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认识一个思想家，就如同透过思想家的理论去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样，要比单纯沉醉于其话语体系里给我们带来更多生动的感受，在理解他们思想的力量上也会得到更为切实的收获。看他们穿行于历史的变迁之中，被烙上时代的累累印记，可以形成一种有着丰沛历史感的理解。正是从这些印记中，我们才能见证思想家在不同时空场景中非常不同的遭遇。
这些不同的遭遇可分为两类，一是影响力不减，但其走向却被严重歪曲；二是在沉寂多年之后才被人发现而重新焕发出光彩。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前者如以赛亚·伯林在《休谟和德国反理性主义的起源》一文中讲述的，民族文化空间的变化使一种哲学发生畸变的故事：休谟哲学的谦和品质注定了他与民族激情和宗教狂热格格不入，但是他的怀疑主义到了有着“迷乱人生观”的德国人哈曼那儿，竟然能够蜕变为给神秘主义浪漫派助阵的利器。
另一个不为伯林所知而我们十分熟悉的例子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欧美多是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到了中国竟成了激进派保种图存的呐喊。至于后一种沉寂多年后重焕异彩的例子，我们也可以举出被伯林发掘甚力的维柯，当然也有这里就要谈到的哈耶克。
我常想，思想大师的原典固然必要，但这事也跟吃汤圆差不多，若是只吃汤圆不喝汤，是会失去很多味道的。要想知道那些思想是怎样成熟的，它后来的命运如何，它为何以那样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都得从思想史、从鲜活的历史脉络中寻找。从这样的追寻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用一些呈现于历史中的老眼光来看待“新问题”，比起各种貌似新颖的理论来可能更具说服力。
比方说，研究当下国情的学者，如果看看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或是俾斯麦当政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么对今日的社会情状也许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世界近代化的历史上，不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威权主义政府也是蛮能干的，它们的成就并逊色于当世，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当然与今天多也有相似之处。
我们若是搞清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令马克思连连叫好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今日一些知识人为何对当下“道德破产”的世风怒不可遏；知道了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那种无所信持的市侩政治时也不得不放弃自己建立在阶级分析上的国家学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今天有那么多人感到现成的理论模式根本不足以捕捉纷繁缭乱的社会事实。
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经常把我们貌似完备的新学说逼入困境，让我们不得不回到几乎被人遗忘的过去寻找智慧。如果说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大写的“历史”果真取代了神的启示，那么这位新到任的神祗是很会跟人类开玩笑的，它有时仿佛把自己的行踪坦露于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变得十分欣喜和张狂。
等到问题成堆乃至尸横遍野之后，我们才醒悟到它那样做其实只是为了戏弄我们。但幸运的是，在某些时候，总还有那么一部分冷静的人不为所动，才使得思想史乃至于历史本身，不至于完全变成一场闹剧。
时代思潮
思想家本人的生平既然是这种历史的一部分，有关他们的传记文字也就成了这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既然这些年来有那么多人倾慕于哈耶克的思想，在尚无一本哈耶克的生平传记可以利用的情况，这本传记的出版自有它的难能可贵之处。
对于欲了解哈耶克本人的社会哲学体系的人来说，能够从此书获得一个详尽的阅读线索，它也确实能够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上个世纪的遭际——这个世纪与思想家本人的平淡生活大不相同，倒是充满了复杂多变的戏剧性情节的。
文本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看好了。我在这里只想根据自己对这本译著的阅读体会，谈谈哈耶克一生中两次思想上的重要转折。它们都发生在哈耶克学术生涯的早期，其一涉及到他本人思想立场的转变，另一次转折则涉及他对观念传播的认识问题。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两次重要的转折，也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哈耶克。
弗里德曼在谈到经济政策的演变时说，一个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是受着一些“潮流”左右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转机“总是以思想观念风气的变化为先导”。他从过去一百多年里总结出在经济领域里相继出现的三大潮流，即“自由放任的兴起”、“福利国家的兴起”，和“自由市场的复苏”。
有些人从这些言论中说不定能嗅出些许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因为我们在西方以外，未必能够发现这样一条清晰的变化线索。不过在西方社会的内部，这些“时代潮流”的嬗变过程确实可以找到丰富的经验事实。在讲到“自由市场的复苏”这一潮流时，他认为大众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几部发挥了巨大威力的著作，这其中自然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今天大概无人可以否认，哈耶克的思想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多里促使人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上，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初推动他走上这一漫长的思想征程的，却是弗里德曼所说的第二个潮流，即“国家福利主义”的崛起。
从这本《哈耶克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他开始认真思考社会问题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那时整个欧洲呈现出两大基本特点：一是社会政治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作为这些变化之象征的事件，有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和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了对奥匈帝国七百年的统治。
