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书有智慧，有的书有趣，而有的书重要。《思考，快与慢》这本书，算是一身兼具三者。有智慧，是说这本书包含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教授几十年来就行为经济学、决策与判断等问题的研究；
有趣，是说这本书作为一本科学书籍，针对的问题恰好是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的“拿主意”、“估计”等认知活动；重要，因为卡尼曼教授已经78岁，虽然直到最近一两年还有学术论文发表，但许久没有出版面向大众的书籍了，我们能看到的他的上一本中文著作还是1982年出版的论文集《不确定状态下的判断》(中文版出版于2008年)。
这一次《思考，快与慢》一经推出，就登上了美国各种严肃书评刊物，并被迅速引进中国，让普通读者有机会一窥一流学者最精彩的学术思想。
脑子里的“快”“慢”系统
“思考，快与慢”，正如书名所提到的，卡尼曼一上来就在书中把我们的认知系统划分为两个部分：“系统1”反应快速、依赖直觉，几乎不需要我们的努力就能完成任务；而“系统2”则懒惰，工作起来就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但它也理性、精确。我们每天都在两个系统间切换。
例如：一眼辨别两条线段的长短只要系统1工作即可，而估算几条线段的平均长度，则非要系统2出马不行。记住，系统1虽然不精确，但是却时刻待命，总能完成任务(尽管质量不敢恭维)。系统2却常常偷懒，精力有限，除非付出主观努力，否则很难做出点什么。
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科学家让我们观察一个打篮球的视频。其中，穿不同队服的人们不停地传球；我们需要数出一种颜色队服的人共传球几次。结果，视频中出现了一个穿大猩猩服装的演员，大部分人都会对他视而不见。计算传球占用了我们的系统2，发现大猩猩这样的任务就无法完成了。
这种差异，使我们的直觉充满错误。卡尼曼和其他科学家的实验表明：复杂而华丽的句子，让我们觉得信息量丰富、容易信服，尽管可能它们什么都没说；咬住一支铅笔保持微笑的表情，看待问题立刻乐观起来，因为大脑无法分辨自己是真的高兴，还是仅仅被一根小木棍抵住了嘴角———正是认知系统的这种不可靠，以及通常我们获得信息的不完备，让我们更可能依赖一些简单的办法完成日常生活中的认知任务。
我们的“简单”办法
我们赖以生存的“简单”办法，在处理日益复杂的问题时经常暴露出毛病。例如，我们从高中高年级时开始接触的概率，常常超越我们的常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似乎不喜欢它。
琳达的故事是作者最为精彩、也是争议最多的实验。作者给参与实验的人一些描述：“琳达，31岁，单身，一位直率又聪明的女士，主修哲学。在学生时代，她就对歧视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较为关心，还参加了反核示威游行。”之后，作者继续给出一系列描述：“琳达是小学老师。琳达在书店工作，她还在学瑜伽。琳达积极参与女权运动。琳达是妇女选民联盟成员。琳达是银行出纳。琳达是保险推销员。琳达是银行出纳，还积极参加女权运动。”好，到这里请先停一停。读者不妨在心里对这些描述做一个排序，哪些可能性更大。记住你的答案继续看。
和很多读者一样，大量参与实验的人都将“琳达是银行出纳，还积极参加女权运动”这个描述的可能性排到了“琳达是银行出纳”之前。但是等等，按照概率论，两件事同时发生的概率要小于任何一件啊(实际上是两件事独立发生概率的乘积)。但是，因为之前对于琳达大学时生活的描述，很多人都对女权运动这件事非常看重。
对概率问题的非理性思维还常常引发公共事件，最典型的莫过于安全问题。焦虑情绪让我们高估风险，只要想一想我们身边那些听起来极不可信的食品安全谣言就不难发现，尽管有些谣言到了荒唐的地步，但是因为关系到健康，我们通常喜欢采取宁可信其有的态度。
进一步，我们习惯上要通过因果联系理解事物，结果经常把仅仅是相关的事物理解成了前因后果。更有点意思，也有点悲哀的是，小样本经常带来巨大的统计风险，但是我们还是喜欢夸大自己的经验，让身边的世界显得简单而有序，忽略掉那些展现世界复杂多变的证据。而根据卡尼曼等人的研究，实在有太多的事情仅仅是因为运气，我们却更喜欢将他们归因为一个我们能接受的理由。
有点讽刺的是，书中举了一个例子，研究那些年薪极高的股票交易员，如果看他们多年的业绩，就会发现，与其说他们有什么天赋或者秘诀，不如说他们只是某些年头运气好。长远看来，大家的投资能力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卡尼曼甚至建议，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专家的预测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清楚了解人类理智的限度，这可能是智者最大的智慧吧。
探索人类非理性的规律
“人类的非理性”，这个题目怎么看都来自心理学领域。其实，卡尼曼最初的研究也并不是从“非理性”开始。书中，卡尼曼介绍了自己早年做的人类瞳孔在思考时大小变化的研究；更早些时候，他在以色列军队服役，尽管只是一位22岁的心理学本科毕业生，就在那个初生的国家协助建立了军官甄选测试。
然而，这些研究几乎很自然地将他逐步引入到人类认知复杂性的领域，他的关注点逐步涉及经济学最为核心的一些概念。而且，大约正因为卡尼曼和他的合作者们主要是心理学和数学背景，他们不受经济学教科书的刻板影响，从另一个角度，开创了经济学的一大研究方向。
