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出版于2014年的《世界秩序》，是国际政坛常青树亨利·基辛格在最近十年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迄今有关全球新秩序历史、现状和未来思考最不容错过的集结。对多数中国读者而言，这本书当然不像《论中国》那样好读且不时有似曾相识的亲切，但是对于所有希望对中国崛起所身处的全球变局有更深入认识者，请静下心来细读此书。
作为曾经推进国际政治格局和中美关系突破的关键人物，退休已数十年的基辛格从未停止对这个动荡世界的密切关注与思考。如果说《大外交》、《白宫岁月》、《复兴年代》多少还带有他个人看世界的种种迹象，在构想和撰写《世界秩序》时，基辛格已经比较彻底地抛弃了更多的个人色彩，而试图对当前日益显现的一个根本性国际问题，即世界秩序观的危机，作出比较完整的梳理和分析，其目的则一以贯之：这个由不同民族、信仰组有，实力强弱不均的变动世界，应当也必须找到更合适的平衡相处且共同发展之路。
基辛格是一个信奉实力的国际政治家，但他最终相信的是基于共同利益和共识的妥协、谈判、合作与和平。他说，在历史上，所谓世界秩序就像火焰，“适度地燃烧，适时地熄灭”，战争带来世界的变化，因而在当代，国际政治家们必须约束战祸，实现平衡，且必须在历史的激流中完成这一使命。为此，他一度奉为立言之本的寻求所谓“历史的意义”，就远不如找准当代核心问题，不断讨论探索，从而推动政治家们做出应对挑战的更好决策。
为了弄清今天世界秩序观的危机，基辛格对全球各主要区域有关世界秩序的起源与变化进行粗线条的历史考察，许多发现是令人沮丧的。无论是声势夺人的欧洲还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而崛起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来都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世界秩序观。在一个事实上长期分区而治的世界政治版图里，各行其是的世界秩序主张，不时借助主导者的武力和联盟盛行一时，很快又被更强大的武力或联盟所摧毁，而新的主导者也不过是顺势维持短暂的脆弱平衡。与此同时，新的平衡力量亦在萌生，进而形成国际政治的某种均衡态势。
在这样的循环动荡中，不同国家和政治势力在世界秩序上虽不存在共识，但分歧也未全面爆发。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美国家在二战后重建，伴随着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世界秩序基本上延续二战后胜利者的安排，直至苏东解体、冷战结束。
尤其是在美国一超独霸的格局在最近十年无法延续之后，欧洲的均势体系被最终打破，呈现更加多元的国际秩序，伊斯兰主义全面上升，中东乱局更趋复杂，亚洲则以经济强大为依托，飞速表现出更明显的多样性，再加上网络技术和数字时代人的变革，美国正处于最矛盾两难的时期：一方面它仍然是世界级的超级大国，自信所代表的世界标准与良心在全球仍然大有拥护者，但另一方面，其国家共识早已瓦解，政治决策者不得不常常徘徊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冲突中左右为难。
基辛格对此充满忧虑。在他看来，美国是少有的具有理想主义的世界大国，即使发动对外战争，其目标不仅是惩罚敌人，还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追求胜利不是为了占领土地，而是要分享自由的果实。如果美国忽略这些国家战略目标中的核心内容，美国将无法安抚朋友、战胜敌人。而要取得这些成效，美国的重要决策也必须考虑相关地区的文化和地缘政治结构，反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敌人的决心和策略。
现实情况却是，虽然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所进展，但一个关键问题尚无结论：什么是世界秩序的普遍原则？迄今，东方和西方在这个问题上认识差异巨大，西方认为现实世界是外部因素，可以进行观察、评估，从而作出恰当的反应，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多认为，现实是观察者内在认识的反映，主要由心理、哲学和宗教信念来界定。这些认识差异导致东西方对技术、政治均存在认识冲突，现实世界因此更加多元且混乱。
基辛格不得不承认，新的世界秩序结构存在几个重要缺陷：国家作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政治单元，面临重重压力，受到攻击与拆解；当今世界的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不同步，相对于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合作，仍然基于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与政治合作显得大为落后，全球治理成为世界性挑战；大国之间仍然没有一个有效的磋商机制，虽然美国的领导作用不可或缺，但各大国之间缺乏一种基于共同信念的世界秩序共识。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重建国际体系是对当代政治家能力的终极考验，即使这种重构努力失败，全球也并不必然导致战争，最多表现为更频繁的地区冲突。基辛格相信，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需要一个在各地区内部确立秩序观的一致战略，并将不同地区的秩序相互联结起来。为此需要重新评估经典的“均势”概念，逐步建立一种肯定个人尊严和参与式治理、遵照一致同意的规则开展国际合作的世界秩序。
美国必须在两个层面上追求新的世界秩序：既拥抱普世原则，也接受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现实，美国必须与其他国家一起，构建一个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形成超越地区和国家视角的新的世界秩序观，也就是400年前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其核心就是相信并推动相异文化构成新的价值与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