而在哈耶克本人的故乡维也纳，这个一度繁荣无比的国际化都市，也就要变成一座自由即将衰亡的城市了。与这些政治事件相联系的则是西欧各国逐渐推广的普选权，以及由此导致的大众政党的崛起给传统议会制提出的挑战，这使欧陆传统人士对十九世纪的精英化自由主义是否还能存续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的第二个特点是政治环境的变化给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即“人们都开始认真考虑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问题”。按哈耶克的说法，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不管从伦理上还是从经验上说都是如此”。这种思潮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刺激下，逐渐超出书斋和报章的讨论的范围，开始进入一些国家的政治操作过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奥地利的政府便相继通过了国有化法案。
可以说，在上个世纪的头三十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随后的经济大萧条的发生这三件大事，已使19世纪上半叶的传统自由主义彻底陷入休克状态，建立在契约自由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理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强调国家干预的言论所取代，鼓吹这种理论最力的，当然是欧洲的左翼社会主义人士。
凡是在二十世纪有着知识成长经历的人，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在动员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能力，想必都有深切体会。它在引导人们关心广泛的社会问题、激发他们的道德勇气上所展示的力量，大概是任何一种学说都难望其项背的。此外，由于新近出现的大众民主制度提供了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的可能性，也使无数知识分子在面对他们视为龌龊而无序的资本主义世界时，毅然走上了左翼政治活动的道路。
哈耶克也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受到了这些时代风气的影响。作为一个心智敏感之人，他强烈感受着动荡中的既有秩序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他和许多想为欧洲文明寻求出路的青年人一样，成了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利用在意大利战场上的空闲时间阅读一些“有着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学著作”，在战后进入大学期间，他甚至在神学课上也潜心阅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
然而幸运的是，在哈耶克受到社会主义吸引的同时，适逢米塞斯发起了针对计划经济之核算问题的大论战。对这场论战的关注以及不久后与米塞斯的相识，成为促使他对当时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进行知识反省的第一个契机。在对计划经济的严肃思考中，他不得不面对一个认真看待科学研究的任何人都会提出的问题：“这些如此引人入胜的社会主义计划，有无实现的可能？”可以说，没有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就不会有哈耶克后来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体系。
不过我们不必夸大这个问题的重要作用。如果只停留在理论研究的范围内，这个问题无论有多么大的价值，也不过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能造就一位出色的专业经济学家，却很难说也可以成就一个扭转时代大潮的思想家。
在一个集体主义盛行的时代中，仅在经济学领域内有着对待知识问题的严肃态度，而没有一点儿历史的使命感，大概尚不足以促使一个人下决心穷毕生之力构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哲学。
事实上我们看到，从哈耶克步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直到三十年代末以前，他虽然也有很出风头的时候，譬如在专业经济学杂志上与凯恩斯的论战就曾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甚至一度使伦敦经济学院几乎“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哈耶克的信徒”，但他这种名声大体上依然只局限于经济学专业的学术圈子。
促使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家向一名社会哲学家转变的第二个契机，发生在三十年代末。此时资本主义世界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早已使人们不再关心他那些有关货币、价格和商业周期的理论。用凯恩斯的话说，他的经济学理论不过是一些“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和“垃圾”。这使哈耶克在学术圈里再次陷入沉寂。
哈耶克并没有因为自己学术地位的边缘化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对那些相信国家干预的药方可以拯救西方于危难之中的人，仍然抱以毫不动摇的怀疑态度。这首先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知识分工理论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孤寂的处境反而使他变得更加顽强，他开始深入思考一个超出了单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现象。
他所提出的那个纯粹知识论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能否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理想目标，开始演变为一个视野更为宏大的问题：人类在思考如何改进自身的社会处境时，何以会普遍地受到一些错误观念的支配？
“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据这本《哈耶克传》称，他在1937年编过一本《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文集(副标题是“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个题目似乎显示着此书没有超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论域。但据哈耶克本人说，他所以承担此项工作，是因为他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深刻的新见解，尚没有传进英语世界”。