经济学的著名假设之一就是理性人，把人的决策行为看作遵循理性，遵循效用最大化。然而，非理性的决策实在太多了。我们不仅将金钱虚掷到一望就能知道稳赔不赚的赌局中，还经常因为担心损失放弃天赐良机般的投资机会。举一个读者都感受过的例子，一套餐具有五个盘子，完好无损，另一套有六个，有一个是坏的。通常，后者的定价反而低于前者。因为坏的那个实在让我们不舒服。而投资和赌博这件事，如果仅仅用数学模型计算博弈，恐怕和真人的操作结果大相径庭。
卡尼曼等人发现，损失造成的痛苦，远远大于收益带来的快感。损失100块，和少赚100块，在经济学上有时没有差别，对我们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验。一旦涉及风险，尤其是风险被强调时，我们理性的商人心灵就会偃旗息鼓，换上那个规避风险的，尽管其实是非理性的头脑。是的，我们很少去实际算算数学期望。
效用的概念来自现代经济学之前，伯努利提出它，无数经济学家，不管是研究微观经济、决策与判断、博弈、福利经济学……都要面对这个让人有点头疼的概念。卡尼曼等人的研究把效用问题更好地与心理感受结合了起来。他们发现，不仅仅对于穷人和富人，一块钱的效用不一样，对于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判断方式中，效用也不同。
一个有趣而又真实的例子是，股票持有者喜欢抛售赚钱的股票，而持股亏损的部分。尽管抛售可能带来相同的现金，而且抛售亏损部分还能免税以及降低未来风险，大家还是喜欢那个“我投资成功”的快感，尽管实际上这种快感是我们花钱(纳税)买来的。
我们都熟悉“金钱买不来幸福”这句话，但它恐怕是错的。金钱当然能买来不少的幸福，关键点在于，花多少钱买多少幸福，怎么花钱买，研究这些问题不考虑人的心理状态，仅仅靠数字本身，是不够的。因为人的非理性，建立在理性人地基上的经济学大厦就存在一些根本的漏洞。卡尼曼等人的工作用一系列研究，不仅证明了这种漏洞的存在，而且提示了一套方法，让我们得以探索人类非理性的规律。记住，非理性并不是疯狂，并不是毫无规律、随机，而是根植于我们认知系统的一套决策方法。
我们已经在各种书籍中看过太多来自卡尼曼的二手货，这一次，《思考，快与慢》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读读他自己是怎么说的。扔掉那些傻呵呵的励志书和充满错误的心灵鸡精(哪里有什么鸡汤)吧，读《思考，快与慢》，你将不得不“慢”，因为打破常识的部分不少，你不得不慢下来，动用你懒惰的系统2。但是，这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对人性能有深入的一瞥。在快的时代，这种机会似乎不多。
卡尼曼其人
丹尼尔·卡尼曼生于1934年的特拉维夫，儿时在欧洲居住。作为一名犹太人，他经历了纳粹肆虐的二战时期。在他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提交的自传中，他提到，犹太人的童年围绕着父母谈论的家长里短，让他对人的复杂性自小就有了概念，也许就是这种经历让他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日后他们全家定居巴勒斯坦，1954年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取得心理学学士学位。之后，他加入以色列国防军服役，退伍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
上世纪60年代末，他遇到了毕生的合作者阿莫斯·特沃斯基教授，之后开启了一段辉煌的学术生涯。两人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与同时代的几位先驱者创立了行为经济学。后来，特沃斯基不幸去世，而卡尼曼则因为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杰出共享，成为著名心理学家。因为其“将心理学研究的洞见纳入经济学，特别是对于不确定状态下人类决策与判断的研究”，卡尼曼与另一位经济学家、开创实验经济学的佛诺·史密斯教授分享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太多这样的“大牛”仅仅被学界知晓，对于公众则有点遥不可及。比如卡尼曼的夫人安妮·崔斯曼教授也是一位知名的心理学家，但离开心理学界，知道她的人就不多了。卡尼曼的知名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也和他的研究领域关系颇大。他研究的正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情：决策与判断、快乐心理等，而他的研究结果则表明，我们比我们自己知道的还要复杂、还要非理性。你可能没听说过他，但是用他的研究成果举的例子在《读者文摘》这样的通俗读物里也不难找到，更不用提各种通俗经济读物甚至心理自助书了。
严格地说，卡尼曼并不是一个热衷于科普书籍的作家，但是他和他的同事杰出的学术贡献，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给出了深刻的反思。相较之下，近年来很多研究开始将目光投向社会行为的神经基础，用磁共振脑成像之类的法子探究问题。卡尼曼教授的工作专注于人类的行为，严谨地避免过多关于机制的推论。在如今的心理学界看来，似乎不那么时髦了。但是他的实验充满巧思与洞见，却不会是科学史上昙花一现的观点。
本文原发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