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
电视节目《百家讲坛》，《说慈禧》的作者说：“慈禧是个女强人，在男人统治的世界里她作为弱势群体的女人能占有一席之地……”、“慈禧是一个聪明、美丽、睿智的女人”。
另一个，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书立方系列书籍《李鸿章》，书中写到：乱世出英雄，李鸿章就是乱世中的英雄……。
我的反应（和电视小品《不差钱》中的小沈阳听了小女孩毛毛唱歌之后的反应一样）：“哎呀、妈呀！这样的观点也能成书咧，那，这样的观点也能成书的话，小样儿！我也能写书，让我也来写一个呗”。
在这个清朝剧目泛滥的中国影视世界里，大家都谈论慈禧、李鸿章。我由于自小就对知名女性有兴趣，看过一些诸如武则天、慈禧之类的书，所以，要说到慈禧，基本上她的那些破事都有个大致知道。而且跟那些专家们的众口一词的说法相比，还略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比如众人都说：“慈禧多么厉害、谁都不是她的对手、虽有两宫皇太后但慈安只是一个摆设作用，等等”。可是，偶尔有少数、个别的说法，会说“慈安的地位在慈禧之上”，偶尔也会有人说“慈安大智若愚”。对这样偶尔有人说出的话、和众人说的话做一个比较，实际上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
现在无论谁不都可以开个博客什么的吗？我也首先注册了一个博客，开始是闹着玩儿，想什么就写什么，慢慢的、写了之后，觉得还可以多写一些，于是就买了些书，真就认真的看了看。看的书都是一些与慈禧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的，像有关德龄、容龄、宫女、太监们、他们说的话我觉得比较可信。当看到《宫女谈往录》中写有关珍妃的内容，我发现“珍妃是被慈禧毒死的”。在这本书里，几乎完整、清楚的记录了慈禧毒死珍妃，珍妃死之前她们俩如何斗嘴，慈禧看着珍妃痛苦的死去的这一过程。这可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专家、没有任何人说过的话。这本书解放前就已经出版，是一本很畅销的书，很多人都看过（包括清史专家们），可是，却没有人从这本书中发现这一曾经引人关注的清宫秘史。
另外再加上对慈安、对李鸿章的理解，也有一些和别人不相同的看法。这时，几乎百分百的能肯定：我真的能写书，具备写书的条件。绝不是开玩笑。
写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我认为：第一、要有思想、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第二、要有新观点。
如果没有新观点，作者说的话都是别人说过的观点，就没必要出版成书。像电视节目《百家讲坛》讲的《武则天》，所讲的内容没有丝毫新意，充其量也就是讲故事而已，最多也就是故事讲得比别人精彩。
另外，写书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思想。没有思想、没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出版的书就没有意义。书中赞扬什么、批判什么，赞扬的、和批判的立场必须符合本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比如：像慈禧、李鸿章这样的人，在中国人眼里他们是卖国贼、是败家子儿；可在洋人眼里他们是好样儿的，洋人从慈禧那里得到了那么多的割地和赔款。得到那么多好处，洋人为什么要像中国人一样的痛恨她呢？感激她都还来不及呢，所以，洋人为她说话、赞扬她、同情她是很自然的事情。《说慈禧》这样的书，本应该是由得到她的好处的洋人的国家的出版社出版，而不是由中国出版，但遗憾的是这本书确实是中国人、中国的国家的出版社出版的。
如果具备了以上这两个基本条件就可以成书，这两个条件恰好我有。
既然是真的打算写书，那么，正史就不能不参考。就到网上、书店买来《翁同龢日记》一套、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等几乎一箱子书。这些书中，其中有一本书记录了盛宣怀被慈禧召见，盛宣怀主动向慈禧提起一位叫“贝思福”的英国少将，这个人到中国来的时间非常蹊跷，我觉得很可疑，于是就在网上搜索、查找这人的资料，我怀疑这人是来搞阴谋的，并且把这怀疑写进了文章，文章中有一些推测的结论。一边写一边把完成了一半的文章的上传到博客中。还没有完稿之前就自信满满的开始投稿了（因为脑子里已经完稿）给这家、给那家出版社把不完整的稿子寄去。
寄去稿件的第一家出版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家出版社说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说他们是出版《文心雕龙注释》这样的书的出版社。听了这话我只觉得好笑，心想：拿《文心雕龙》这样的巨著给自己撑面子，《乾隆的十张面孔》这本书难道不是你们出版的吗？不冲着这本书我还不来呢。
再去的第二家出版社是中华书局，他们也说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我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说慈禧》这本书不是你们出版社出版的吗？”
回答说：“这本书属于学术研究。”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分类？把慈禧这样一个卖国贼、败家子儿说成是“聪明、美丽、睿智的女强人”，这样黑白颠倒一下，这本书就成了“学术研究”了。
再去的第三家是作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的社长安排一个小女孩和我联系，这位女孩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说：“出版社最怕文章是抄袭来的……”。
为了证明我写的文章不是抄袭来的，我约她见一面，我把参考书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带去，目的是想证明给她看。在我带去的这些参考书中她选取了其中六本，留下来看，说：等看过之后再回复我。并且，她向我建议，说：“写书要有幽默感，就像《明朝那些事儿》，我不管它是真的假的，只要逗我哈哈一乐，就得了”。
她说：“写书就是为了逗她哈哈一乐”？我的天啊！
过了几天，她回复了，她的回复很令我失望，她还是怀疑我的文章是抄袭来的，她的愚蠢的回复使我感到愤怒，我质问她：“我在文章中说的观点是从来没有任何专家、没有任何人说过的话！我抄的？我抄的谁的？”、“你不了解这段历史，跟你说话我能感觉到。”
她这时大概也对自己的无知有点不好意思，就强词夺理，说：“你的文章就是，这个书上抄一点点、那个书上抄一点点，然后说一点点自己的意见。”
这话真让人哭笑不得。她大概没有打过官司，没见过《判决书》是怎么写的。法院的判决书总是这样写：原告怎么说；被告怎么说；本法庭怎么认为。
依照这位作家出版社的编辑的说法，法院的判决书就是：“你的判决书就是把原告的话抄一点点、把被告的话抄一点点，然后说一点点自己的意见。”这不是笑话吗！出版社的编辑就这个水平！她都搞不清楚“抄袭”与“引用”、 “抄袭”与“举证”之间的区别，这样的水平连看书都看不懂，她凭什么当编辑出版书？
这位编辑还继续说：“不了解这段历史没关系。我们编辑中没一个了解佛教，佛教方面的书我们出版社不照样出版了很多！”这真是奇谈怪论，担当编辑的人可以由不懂这段历史的人来审阅这段历史的文章。这是什么出版社？
这些话她说得那样理直气壮。法轮功组织该不会利用了他们出版社的无知出版过法轮功需要的“佛教方面的书”吧？
有人建议我到民营出版社去试试，什么读客、贤文馆、华文天下出版社。可这些出版社并不因为自己是民营的就放下出版社的大架子。他们只看博客上面的阅读数量。他们只在乎出版书会不会赚钱；至于出版社是文化宣传部门该为国家做点什么，该尽何种义务，我没有碰到一个出版社涉及这个问题。我感到无比的悲愤，愤怒的写下了《致各大出版社的公开信》一文。
之后，我给国家信访局写信、还给一些政府官员们写信，认识的、不认识的，信像雪片飞一样寄出去，也不知道是哪封信起了作用，有人指定一家名声很响的出版社，要我和他们联系，联系人听说是个博士。这位博士要求看我的简历，一看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便一口拒绝。但经不起再三的软磨硬泡，这位博士答应出版，条件是要作者自己出钱，出版的书由作者自己包销。这位博士还给予要求，说：“即使出版的话，文章也需要修改，有些话不应该是作者说出。”
“嗬！大概在她看来：谈论慈禧这样一个角色，我该用充满敬意的语调来说话，就像别的作者一样。”
投稿走到这一步我算是明白了：之前的专家们、学者们说出那些“出格儿的话语”，都是出版社要求他们那样说。理论上来讲，作为中国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教授们）绝不会自发、自觉的说出那样违反常理的话，谁会怀疑出版社竟然居心叵测？就像病人看医生，谁也不会质疑医生有害人之心。
大家以出版社的要求为旨意，要求什么就说什么。像：“应该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慈禧这个人”、“在晚清那样一个社会制度下任凭是谁都不可能一个人力挽狂澜”这样的话都有可能是有人指使。如果是“某个人”自发、自觉的说出这些话来、不至于专家们全都异口同声的、众口一词的、说相同的话。
那些出版社，牌子越大、越有胆量出版带有背叛祖国、背叛人们的言论的书籍。真不知这个国家是怎么啦！
指定的这家出版社听说一贯都是出版世界名著的，牌子这么大，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向他们投稿岂不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吗？
几经周折，终于有家小型的出版社勉强答应出版。他们给予了一个天大的恩赐：不要我的出钱；但出版社也不给我付稿费。理由是书出版不会畅销，赚不到钱。
