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寻常的事情就会发生——或好或坏。
群体组成了重要的社会机构，这是个人无法单独完成的，但是这个结构也有更黑暗的一面，隶属一个群体，使人们更容易地去做伤害群体成员之外的人。
在很多情况下，尽管人们对公平和道德禁忌展现出强大的偏向来防止伤害，但当出现“我们”和“他们"时，人们的优先权会改变，麻省理工学院的认知神经科学副教授丽贝卡·萨克斯说。团体中的人们经常参与那些与这个团体中单个人的道德标准相违背的行动，把另外的正派个人归类到“暴徒”中，让他们承担打劫者、破坏者身体暴力者的角色。
几个因素导致了这个转变。当人们是一个团体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做错事更加不被发现，更加不会被抓到。他们也会减弱对团体行动的个体责任。
萨克斯和同事最近研究了第三个因素，行为科学家认为这个因素会在团体动态中被涉及。当人们在团体中，假设他们与他们的道德和信仰失去了“联系”，并且他们变得更容易去做那些他们平常认为错的事情。
根据最近发布在网上的《神经成像》杂志的调查，调查者测量了被测试者涉及自我思考的一部分大脑的活动。他们发现，在一些被测试者的大脑中，和他们作为个体参赛相比，当作为团体一部分参与到竞争中时，这部分大脑活动就会减少。这些人会比没有减少大脑活动的人更容易的伤害他们的对手。
单单这一个过程不能说明团体之间的冲突，团体也使个人增加了匿名性，减少了个体责任感和鼓励为更大的好处而重新构造伤害行动的必要性。而且在那些结果显示，至少在一些事件中明确的反应了个体道德标准会弱化暴徒心理，一位前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米娜·次卡娜说，她也是有关神经成像论文的主要作者。
团体动态
次卡娜现在是卡耐基梅隆大学的一位助教，她在经历了“暴徒心理”的结果后开始了研究活动。在参观洋基体育场时，她的丈夫因为戴了红袜队帽子而被不停的质问。“我打算做的是从他那拿来帽子，我想基于尊重女士的美德，我会减少成为被质问目标的次数，”次卡娜说，“我真是大错特错，在我整个人生中我也没有被别人那样称呼过名字。
这个骚扰贯穿了整个旅行直到回到曼哈顿,这激起了次卡娜的强烈反应，她甚至都不是红袜队的球迷。
”这正是一次令人惊异的经历，因为我意识到我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被当作了“红袜王国”的一员。并且，人们对待我的方式和我感觉自己对待别人的反应已经改变了，由于这个视觉线索——棒球帽。”她说，“一旦你代表你的团体感觉到被攻击，无论多么武断，都将会改变你的心理。
次卡娜，一个普林斯顿大学三年级的研究生，开始研究团体背后会产生坏行为的神经机制，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做的新研究中，次卡娜，萨克斯（她也是助理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研究所的成员），哈佛大学毕业生安娜·珍金斯和前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经理尼古拉·都佛关注了一部分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当一个人反思他们自己时，大脑的这一部分会在脑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下更亮。
在这个研究的参与者来进行实验的几周之前，他们调查了他们中每个人的社会媒体习惯和道德信仰与行为。这可以使研究者创建一个个体标签为每个被测试者，这样是正确的对这个人来说。例如，“我从共享冰箱里偷过食物”或者“我总是会在无意中撞到别人后道歉。"
当被测试者到达实验室，他们的大脑在他们玩个体游戏和玩作为团体一部分的游戏时被扫描过。游戏的方式是如果他们看到有关社会媒体的描述，按下按钮，例如在看到：我有超过600个脸书好友的时候。
被测验者也会看到他们个人的道德描述与表达社会媒体的句子相混合。大脑扫描显示，当被测者为他们自己而玩而在读关于自己的道德描述而不是别人的道德描述时，内侧前额叶皮层会更亮了起来，这与之前的研究是一致的。然而，在团体竞争的时候，一些人展现出了内侧前额叶皮层光亮的差异要小得多当他们看到一些有关自己而不是别人的道德描述的时候。
那些也被证明是在游戏后测试表现中更容易伤害其他竞争团队的成员。每一个被测试者也被要求选择了会出现在发表研究中的照片，从一组四个照片每人两个队友和对方团队的两名成员。抑制内侧前额叶皮层活动的被测试者选择了至少奉承对方团队成员的照片,但不是自己的队友。
使用神经影像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获得视觉上的行为，这些东西一直是被非常努力探索的,”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大卫兰德说，他并没有参与这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很难直接处理的，在一组人利用自己的理解与该集团的理解的东西。”
变得丢失
研究者也发现，在游戏后内测前额叶皮层少的人对在游戏中听到的道德描述记忆起来更加困难。
“如果你需要编码一些东西是关于自我的，并且这项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当你在与一个团体竞争的时候,那么你应该拥有糟糕的记忆，这是因为内侧前额叶皮层信号的减少,而这正是我们看到,“次卡娜说。
次卡娜希望跟进这些发现，以用来调查是什么让一些人比团体中其他人更有可能“丢失”记忆。她也有兴趣研究是否人们会更慢地认识到自己或在团体活动后而被选择自己的照片所吸引。
这项研究是由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国立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美国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和帕卡德基金会提供的研究基金。
译者 Dennis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