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热”正在西方掀起思想论战风暴。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成为第一本能够连续数月高居社科书籍排行榜首位的学术著作，诺贝尔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盛赞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至将是近10年来最重要的一本书。”同时，它也被所谓的右派广泛质疑。
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把财富不平等现象放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皮凯蒂认为经济学家往往忽略了历史研究，而历史学家也忽略了经济问题，因此他自己把这本书定义为关于收入和分配的历史书。
皮凯蒂的核心结论是：r＞g，即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资本得到的越多，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他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本身并不是最值得担忧的，但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低于财富增长速度，将会带来尖锐的社会和经济矛盾。
他把19世纪的数据与21世纪的数据进行了详尽的类比，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财富分配的问题，一战前，财富都由寡头垄断把持，贸易自由主义向贸易保护主义过渡，财富不平等会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世界范围内两次财富不平等现象大幅下降也都与两次世界大战有关，如今贫富差距也急速恶化，与一战前相似。
尽管皮凯蒂并不是第一个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学者，但此书依然受到最广泛的关注。因为该书首次在把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放在一起研究，并且引用了几百年的数据研究了长期财富分配，研究上一辈的财富通过遗产转移到下一代，并从代际间的不平等引发了对现实的思考，与以往研究财富不均等中更关注短期问题大不相同。
保罗·克鲁格曼在他的评论中写道：“《21世纪资本论》一书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摧毁了保守派最为珍视的一些错误信条。保守派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靠才能成功的时代，富人的巨额财富都是赚来的，也都是应得的。”
皮凯蒂在书中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如果人口数量增长停滞，假设每个夫妇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会继承两边的财产。因此，未来十年里中国人的遗产继承会越来越多，而那些只有一份工作的人，尤其是农村打工者，会非常难以取得城市资产。
同时他还举了另一个形象的案例：利利亚纳·贝当古，欧莱雅的女继承人和法国最富有的人，目前拥有超过300亿欧元的财富，但其申报的收入每年从未超过500万欧元，不及其财富的万分之一。这种情况下，即使对贝当古收入征收10%甚至90%的收入税都一无所获。
然而，对于一个每年资本收益可达10%的企业家而言，收取1%～2%的财富税相对较轻。同时也强迫那些不能有效利用财富的人出售资产来支付税收，从而确保这些资产在更有活力的投资人手中。
在当前美国社会，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前1%的人掌握了20%的财富。皮凯蒂引用的数据指出，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贫富分化还在继续恶化。美国将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财富分配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时代。
这本书看似观点激进，但整个论证过程非常中庸，这体现在依靠大量数据做了大量的分析和建模，也引用了巴尔扎克和简·奥斯丁小说等小说材料来描述当时的社会状况。看起来激进的焦点是皮凯蒂最终提出的解决方案。
他提出的措施是提高教育水平，并对所有收入和资产实行累进税制，不仅仅是工资收入，还包括房地产和金融资产在内的所有资产。由于私有财产往往会在国际和地下钱庄发生转移，且具有不透明性，因此这一措施还需要全球各国配合实现。
假设要对贝当古征税，绝不仅仅是工资和房屋，还有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公司营业收入、股票分红、遗产继承等300亿的总资产征税；假如法国征以重税，这就会引发金融资本逃离本国，像瑞士、奥地利等银行寻求庇护。
书中也曾提到了塞浦路斯危机中，三驾马车成员提出类似于“累进税”的提案最终无法得以实行，皮凯蒂称“储户被要求帮助解决危机时没必要感到震惊，因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要为政府选择的发展战略承担责任的”，“也许是累进资本税面临纯粹的意识形态障碍，需要花时间来克服”，这似乎并不符合人性以及资本的天然逐利性。
“全球资本税的想法是一个乌托邦。”皮凯蒂在提出此解决办法的第一句话就强调了这种方法的不可行性，这需要各国有非常高，甚至高到不现实的国际合作水平。但同时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乌托邦，至少可以朝着这个方向从区域合作开始逐步改善。
尽管皮凯蒂在书中指出，高管工资与他们对企业的贡献没有直接关系，但他并未对好资本还是坏资本做出区分。80年代，美国的不平等正是因为出现了比尔·盖茨、乔布斯等创新者，并让创新造就了一批富人，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但这并不是一个坏现象，由微软和苹果这些科技企业创新所带来的价值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梅建平就提出质疑：“马云现在富可敌国，阿里巴巴一上市使得中国整个不平等有了很大的上升，我认为这是好的，在分析当中要把资本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财富阶级利滚利得到的财富积累还是由于创新所带来的不平等区分开。”
另一大质疑是，比尔·盖茨、巴菲特的钱都是自己通过创新和合法途径赚的，他们的子女是否有资格继承，政府是否有资格去对这些既有私人财产征收重税。这也难怪乎此书受到了华尔街的严厉批评。
按照他的观点，如果财富大量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剩下的人将无立锥之地。这让我想起曾经看到的一个真实故事：钩虫是一种寄生于人体内并肆虐热带地区的灾祸之一，每年杀人以十万计，何特兹（PeterHorez）以毕生之力研究出一种可以对付它的疫苗，却找不到药厂愿意测试。之所以不愿意投入研发，是因为这种病的患者太穷了，药厂并不能从此生意中获益。此类情况并不少见。
最后何特兹通过“盖茨基金会”获得了巨额资助，并在写给基金会的信中提到“这是宗保证亏本的生意。”比尔盖茨有心改善第三世界的卫生状况，却立刻意识到没有银行和药厂不以牟利而存在，因此成立了公益基金。这也是巴菲特著名的那句“市场经济解决不了贫富差距”。
但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在此之前成立公司并赚取巨额利润，又哪里来的基金会救助。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平衡博弈的过程，既得利益者也会竭尽所能拿出资本维护稳定状态以利益最大化。
自由市场经济思潮与国家宏观调控主义一直都在历史中循环往复出现，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任何一种力量的壮大都依存于社会现实和上个经济周期的教训，而一种声音的极速扩张，反思之声也会随之而来。
“皮凯蒂热”现象正是自由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后，人们看到资本主义带来的欧债危机等种种问题引起反思。这或许也与皮凯蒂的成长环境有关，他出生在1971年的法国，正好是战后的一代，并且见证了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带来的问题，其著作的主要数据也都集中在对欧洲经济的研究。
他所提出的问题最终陷入乌托邦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政客们本就与经济巨头们在同一条船上，想要从税收政策上动那1%的人的利益，无异于痴人说梦。
放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来看，北京最好的教育资源集中于西城区和海淀区，由于入学有着严格的按区域划分制度，那些财富拥有者们可以花费高昂的学费把孩子送到还不错的私立幼儿园，但只要是银监会的工作人员，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跨区域任选学校，这些由于特权带来的社会矛盾，绝不是简单的财富分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