我不知道出版社认为“不会畅销”的结论是怎么得出的？在漫长的投稿的两、三年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写书2年、投稿3年，共花费5年时间。写书的时候网络上能搜索到有关“英国海军少将贝思福”的资料非常有限。但是，文章在博客上面发表之后，投稿的过程中，我重新搜索了一下这个人，网上新出现了他写的一本书《瓜分中国》，这样的资料是我的文章完成之后才出现，以前是搜不到的。就是说：《太后独当国》书中的《召见盛宣怀》这一章节，我对“贝思福”这个人的推测是对的，贝思福来中国真的是来搞“瓜分中国”的阴谋的，《瓜分中国》这本书的在网络上的出现，增强了我的文章的说服力。出版社如果收到我的文章就立即出版的话，也能证明出版社有未闻先知的能力。遗憾的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有这能力，他们都是些白痴。他们只知道钱钱钱。
在博客，发表文章的同时，文章中批评过的《子午书简》电视节目也停播了。这本书还在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些事情同时发生，这样的书，出版之后不会畅销吗？
还真是。它真的没能畅销。
不是因为这本书没有价值；而是因为它太不合时宜。现在的人都给慈禧捧场、都说李鸿章是个英雄；而我却还老古董似的老调重弹，说这两个人是卖国贼，太不赶时髦了，书怎么可能畅销呢。
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的人都捧慈禧的场、都说李鸿章是个英雄”呢？这种现象显然不符合中国人的利益；倒是很符合侵略者的意愿。
这个国家真是岌岌可危，现在不是极个别的某个人反对国家，而是整个地区（新疆、香港）、整个行业在危害国家。而这个国家奖赏的却是使它们产生危机的行业，比如：房产业、出版业，只有这些行业的人是最赚钱的。
如果政府把房产业收归国有，既能解决年青人的就业难问题、还能稳定市场。为什么要让私人企业倒卖房产？即助长了不正之风，让人们有贪欲、变得贪婪、还使市场不稳定。把国土让给开发商去开发，简直就如同慈禧割地一样。
政府为什么不把出版行业的“审稿”和“发行图书”的职能区分开来。“审阅出版稿件”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情，把这样的大事托付给那些爱钱的白痴们去做？难道不怕出乱子吗？
售 书：
写书之后接下来就是售书。从理论上来讲，售书应该是生意人的事情，而非书的作者的工作。但是，现在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可以从理论上就可以解释得通的社会。
出版书本应该是社会的、国家的事业。但实际上仿佛这个社会并不需要有什么坚定的立场。什么人都可以出书，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成书，只要个人办得到、只要个人愿意承担风险、只要个人乐意花点钱就可以把个人写的文章出版成书。
但对于没有条件的人，对没钱出书的人可就麻烦了，哪怕写的文章再有意义，想要出版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当初，为了出书可是跑遍了各个大小出版社，即使我说破嘴皮“这文章是有价值的”。但出版社总是用那句话回答：“不会畅销”。出版社只出版他们认为有可能畅销的书，他们不考虑什么价值。
好在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书终于出版了，而且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出版。我很庆幸。但这份庆幸的喜悦心情有过之后，接着便是负担。首先出版社的意思是说：你不是什么名人，谁也不会想到买这本书，你自己先买一百本吧。我以百分之八十的折扣买下了我自己写的第一本书。
这一百本书买来之后我得想办法卖出去，卖书的地方当然是新华书店。我想得十分简单：既然是通过正当的渠道出版的书，当然可以在正当的场所卖出啦。我的书又不是通过歪门邪道、又不违背道德、而且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有益的书为什么不能在新华书店销售呢？不能！熟人告诉我，他们新华书店卖书是由上级分发，卖哪本书新华书店自己没有决定权。
既然不能在新华书店卖书，那就看看图书市场吧。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街道有个较大的图书市场。我去试了一试，人家也说不能接受，他们的书必须是通过他们固定的途径购入的才能卖。所以即使白送给他们也不敢要。
走出图书市场，看见街上有个书摊，太阳晒着和那修鞋的一样，在树下撑起一把大伞，地上放一块木板当做书架，上面摆了一些书。我对卖书的人说：“老板，送你一本书，你自己看着办吧，卖多少钱你自己决定。”他很乐意的接受了。但不久我发现他并不把书摆在书架上，而是藏起来，我看他不是真心想卖这本书，就把书又要了回来。
之后，我的住所的附近有个菜市场，那儿有个卖旧书的书摊，送他几本，他当旧书卖，书定价30元、出版社打八折卖给我每24元一本，菜市场的伙计5元钱当旧书卖出。可是，我的书是2015年2月份出版，3月份送给他，到他那儿就成旧书了。可悲啊！
现在的年轻人一般都喜欢在淘宝网上买书，我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开一个网店卖我自己写的这本书呢，找来一个熟悉网络的朋友，让他给我注册，一切注册网店的程序完成之后，电脑上出现一个对话框，大概说：书是特殊商品，需要到企业服务管理中心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不获得经营权，不得开网店卖书。
真是奇怪！网络上有卖私密信息的、有卖偷听软件的、有咋骗的、什么事只要在网上搜索一下，无奇不有的事情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但正规的国家出版的书籍却不能在网上卖。何故？
按照淘宝网的指引，我找到了中关村企业服务管理中心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办事地点。
我首先咨询了一下办理开淘宝网所需的文件资料《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该怎样申请？
这里的工作人员回答我：“你的要求一样都办不到，第一，你要求在网上开网店卖你自己写的书，你没有经营权，你不能开店。第二，你想办一个《经营许可证》，你必须有一个实体（即书店），没有书店你不能获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我问：“可是，我不需要在书店卖书，我申请只在淘宝网卖书，淘宝网本身就是一个虚体，为什么还要必须有实体才可以获得经营许可证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答：“《条例》就是这样规定的。”
我又问：“那么，我可以把我的书送给有网店的人吗？让他代替我销售这本书？”
答：“不可以！你把书送给他不犯法。但是他如果接受你的书，并拿来卖，以获取利益为目的，他是犯法的。一旦被查获他要负法律责任。”
既然《条例》是这样规定的，那么没有办法了。回来之后，思来想去觉得不对，会不会是这位工作人员弄错了，也许他认为我的书是通过自己花钱出版的那一类书吧？有正规的国家批号出版的书难道卖这样的书也犯法吗？根本就说不通嘛。
我要确认这事是不是真的。
于是带上我的那本卖不出去的书，再一次来到中关村企业服务管理中心，把书递给那里的工作人员说：“这可是有书号的，是正规的、国家的文化部门通过了的书。”
这里的工作人员还是相同的回答；“没有许可证就是不能卖，卖书的店必须有‘进货单’，必须保存进货单至少两年备查，如果进货单上没有体现这本书的来源，卖这本书就是犯法。”
我：“请问进货单属于哪个部门的？是工商部门、是吗？难道工商部门的权力比文化部门、比国家政府的权力还大吗？”
中关村企业服务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把头一扬：“不讲道理！我们这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我们是执行单位，有条例、有规定，我们只按照条例和规定执行。要讲道理，请你等到人大征求意见的时候你跟他们去讲道理。”这人说话一副法西斯嘴脸，仿佛有这么一个《条例和规定》做后盾他便可以无法无天的独裁。
我问：“你们按照什么条例和规定执行的？”
答：“《出版物管理条例和规定》”。
……。
这一《出版物管理条例和规定》表明：工商部门的权利不仅在文化部门之上、而且在国家的各个政府部门之上、工商部门可以调动公安部门打压文化部门批准的书籍。
《出版物管理条例和规定》中说“没有提货单就是犯法的”。那么请问“法”为何物？杀人、放火、偷窃、抢劫、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叫犯法。“没有提货单”算是犯的哪门子的法呢？难道危害了工商部门的利益，这就叫犯法了吗？
有了这样的制度为前提，市场当然能决定价格。为什么这个国家这样落后、这样挨打？是制度出了问题。
那位工作人员说：“请你等到人大征求意见的时候你跟他们去讲道理”。人大征求意见难道会向我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征求意见吗？还不是向他们征求意见，可是他们会把意见如实反应吗？这可是有厉害冲突的。如果人大改变了这种制度，那么工商部门的权力可就没那么大了啊。大概是打破了头才争来的权力他们怎能轻易放手。
这样看来，如果我想出售我写的这本书，唯一的途径就只有通过出版社。可是，出版社的人曾经明确的告诉过我：“主任说了，你这本书不会在市场上发行”。为什么不在市场上发行呢？我不明白原因，但有一点我肯定：出版社根本不了解这本书的价值。现在出版社有个普遍的现象，出书是可以通过熟人找关系达到目的（我找的这家出版社就非常愚蠢的固执的认为我就是通过熟人出书）。这就等于贿赂。这种贪腐现象如果是在别的行业是犯罪，被揪出来是要进监狱的；可是在出版业，这种贪腐现象却司空见惯。这与出版业的管理制度息息相关。
虽然我没有在出版业工作过，但在出书的这段过程中，通过和出版业的人的接触能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出版社出书可能与他们的业绩挂钩”。出版社唯一能做的便是依靠名作家、社会名流等拿出钱来、或是利用这些人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源来养活他们。
出版社没有足够的权利和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推销一本书，他们并没有能力为国家服务、而是仅能填饱肚子，能够生存下来对于他们来说就算不错了。当然啦，俗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些敢于讨好有钱人、并按照有钱人的意思黑白颠倒、敢于挑战国家尊严的那种人他们倒是可以中饱私囊。
