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居装修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小小的女儿在电话里总是兴奋而又好奇地问这问那，爸爸，咱那个新家里有厕所吗？做饭还是在卧室吗？我在哪儿写作业呀，还用垫纸箱吗？听着女儿这些简单而又近乎荒唐的问题，想着电话那端她痴痴的模样，想着她和她妈妈目前还住着的只有9平方米的家，我总是笑，笑得很温柔很开心，直笑得热乎乎的泪水爬满寒夜里我冰凉的脸颊……
与她的同龄人相比，女儿拥有并失去过的“家”可算不少。女儿出生在我的苏北老家，那时候我还在银行上班，住的是公房，不算太大，里外两间，有个小院儿，有个厨房。院里种些我喜爱的花草，还有几畦韭菜、芫荽和葱。春天里，猩红的月季、娇黄的迎春点缀着满园葱绿，一身花衣的小小的女儿蹒跚其间，犹如一只练翅的彩蝶，那情景至今想来依然烂漫而温馨。女儿在这里长到7岁，随着我的毅然辞职，女儿也和我们一起失去或者说是“抛弃”了她的第一个“家”。
初到省城南京，我们在安怀村菜场旁边租了一处两居室，厨卫俱全而且有热水器，女儿欢喜得不得了。但是好景不长，当老总炒了我的鱿鱼，我们便也失去了这个“家”。为了节约房租，我们搬到了小市街一处低矮的违建民房，就是房东在正房靠马路的一侧搭建的小屋。屋顶一头高些，另一头陡然斜下，只比女儿的个头儿高一点点。面积只有9平方米，没有窗，房东就在屋顶的斜面开个口，嵌了块玻璃，做成了“天窗”，从这个天窗望上去，就是房东那正房的屋檐了，正缘于此，才有了我后来的作品《城市屋檐下》。那段时光是我人生的低谷，许多作品都是在这半间小屋里诞生的，一如这小屋的逼仄与阴晦，那些文字便也显得凄清、冷寂，却也纯粹。
值得一提的是，这小屋靠近火车站，离铁轨仅一墙之隔。不论白天黑夜，即便哪列火车怀着善意不予鸣笛，那由远而近的轰响依然让你心惊肉跳。而火车几乎每3分钟就要过往一列，弄得地动屋摇，床板直颤。那火车就仿佛是从这小屋的顶上或者中间轧过或者穿过一样，别说小小的女儿，就连我和妻在这样的氛围里，一度也是怀着恐惧的。因为屋子太小，几箱子书没地儿放，就干脆给女儿“造”成了床。我每每会望着墙角的蛛丝和漏雨处隐隐的苔痕发呆：我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会住在这里？我将要到哪里去呢？
但是感谢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肉体乃至精神一次次的碰壁与摔打中，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野百合》。
命运的转折有时就在一夜之间，一个偶然的契机让我来到了北京。我拼命写作，几经挣扎之后，一度贫穷得连挂号信都寄不起的我，居然买了属于自己的新居！办房产证签字的时候，望着自己的名字我竟有些发呆：这个叫鲁文咏的人他真的是我吗？后来一边忙着装修我还在一边想：上帝啊！别骗我——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搬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由于太忙，我三个月都没能回一趟南京的“家”，但几乎每天我都要同女儿和妻通一次电话，尽管为了省钱每次大都不会超过3分钟。女儿的问题总是很多很傻，傻得让我心酸。“爸爸，我真的是自己一个屋吗？你真的给我买小床了？什么样的？天啊，我真的不用再睡那种‘书床’了？”
春节前夕我回到南京，再看到那个留有我太多伤痕、太多泪水的小屋，竟恍若隔世。一些过旧的衣物，妻扔掉后又捡回来，捡回来又被我扔掉了，我说那边什么都有，能扔就扔吧；女儿小心翼翼地把墙上那些奖状和画儿揭下来，宝贝似的。墙壁上那些原本盖住的漏洞就重新显现出来。搬家临行前，在军区当团长的舅舅为我们饯行。女儿在他们家的楼房里拘谨而好奇地参观一番，附在我耳上怯怯地问：“爸爸，我们北京的新家有舅姥家这么好吗？”我大声回答她：“比舅姥家好多了！”女儿眨着大眼睛，笑意里满是疑惑。
打开家门的片刻，妻和女儿都愣在那里。女儿急忙换上拖鞋，忙不迭地跑来跑去，把所有的灯都掀亮，挨个房间看过之后，她一把抱住我，说了到家后的第一句话：“爸爸，好爸爸，你没有骗我……”
夜深了，妻说她睡不着。为什么呢？我问她。妻想了半天，恍然大悟：“噢，是因为没有火车声了耶！”忽然听见隔壁女儿在有节奏地拍手，那歌声也隐隐地传来：“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无声的泪水瞬间淹没了妻和我的眼。
几天后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诗，题目就叫《女儿在隔壁唱歌》：
这是2003年元月27日/从南京到北京/从租住的小屋到新买的楼房/十岁的女儿和妈妈以及那几箱子书/刚刚坐完九个小时搬家的火车/多少沉重的记忆/想扔又有些不舍/女儿小心地揭下她的奖状/揭下她的太阳、月亮以及星星/生活的漏洞重新显现/那九个平方的家园顿时失去颜色/上楼。开门。换鞋拖/推开所有的门掀亮所有的灯/女儿的表情一半是水一半是火/她跑来跑去手忙脚乱/那绣着玫瑰的落地纱窗/她合了又开开了再合/我想要告诉你的其实不是这些/其实不必再提起那些风那些雨/以及风雨中流泪的花朵/——巨大的幸福有时如此简单/譬如此刻，含着泪/听女儿在隔壁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