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本文原题名为“Looming Ahead”，为 IMF 金融与发展部门对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访谈。本文于 2014 年 9 月刊于 IMF 网站。中文简报发表于CEEM《全球智库半月谈》第58期。
乔治•阿克洛夫：全球变暖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本杰明•李•沃夫于 20 世纪 20 年代发现，叙事方式会影响人们的思考，讲述方式不当将给人带来麻烦。今天，语言学上的这一现象正使全世界陷入困局。各国领导人每隔几年就举行大规模会议并发表庄重的宣言，但这些都没法阻挡全球变暖的脚步。现有的关于全球变暖的叙述方式没能够激发个人和政府采取行动。
地球的大气层就像保护毯一样包围着我们，它使得来自太阳的热量能够平稳缓慢地释放。年复一年，覆盖在地球上的大气层越来越厚重。短短 50 公里的路途，耗油 5 加仑，就向大气层增加了 100 磅的二氧化碳。这样计算下来，全美家庭每周将排放 1800 磅二氧化碳。将全世界的排放量加总，就不难理解全球变暖的切实发生。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应全力拯救地球于水火之中。但事实上，人们讲述全球变暖的方式太过冷淡和谨慎。读一读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宣言中所谓“科学家”总结的部分，他们的言辞激昂有力，但科学的专业性与客观性束缚住了要传达的信息。大概 20 年前的一个晚宴上，我旁边坐着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我不知道应该和天文学家聊些什么，就说起了气候变暖的问题。他说，“我们还无法肯定是否存在由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全球变暖现象。”
他的这个论述从科学话语的角度来说无疑是正确的，饱含怀疑精神。但是从公共政策的层面来看，这种谨慎或许就是愚勇了。对于全球变暖，我们的叙述方式应该要激励我们行动起来去采取必要措施。不仅我们自己需要这样的修辞，政府也一样，从而带来立法和实际行动。
全球变暖的经济学和其他经济问题一样，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对二氧化碳的排放统一征税，征税力度要逐渐加大，直到排放量下降到合理水平。最优政策还包括对关于减排的研发给予补贴。然而，全球变暖是全球性的问题，因此征税和补贴也应该是全球性的。每个国家都应将此视为自身义务。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同盟，所有人都要同心协力。
保罗•克鲁格曼：需求不足
21 世纪第 2 个 10 年的中期，困扰着全球经济的最大问题是许多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全世界持久性的需求不足，人们就是不完全消费掉既有产能，这还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头一次。
基于 IMF 的世界经济展望（WEO）数据库，可以发现在 2000 年到 2007 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实际 GDP 增长了 18%，当时人们预测这样的增长速度将在中期得以保持。然而，事实上这些经济体从 2007 年到 2014 年只增长了 6%。
诚然，有大量观点认为经济下行的程度远没有数字显示的这么严重，WEO的数据低估了发达经济体的产出缺口。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没有重大失败，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没人准确知道经济运行状况与产能之间的差距。美国劳动参与率、英国长期或周期生产力的大幅下降，就是因为工人们看不到工作机会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吗？低水平的平稳通胀就表示经济体正接近产能运行，或者是因为工人不愿接受降薪从而使得菲利普斯曲线在低通胀处非常平坦？没有人知道。
其次，就生产潜力增长率的降幅与估计结果相等而言，这表明本应是短期的经济问题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全球大衰退对长期经济前景造成巨大伤害。因此，维持充足的需求对于短期和长期而言都非常重要。不幸的是，自 2007 年以来的事实表明，经济决策机构并没有处理好庞大且持久的需求不足问题。
在大缓和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渐入佳境，独立的中央银行负责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则重点关注长期的问题。然而，面对巨大而持续的冲击时，这一体系就陷入崩溃。一方面，央行受困于零利率的下限和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问题；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火上浇油。此外，这种情况还因为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不对称和政治混战而进一步恶化。我们现在意识到，大缓和时期的稳定是由不断增长的家庭债务和迅速增加的劳动人口所带来的，这两个现象都一去不复返了，而政策也没有转变的迹象。
因此，需求不足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并且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们亟需寻找到应对方法。
罗伯特•索洛：持续停滞
这是一个不那么司空见惯的问题：欧洲、日本和北美等发达经济体现在陷入了所谓的“持续停滞”阶段，这一现象是否会长期存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无法迅速找到走出停滞的方法，那么将很难应对未来更为严重的问题。
所谓“持续停滞”，是指一国或多国持久性地增长缓慢，并且很难或者无法完全利用其生产潜力。在过去，这一问题可被描述为投资机会无法满足投资者所能接受的回报率；今天，更通用的表述是，完全利用产能时的真实利率为负，并且有时无法达到。
之所以说持续停滞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有如下两个方面的证据。第一，未来的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会比之前增长得更为缓慢。人口增长放缓是较为肯定的，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悲观情绪则基于信息科技浪潮将不能像过去那样促进产出和福利上升。第二，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是保持私人投资回报率不下跌的主要力量，而未来增长放慢，储蓄会继续，但回报率将下降，私人投资将被削弱。
此外，近年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悲观看法。近年来，只有互联网和房地产泡沫刺激了经济繁荣，但这些泡沫是不可持续的。现在，距离上次衰退已经过去了五年，而美国和欧洲都没能完全恢复，这一冗长的经济疲软也与持续停滞的看法相一致。