现在有一些行业，专门靠业绩获取报酬，比如旅游业、房地产等等，这些行业的人员都不是公司给他们发工资，而是靠业绩拿提成。旅游业的导游他们是没有工资的，他们得到的报酬是靠招揽游客，游客在商店购物之后，商店再给导游回扣，这才是导游获取报酬的经济来源；有了这样的制度就有被损害方，游客就是被损害方。导游们为了赚钱，绝大多数该旅游的时间游客们不是在旅游景点游玩、而是被导游骗到旅游景点附近的商店购物。
房地产业也是这样的模式，房地产中介公司让业务员从中介费中获取最高70%的利益，而不是给他们发固定工资。为什么市场上房价越来越高？因为房价越高售楼业务员拿到的提成就高，所以他们拼命抬高房价，会忽悠的售楼业务员很赚钱，一个月只要卖出一套房就赚钱几万元。比白领精英们的工资高。
估计出版业的工作人员的工薪报酬也和这些行业的报酬有类似之处。出版社是被利益驱动出版书籍；而非‘为国家服务’的宗旨出版。所以很多出版社都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感，但是他们扼杀一本书的权利却很大， “矛盾文学奖”的 评奖条例规定：评奖办公室不接受个人申报，必须由出版单位等推荐作品。
没有出版社的推荐通不过任何门槛：市场上也发行不了、评奖也无法申请、什么事情都干不了。所以，作者、出版社、市场、价格等等都是环环相扣，牢牢地被控制在别人的手中。
这是些什么人，如此失败的设计出这一整套的只利于市场、而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人民的操作流程？我该如何才能在人大征求意见的时候跟他们讲讲道理呢。
市场：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叫着:“市场决定价格”。
为什么房价只涨不降？这是“市场决定价格”；为什么有价值的书籍没有市场、而对国家不利的言论、有损民族尊严的书籍却被大众喜闻乐见？因为这是“市场决定的”。
可是，房屋中介公司规定：租房合同必须每年签约一次，合同期满之后，承租房屋的人要么同意提高房价、要么搬走。市场它能决定签约次数吗？街道上像军队一样势力强大的售房人员他们每天都接受军训一样的洗脑，那是市场决定的吗？这是人为的在强行操作！有价值的书籍无人知晓、被藏着掖着；而对国家不利的言论、有损民族尊严的书籍能由正规的出版社出版、在电视里、网络上大肆吹嘘，这是“市场决定的”吗？
市场是什么？市场从来就是由人操作，如果操纵市场的人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愿意露面就推脱,说：这是“市场决定的”，这是操纵市场的阴谋家的抵赖之词。若有人对“市场决定价格”这样的谎言信以为真，便是糊涂。
看看这世界、历史上那些强大的统治者：彼得大帝、斯大林，市场岂能操纵他们这些人？看看中国历史上那些强有力的统治者，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毛泽东，他们谁是由市场说了算的主？都是由他们掌控市场，而不是由市场操控他们。
而那些亡国之君总是有诸多的借口：譬如：“无力回天”“非亡国之君，当亡国之运”， “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诸臣误朕”，总是有这样诸多借口给亡国找理由；却回避了真正的亡国的原由，这个原由就是亡国之君自己愚蠢，是因为愚蠢的原因决定了亡国之君的命运。
亡国之君为什么会亡国？因为他失去了权力。
那么，什么是权力？有赏、有罚就拥有权力。
政府有赏：人们就争取做有奖赏的事情；政府有罚：人们就避免做受到处罚的事情。社会风气由此决定。现在，“赏”和“罚”都由别人决定，那些颠倒黑白的人得到了奖励，给予他们奖励的人说“那是市场决定的”，这些人偷盗了统治者们的权力，还骗领导人说：“这是市场决定的”。执政者们还信以为真，这些傻瓜其智商也就只能和秦二世比较个上下、高低。
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由市场决定，说明我们国家的干部能力有限。
那么，有能力的人呢，他们是怎样做的？
十六世纪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后，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英格兰文化也在此期间达到了一个顶峰，涌现出了诸如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培根这样的著名人物。英伊丽莎白一世做的最成功的一点是引导人们的思想，她是莎士比亚的粉丝（热心观众），她经常观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并要求莎士比亚写一本她想看的《鲍西娅与尼莉莎》的故事（一个古老传说）。莎士比亚因此创作出了《威尼斯商人》这部喜剧。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不完全出自他本人。有位著名导演甚至拍了一部电影《匿名者》，他们认为“来自农村的莎士比亚根本没有如此文学素养写下这些惊世骇俗的作品”。这种说法很有道理。莎士比亚的作品有可能是当时他们政府官员们的、集体的杰作。
参照：http://my.tv.sohu.com/us/5916955/79855403.shtml
每个民族都标榜自己的种族优越；而毁谤敌对民族是劣等人。希特勒标榜的方式是大吼大叫。英国人的做法则很巧妙，他们用文学的方式使人潜移默化。女王标榜的好和恶，决定着大臣和贵族们的好恶；而贵族们所喜欢和厌恶的、就是平民所喜欢和厌恶的。《威尼斯商人》这本书对于后来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那时起，整个欧洲世界的人都开始鄙视、并厌弃犹太人。世界战争狂人希特勒视英国人为仇敌，但他的思想却是被英国人所支配---迫害犹太人，他能不失败吗？
希特勒最终与其说是被联军击败、还不如说是被犹太人打倒，他研制原子弹的原材料“铀”拿到犹太人所在的工厂制作，犹太人知道那一定是研发重要武器的材料，所以故意让他的“铀”的纯度始终不能达到需要的标准。很难想象，如果希特勒的原子弹比美国人提前研制出来，这个世界的结局会是怎样。
希特勒战败之后，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战犯时，联军则是拿德军迫害犹太人的事实说话。德国战犯们被判绞刑是因为杀害犹太人获罪。而希特勒鄙视犹太人的根源，始作俑者是那本《威尼斯商人》。
中国人正在扑希特勒的后尘，思想被西方世界影响着。英国的某个学者在联合国大肆制造舆论诋毁中国的人口太多，他发表文章《谁来养活中国的八亿农民》。中国人随机响应号召、掀起计划生育的高潮。
据说计划生育的文件提交给毛泽东主席的时候，毛主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一个断子绝孙的计划”。
总有一天洋人会像愚弄希特勒一样愚弄我们中国人，他们会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来攻击现在的政党，他们会对中国人说：“你们的政府多么专制连孩子都不允许你们生”。但这个政策最初却是由他们倡导的。
如果中国人需要钱，何至于勒紧裤带搞计划生育？赚钱的生意很多。中国人把媒体等赚钱的产业让给别人，人家赚了钱、窃取了权力、奴化了中国人的思想，还骗中国人，说：那是“市场决定的”。
“市场决定价格”的错误就在于制度方面出错。以前，什么都是国营的，文化是国家经营、商业、工厂都是国家经营。所以以前是绝对没有什么“市场决定价格”的混乱现象。
现在，什么都由个人经营。写文章的人既要当作者；还要自己想办法售书。那么写文章的人是属于文人、还是商人呢? 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宣扬主张、还是为了赚钱？有些人为了赚钱可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那些颠倒黑白的、说谎的、卖国的，不都是为了钱吗？
现在这种由个人经营的现象，就像是滥用抗生素药物一样。虽然医生最知道抗生素药物不能滥用，但是医院为了赚钱，多数的医院都给医生下达任务，医生卖出多少药，医生从开出的药中、按提成拿奖金。有些没有医德的、品质低劣的医生，不顾病人安危，拼命给病人开药。社会上这种事情不是很普遍吗？所以，有人建议把医院和药店的职能分开，这一建议却遭到医院方面的强烈反对。当然啦，他们是专业人士，说出的理由，作为有利害关系的病人（非专业人士）是无法驳倒医院的。所以医院里的患者们至今只好忍受着，知道这药过量，却没办法选择不吃(患者哪里知道一大堆药中哪个是必须吃的、哪个是多余的药呢)。写书和售书联系在一起，就和医院诊病和出售药品联系在一起是同一个道理。什么事情只要和金钱、利益挂钩，它就变得不单纯，就会有人受害。
写书不能和售书联系在一起，因为它危害的是国家的文化。这种危害是致命的。是会导致亡国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随时、随处都用这句口头禅“市场决定价格”。这句话在中国人心中如此根深蒂固不知源于何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人暗地里在阴谋地操纵市场，而且操纵市场的幕后操手是洋人。何以见得呢？因为“市场决定价格”有价格的那些观点、都是洋人的观点；而不是中国人的哪一派的观点。自从洋人用庚子赔款为中国人兴学办校开始，洋人的黑手就深入到中国的文化层。他们吸收中国人到他们国家去学习，给中国的留学生洗脑之后再把他们送回国，使这些人在中国的上流社会去影响其他的中国人。民国时候的名媛们，基本上都有这种经历。最典型的是《我们太太的客厅》中的主角人物，现实生活中的林徽因。
到现在，有些人都在极力维护林徽因的完美形象，林徽因是西方人为中国人树立的榜样，是鼓励中国人像她那样热爱西方文化的一个范例。的确，做女人都想像她那样漂亮、优雅、和富有；男人都向往这样的女人；有人把她鼓吹成为后代淑女佳人的楷模！西洋人选择这样一个人作为中国人的榜样，真是再合适不过。林徽因非常健谈，她总是口若悬河，这一性格特点有利于宣扬他们的观点。