这项旨在传播一种正确观念的工作，成了哈耶克从经济理论转向政治学说的起点，他从此以后才开始“搞起了政治哲学”。他认识到，必须从更宽广的角度向人们解释清楚，一些错误的观念如何导致了“天真的结论”。哈耶克思想发展中的这一重要转折的原因，我们从他同年出版的《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可以看到更清晰的表达。
他在该书中说：“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因此他认为“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哈耶克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不但看到观念传播在决定舆论中的巨大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坚信只要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当然，一旦认识到决定着各种经济问题之解决方案的是它们背后的一些道德和信仰因素，对于一贯秉承奥地利学派哲学化的主观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哈耶克来说，从经济学转向一般社会理论的研究并不费力。
这一学派的哲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倾向于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关系之一种来看待，因此用今天的话说，它很容易变成“经济学帝国主义”，把自身的适用性扩展到狭隘的经济学领域之外。
例如，它的世界观否定社会现象中的规律具有客观意义上的真实性，而是认为这种规律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它们并据以采取行动。从这个角度观察到的社会行为中表现出的规律性，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而是一些人们有关自己能够或应当做什么的信念。
从这个角度看，哈耶克与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一样，都相信塑造“人类行为世界”的是某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既定物质条件。用哈耶克本人的话说，人们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包含的宗教仪式或咒语，就像我们视为正确的任何自然规律一样，对社会研究者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对于正在进行实物交换的人，无法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区分出他们是在交易还是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所以若是不考虑其中的主观因素，便无从知道这种行为的真实意义。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学中的这种主观主义视角，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
既然观念在形成人们的“客观行为”上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对观念传播者的批判便成了至关重要的任务。米塞斯在这一点上也对哈耶克有着突出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一书是哈耶克承认对自己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两部著作之一(另一本是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米塞斯在这本书中认为，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所以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民的领袖。”这些领袖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
这些充满道德激情的知识分子在群众中传播危险的观念，使人们无法认识到建立在个人产权和交换制度上的市场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生死攸关的重要性。米塞斯在这本书里大声疾呼：“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社会主义的观念”。
熟悉米塞斯和哈耶克思想风格的人想必都会同意，“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的信念，最可用来解释这两位思想家数十年坚持不懈的思想勇气。和米塞斯一样，哈耶克从《通往奴役之路》开始，便把他的主要对手定位于那些充满伦理理想和建构主义热情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强调自己与其对手之间的分歧不在于道德目标，而在于对一个高效而自由的社会组织方式的认识论差异。
他从西方思想史中观察到，试图以“工程师精神”(这个出现于《科学的反革命》中的概念，后来演变为更为人们熟知的“建构理性主义”)改造社会的理想，无论在什么地方，最初都不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所要求的，而是一些在道德信念上无可指摘的知识分子，根据某种抽象的思想原则构想出来的。
他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中说，民主国家的人们“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是指知识分子用自己一时的具体想法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当民众就某些问题进行投票，而他们所持看法不同于群众的流行观点时他们对投票施加影响的程度，那么以上观点当然不能算错。然而若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时间，他们在那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发挥着这种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哈耶克从三十年代末开始，便踏上了为挽救自由制度而四处征战的不归路。从二战时期时写成的《科学的反革命》和《通往奴役之路》，到朝圣山学社的成立和《自由宪章》的出版，直到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哈耶克的思想其间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一个安于书斋的学者，而是一个以捍卫人类自由为己任的观念斗士。
