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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贝尔实验室的创新神话

总统奥巴马在最近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谈到:“创新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事实确是如此,当今世界,美国的创新领军企业无处不在,如苹果、微软、谷歌、Facebook等。即便是面对经济衰退,硅谷的创业者仍有改变世界的雄心,继续努力创业。

然而,我们对美国现今的创新文化过于理想化,事实上,这些开拓进取的数码公司不一定就是培养创新的温室。这是我花了五年时间在贝尔实验室研究他们的创新过程得到的一些结论,贝尔实验室曾是曾经垄断电信市场的大企业AT&T的研发中心。

为什么要研究贝尔实验室呢?因为它有许多的例子可以说明我国的科技企业,也就是我们的创新优势如何产生的。同时,贝尔实验室的创新方式也比其他主流企业更有雄心。它的工作人员不仅在国家电信网络系统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同时也更加开拓进取,以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创新发明为工作目标。

实际上,要想在气候改变这些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上取得创新突破,我们很应该参考贝尔实验室的成功例子。它的任务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把我们每个个人以及所有的新机器联系起来,从规模和付出的代价看,这都是堪比阿波罗计划、曼哈顿计划的巨大努力。

Facebook创始人Mark Zuckerberg在给未来股东的公开信中曾说到,公司有一条格言就是“打破常规,快速发展”。而贝尔实验室的格言则是“步步为营,巩固成果”,这听起来有点离奇古怪,就像是一个人拿着计算尺踱来踱去,然后在十点钟准时睡觉,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看看贝尔实验室所取得的成就吧。在几乎整个二十世纪里,贝尔实验室都是全球最著名的科技创新机构,在它的的所有创新发明当中,最为著名的当属1947年发明的晶体管,这仍是当今数码产品以及现代生活的奠基石。这些微小元件可以实现许多任务,其中最为基本的就是电讯号的放大。但是通过电流的微小爆发,晶体管可以实现开关功能,这被有效的应用到信息存储单位中,就是数码界常用的1和0的二进制单位,再把数以亿计的晶体管集成到一块,就成了手机和电脑的芯片。

贝尔实验室还发明了许多让人叹为神奇的产品。例如硅谷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是所有太阳能应用设备的先驱,这里有两位实验人员曾首次获得激光技术专利,与同事们共同创立了一系列早期的标准规范。(每台DVD播放机都有一块谷粒般大小的激光器件,就是首次在贝尔实验室发明的。)

贝尔实验室创立了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展了数码通信的理论技术,创建了第一个移动通信系统。数码摄影的核心基础电荷耦合器件,简称CCD,也是诞生于贝尔实验室。

贝尔实验室还创建了首个光缆系统,随后再通过一些列的发明使得数以亿计的数据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传送。它在计算机编程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基石UNIX以及C语言也是出自贝尔实验室。

以上这些都仅仅是应用技术方面的成就,在理论方面,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编撰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文献,极大的拓宽了物理、化学、天文学、数学方面的研究领域;还有一些工程师集中精力为贝尔电话公司的生产工厂创立了新的生产流程(并非产品)。事实上,如今常用的产品质量控制的统计分析方法,简称质量控制,也是贝尔实验室的数学家首次使用的。

就是这么一群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工作,仅仅是几十年的时间就发明了如此之多的新技术、新理念,他们是如何成功的呢?他们创造了未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这绝不是偶然的机会或者运气,他们必有自己的窍门,那是什么呢?

对贝尔实验室的创新文化有决定性意义的人是Mervin Kelly,也许并没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名字。Mervin Kelly出生于密苏里州乡下的工人家庭,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专业,毕业后到AT&T从事研究工作。从1925年到1959年,Mervin Kelly一直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从一名普通的研究员直到成为董事会主席。在1950年他游玩欧洲时曾做了一个报告会,讲述了贝尔实验室的成功秘诀。

Mervin Kelly有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一个技术革新研究机构需要一群天才经常交流经验、想法,而创新发明更是如此。Kelly先生坚信当面交流才是解决一切的根本,仅仅是电话交流无法解决问题,因此他专门把贝尔实验室设计成理论专家与实干专家在同一环境下共同工作的氛围。例如当年的晶体管工程就是物理学家、冶金家、电子工程师共同工作的结果,理论专家、实验专家和生产专家也都是并肩工作。Mervin Kelly就像是音乐厅里的乐队指挥,在科研和纪律、研究员和开发员、个人和团队之间找到一个和谐且伴有竞争的平衡点。

Mervin Kelly的这种方法有一个因素就是建筑结构。他亲自参与设计位于新泽西州梅山的工作大楼,这栋楼完工于1941年。大楼里的走廊非常长,让人感觉似乎一眼望不到尽头,走在这条长廊上不可避免会跟同事们碰面,从而也必然会讨论问题、分歧以及想法。例如物理学家走过长廊到餐厅吃午饭就像是一块磁铁滚过一路铁屑似的。