外国有一个关于间谍的故事，说：二战时候，一个军人的妻子，家里来了一位时髦女郎和她做朋友，这位时髦女郎喜欢收集邮票，并使她也对集邮有了兴趣。这以后，她的丈夫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了，写给她的信中说：经常有大炮轰炸他们的所在地，他们只好一次次的更换场所。但是每次更换场所之后、敌人却像是在跟踪他们一样，总能准确的找到他们位置，不知为什么？最后她丈夫的所在地全被歼灭，时髦女郎从此人间蒸发不见了。军人的妻子在整理她丈夫的遗物时，看见她丈夫寄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信的邮戳上赫然印着她丈夫那边的地址。是她自己出卖了她丈夫的所在地。
西方国家的电影里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语：叫着“间谍的最高境界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个间谍”。
林徽因难道没有做过这样的傻事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林徽因夫妇先后避难于长沙、昆明、重庆等地，他们每到一处日本的轰炸机都时不时地从他们头上飞过。1944年日军攻占贵州独山并直逼重庆（接近他们所在地），这期间，林徽因一直都傻傻的和那位叫费慰梅的美国女人通信（费慰梅还给林寄来过支票）。不要以为中国和日本打仗，把信息透露给西方人无关紧要，西方人才是幕后的阴谋家，他们把中国的情报透露给日本；把日本的消息告诉中国。他们坐山观虎斗。
西方人究竟从林徽因那里的得到了多少有价值的信息无从知晓，不过林徽因的财力确实有些不明、令人怀疑。她家每天下午有个小的茶会聚会，聚集社会各界名流、整日高谈阔论，还经常组织活动，比如用英文朗诵英文诗、表演节目。每个星期的星期六有个大的茶会和宴会，这钱从哪儿来？这种聚会完全是个人兴趣吗？或者说：更像是在工作。如果那个时候，媒体像现在这样发达，林徽因可以打个广告、做个品牌形象代言人、或在电视里做任何一个节目便可以掩盖其财力的来历不明。但是那个时候，写几首小诗、和写几篇她那样的文章，就可以像她那样消费吗？有些事情她是无法隐藏的，她丈夫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就无意间提到过：林洙和程应铨结婚的时候，林徽因不仅资助了他们一些钱财；而且还送了他们一套清代官窑出产的青花瓷盘，出手之阔绰可见一斑。
林徽因也曾资助过沈从文，沈从文“对她的感激，使他一生都在维护林徽因”。 沈从文曾经两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而当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他是她那一圈子里的人。
林徽因利用“太太的客厅”提拔了很多青年人踏入北平的文坛，如卞之琳、萧乾、李键吾。有些人她根本不认识，仅仅在《大公报》上面看到一篇文章觉得不错，就托熟人邀请萧乾等人来太太的客厅做客。她做的这些事情本身就是操纵市场、或左右市场。林徽因根本没有责任和义务做这样的事情，她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中国委派的文化使者。那么是谁委托她做这样的事情呢？
林徽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问题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不过她的举动显然超越了一位太太的职业范畴，在她举办的“太太的客厅”里，美国人费慰梅是座上客、钱端升（当时尖端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张奚若（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陈岱孙、社会学家陶孟，当时上流社会的精英都在客厅里高谈阔论，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想获得情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当时北京的文化圈子里，像林徽因家的“太太的客厅”这样的家庭文化沙龙还有胡适家的，凌叔华家的聚会也很有名，这是当时的一种现象。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在那样一个“没个英雄做主”的年代，有“林徽因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到了现在，依然允许“市场决定价格”就奇怪了。
好像这个国家“依然”没个英雄做主似的。因为没人做主，所以什么事情都由市场决定。房价由市场决定、最近听说“股市的规则也任由市场去决定”。
阴谋家们总是想尽千方百计让这个国家的人们活得痛苦，然后把这痛苦的根源栽赃给执政党，而我们国家的执政党对阴谋视而不见。看看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房价有几个老实本分的普通人能买得起现在的房子？难道非要等到人们无法维持生活的时候揭竿而起；难道非要等到股市崩盘之后；难道非要等到国家败亡之后才能领悟到“市场决定价格”的危害吗？
中国文化：
打开电视，许多鉴宝、收藏的节目进入眼帘。
中国人手捧着花上几亿、甚至几十个亿的钱买来的、百年前，洋人从圆明园戮去的瓶瓶罐罐、破铜烂铁沾沾自喜，显示自己有钱、爱文化、懂历史。洋人又把掠去的玩意儿拿出来卖给中国人，再次掠夺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为自己的愚蠢感到羞耻。
难道只有手捧这些瓶瓶罐罐、破铜烂铁才能证明自己有文化吗？如果是真有钱，何不把钱花得更有意义呢？看看别人是怎样考古的，借“拿来主义”运用一番，不是很好吗？
西方人摆放在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文物，是他们掠夺来的，是显示他们曾经强大的战利品、是他们的荣耀。而不是像中国人一样，是花辛苦钱、血汗钱倒腾来的，证明自己的被侵略的、屈辱的历史。
曾经，英国人霍华德·卡特借着考古的名义挖掘了古代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坟墓，攫取了埃及的财富和文化灵魂，之后，西方人对图坦卡蒙的尸体进行检测，还煞有介事的聘请世界顶级的探案人员进行调查，并把调查过程拍成纪录片。
西方人首先是用阴谋论来解释图坦卡蒙的死因，讲述 “人的罪恶”的故事；之后等到检测技术更成熟了，有了DNA之后又再做检测，加上翻阅历史资料，发现以前讲的“谋杀”的故事是错误的；
于是西方人转变话题，用乱伦的观点述说图坦卡蒙的家族的故事，因为古埃及王朝中有沿袭血亲婚姻的事情（在古埃及王室中，兄妹成婚甚至父女成婚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述说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埃及人甚至与西方人合作，参与这样的所谓的“研究”，任凭西方人把他们的祖先说得没有人样。这就像是中国人调侃的那句老话一样“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钞票”。
西方人三番五次地检测、并“研究”图坦卡蒙。并把“研究成果”拍成影片。这样的影片在世界各国、甚至在中国的电视节目中都有放映，想想西方人该赚取了多少？
什么是考古？比起中国人手头的那些瓶瓶罐罐、破铜烂铁，这样的考古不是更有意义吗？我们仇视洋人的强盗行为；蔑视他们的道德观念，但是又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比我们高明。我们（埃及人、中国人等）都是被他们愚弄的对象。
当然，这样的考古、这样的研究中国也有过，2008年，政府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对清朝第十一个皇帝光绪帝做过比西方人更加严谨的检测之后，正式宣布光绪皇帝死于急性砷中毒。不过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样善于利用。开了发布会就完事了。做了那么多，感觉这样的检测连成本钱都没有收回。
可笑的是：新闻发布会之后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偷窥者，听了发布会的报告之后，立即写成文章事先就发表了，但他的言论却是错误的，他武断的认为光绪帝中毒是从新长出的头发中检测出来的结果。后来网友们质疑，人死了怎么还会新长新的出头发来呢，大家围绕这样错误的言论，完全没必要的相互争论，人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讨论。政府的正确结论很长一段时间被藏着掖着。这不是笑话吗？
清东陵、清西陵的所有墓葬都已经被人盗掘过了，又不像乾陵和秦始皇陵墓那样需要等待，何不尽早加以利用？很多的历史真相就掩埋在陵墓当中,加上中国人有记史的好习惯,解读中国的历史绝对不会像图坦卡蒙那样，不知他是从哪钻出来的。
现在电影电视里播放的文艺节目多数是瞎说，都是些：和珅、乾隆、纪晓岚、刘墉的、与历史事实风牛马不相及的故事，没有什么历史真相可言。
如果像检测光绪皇帝那样，也对乾隆的裕陵做调查，结合史料，拍摄纪录片，顺便述说乾隆皇帝的故事，向世人展示真正的乾隆盛世。可以有力的驳斥《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等书中，那些外国骗子的谎言。引导人们真确的看待历史，不是很有意义吗？
还有清西陵的慈安的陵墓也已经被盗掘过了，慈安死时就有人怀疑她是被谋杀，这是一桩历史迷案。
人们想知道历史真相，可是我们现在的电影电视里都是些胡说八道、和歪曲历史事实的故事。
有些伪学者，他们专门把中国历史上的好人说成是坏人；把坏人说成是好人。他们把历史上的正面人物说得一钱不值，说“暴君、昏君、亡国之君”是“圣君”，严重的污染了青少年的心灵。
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不是只有军事力量就够了。如果：思想被人瓦解了，国家一样保不住。
各种媒体、影视、网络都是引导人们思想的最好的重要的宣传工具，政府不应该让这种重要的宣传工具被别人利用；而应该自己好好把握，从审阅书的出版、直到市场、直到书的观点被大众接受的全过程都应该有一个系统的一条龙式的管理方法，而不是让写书、出书、售书、市场单独的存在、让每一个环节都被人钻空子。
我看《甄嬛传》：
