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型投资人之所以在以上企业里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的操作手法越来越老道了。十年前，人们视其为不择手段地制造麻烦的人。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在吃进一家公司5%到10%的股份后，往往只关注一个公司治理问题，例如“毒丸计划”、不稳定的董事会结构，或者—最令人瞩目的—管理不力等。相比之下，当下的激进型投资人则是一群资信可靠、单打独斗的资产管理人，对待目标公司形形色色的战略问题各有自己的立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些人在与公司不思进取和排外现象做斗争、推动企业兼并，以及—最关键的是—在为他们自己、为其投资的公司和整个经济释放价值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主要针对企业经营和治理之类的核心问题。他们也取得了创纪录的成功：摩根大通银行（J.P. Morgan）最近报告说，所有对积极干预市场行为进行的学术研究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出，他们的举措总体上推高了股价和公司经营业绩。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的干预活动所产生的回报率超过了300%。
可想而知，由于取得了以上的回报，激进型投资人正在吸引更多的资金。在今后几年里，激进型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有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在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的支持下（它们不那么敢于出手），这些对冲基金正在更多地参与他们所投资公司的经营。就在今年3月，作为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离职后一项合作协议的一部分，微软公司给了资本管理公司ValueAct Capital的总裁梅森·莫菲特（Mason Morfit）一个董事职位，后者是一家激进型对冲基金，拥有微软公司价值20亿美元的股份。
当然，这类成功不是白来的，不是所有的激进型投资人都一样的勤快或者都那么有能耐。他们也不是总能借助媒体来抨击目标公司以抬高自己的名声。颠覆现状也许有成效，只要它能把管理层的重心转到创造价值上来；但是，过多的破坏也会摧毁价值。许多激进型投资人仍然在研究，对于任何一家具体公司，破坏到多大程度才合适。
激进型投资人变得越来越自律、消息越来越灵通，操作手法越来越稳当。他们越来越多地开展谨慎、私密的活动，迫使公司的董事会承认他们有能力带来新点子，提高经营业绩。其他比较保守的投资人通常会指望有一个强大、理性的新声音为他们代言。毕竟，代表全体股东利益的是公司的董事会。
当前的激进型投资人正在创立一种更加开放的企业文化。过去，公司里说了算的都是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这两个不同的职位如今多半由同一个人担任），现在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了。新的制衡规则越来越强调扩大股东的组成结构。同样，既然投资资金要重新配置，公司高层会更加关心业绩，即便激进型股东们早就卖掉了该公司的股份。
我们甚至可以说，激进型投资原则或许能发挥更新推动经济增长之手段的作用，无论是推动美国还是全球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