剥离了国泰航空的一项顶尖专利。
虽然案件细节还存在争议,不过大体上就是一些经济学家和学者认为的一个令人不安的模式。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私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动机,中国政府意欲控制更多的财富——即使这意味着对私企的盘剥。
耶鲁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严厉批评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主导角色,说中国政府在窒息私营成分。“政府一旦介入商业, 私人公司就很难与之竞争,”陈教授说。
侵占私企已经变得很明显,国人称之为:“国进民退”。这大致翻译成“国家前进,个人倒退。”
一些中国的重要经济学家警告说,以牺牲私企利益支持政府公司的方法，最终会压制创新,并且会阻碍中国的长期增长和抵消13亿人不断上升的愿望。
“如果中国不处理好这个问题,壮大私营企业,国家的增长是不能持久的”,香港大学经济学徐成钢教授说。
瀚霖生物科技高管拒绝评论本文。一位中科学院的发言人说，只有起诉国泰才能保护组织的“权益”。
毫无疑问，瀚霖生物科技及其获得的政府支持,能够大幅降低价格。国泰别无选择,只好随之降价。相比去年，利润损失多达1000万美元,至少减少20%。
应对国泰的挑战,北京政府最近宣布某种特定的尼龙生产属于“国家机密”-----指派给象瀚霖生物科技一样获得国家扶植的公司，-----公司甚至会获得更多的保护和特权,与这样的公司竞争会变得困难。
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促使中国政府加强经济领域的作用。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国家领导人能更好驾驭经济增长和重新分配财富。所以国家为国有企业开了绿灯来扩大利益并且进入任何高额回报率的领域- - -不论是房地产、金融、技术和其他领域。
长期以来，私营业主抱怨遭到国家银行歧视,迫使他们转向高贷款，支付高额利息。他们还说,他们受到国营公司对基础服务的高价收费的压榨，例如电力、交通和通信等等。
“如果政府不干预,这些企业家将会有所作为,“北京大学经济学张惟英教授解释说。
一个有前途的开端
国泰的首席执行官刘先生,并不是一直与中国的做法有分歧。多年来,事实上,他似乎是一个受宠的孩子。
早年，他曾是八十年代早期，邓小平主席设想的计划的代言人：选派中国学生去海外留学,希望他们学成回国，缩小与西方在科技上的差距。
1989年，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刘先生如约回到中国。他与包括中科院在内的一系列国家机构合作。他的贡献包括帮助建立国家新兴维生素C产业——他的努力著有有效, 直到今天，世界上大约80%的工业生产的维生素C是中国制造的。
1997年，刘先生建立国泰，承诺建立本土的生物企业，国家曾大量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及其他奖励。
但现在,刘先生说国家已经变成竞争对手。
1957年，刘出生在中国东部安徽省一个贫困山村,他在文革中长大。始于1966的文化大革命，是历时十年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官员们戴着高帽游街示众，学生受到鼓动，组织“批斗会”攻击老师。
刘先生的父亲因政治罪被判入狱后，家庭生活贫困。性格坚强的母亲维持着全家,尽管如此，还是优先考虑教育。
刘先生完成高中学业。但在文革期间，高校关闭。他和当地其他毕业生的人生轨迹一样：种水稻、种小麦和帮助组织工农学大寨。
之后,中国的形势突然逆转，1977年宣布,大学重新开放、恢复高考。刘先生的成绩好到足以进入顶尖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获得化学学位后并在中科院做技术工作之后, 刘先生前往美国密尔沃基市威斯康辛大学。
“他曾是我最好的研究生," 刘的威斯康辛大学导师吉姆.欧特沃说。“他在三年内获得博士学位。通常需要五年。“”
随后去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这段经历使他成为诺华公司（世界上最大的医用营养品提供商之一，并生产婴儿食品及保健营养品）资深研究科学家，从事药品开发。
1994年,他带着简单的想法回国:找到已在美国或者欧洲没有获得专利的药物,通过逆向工程复制其性质,然后推广到中国市场,当时市场上缺少现代药物。
一年之内,他筹集了400万美元,与北京大学和石头集团建立合作关系（石头集团是中国首家私营公司和早期在科技建设上的投资者）。
“我欣赏刘的做事方式,”段永济（音译）说，石头集团首席执行官兼国泰董事会成员。“他很有毅力。如果我在12点离开办公室,凌晨1点的时候他才会走。”