电视连续剧《甄嬛传》热播，我只是断断续续稍稍看了一点点，从来没有完整的看过一集。按理说：如果想要发表言论，我就应该从头至尾把它看完，至少大致的情节应该搞清楚，才可以，说三道四、说东道西，是不是？可是我没能做到，因为我实在是做不到。这部戏就像王妈妈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我实在是无法耐着性子看完它，请原谅。
《甄嬛传》里的皇上，历史原型人物是清朝的雍正皇帝，华妃是年羹尧的妹妹、那么后来成为太后的甄嬛（历史原型人物是清世宗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她是乾隆皇帝的母亲。电视剧里的甄嬛她是和情人有了私生子，然后皇上误认为甄嬛的这个孩子是他的。整部电视，看上去好像是宫廷戏，实际上是在诋毁乾隆，说他是个杂种。当然，在电视剧中，作者不敢说得那么直接，而是说后来的皇帝是太后的养子。既然历史原型人物是乾隆皇帝的母亲，那么后来当皇帝的那位就不是其养子而是亲生子。作者想说什么？难道还不明显吗？
乾隆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清代第五位皇帝，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他是“康乾盛世”的缔造者之一，清王朝在他统治的期间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
虽然，有的学者对“盛世”表示异议，就连鲁迅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但是纵观中国历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经过战乱，新的王朝建立之后，中国的统治者都知道休养生息，减免赋税、让老百姓的生活恢复元气。中国统治者都沿用郡县制，统治者变了、制度始终没变，生产力立即得到回复。而这段时期，初建立的政权官官相护的贪腐网络还没有形成、或者说还不够成熟，中国的历朝历代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皇帝都有一个必然的“盛世”，这是规律。乾隆时期疆域如此辽阔，是实实在在的情况、而不是吹嘘、不是虚幻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事物。那时候万国来朝的外国使节都要三拜九叩的跪拜，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所以不用怀疑，“康乾盛世”完完全全是名副其实的盛世。
西洋人曾经对中国的财富垂涎三尺并因此发动战争。几经掠夺杀戮之后，至今仍不放弃侵略的野心。
按照洋人的如意算盘：他们再次侵略中国，并且在他们的想象中，和以前的历史一样，胜利的一方仍然是他们。然后呢，他们将用他们最老套的手法：首先给中国人树立一个对立面，扶“清”灭“汉”。给中国人标榜他们喜欢的历史上的李鸿章、慈禧一类的卖国贼式的人物；清朝也有洋人们不喜欢的人物，要求他们叩头的乾隆皇帝那都是窝囊废(他的盛世是个“饥饿的盛世”)、他是个只知道闭关锁国的肤浅之人；有识之士是李鸿章，那才是英雄；慈禧人不错、“聪明、美丽、睿智”；中国明朝人喜欢的昆剧，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昆剧是中国的“百戏之祖，百戏之师”）,至于以前的历史，让中国人都忘掉；像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那都是中国统治者需要的时候才提到，是制造出来的虚假故事，实际上岳飞没有那么神。西方人就用他们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并且要求中国人认同他们的观点，对自己的文化不用自己的眼睛看，而应该听信胜利者的胡说八道。
但是，洋人想要做到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胜利。打仗打赢了这一切才可以实施。可是，仗还没打呢，洋人就按照他们的想象中的情形实施计划，实际上洋人犯了兵家之大忌，这叫打草惊蛇。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一切都按照对方的计划顺利的进行，每一步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那么不用打仗，中国人将自己被自己击败。中国历史上秦朝的宦官赵高在秦二世胡亥面前“指鹿为马”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秦二世胡亥，他就注定是一个亡国之君。
《甄嬛传》的作者纪连海老师名气很大，电视节目里，经常有他回答节目主持人的问话，俨然他就是权威，是字典一样。记者有问题都喜欢问他。北京电视台青年频道的一位节目主持人问：纪老师，人说和珅贪污了多少多少钱，清朝有制度，贪官被抄家之后，所有的钱都要被内务府没收的。有的学者做过调查，那时候内务府从来没有收到过如此巨大的一笔贪污款项。这是怎么会事呢？
纪老师答：“因为没收的和珅的财产中有很多东西是玉、字画、古玩之类，这些东西呢，估价有很大差异，一块玉你可以说是一百元、也可以是一千元、一万元，……（原话不记得了）”。
按照纪老师的说法，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和珅的财产可能是一百元的值，内务府估价却是一万元。也就是说，和珅的贪污款项数字是明确的、而具体实物不清楚？是这意思吗？那么玉、字画、古玩，内务府估价又是多少呢？哪儿有记录？他说这些话的依据是什么？纪老师说和珅不是被冤枉的，可是他的解释恰恰又能证明和珅被冤枉了。这人说话逻辑思维有些混乱。
另外，还是同一个节目主持人问他：慈禧和恭亲王在热河见面之前，他们俩认识吗？什么时候认识的？慈禧是让安德海、还是李莲英给恭亲王送过信？
纪老师回答说：“慈禧和恭亲王在热河见面之前他们俩认识。什么时候认识的？慈禧结婚的时候。给恭亲王送信是李莲英，因为让安德海去送信目标太大了，容易暴露。所以慈禧是派李莲英去的”。 纪连海老师就是这样面对公众、信口回答问题的。
可是，有人曾经做过认真的考证，李莲英根本就没有在热河立下过什么大功。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死时李莲英才13岁，“以慈安的稳健、慈禧之多谋，把生死夺权之大事，托于十二三岁顽童，绝无此理”。解放前专埋葬太监的墓地---恩济庄，有李莲英的墓和墓碑，墓碑的记述中有李莲英从生到死的一切的大事情都记载其中，但，就是没有在热河立功的记述。纪老师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是他在电视《百家讲坛》讲完了《太监李莲英》之后说的话。纪老师讲《太监李莲英》居然连《宫女谈往录》这本书都没有参考过。那么他在《讲坛》中都讲了些什么？那课是怎么讲过来的？
纪连海老师还说：慈禧和恭亲王在热河见面之前就认识，而且是结婚的时候认识的。
请问慈禧是什么时候结的婚?被封为贵人的时候？还是嫔、还是妃、还是被封为贵妃的时候结的婚？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和她们一人结一人次婚，皇帝一年四季只消结婚，就不必干别的事情了。哦，慈禧结婚的时候恭亲王认识了她，依纪老师的说法：皇帝和妃嫔结婚还有男性参加？他当是现在的风俗呢。
封建社会的娶妻纳妾制度中这“娶”和“纳”的区别是很大的，小说《红楼梦》里：贾赦想纳贾母的丫鬟鸳鸯为妾，连贾母都差一点不知道。是因为鸳鸯反抗贾母才得知。贾母气愤的骂正在身边伺候的小婶子王夫人，贾探春为王夫人辩解说：“老太太您想一想，大伯子家纳妾；小婶子怎么会知道呢？即使知道也要装着不知道啊”贾母恍然大悟。
慈禧在咸丰帝活着的时候自始至终都只是“妾”的身份。纳妾是偷偷摸摸干的事情。作为专家,这点常识都没有。多看看《红楼梦》吧。
像纪连海老师这样不懂常识的人写的剧本，电视连续剧一写就写上七八十集，谁知他是怎样的天马行空、展开想象的翅膀。这人真有才！平民老百姓知道什么，还不是随便他忽悠。让这样说话不负责任的人当老师，这可真是误人子弟。
纪连海老师写的另一名著《精忠岳飞》由著名导演唐季礼执导，黄晓明等众明星主演的历史大剧。就在这部剧播出的同时，电视里什么《文明之旅》节目也做宣传，请别的教授来讲解：《满江红》里品岳飞。凭借纪连海老师个人的能力他做不到这一点。这个国家现在有赵高式的人物存在。纪老师这样的文化人只是赵高式的人物指着“鹿”让他们说是“马”；他们就说是“马”的人。
他们都因此得到了奖赏。不是吗？
纪连海老师说，教育观念也在与时俱进，他说：“原来是要求（谁的要求他没说）我要教会学生会掌握哪些；现在是我要学生学会学习，也能够看得出来，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对人才的需求的变化，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原来我们培养的是合格的劳动者；“合格”、现在我们培养的是创新的人才。合格还不行、还必须有一种独立的思维。你必须得自己动手，自己做些什么。”
那么他要求他的学生自己做什么呢？像他一样，做颠倒黑白的事情吗？
他说“现在我们培养的是创新的人才”。只听说在科学领域需要“创新”，没听说在历史教科方面也要“创新”。只有改朝换代之后，历史教科方面才需要重新理解历史人物，那叫“创新”。
郭沫若给曹操平反，因为封建帝王制度被推翻了，中国人再也不需要对封建的帝王愚忠。所以曹操在舞台上的白脸形象得到了“创新”。
郭沫若给武则天平反，因为时代不同了，妇女地位提高了，所以武则天的妖后的形象得到了“创新”。这都是因为改朝换代才有的变化。
“现在我们培养创新的人才”是不是一种征兆？这是要变天了吗？
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在他们的中学教科书中来了一个“创新”，把“侵略”中国、改变成“进入”中国。实际上真正的含义叫着：篡改历史。
百度搜索：视频 我的经历 纪连海从农家子弟到电视名人
参照：http://tv.sohu.com/20081111/n260574918.shtml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有值得骄傲的历史、也有使人感觉屈辱的历史。“康雍乾盛世”是中国的历史中、值得骄傲的那部分中的、其中的一小部分。
难道不是吗？比较道光皇帝的《南京条约》、比较《辛丑条约》；再拿那个时候万国来朝的外国使节要三拜九叩的跪拜做比较，哪一个使人感觉屈辱、哪一个使人感觉骄傲呢？是在《辛丑条约》上签字的李鸿章算是英雄？还是“康乾盛世”的乾隆皇帝是窝囊废呢？谁优？谁劣？历史早有定论，谁允许那些浅薄的学者们肆意曲解。
评于丹：
请问：听于丹说话，你是什么感觉?
