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与世长辞，给世界留下了一幅洛夏图。洛夏图的墨迹本来没有什么涵义，却能为观众的希望和恐惧提供绝佳的投射对象。李光耀和洛夏图有一点差异。他身为卓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一再企图将观众的心理投射变现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他并不总能成功，但特别擅长在事后掩饰失败，将失败重新塑造为另一种性质的成功。在这些方面，他不愧是西哈努克亲王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同侪。然而帝力之大，一如人力之微。千面佳人寄余命于寸阴之际，已经力不从心。余子碌碌，阻止不了闻风而来的鬣狗大军。后者急欲消费李光耀的各种形象，一如李光耀原先乐于消费自己的各种形象。
李光耀形成性格和判断的时代，南洋仍然笼罩在体面社会的余绪中。在今人的眼中，那个社会比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更加奇异和陌生。那时，没有几个人会怀疑大英帝国的永恒。伍德豪斯和吉卜林作品传递的价值观，似乎像圣经一样无可置疑。甚至蒋介石这种天天在日记中反帝的极端国家主义者，都无法真正想象自己的期望能在有生之年实现。李光耀当然不属于这种革命浪人。他所在的团体离不开价值阶梯，犹如士大夫离不开科举。价值阶梯与其说是一种利益的保障，不如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心理寄托。你自己能不能在价值阶梯上多爬几层，那是次要问题；有没有一个可以往上爬的价值阶梯，那才是主要问题。在价值阶梯稳如泰山的情况下，个人的成败只是技术性问题。在价值阶梯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生活和奋斗本身都会失去意义。
大英的到来解决了华人械斗的陋习
大英帝国的和平所及之处，都会出现海峡殖民地华人这样的团体。他们缺乏政治德性，尤其缺乏武德。他们如果得不到善意的保护人，就会惨遭屠杀或自相残杀。后一种情况经常要糟得多。英国人和荷兰人征服南洋以前，散布在这里的华人小共同体就遵循了一种酷似日后三合会的行为模式。他们殖民的地区犹如警察罢工时期的芝加哥黑帮控制区，不仅陷于永恒的战争状态，而且战争习惯法往往比芝加哥黑帮坏得多。胜利者经常屠杀男丁，强暴妇女。在日后产生海峡殖民地的马来半岛，华人小共同体的械斗同样残酷，而且更不光荣，因为他们争取的目标不是本团体的胜利，而是当地苏丹的功臣资格。
英国人结束了这种讨厌的游戏，使所有各方都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些骄傲的殖民者看到华人的习俗，感觉不比看到印度的谋杀教团舒服多少，觉得这些人就是一群随时会作伪证的黑帮分子。不过，改良社会不是英国人喜欢的任务。他们的风格是厌而远之，希望不同习俗的族群各自因俗而治，谁也别来恶心谁，只要大家给皇家海军一点面子，不要公开大开杀戒就好。
海峡殖民地就生活在这种高度割裂的自治状态下。更准确地说：海峡殖民地的宪制更接近神圣罗马帝国或英印帝国，与其说是一个邦国，不如说是众多政治实体的组合，其中大多数政治实体还没有资格称为邦国，更不用说民族国家了。英国人对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合邦采取不同的政策，自有其道理。马来各苏丹国依靠输入伊斯兰教的组织模型，已经具备了前近代邦国的形式。英国人的保护发挥了两方面的作用，既阻止了暹罗王国兼并各土邦的近忧，又遏制了苏丹滥施东方专制主义的隐患，为立宪君主制和联邦制打下了基础。海峡殖民地连君主制和土邦的规模都没有，英国人无法在华人帮会和土著部落的基础上建立像样的政治组织。
如果日本人面对同样的局面，恐怕就会不惜血本地推动近代化的社会改造工程，但这不是英国人的作风。除非臣民自己愿意改变自己，他们不愿意强迫任何人进步。各种华人社团生活在这样的统治下，几乎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除了丧失械斗的自由以外，他们的习俗跟留在闽、粤的乡亲没有多大差异。国界线几乎不存在，护照签证纯属庸人自扰。
渴望当上高级经理人的李光耀
这种近乎世界大同的局面在欧洲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南洋结束于冷战和反殖民主义。时间差源于一项非常简单却经常被人忽略的事实。欧洲是历史的中心区，远东是历史的边缘区。英国统治的旧世界在欧洲称为自由主义，在远东称为殖民主义。旧世界的光芒首先在欧洲熄灭，黑暗需要越过广阔的空间才能波及远东。
如果这种体制没有其它方面的好处，至少统治费用可以降低到人类社会能够允许的最低限度，从而产生了有利于原始型资本主义的某些条件。海峡华人社会卸下了统治的负担，体验了搭便车的幸福。他们天生喜欢托克维尔最讨厌的那种原子化个人主义，希望烦人的公共事务都由别人去管，自己可以专心发财致富。华人社会引以为荣的经济成就，主要源于这种政治德性。他们不大愿意承认：这种商鞅式的个人主义对共同体的组织能力多么有害。欧洲人的所谓资本主义如果跟他们一模一样，根本没有什么征服世界的可能。土著之所以不愿意像他们那样发展，部分原因在于共同体的组织资源比财富更重要。
