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轻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BMW，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
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
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
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
有自信的人，总是很安分地做自己
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
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
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
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
他不会觉得赚的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
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四千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
二十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二十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地在那里调制咖啡。
和自己在一起
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
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
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飚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飚车族。
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系统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
我用这种既像在体系内、又像在体系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
三十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
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
梦想与现实，就像天平的两端，怎么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
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更喜欢稳定的生活、安定的工作，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这样的状态下越成功、越顺利，生命力越容易被削减。
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三十多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削减到失去了生命力。
我的思考是：不是不能求稳定，但生命力却不能被削减到没有。
孤跟独，本来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讲“solitude”这个字，“孤独”是因为“唯一”，里面有自负的含意。
个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也因为这样，你问我对“三十而立”的诠释是什么？我觉得是回来做自己。
三十岁以后还不知道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会很辛苦，你的榜样永远是别人。
两种态度，找回生命力
首先，竞争最好的对象是自己。
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对手比，但长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赛，因为跑到最后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却要跑出体能的极限。
所谓成功，最后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不断长跑，像严长寿、郭台铭，都是跟自己竞赛，不是跟别人比。他们是完成自己。
其次，我们一方面追求稳定，可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后会造成整体环境的萎缩，它会愈来愈没有创意。周休二日你在做什么？这两天是让你回来做自己，是累积生命力的开始。
前几年电影《练习曲》在台湾影响很大，有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跟老板说要辞职去环岛，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老板问：“你需要几天？”他说：“17天。”
老板说：“好，放你17天假。”回来以后，他表现更好。
我想企业中是容许这些对话的，制度中并不是没有弹性。我不担心制度，却担心人在制度中的“无感性”，所以，还要找回你的感觉。
你有多久没闻过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这家咖啡跟别家不同，宁可绕路去买？
有句话说“人不可无癖”，有几样怪癖，人会比较快乐，这表示你有所爱，有所选。
记得，不一定要打破安稳的生活，但要知道稳定不是永远。一旦生命力消失，即使在安稳也不会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会很快流失你原有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