我感觉两个字：费解。明明白白非常简短的话语，她要把它说得很长。非常明了的道理她要把它说得很费解。
第一次听她讲演觉得她吵吵闹闹、叽叽喳喳，语速奇快、不知道她在讲什么，听起来很烦人。但是人家那么有名，听不懂岂不是很遗憾。那就耐着性子、认真听听吧。
有一次，于丹谈《端午节的记忆》她讲她自己生了孩子，她的一个学生给她送来艾叶，教会她生孩子之后要用艾叶洗头，据说今后就不会得后遗症，不会头疼。她是这样说的：“我有一个博士，给我送来一麻袋艾叶给我洗头……。”她干嘛不说我有一个学生；而要说“我有一个博士”。
因为，说“我有一个博士”人们立即明白：哦！原来于丹至少是个博士导师。但如果说“我有一个学生”说不定人家还以为她是普通教师呢。那多掉价。
她都那么有名了，还需要用她那“高贵的”身份来抬高自己？不说则已，说了之后，反而使人觉出一丝浅薄来。
于丹的成功，也许在于她曾不遗余力地推崇、和宣扬昆剧《牡丹亭》。
昆剧是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
在唐代，唐明皇是一个知晓音律、富有音乐才华的皇帝，他夜夜歌舞升平，在皇宫里设教坊，“梨园”就是专门培养演员的地方。这位皇帝对唐朝音乐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他自己甚至扮演丑角，留下“戏剧的始祖”之美称。
昆剧最早也莫过于在元朝末期（14世纪中叶）产生；而早在几百年前的唐朝就有了“梨园(戏剧的代名词)”。不知昆曲的“百戏之祖，百戏之师”的称谓是怎么得来的？
洋人喜欢昆剧的原因，可能是昆剧很具有中国特色，和昆剧带有明朝灭亡之后，那些弃明投清的士大夫们的、醉生梦死的、萎靡的精神状况有关。就像《牡丹亭》的剧中人物那样，整天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活在梦境之中。
这个世界大概什么事情都是由洋人说了算吧。
大概在洋人知道的范围之内，昆剧是中国最古老的戏剧，其他的，他们不知道。洋人不知道的事情难道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吗？为什么要随声附和。为什么别的学者可以不像她那样唯洋人马首是瞻，就连那些大学生们都比她头脑清醒（有一次于丹在讲台上又要对昆剧大加赞美一番的时候被学生们轰下台）。
政治家们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肯定，那是外交、是政治上的需要，与学术无关。
难道外国人表示对中国文化喜爱的时候，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可以说：“你们这些浅薄玩意儿，我们中国文化根本不是你们外国人认为的那样。”政治家和外交家难道可以这样说吗？当然不能！只能说：喜欢就好。
所以，作为学者千万不要问：“推崇、和宣扬昆剧《牡丹亭》有什么不对？政治家和外交家不都给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肯定吗？”。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政治、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学术为政治服务；如果把这两层关系弄颠倒了，就是犯错。
电视里，中央4台播出：《文明之旅》 20140616 于丹：向君子借智慧。
在这个节目当中,外国人问:“请问，君子包括穷人吗？因为我觉得穷人的话可能没有钱去博览书什么的，……”。
这样的问题只有外国人才会问，中国人是绝对不会问这样滑稽的问题，“君子当然包括穷人”。君子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脑海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一个人只要是正派、无私的就基本具备了一个君子的条件。相反，小人的定义则是：龌龊、自私。
“君子”和“小人”与钱没有关系；有些穷人甚至比富人更加君子。比如：在逃难、逃荒的人群中，大家都没钱，都缺少食粮，都饥饿。这样的场合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最容易分辨。君子会愿意自己受饥饿、而把得到的食物分给别人；小人则相反。
这是一个很好回答、很简单的问题。
而我们的于丹回答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中国人脑海中的简单的答案，是否有了异议。
于丹是这样回答的：君子，我的理解是没有多高门槛的，所有人只要你道德修养好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君子……。”为了说明这一点于丹例举了一个例子，说:在农村有借贷做买卖的，之后有家当家的，年富力强的男主人可能因为病、或者因为意外忽然去世了，然后家里还拖着很多债务，那么这种情况下有老父亲把儿子欠的债一一还清的；还有的，丈夫死了剩下孤儿寡母，年轻的寡妇上门说，我丈夫欠的债、我认、我一一给你还清。很多人都觉得谁会追究这个老少啊？有可能账就能抹平了。这就是心里过不去。就觉得我们家欠的债，我认。我凭我的良心去还，这些人往往还真是不太富裕。
听了这话，该怎么理解“君子包不包括穷人”呢？君子包括“不太富裕”的穷人；但不包括身无分文的、绝对的穷人，是吗？因为至少得有钱才能还人家钱啊。赖债的是小人；实在没钱的、还不起债务的也应该是小人，是这意思吗？
听于丹老师说话你是什么感觉？
一位听众说得好：“于老师，听了刚才您这么多关于君子的描述，我觉得作为一个君子，那个要求,门槛挺高的……”。
可是前面于丹老师还在说：“君子，我的理解是没有多高门槛的”。听了她的描述之后，那位听众却是相反的理解。
听于丹老师说话，感觉她的答话不是十分正确,她打比喻不是很贴切；或者说，她想要说的、和与她表达出来的话语有些对不上号。否则，不会一边她说“君子，我的理解是没有多高门槛的”；而另一边，人们听起来却认为她在说“作为一个君子，那个要求,门槛挺高的……”。
于丹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以及“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些话的解释似乎也有些不尽如人意。
她用“君子之交淡如水”来形容嵇康和山涛之间的复杂的关系。嵇康和山涛之间曾经有很深的交往、和很长的渊源，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打翻了的五味瓶一样的味道，用“淡如水”来形容他们的关系？合适吗？
在于丹老师高高的讲坛之下有许多外国人，那么，外国人听得懂她说的话吗？
听得个“屁”的懂。说母语的中国人听她说话都好似云里雾罩一样，说几个简单的中国话尚且发音不标准的外国人怎么能听得懂她如此“深奥的”答案。
不信的话，节目主持人可以反馈一下意见，再问问那位提问的老外：“听了于丹老师的讲话之后，心里有答案了吗？您认为君子包括穷人吗？还是不包括？”
其答案，一定会问出笑话来。不信的话，试一试。
很多外国人来中国的目的，不是想来受影响；而是想来影响我们。他们根本不需要听懂我们对他们的教育。他们只要使得于丹这样的有名的学者按照他们的意图说出话来影响中国人自己就够了。外国人其实最懂得“以夷制夷”的道理。
参照：CCTV4《文明之旅》 20140616 于丹：向君子借智慧。
http://xiyou.cntv.cn/v-aa73d24c-f6d1-11e3-89a6-d29fa354baaa.html
某些教授：
现在的出版业也真是……真不知道他们为谁服务。看看市场上出售的书籍，出版的都是名人的、专家的、教授的、学者的书籍，而这些人的观点呢，看看他们都说些什么，那都是中国人该说的话吗？
我认为现在的政府很迟钝。他们给这些所谓的学者、专家、教授们优厚的待遇，而这些人却不为他们服务。
