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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再见,现实你好

Managershare:其实想开了,没有什么能靠得住,你还怕吗。

在每个人走向社会的时候,免不了都会在各种压力下,在以下这两个选项中犹豫一番:是享受体制内的旱涝保收?还是遨游在体制外体验变化带来的多彩?

其实关键在于,你想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说在进入社会时的选择大多是朦朦胧胧凭感觉的,那么在做了选择之后的10年20年,能够重新复牌,大概就只能靠清晰的自我认知了——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怕什么?

想清楚这些,我们就可以来谈谈理想了。

在我走向社会的第15个年头,在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21个春秋的时候,我从体制内辞职了。

辞职之前,我在一家报社担任中层,这是我在杭州奋斗九年得来的职位。它的优点是,每年带来白领的收入,给我一定的社会地位。如果会用巧劲,还不算累,只要伺候好老大们,做给他们看就可以了。

但是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不是我的志趣,需要投入身心,要面对阴晴圆缺的领导的脸色,更要应对暗流汹涌的人际关系。光这些就足以把我搞残。这份工作让我有一种利剑悬在头顶的焦灼感。确切地说,只有每天凌晨2:00之后(老大们下班的时间),以及早晨9点之前(主管部门上班的时间),我心里的重担才暂时放下。

工作真有这么累吗?肯定不是。是我给自己铸造了无形的樊笼。让我舍弃这份工作,我却又不甘心。在杭州不可能找到与此相当的工作,而移居到另外的城市,对我又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我说过,我浑浑噩噩惯了。

那么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想做什么?我到底应该怎么度过自己的余生?我不知道,我没有规划,缺少动力,我习惯了自己被推着走,而不是主动去选择。

2011年月2月11日晚,埃及人民欢庆穆巴拉克和平下台,当时已经晚上12点钟了。忽然电话响。我想,这是哪位国际主义人士向我发来贺电?一接,是我那个部门新任主持工作的L。夜猫子叫宅,无事不来,他来电质询一条网站拜年广告的事。

春节期间,我在老家接到上级部门一个电话,要求网站挂横幅广告,内容是:“杭州市人民政府向广大市民拜年。”我又把要求转述给编辑,安排制作悬挂。

他说老板发火了,认为漏掉了“市委”,我说上级电话通知如此。L就把电话挂了。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打进来。这次他很严肃地说,老板要我写个情况说明,几点几分谁打的电话,原话是怎么说的?我反问写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检查吗?他说不是,领导就让把情况详细写一写。

当时,我刚从山东温暖如春的家里回来,得了一场感冒,并不严重,但不知道为什么,接了这个电话之后觉得浑身发冷。而这种从头冷到脚的感觉已经不是第一次,但每一次我都忍了。

这一次我也准备忍。不就是写个说明吗,我赶紧翻出电话记录,找到了当时下通知的那条,并且截屏作为证据。如果当面对质,会很尴尬,但是既然领导要求,那只好拉下脸皮⋯⋯我这样躺在被窝里想了有十几分钟,这时候尿意上来了。

我只穿了内衣,翻出被窝,拉开卧室的门,就一个寒战。然后哆哆嗦嗦上完厕所,我发现浑身抖得厉害。我想去倒杯水吃药,手居然端不了杯子。我回到被窝里,体似筛糠,像得了伤寒一样。

在被窝里渐渐暖过来,一个念头闪现:我这是怎么了?不过是一个工作而已,至于吓成这样吗?

就在这一刻,我所有的恐惧全都释放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我忽然发现我最惧怕的东西,不过就是失去体制的恩宠。

知道恐惧的原因,我就不怕了,虽说夜里睡得依然不踏实,但我至少有了底线,听天由命,能忍就继续忍,忍不了就辞职。

2月12日一早,我把自己洗干净,换上一身鲜艳的衣服,到西湖边去跟朋友谈一个项目去了。谈的时候,我半开玩笑地说,为了表示对这个项目的诚意,我决定先辞职。朋友连忙说,千万别,那样我们可承受不起。

期间接到下属电话,说了一些我不知道的网站的重大改动。这一系列决定都把我忽略。

下午三点多,我从西湖天地走路回报社,路上接到同事的短信,说,今天上午L召集部门会议,宣布网站横幅没打“市委”是一个政治差错。

此时我来到了杭州的一座天桥上,望着车水马龙,忽然我想,我为什么要把辞职当成最后防御的武器,而不是主动进攻的武器呢?既然我还悬着一颗心,为什么不干脆把它放下呢?

决心就这样下了。激动得嗓子冒烟。我走进小店,买了一瓶尖叫,喝下去,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回到办公室,打了几行字:

尊敬的领导:

本人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敬请批准。

辞呈打好了,但找信封犯了难。白信封,大过年的,是不是对领导不礼貌?红信封,领导会不会误会是红包?牛皮纸信封又找不到。就这样在细节上纠结来纠结去,最后决定裸递。

深呼吸,打通了老板电话,约几分钟后去他办公室。

老板笑盈盈倒上一杯茶,我接过来,递上去辞职报告,他看了一下说,你想清楚了吗?我说,想清楚了。他说,我同意。但你是干部,需要经过集团党委讨论。从老板办公室走出来,我觉得自己特别可笑,就在几分钟前,我还担心用什么信封?

辞职以后,我可以谈谈自己的理想了。

我的理想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居所,足以放下我所有的书,足以容纳晨曦和月光。

可以跟自己的妻子背靠背各看各的书,看累了就彼此猴着(曹雪芹对本词独有贡献),说相干以及不相干的话。我将有自己的时间,写作,不受打扰地写作,每年出一本书,不一定畅销,但都可以毫无愧色地赠人。每周写几篇专栏,零星写两篇约稿,所赚的钱足以维持每个月的开销,而且还足以支付两个人每年一个月的旅资。

每天拉着妻子的手,散步,讲说不完的话。接待朋友,也被朋友接待,介入社会,却又随时保持距离。读好书,看好片,每天坚持锻炼。当我们谈跑步的时候,我们谈的是骑车。如果上帝祝福,我们将有一个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天资如何,他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看着孩子渐渐长大,看着著作慢慢变厚,看着皱纹爬上脸颊,看着青丝变成白发,看着看着,就老了。就在收兵的号角在天边吹响,我的时代却刚刚到来。人们会记住这个名字,会记住他的挣扎与救赎,人们也会记住他的爱人,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他们的爱永远不会分离。

生命如此可贵,安宁如此甜美,为了这一天,付出任何代价都不昂贵。

就这样,在40岁来临的时候,我从体制内的副处级中层,成了自由撰稿人。

本文作者王佩,来自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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