但事实又并非完全如此。大部分私人需求疲软可被归为住宅和非住宅建设支出的下跌。这不难理解，因为在危机之前的年份，经历房地产泡沫的那些经济体就面临着房屋存量的积压和抵押品市场的失序。但也有很难解释的地方：虽然企业盈利非常强势，但美国的商业投资仅有部分恢复，造成的结果就是自 2009 年以来，商业储蓄已超过商业投资。通常而言，企业部门都是净借款人，现在却变成了净贷款人，这并非持续停滞下应对投资回报率下跌的正常反应。
严谨的总结是：不一定会有持续停滞，即使有，是否将长期存在也不能确定。但现在我们就应该开始思考合适的应对政策。
迈克尔•斯宾塞：包容性
全球经济最核心的挑战在于适应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并完成始于二战之后的经济收敛进程。这一观点不仅基于贫困的大规模减轻，还由于世界 85%的人口自战后以来首次经历了显著经济增长，健康、富足地生活的机会大大提升。
大规模扩张的包容性有望成为本世纪的决定性特质，但让其成为现实却比说起来困难得多。做到这一点需要国内外在观念、政策和体制上的转变。其目的是使得发展中世界尽可能地友好崛起，虽然这一过程伴随着相对价格被迫变化，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变，财富分配状况也会相应转变。
★ 环境问题
如果收敛进程顺利，全球经济规模将在接下来的 25 至 30 年里扩张三倍。但如果在此过程中不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法进行调整，其结果不是增长逐渐放慢直至停滞，就是在生态和环境达到极限之后发生灾难性的破坏。环境的可持续性对于适应发展中世界的崛起至关重要。自然资本是支撑全球经济的重要资产，对自然资产投资不足不仅会降低增长的质量，最终还将阻碍经济发展。
★分配问题
在发达经济体中，技术进步和全球市场的力量正通过自动化、削减中间过程以及在全球供给链中离岸生产等方式减少或消除工作岗位的扩张。这一过程进行得如此猛烈，以至于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失衡，人力资本没能很好地与全球经济需求面的转变相适应。加速向均衡的回归是经济增长和公正分配的当务之急。
但即使回归速度比现在更快，不平等现象仍将继续存在。应对各种形式的不平等问题，有人坚信应重点关注贫困并让市场来解决剩下的问题，另一些人关心那些绝对的失败者（比如失业的年轻人）以及责任共担，还有人则关注绝对的和相对的利弊比较。虽然存在这些分歧，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认为应加强代际向上的流动性。
★福利问题
如果节约劳动力、侧重技术、节约资本的电子技术如人们所想的那么强大，它将会显著提升生产率。至少在高收入国家，这所带来的“剩余”并不一定要用于生产和消费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或许应该用来增加闲暇，并且工作周也可以缩短。如此一来，福利的衡量需要更为广泛，而不止限于市场交易中可被记录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
★ 超国家治理问题
全球范围内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有不少成果：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开放全球经济、鼓励公平交易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和中央银行在危机下互相合作，做出关键而积极的贡献；国际金融机构在新兴经济体中为减轻贫困和稳定经济出力不少，并展现了相当程度的政策灵活性。但这些机构的治理改革仍有不足。这破坏了可靠性和权威性，从而削弱了协调政策的能力。此外，在金融和货币政策中，溢出效应也被很大程度地忽视了，人们的目光只聚焦于国内。
有效的超国家治理充其量只能说是还在进行之中。只需要看一下欧盟和欧元区的情况即可，如何在全球经济日益相互依赖的关系网中进行监管和宏观经济管理，仍是巨大挑战。其背后的问题涉及到主权、身份认同和民主自决等等。
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在规模更大、连接更紧密、经济力量分配均衡，并且在收入水平、发展阶段和文化方面仍有异质性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如何使得这一过程公平、稳定、可持续是所有国家及人民都面临着的经济挑战。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与政治不平等
柏林墙倒塌之后，全世界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哪种形式的市场经济最好？
长期以来，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似乎占了上风，通过华盛顿共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去管制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但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是政府拯救了市场。
在那之后，许多人重新审视了美国的经济体系，发现收入中值在 25 年内停滞不前，这说明这一体系尽管在顶层运行良好，但却没有为广大市民造福。甚至其政治体系也遭到质疑，经济不平等转变成了政治不平等，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造成危机的那些银行拒绝进行改革以防范覆辙重蹈。民主不只是政治领导人的常规选举，美国的民主似乎越来越变成“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认为严重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他证实了过去三十多年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的强烈增长，以及遗产不断上升的重要性。他预言这些趋势将继续保持下去。
我相信这种严重而且逐渐恶化的不平等程度并非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产物，也不是无情的经济力量的结果。美国的不平等状况是其政策和政治的后果：垄断和寡头盛行、政府给予大企业和富人大量利益、为银行提供紧急救助、公司治理缺乏、税法漏洞允许富人转移财富并偷税漏税等等，那些效法美国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美国和其他国家出现的伪资本主义是有缺陷的民主所带来的意料之中的结果，民主的缺陷使得经济上的不平等很快转变为政治上的不平等，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不仅在于克服市场经济的剩余，还包括使市场运行得符合其之所以为市场的本质：激励的竞争激发创新从而提升生活水准，还包括在稳健增长的同时共享繁荣，确保经济服务于社会而非相反。每当经济“发展”到工资或社会福利大规模缩减时，我们就要扪心自问是否本末倒置了。此外，全球政治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确保民主能真正地代表普罗大众的利益。使政治脱离金钱的过程非常艰辛，但如果不这样做，经济和民主都将遭受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