现在的学者们、那些大学教授们，他们个个喜欢把中国历史上的好人说成是坏人、把历史上的奸臣说成是好人。说什么“袁崇焕是汉奸卖国贼”、把昏君、暴君崇祯皇帝说成是“自杀殉国的‘圣君’”；还有什么 “《满江红》是不是岳飞本人写的？《岳母刺字》的故事是假的；历史上有没有西施那么一个人，是否是人们的想象；复国的越王勾践是个心胸狭窄的小人。等等、等等”。
而这些教授们的话却又那样的不堪一击、经不起推敲、显得十分愚蠢可笑。
为什么他们认为《满江红》不是岳飞写的呢？因为在他们看来：《满江红》的出现太迟了，明朝时才发现有《满江红》的文字记载，从岳飞被杀害、到人们看到《满江红》这首词，此间相距500多年。就因为500多年没人提起过《满江红》，所以教授们得出结论：《满江红》不是岳飞自己写的。这些蠢货。
岳飞被杀害、一番混战之后是元朝，元朝的统治者蒙古人怎么能允许汉人宣扬岳飞的民族主义精神呢？之所以500年间《满江红》未被人们提起，是因为被压制了的原故。而不是没有。
总之一句话：这些可笑的学者、专家、教授们认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就不存在；他们没见过的事物就没有过。历史上的西施只是听说，仅仅是传说而已、没有照片、没有家谱、没有正史记载、没见过，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么一个人，是人们想象的。
这世间，偶然的事件、不确定因素数不胜数。难道什么事情都是那些人猪脑子一样想象一下，觉得不可能，就能得出结论吗？
《岳母刺字》是人们自古以来、口口相传的故事。到了学者那儿这故事就成了假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第一，岳母不可能识字（因为那时的妇女都不识字），不识字又怎么能在岳飞身体的背上刺字。第二，纹身刺字是技术活，一个妇女是不可能掌握这种技术的。
不错，一般情况下，那时的妇女是不识字的。但是，东汉的蔡文姬；唐朝的妇女就更别说了，武则天、武则天的女官上官婉儿；以及后来的宋朝的李清照。这些例子比比皆是。她们对文字的掌握岂止是普通男人可以攀比的？
那时，普通的妇女的确不识字，但官宦人家的女孩例外。
很小的时候看过一本小人书，记得说，岳飞的母亲不是他们居住的地方的当地人，是逃难到那里后定居下来的。当时战争不断，而且洪水灾害颇多。岳飞的母亲一定是家里发生了变故才会逃难。在家庭发生变故之前，谁能说她一定就不是官宦人家或富裕的商贾之家或书香门第出生呢？由于战争的缘故，改变了人的身份，自古以来这种事情还少吗？
现在的孩子都不看《岳母刺字》这样的小人书了，出版社也不出版这样的书。形势逼迫现在的孩子们看那些愚蠢的学者们的猜测、电视里啊、网络上的那些蠢话。
那么，继续说岳母刺字，是不是真的。学者们认为：纹身刺字是技术活，岳飞的母亲不可能掌握这门技术，所以《岳母刺字》的故事是假的。何以见得？
话说盛唐时期，晚年的武则天因嫉妒手下的女官上官婉儿与其男宠眉来眼去。将婉儿打入牢房。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是婉儿小时候的玩伴，太平公主替婉儿求情，武则天答应放婉儿出狱，但有一个条件，要婉儿毁容，婉儿必须在脸上刺青，方可出狱。这婉儿因珍惜自己的花容月貌，表示宁愿死也绝不在脸上刺青毁容。于是太平公主想出一个绝妙法子，只在婉儿的额头、两只眉毛间刻上一朵花。这样即不违背母亲的意愿；也不让婉儿宁死不从。未曾想，婉儿额头上的刺青非但未被毁容，反而使她更漂亮。武则天毕竟像个女政治家，也不计较。非但不计较，因婉儿脸上刺青之后着实显得新颖、绝色美丽。老年的武则天虽已老得连牙齿都掉了好几颗，却还依然爱美得不得了。她也东施效颦一样的在额头上刺青（有武则天的画像为证）。于是，上行下效。从此，整个唐朝的仕女们都喜欢在额头上刺青（参照《唐代仕女图》）。这种风俗直到南宋依然还有，杀害岳飞的那个皇帝赵构，他的母亲的画像那脸上就有花纹。既然大家普遍都有这样的刺青的要求，那么这种刺青的技术也会很普遍，毋庸置疑。岳飞的母亲为了家计，学一门手艺。这样的推测应该可以理解，没有多大问题吧。学者们认为：纹身刺字是技术活，岳飞的母亲不可能掌握这种技术。这样的话绝对正确吗？不见得吧。
再说“明朝的袁崇焕和崇祯皇帝”。有人说“袁崇焕是汉奸卖国贼”、有人把崇祯皇帝那样的昏君、暴君，说成是“自杀殉国的‘圣君’”。
且不论是忠、是奸。我只问一个问题：如果崇祯皇帝不杀袁崇焕，那么崇祯皇帝自己会不会死的那么快？那么惨？崇祯皇帝杀了一个能救他的性命的大臣、并且这个大臣是曾经救过他的命。这样的皇帝岂是“愚蠢”二字可以形容他？居然还有人说他是圣君。
是什么人？希望我们的国家出现崇祯皇帝这样的亡国之君？所以赞扬他为“自杀殉国的‘圣君’崇祯皇帝”；是什么人？不希望我们的国家有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所以拼命地贬低他。
电视节目里（《文明之旅》 20130902），外国人不怀好意的问：“历史学家对岳飞的兴趣是不是随着不同的时代而大而小呢？清末西方国家开始侵略中国，被遭到威胁和侮辱的时候，有没有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对岳飞这样的历史……。”
年轻的蒙曼教授不等人家把话说完就急急忙忙地说：有、有。
这些人的学问看上去似乎做得很好，但却没有丝毫政治头脑。岳飞的故事是真人真事，中国人个个愿意谈论他，岳飞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只有外来侵略者才会害怕这种精神；才会拼命压制人们宣扬这种精神。怎么能说：“我们相信这种精神是‘是’、而不是‘非’”。难道这种精神是“是”？是“非”？都成问题吗。需要你相信才是真的、你不相信就不是真的了吗？
年轻的蒙曼教授还对“儒将”这个名词说了一番自己的见解，对“儒将”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大加赞赏了一番；真不知她是何用意（是想号召将军们起来造反吗？让国家再来一场军阀割据的局面？她是这意思吗？我想，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幸好是生在和平年代，若是在战争时期说出这样的话来，认为她是鼓动“儒将”独立，企图分裂国家,给她定个叛国罪也丝毫不过分。要是在文化大革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种人早就进监狱了。她最好是想一想她说这话之前受了谁的影响，是谁教她说这样的话？
她还一个劲的讲皇帝杀岳飞的理由是为了保住皇位，讲这样阴暗的东西是内部话题，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说说就可以了，和外国人说，想达到什么目的呢？难道是想教会外国人离间计吗？这种东西才是外国人最感兴趣的，作为中国人不应该迎合他们的兴趣。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否定我们的历史、颠覆人们的道德观念，而那些没脑子的学者们也都矮子看戏似的随声附和。
致信《慈禧疑案正解》的两位作者
李教授：
您好！
我看了您和王道成教授最近出版的新书《慈禧疑案正解》，书中关于慈禧西逃的一些细节很真实、很详细、慈禧的狼狈状描写的十分到位，《慈禧西逃之谜》是这本书写的很好的一章，资料的收集相对完整。
但是，说到慈禧的身世之谜，你们却还是老调重弹，依然相信正史的记载。我想问，慈禧出生在山西长治的这一说法，山西长治人拿出的用于祭祀时只有皇家才独有的那个牛皮夹子。你们怎么解释呢？考古专家们都鉴定过了，说：“这件物品并非伪造”，你们没有拿出证据来，证明它是假的（难道这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还有“人证”，你们也没有证明山西长治的老人们说了谎。这些都是铁的事实，可是你们都没有给予驳斥，更没有驳倒。
你们认为：有《翁同龢日记》记载了慈禧的母亲去世时的情景就能证明这是慈禧的生母，而且也能证明她就是出生在北京。但是，母亲的含义很多，继母、养母都是母亲，《日记》里记载的那位死者应该是慈禧的名义上的母亲，她死时慈禧还不能唯我独尊，还需要她这个“母亲”做掩护，不然她的真实身份暴露是要杀头的。除非做过DNA检测证明她们是亲母女关系，还没有驳倒山西长治人拿出的“物证”、和“人证”之前，就说已经把“慈禧疑案”搞清楚了、得到了正解，说这样的话尚为时过早。