结果是一系列药品面市大获成功。带着他赚的一小笔钱, 1997年他创立国泰。
公司最初的成功来自简化生产过程，利用微生物发酵把一种蜡转化成二价酸（化工尼龙基础材料）。
世界各地的公司已经发现了多种方法用微生物发酵生产二酸。但是大多数因为价格昂贵并且操作复杂而放弃这项工作。杜邦公司的高管说，“国泰简化了生产工艺之后,杜邦决定与中国公司联手。”
国泰称，到2003年,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大量生产的高分子生物发酵的二酸的公司。外界支持这种说法。
“大部分工作在80年代和90年代完成了，但国泰进行了改良，”威廉·罗德尼， Verdezyne公司总裁,加州一家生产类似产品的公司，。
目前,国泰年产13000吨二酸——约占世界一半的工业产量。
一路走来,刘先生承认,他可能得罪一些人。尽管与政府共事多年,刘先生开始公开指责腐败和国企科技造假以及政府干涉私人企业。
2010年，在给一本名为《企业家》的中国杂志的文章中，他写道,“政府控制生产成本的来源，增加不必要的开支,如电费,废水处理费,等等。”
刘先生的失策的抱怨以外,法律专家说,他最大的错误可能没有认真保护他的技术。尽管刘先生说,他知道对工厂老板来说，携带商业秘密外逃很普遍, 几年前，他允许一批关键员工离去----但是忽略了大批离去的后果。
政府的支持
在诉讼里，国泰认为生产设计的窃取就发生在2008年。正是山东省二酸分厂副总经理王之洲辞职之后。
在记者的一再努力下，依然无法联系到王先生。但以前同事说，他曾抱怨在山东分公司没有获得提拔，不满意1500美元的月工资----大概只相当于别处赚得的一半。
国泰的律师说，王带着其他六名工人离开国泰，与中科院退休的科学家陈圆通（音译）一起组建了瀚霖生物科技。
在一次采访中, 陈先生（即现在瀚霖生物科技的首席专家），否认王从国泰的离开与偷窃商业秘密有关。他说国泰本应该尽力挽留王。“如果公司没有管理问题或待遇优厚，谁还会离开呢?”
瀚霖生物科技合伙人兼最早出资方曹无波（音译）是一位有实力的企业家，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关系密切。所管理的企业由军事药品生产商成为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根据法庭文件,曹先生说早在2009年, 瀚霖生物科技已经拥有潜力的技术,获得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两个月后,2009年7月,曹先生遇到莱阳市的12名官员,莱阳在山东建了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园。
那次会面中一个计划文件显示,当地政府从省级基础设施基金以及地方政府银行中，给瀚霖生物科技融资超过1.5亿美元。
目前尚不清楚政府是否知道这是国泰的专利,或是王先生来自国泰。分析家说,与其说国泰成为国家敌对的目标，不如说是-----国泰成为国家在推动政府合作伙伴的（像翰霖生物科技一样）过程中无意的受害者---- ----间接伤害了国泰。
随着翰霖生物科技与中科院的联手，中国发展银行同意在2009年，发放一笔3亿美元的贷款。2010年, 翰霖生物科技兴办超大型生物技术工厂,开始营销自己的尼龙专用二酸。
翰霖生物科技的发展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司被牵连进曹先生别的业务,即江波制药。今年江波制药在美国那斯达克撤股，收到美国银监会的传票，清查财务文件，停止其股票交易。
在佛罗里达，律师对江波制药的集体诉讼中指出，该公司没有披露支付给翰霖生物科技 2500万美元。诉讼指控江波制药发布“重大虚假、误导性的财务报表。”
不过,在公司自己的事业上， 翰霖生物科技做的很好。2010年，工厂开工后不久, 很快开始为包括杜邦公司在内的大客户提供尼龙成分 ,并承诺大幅降低价格，据此与市场的领导者国泰展开竞争。翰霖生物科技很快获得了全球市场大约10%的份额。
今年早些时候，直到提起诉讼以后，刘先生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力量。
动用自己与济宁市的政府关系,在那里有他的二酸工厂,刘先生说服当地法院授权警方进行调查。九月,法院派出官员去北部400公里以外的翰霖生物科技在莱阳的工厂，调查是否该公司抄袭国泰的生产技术。
但当法院官员到达厂大门,他们被告知, 翰霖生物科技已经由北京政府指定为国家保密单位，外人不得随意进入。官员们受到恐吓，只好开车回济宁把坏消息告诉刘先生。
“就我个人而言,在这个梦上，我不会放弃,”刘先生说。“我是中国人 ,所以中国政府想要我做出贡献。我们是开拓者。如果中国政府不允许我这样做,我只好找别的地方。”
译者 heavyh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