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金融黑天鹅的背后，政府并非“不作为”。
2016年1月27日，在e租宝带来的风暴正在全国范围内上演的同时，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研究起草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完成了征求意见。
而在征求意见的一个月里，不完全统计，已经有97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出事，平均每天4家出现资金问题。90万投资人参与的500亿规模的e租宝;22万人参与的430亿规模的泛亚;7万人参与50亿规模的财富基石;7000多人参与的20亿规模的盛世财富。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这些昔日的创富明星纷纷崩盘。
回到本文最初的大背景叙述中，笔者试图梳理出其中的初衷和悖论：
首先，鼓励互联网金融的初衷是鼓励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但是悖论在于，承受20%年化的资金成本的公司很难在经济下行环境中生存，整个信托和互联网金融诞生的大背景就是GDP回归“新常态”之后和发展预期不匹配的“落差和空间”，P2P反而成了实体经济的寄生虫。
其次，P2P技术的初衷是通过大数据分散借贷风险，但是随着政府大规模鼓励之后行业的激烈竞争，合规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挤压，一切违法的企业侵占的实际上都是合规企业的生存空间，劣币驱逐良币让全行业走近“违规边际”。
再次，“新常态”政策和“供给侧改革”的初衷是产业结构调整，但是悖论在于，切断预期的调整带来传统行业资金供给断崖式下跌，淘汰旧产能的同时，并没有对升级产能的投资，让P2P行业真正的优质客户大面积消亡，市场上高额回报的项目一夜之间消失之后，资金成本让畸形商业模式难以为继。
再次，行业监管方面，初衷往往是发展全新增长点，但是悖论在于——产业政策大力支持的政府作为的行业往往很快陷入相同的困境。反而是餐饮、美容美发等完全被政策边缘化的行业和服务性行业并没有过剩和风险。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P2P、互联网游戏这样的技术驱动行业，似乎行业管理能力永远落后于实践，在行业发展之后后置性的行业规范，能否带来实质性的推动作用？这里有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悖论是——政府往往乐于鼓励那些自身没有能力管制的行业。
由此，回到题目“e租宝是谁的悲剧？”这个提问，笔者突然觉得这是一个真实而沉重的命题。
一个励精图治的政府，在经济起飞时期建立的威信足以具备任何经济领域的驱动力，但是当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的治理结构挑战冲击自身的时候，政府的改革效率能否跟上市场主体？如果能，政府需要用什么样的力度和决心推动自身改革？如果不能，政府需要将行业主导权移交哪些有效的行业主体？这些都是全新的挑战，虽然不是什么新课题。
或许在2016年经济领域大规模反腐的背景下，“越位激励”的问题会大大减少，但是由此带来的政府管理层的“不作为”隐忧，依然无法解决实业对政府有效性的需求。
我们的亲人在这场野蛮的财富“盛宴”下，正在失去改革开放30年所有积累的财富以及对社会公平美好的期望。如何不让悲剧再重复发生？我希望社会上的独立思想者能够对于此类人民血泪有更多的关注和发声。我们需要为冷漠承担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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