另一个因素就是进取心。贝尔实验室有时会被喻为象牙塔,其实说是以生产工厂为地基的象牙塔更恰当。在这里工作的研究员和工程师都清晰的知道贝尔实验室的根本目标是把新的理念付诸实践,创造新的产品。

能源部部长Steven Chu因为1980年代在贝尔实验室的工作成果曾于1997年获得诺贝尔奖。他说在贝尔实验室这样的应用技术研究机构工作不会埋没一个天才的才华,而是使他能够更加专注的工作。在这里,即便是纯粹追求科学理解的研究人员,他的工作也会被采用的。

Mervin Kelly还有一个成功的方法是组织管理。他曾把贝尔实验室的卫星设施建在公司的生产工厂,以便把新的理念付诸实践。但是这种交流是双向的,工程师也要从生产工人身上吸取经验。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制造业逐渐转移海外,这种工业生产的系统知识也随之转移。但是在过去,这种方法确实推动了贝尔实验室的创新发明。

Kelly先生认为自由是非常关键的,尤其在科研领域。贝尔实验室部分科学家有很高的自主权,在很多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们的研究进度,直到几年后成果出来了他才知道。例如当年他成立一个科研团队致力于晶体管工程,直到两年后才取得成功。然后,他成立另一个团队负责晶体管的大规模生产,当时他把任务直接扔给一位工程师,授权他制定全盘计划,随后就到欧洲旅游了。

总之,Mervin Kelly相信别人的创造能力,相信人们会互相帮助。对他来说,在贝尔实验室树立科研模范是很有必要的,就像人们会说就是那个人,写了这本书,事实也确是他所努力写的书。但是让科研人员都在一起工作也是很有必要的,在没有小隔间的年代,贝尔实验室的所有工作人员工作时都要把门敞开。

贝尔实验室的新人碰到难题时,通常都是通过监管员直接向专家模范请教。有些年轻员工听说要向像Claude Shannon这样的著名数学家或者像William Shockley这样的传奇物理学家请教问题时,往往会觉得很震惊,但是在贝尔实验室,这早已习以为常。

Mervin Kelly创新策略的成功之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甚至比其他因素都要关键。Kelly先生说话、走路速度都很快,甚至上下楼梯都带着小跑。但是,除了自由以外,他还给予手下的研究人员充分的时间,甚至几年的时间让他们去研究所认为必要的项目。也许有人会说在当今这个快速发展充满竞争的时代这种做法是不可能的,也有人会说这是没有可比性,因为贝尔实验室跟今天的科技企业不一样,它背后的母公司处于市场垄断地位,能够提供相当规模并且可靠的资金保障,这里的人不需要为了工资收入而刻意迎合常规基准,也不需要抢先把产品匆忙投放市场。

但是我们对创新的追求究竟是为了实现什么呢?有人这样定义创新,创新就是一种重要的新产品或者新程序,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大范围的应用,对经济和社会有着革命性的意义。用Kelly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以更低成本实现更大的工作效益。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几乎把一切事情都用创新来形容。一个手机程序或者一个社会媒体工具是创新,晶体管或者手机系统蓝图也是创新,但这两者是有着本质的区别。有些创新仅仅是增加了几十份就业,带来微薄的收益,有些创新却是创造了几百万个工作岗位,并且给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生活的改善提供一个长期的平台,就像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不断发明的创新那样。

把这些不同的创新概念混为一谈,导致人们以为那些生产简单消费品以谋取盈利的企业家跟我们的创新先辈带来的效益是等同的。历史证明这是错误的,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并非为了盈利而发明了激光、晶体管、太阳能电池,他们是为了得到认可,而且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是发明了新产品,而是一整个可盈利的新产业。

并没有哪一种创新方法是万能的,硅谷的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也不可能倒退回那个市场垄断的年代。正是得益于垄断市场被打破,今天的电信产业才能繁荣发展,人们才有更多的机会选择可承受的产品和服务。虽然AT&T公司仍然保有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实验室,但是推出新产品、新服务的速度相对较慢,价格相对便宜,就像时代杂志所说的:没有企业能比它更保守,也没有企业能比它更有创造性。

通过贝尔实验室的精神遗产我们应当知道不能把技术进步和技术飞跃混为一谈,也该懂得Facebook所倡导的“打破常规、快速发展”或者谷歌的工作哲学“速度至上”并非实现目标的唯一途径,甚至可能还不是最有效的途径。变革来得很快同时缓缓展开,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今天仍然受益于半个多世纪以前所做的科研尝试以及成果。

译者:cha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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