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可能需要孤军奋战，而且容易失败，所以许多企业家都会听取前辈的建议。在本文中，五位企业创始人谈到了给自己提出过宝贵建议的人。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房地产大亨
我父亲弗雷德•C•特朗普(Fred C. Trump)是我的导师。在我年轻的时候，这种安排是非正式的。我会跟着他巡视建筑工地，看他如何管理企业。
后来，当我在他的办公室和他一起工作时，这种安排就变得更正式了。他告诉我“对于自己做的事情，要尽可能有全方位的了解”。他的知识极其渊博，甚至能帮木工解决问题。他的成功四步曲很简单：进入、动工、做好、退出。他做事快捷而周密，凭借自己的项目创出了品牌。他非常正直，认为这是提升自己的最佳方式。
并不是他说的每件事我都赞成。我想在曼哈顿发展，而他无法理解。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已经让他满足了。我还想建摩天大楼；事实上，小时候我就喜欢用胶水把积木粘在一起，搭起摩天大楼。我建特朗普大楼(Trump Tower)时，他建议我用砖，而不是用玻璃。
砖适合他，却不符合我的愿景。不过，接受父亲的指导，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我希望能为我的孩子和雇员们树立榜样。
有一个人让你景仰非常重要。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找不到这样的人，阅读有关成功人士及其成功经历的书籍，也会对你有所帮助。
萨哈•哈希米(Sahar Hashemi)，Coffee Republic创始人
说来奇怪，我母亲是我的导师。我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她一直是全职妈妈和家庭主妇。但她非常有创造力，才华横溢，会说多种语言。我父亲则是典型的企业人。
父亲1993年去世时，我25岁。我决定辞掉律师工作，与做投资银行家的哥哥一起创办Coffee Republic。父亲的去世让我意识到，给我遮风避雨的温室已经没有了，我应该趁自己还有时间的时候，认真追逐我的梦想。
在朋友们纷纷表示怀疑，银行将我们拒之门外时，是母亲的鼓励支持着我们。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一个饮茶国家卖咖啡，这种想法多少有点不计后果。但在创办企业时，你必然要听取许多末日言论，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要有人相信你的梦想——就像我母亲那样。她对我的信任非常有感染力。她对我的激励，最终让我发现了我此前从未意识到的技能与信心。
她以实际行动支持了我们：在初创阶段，她让我和哥哥搬到她的房子里去住。但还远不止这些。每个人都有能力得到业务建议或实用技巧，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在需要的时候找到人倾诉自己的不安全感，得到别人的鼓舞。母亲鼓励我冲出温室——认清自我，追逐梦想。
萨哈•哈希米是《启动自己》(Switched On)一书的作者。
比兹•斯通(Biz Stone)，Twitter联合创始人
我有两个导师。第一个是我很久以前的同事斯蒂夫•斯奈德(Steve Snider)。他让我走上了创业之路。从大学辍学后，我在Little, Brown出版社找到了一份工作，把箱子从一楼搬到三楼。在两层楼中间是美编室。我最初是一名画家，而且对电脑感兴趣。一天，当他们出去吃午餐时，我偷偷用一台电脑设计了一个图书封面，把它放到了他们的设计里面。斯奈德是美编总监，他查出来这是“搬箱子的家伙”干的之后，把我招去做图书封面；我则教他学习如何使用Mac。
他启动的一系列工作岗位和业务，最终推动我创办了Twitter。
这是一段不同寻常的学徒期。我充分利用他所有的知识，什么事情都向他咨询，甚至包括“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向你的妻子求婚”。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两年。我向他学到了许多关于美术设计和人生方面的东西，比上大学更有收获。他是一位优秀的美编总监，也是一位天生的老师。他教会了我如何应付脆弱的自尊心。我们现在仍然是朋友。
或许听上去有点老套，但我还是得说，我的另一位导师是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与我联手创办Twitter的人。我们是两类人。他有耐心，目光长远。他从不批驳我那些稀奇古怪的说法。他会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从而找到问题的核心。
我给一些小的初创企业提供建议，感觉很有满足感。但我与初创企业交流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关于Twitter的点点滴滴。
米歇尔•加诺特(Michelle Garnaut)，餐厅老板
我有许多导师——不论是在我的祖国澳大利亚，还是在我开餐馆的上海和香港。对我的职业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有感召力和创造力的人。我和他们的师徒关系从来都不是正式的。在我以正式方式指导过年轻人后，我发现，他们会让人很费神，希望我手把手地教他们。
25年前开始创业时，我非常敬佩女性。在餐馆业获得成功的女性，大约只有六位。当我见到她们时，我会想：“她们做到了，我也可以。”
23岁时，我遇到了米耶塔•奥唐奈(Mietta O´Donnell)。她拥有一家叫做米耶塔的餐馆。我以顾客的身份去了她的餐厅，从远处进行了一番观察。大概10年后，我才与她相识——当时，她在餐厅楼下又开了一家沙龙。
她身材娇小，讲话柔和，美丽漂亮，但她也令人生畏。我吓坏了。她不光启发了我创业，也是我终生的力量源泉。她告诉我，餐馆并不是只要有主厨就行。身为一名训练有素的主厨，我认为她错了，但现在我认识到她是对的。
当我在香港开餐厅时，她建议我开一家沙龙。我认为她疯了，但最终还是创办了一个文化节，而且非常成功。她把种子埋在了我心里。米耶塔十年前过世了，但我仍然会想起她。
另一个对我有影响的人是盖伊•比尔森(Gay Bilson)。她非常有职业道德。与米耶塔一样，她也让人害怕。所以我不会问她问题，而是会在心里揣摩：“盖伊会怎么做？”
然后还有我的财务导师约瑟芬•普赖斯(Josephine Price)。她头脑极其清楚，对我的商业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我最终邀请她加入了我们的董事会。我们的师徒关系也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了。在商界打拼这么多年后，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道德理念，但盖伊与米耶塔的重要性在于，她们把思想的种子种在了我的大脑里，如今我已经接纳了这些思想。
约翰•艾顿(John Ayton)，Links of London和Annoushka jewellery的创始人
1986到1992年，我是一名律师，然后才开始经商。我职业生涯中一直在用那些经验，都是大卫•麦克法兰(David Macfarlane)教给我的。他是我在伦敦金融城亚司特律所(Ashurst)时与我同屋的高级合伙人。当你跟一个人近距离相处这么长时间后，你最终也会吸收他的一些品质。
对于我将他视为导师，他可能会觉得有点讽刺，因为在与他共事后，我离开了律师行业。事实上，正是他让我坐下来，告诉我必须在法律与商业之间做出选择——在当律师期间，我就已经启动了几个创业项目，包括Links。我们最终友好分手，至今仍保持联系。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如何谈判，如何全面看问题。
2006年卖掉Links之后，我创建了Walpole Brands of Tomorrow，为年轻的奢侈品企业寻找导师。做导师并非完全是利他的，因为与不断萌发新创意的小型初创企业合作，会让人充满朝气。它还会让你接触到新的市场。
(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