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搭便车的团体得不到体面的统治。英国殖民地享受了英国政治资源的输出，这种局面注定是短命的。李光耀所在的社会没有能力想象这一点。他们的奋斗理想就是文员的理想。他们希望在办事人员的层次内尽可能地高升，却并不希望上升到管理层面，也想象不出管理层的工作性质。他们不是华人社会的全部，只是华人当中自愿和主动模仿殖民者的一小撮。日本人不教会所有大连儿童说日语，就会觉得神经不舒服，英国人其实很高兴看到凯尔特人和泰米尔人各说各的语言，潮汕人和客家人各说各的语言。如果有人非要觉得说国王陛下的语言特别有面子，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少年李光耀的梦想就是在大英帝国这家体面的公司里，尽快上升到高级白领的位置。他所在的社团是极其务实和投机的群体，跟任何乌托邦无缘。他们模仿英国人，与其说是理解和悦服盎格鲁人的价值观，不如说是势利眼地崇拜盎格鲁人的富贵尊荣。他们不想在自己的社区内奉行盎格鲁人的传统和习俗，建立类似的自治团体，最终将海峡殖民地变成另一个加拿大；而是想通过科举式的原子化手段，将“英国人的体面社会”从一种生活方式变成一门学问，从而在大英帝国内部获得次要合作者的地位，类似科举士大夫在大清帝国内部的地位。
李光耀在这场游戏中表现出色，像少年及第的举人一样，饱受同侪的仰慕。他自然不会高兴看到这场游戏的结束，正如广大举人不会高兴看到科举制度的废除。他自然会暗中讨厌这场游戏的局外人，包括各种土著团体和其他华人社区。如果后者的价值阶梯没有错，他自己的价值阶梯就变成了无用功。爬得越高，损失反而越大。所以他毕生的事业就是欺骗或强迫这些不知好歹的群体跟上自己的步伐——当然要比自己慢一步、低一级，以便永远自己享受优等生的快乐。
欺骗和强迫不是体面社会习惯的手段，为英国殖民者所不屑。大英帝国如果不能以绅士的方式统治，那就不如体面地解散；无论如何不能将自己降格到蛮族和贱民的水准，依靠武断权力实施勉强的统治。其实如果他们的臣民都是李光耀这种人，大英帝国是根本不必解散的；但他们要将所有臣民李光耀化，就必须采取不体面的手段。大英帝国克服不了这种矛盾，但李光耀能够克服，不是因为他比英国人更强大，而是因为他对体面的要求比英国人更低。他无论表面上使用什么措辞，实际上都是在做这一件事。我们首先要理解这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秘传心法，才能不为千面夏娃的某一种面膜所惑。
少年李光耀坚信大英帝国的永恒性和正当性，相信非英语的各族群没有未来。这种判断有相当的依据。非英语的华人社团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构成了同盟会和国民党主要的选民区。抗战爆发后，他们给重庆的支援超过了广西。英国殖民者产生了两种担忧：马来半岛会不会沦为中华民国的行省？国民党的海外支部会不会像大本营一样沦为共产国际的培养基和白手套？不出十年，这两种担忧都变成了现实。
误打误撞，成就一世英名的李光耀
由此可见，英国殖民者的政治判断力确实不是浪得虚名。英国人并不打算干涉华人社团的传统自由，但觉得有必要而且有义务保护土著团体的传统权利。他们的干预异常及时，因为及时是审慎的主要组成部分。（顺便说一句，华人政治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在错误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这种正确的后果，经常比百分之百的错误还要糟。）三十年代是华人优势达到顶峰，而马来人尚未产生政治自觉的危险窗口期。无论英语华人还是非英语华人的期望实现，土著都会落到不比台湾高山族强多少的地步。他们在路径选择的节点轻轻一动，就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妙用；如果稍晚一点点，即使像蒋介石那样豁出老本拼命，都收不到十分之一的效果。
华人是这种平衡艺术的最大受害者，但机会和路径的丧失却不能像物质和实际的损失一样举证。华人的子孙即使用尽历史放大镜和显微镜，都无法证明英国人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们；即使有一百万种不满，一切证据只会落在马来人头上。在这方面，大英帝国的国格和利益是区分不开的。古往今来大多数征服者都会对被统治者实施灭绝或同化，只有骄傲的盎格鲁人会保护和培养他们。全世界都会觉得这是盎格鲁人的荣耀，只有马来华人会觉得吃了哑巴亏。另一方面，盎格鲁的道德似乎总能神妙地符合盎格鲁人的现实政治利益。而世界大多数族群，尤其是华人的道德和利益似乎总是相互冲突。
从最小成本-最大效益的理论出发，李光耀后来抗拒共产主义、大中华和穆斯林国族主义的胜利只能算对英国老师的拙劣模仿。正如中国的古老传说：扁鹊的大哥医术最高，却默默无闻。因为他在疾病刚刚萌芽的时候就把病治好了，大多数人甚至认为他根本不是医生。扁鹊只能在病人危在旦夕的时候下猛药，付出极大代价勉强救活他，反而因此获得了名医的虚名。
人类注定只有极少数才能理解真正的审慎艺术，其中肯定包括李光耀。世界觉得他是伟大的成功者，他却觉得自己是遭到父母遗弃的孤儿。他在年轻时如果有左右局势的能力，根本不会让新加坡走向艰难的独立。然而出身比什么都重要，手段的体面与否尤其受到初始条件的约束。英国人可以为体面而抛弃殖民主义，仍然有家可归。李光耀如果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体面，他还能去哪儿呢？他只有依靠欺骗和强制，维持没有殖民主义名号的殖民主义价值阶梯。
英语华人接替英国人，犹如缺乏威望的管家接替缺席的东家，自然比老东家更小家子气。西方的体面社会批评他的小家子气，他只能用文不对题的“亚洲价值”来搪塞，但世界上如果存在最不像亚洲人的亚洲人，除了他李光耀还能有谁？他负担不起体面社会的奢侈，又不能公开承认。他的搪塞引来了郢书燕悦的支持者，而他的毕生努力恰好就是为了防止新加坡落到这些所谓支持者的下场。他作为资深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不会让这一点麻烦难倒，但不得不依靠这些小把戏，本身就说明了他衷心深爱的那个体面社会的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