用这本传记中的话说，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驱使他进行研究的，乃是对公共利益的巨大关切。”一种“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使他成了一个“伟大的道德主义者”，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在观念世界里匡谬纠偏的热情，即使年届耄耋之年依然未曾稍减——他其后的思想历程，使他成了一个最有资格说“吾道一以贯之”的人。
1978年，他甚至打算通过一场公开的辩论，与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一较短长——他也许希望能够通过自然科学中的常规做法，即用扎实的证据和坦诚的交流来证明对手是错误的。在提出这种设想时他大概忘记了自己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做的严格区分：作为社会科学之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因其背后都存在着某种信念而不可能有真正客观的基础。
既如此，我们不难设想，在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要里取得科学意义上的共识是何其不易。不用多说，这一计划的流产也在情理之中。
莫再为了忘却而纪念
但是，尽管哈耶克的对手们不易说服，他在同他们的对垒中勿庸置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我看来，对哈耶克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予了最恰当的总结和评价的，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是来自他的一个对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著名学者、《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面对八十年代以后自由化的滚滚洪流，在1999年为他的同志们概括出了导致“新自由主义”获胜的三条教训。
在他看来，这首先要归功于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首的自由主义者敢于反对某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他们猛烈抨击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政策，尽管这样做完全不得人心。“他们长期坚持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对派态度，当时得到公认的‘理智’和‘科学’就算没有认为他们是疯子，也是把他们当作怪物。他们一直坚持到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能使他们的纲领得到具体实施的历史可能性的时候。”
其次，这些自由主义者在自己的信仰上从不让步，缺乏中庸之道是它们的显著特点。“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彻底性和思想上的坚定性，才使它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但是它这种毫不妥协的最高纲领又是“高度可操作”的，它提供了一个激进措施的巨大宝库，可以被运用于各种情况，并可以随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
第三，这些自由主义者不承认任何已经确定的体制是不可改变的。在五、六十年代，资产阶级根本不敢设想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量辞退员工而不会引起社会骚动，更不敢设想能够对市政工程、邮电通信、学校甚至监狱实行私有化。
但是当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长期的经济衰退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这一切都被证实为可行的了。安德森由此得出结论说，无论多么神圣或多么为人所熟知的体制，都不是原则上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柔弱和可塑”。
显而易见，安德森在总结出这三条教训时，几乎不提自由主义的理论细节，也没有反省自己的理论有何问题，而是着力强调了意志或精神因素在导致其取胜中所起的作用，因而是不足为训的。但他确实十分真诚地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表现都是左翼力量需要努力学习的地方。
本应坚信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重复着哈耶克本人在五十年前的话：自由主义者必须从社会主义者的成功中学会“他们敢做空想家的勇气”，他变成了和哈耶克一样的唯心主义者。他欣赏后者早就悟出的道理：一种看似稳固的制度，在观念的进攻面前是多么“柔弱和可塑”。
安德森说的不错，既然哈耶克确曾因拉斯基和凯恩斯等人而黯然失色，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何不能让这个故事再重复一遍呢？这从一个侧面再一次提醒我们，哈耶克在七十年代以后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非因为他提出了一种什么新理论，倒不如说，这仅仅是一次老旧观念的复辟，是新潮流来临之际“为了忘却的纪念”。
由此说来，尽管哈耶克是当代政治哲学家中间思路最清晰的人物之一，他也不会因为这种清晰而免除再次被人误读或遗忘的危险。今天已经有不少人认为，对于俄国经济的“休克疗法”造成的混乱，那些笃信哈耶克市场理论的政策操作者难辞其咎；在中国，许多受到哈耶克影响的人，或是因为鼓吹加快市场化过程，或是因为容忍新权威主义，也开始被人指责为“背叛了民主的自由主义”甚至是“新权贵阶层的同谋”。
这些指责当然都不是没有原因的。遗憾的是，哈耶克对这些事情会做出怎么的评说，我们已经无从猜测。尽管哈耶克本人认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一个有限的法治政府和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但是不难想见，只要民生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只要民众一方不愿接受大量“潜规则”下的“市场竞争”，而掌权者一方不愿接受“有限政府”；只要自由主义是以“侵吞公产的私有化政策”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么对哈耶克的误读或遗忘就随时有可能发生。
对于那些希望它发生的人，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凡是那些想避免它发生的人，则始终应当牢记，哈耶克不但是一个“顽固的市场主义者”，他还是一个休谟或柏克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把专横自负的权力，无论它来自什么地方，视为人类自由的头号敌人；他认为没有个人责任担当的道德追求根本就不是道德追求；他相信“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禀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柏克语，《致命的自负》第二章开头的引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