另外，写历史题材的文章，必须要有时间概念。你们俩写的这本书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时间概念。
书中说慈禧《自幼多智》：慈禧的曾祖父曾任道光时期的户部员外郎，一次户部的库房少了几十万两银子，他必须把银两如数补齐，否则将获罪、甚至遭杀头。这时幼小的慈禧临危不乱，她对家人说：“莫要慌乱，没有银子可以借。”家人借来银子之后，慈禧又对家人说：“这些银子不能全都交出去，要保留一部分打点关系。”
这样的描写您认为真实吗？慈禧的曾祖父出事的时候慈禧多大？请问那时候慈禧有没有出生？
那么，我们来算一算吧，慈禧的曾祖父生慈禧的祖父、慈禧的祖父生慈禧的父亲、慈禧的父亲生慈禧，每一代人都必须至少20多岁才能有下一代出生。不管是30岁、还是40岁生下一代，我们假设最低限度是20岁。20岁的曾祖父生了祖父、祖父20岁时才能生出父亲、父亲20岁的时候生出慈禧，慈禧至少10岁以上才能说出那样懂事的话来，加起来至少70多岁。古人有那么长寿吗？那时候的人的平均寿命也就是4至50岁，能活到60岁就算高寿了，即便慈禧的曾祖父那时还活着，70多岁的人了还能在户部供职管理一些琐碎的事情吗？说这样的话之前，你们有没有事先计算过时间？
书中还有一段：《奕譞上位》，说：奕譞非常高明，……慈禧一直担心奕譞会威胁到她的皇权。传说早年曾发生过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让慈禧始终耿耿于怀。这件事情是由奕譞的家族墓引起的：该墓穴在北京西山妙峰山，奕譞早早就提前修好了。此事慈禧是知道的，因为将来自己的妹妹也会葬于此，一定要是好风好水的宝地。当时朝廷还派专人前去选风水，并且在建筑规制、物料、守墓人这些方面都妥当安排好了，这完全是奉旨而行。
但是，差错出在哪儿呢？就是当时这个王爷坟顶上长出了两颗白果树，有人将这个事上报给了慈禧，那么长出了两颗白果树又有何不可呢？上报之人就给慈禧分析了，白果树长在王爷坟顶上，那么白果树下面埋的就是王爷，上面一个“白”下面一个“王”，这分明是一个“皇”字啊！慈禧一听可了不得了，这不就是意味着奕譞将来要当皇上吗？不是皇上也得是个太上皇，那哪儿能行。所以慈禧立即下令，派人去把树砍了。
这两颗白果树根枝粗壮，那些受命的人到了那儿根本砍不动，再一砍的时候，这个白果树竟然流血了，一股血流喷涌而出，把伐树人吓得魂飞魄散。但是慈禧不管那一套，说流什么都得给我砍了。最后这两颗白果树还是被伐倒了。
圆滑的奕譞，针对这件事亲自写了一封奏疏给太后，大意是说将来有谁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就应杀无赦，请求太后说谁有夺权嫌疑就杀谁。慈禧一看这奕譞确实是个老实人，绝对不会像六爷奕訢那般，就放下心来让他顶替奕訢，终于把一部分军政大权放手交给了他。但实际上奕譞只是更擅长为官之道，他的才智是远远逊于他六哥的，在处理朝政方面远不如奕訢。
二位教授这是写的什么？神话故事？如果不是神话故事，怎么会有“白果树竟然流血了，一股血流喷涌而出，把伐树人吓得魂飞魄散”这等事情呢？你们拿神话故事来驳斥别人的观点？来正解慈禧疑案？真莫名其妙。
慈禧“砍树”确有其事，只不过发生的时间是在奕譞死了七年之后。《翁同龢日记》记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初七：“园寝有银杏一株，金元时物，似前月廿三事，懿旨据去”。日记里只记了这回事情，没说原因。
但别的书对这件事情有详细说明：慈禧是个很迷信的人，听说有这么一株树她命令砍去这棵树。还叫人用千余袋石灰水灌其树根。光绪皇帝知道慈禧要砍他亲爹坟上的这棵树、拼命反对，但是没用。
二位教授把奕譞死后发生的事情移到他生前来写，以说明他对慈禧忠心耿耿。写这样的书不仅没有时间概念；而且逻辑性也不强，试想一想：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咸丰帝是他的大哥，而慈禧只是他大哥的一个小老婆。仅仅论这一层关系他就比较有底气。如果再加上什么“白果树竟然流血了，一股血流喷涌而出，把伐树人吓得魂飞魄散”有这等事情发生，古人是信天命的，如果天命该他当太上皇他何必对慈禧低三下四呢？
二位教授写的书还不具备常识，比如书中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咸丰帝带领着一群宫娥后妃、王公大臣弃城逃走，逃跑路上，慈禧就因为轿子质量太差，然后就去（向肃顺）要求换轿子，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的灰，使慈禧“受到刺激”。于是慈禧自己抱着孩子坐着不好的轿子，一路颠簸到了承德。
“慈禧自己抱着孩子”那意思是说她抱着大阿哥载淳（后来的同治皇帝）？肃顺在咸丰帝活着的时候就欺负这母子两？他怎么干？慈禧还没有成为太后之前是没有资格“自己抱着孩子”坐车的。他们唯一的孩子从来都是和皇后（慈安）在一起。英法联军撤军之后，慈安、慈禧、和同治小皇帝孤儿寡母回到北京，大臣们到德胜门迎接，看到的是：“母后偕上同一舆，圣母舆在后”。意思就是 “母后和皇上坐同一辆轿车，圣母的轿子在后面”， 慈安是小皇帝的母后，同治皇帝称慈禧为“圣母”（与生母谐音）。
在封建社会，小老婆生的孩子名义上都是正妻的孩子。
皇室朝廷的规矩就更加严格：皇后为正、为嫡，她所生的儿子最有资格成为储君。其他嫔妃为庶，她们的地位和皇后有很大区别。嫔妃可以有很多，而皇后只有一个。当皇后没有子嗣时，其他嫔妃之子要过继给皇后，成为皇后之子才算符合储君条件。此皇子要由皇后亲领抚养，而生母却无权养护，甚至随便看一眼都不行。
另外，书中还说：“慈禧终于战胜了奕䜣，而后还把横亘在她面前的慈安也给解决了”慈安死于1881年、四年之后(1884年)奕訢才被罢黜。所以“而后”用词不准确。像这样没有时间概念、没有逻辑性，经不起推敲的句子，书中比比皆是。
在你们的书出版之前，半年前我写的书《太后独当国》出版了，这本书的观点正好是二位专家所不齿的。
你们的《慈禧疑案正解》这本书讲的都是些什么慈禧的感情生活、饮食、享受、养生、陵寝、珍宝、宫闱秘史，讲的都是这些。哦，专家们学者们就研究这个？
你们书中关于慈禧西逃的细节虽然写的很好，却没有讲明原因“为什么西逃？”，给人感觉慈禧一伙就像一群野马，赶紧着去吃新鲜的嫩草，来一次草原大迁徙似的，因为书中没有交代，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慌不择路的就西逃了。
书中关于慈禧统治时期发生的什么中法战争、甲午战争、联军入侵；什么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什么东南互保、庚子赔款，这样的国家大事专家们只字不提。而我一个业余者所关注的反倒是慈禧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失、和国际形势。而这样的对比，和市场销售形成强烈讽刺。你们研究慈禧的感情生活、饮食、享受等、这样的书能大摇大摆的在大书店出售，我的书却不在市场上发行。
也难怪，现今社会世风日下，自从“庚子赔款”之后，洋人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给中国人兴学办校之后，中国这片土地上就“被出现”了一大批的伪学者。这是大趋势。
如果那些不该奖赏的人得到了奖赏、不该标榜的人被标榜了，那一定是有人在暗箱操作。看看历史上，哪一次朝代的更替不是因为小人得志（宦官、外戚专政）；君主驾驭不了，之后地方不听中央指挥，军阀割据，战乱、生灵涂炭、前朝的人死光之后，诞生出新的政权。内乱导致外来侵略者收渔人之利，侵略者战胜被侵略者。世间总是周而复始的重复着类似的故事。有这种亡国征兆中国人却不能有所警觉，真是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