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事关国计民生，房地产市场又和股票市场一样容易产生价格操纵行为，这正是房地产市场需要政府外部监管的原因所在。时下，有很多人认为房地产炒作可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这完全是一种错误认识。老百姓对住房的消费需求具有较强的刚性，只要收入条件许可，潜在的住房消费需求自然会及时转化为实际市场需求，无需房地产炒作的刺激。相反，过高的房价只会延迟老百姓对住房的消费需求或者降低消费等级。因此，房地产炒作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透支性的，效果是短暂的、虚幻的，最终还是要受制于老百姓的真实需求。现在，房地产炒作已影响了经济发展，有关专家纷纷提出忠告：不能再对房地产炒作行为听之任之。
国外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表明：一般商品市场可以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房地产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很容易产生市场失灵，完全依靠市场竞争解决不了问题，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政府对它实行强制性的外部监管。
和股票市场一样，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也普遍存在“典型示范偏差”和“羊群效应”等心理现象，通俗地说就是追涨杀跌。这种心理规律使得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价格操纵行为容易得逞，而这又正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需要政府外部监管的理论依据。
目前的城市居民50%左右有自己的住房，购房支出对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还不很明显，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购房支出的挤出效应会越来越突出。炒房行为有其明显的弊端：
其一，抬高了劳动力成本，削弱了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近年来大批制造业企业向上海周边地区扩张，世界五百强企业至今没有一家落户温州，都与当地过高的房价有关。据调查，温州市区最廉价的住房价格已由3年前的2000元/平方米，上涨到目前的4000元/平方米左右，如此高的房地产价格，已经成为温州经济增长的障碍。
其二，进一步加剧社会贫富差距。一般来说，在房地产炒作前期购房的人是以温州炒房团为代表的来自富裕地区的外地人，或者是本地经济较为宽裕、有投资性需求的人，而高房价的真正消化者即受害者基本都是本地中低收入者，他们本来就不多的收入将更多地流入炒房者和房地产商的腰包。
其三，透支社会财富、抑制社会有效需求。对于生活在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一般工薪阶层来说，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才能还清一套住房的全部按揭，此间其他支出只能尽量压缩，形成了明显的消费挤出效应。面对房价的高涨，即使无需偿还按揭的购房者也会对当前消费行为更加谨慎。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目前的城市居民50%左右有自己的住房，购房支出对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还不很明显，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购房支出的挤出效应会越来越突出。
其四，削弱整个社会的风险承受能力。过高的房价必将导致更多的购房者通过长期按揭方式圆自己的住房梦，购房者在办理按揭时一般都根据自己当前的收入水平预期未来的债务偿还能力，一旦将来实际收入达不到预期水平，甚至不能支付银行按揭，就将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经济出现整体不景气，社会就会出现大批“负资产者”，这将严重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其五，扭曲了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房地产炒作容易导致房地产的投入规模出现爆发式增长，从而带动水泥、钢材、电力等相关产业的产能急剧膨胀。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或其他原因导致房地产投资规模下降，则相关产业将出现大量闲置产能，使国民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其六，不利于城乡二元结构的融合。高涨的房价，将使绝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置业安家成为一种奢望。
其七，不利于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和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发扬。如果富裕之后的温州人大部分以炒作房地产为盈利的主要来源，那么要不了多长时间，正在崛起的温州制造业将丧失产业升级的机会。任其发展，将来的温州可能会产生世界有名的富翁，但产生不了世界有名的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