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常说 “有钱纵然不是万能，没钱可是万万不能的。”不过，问题不在有和无，而是发生在多与少之间。当人们不得不花时间来赚得自己的口粮、妻子的医药、孩子的学费，赚钱属天经地义;然而过了必要的阶段，人们是否还得在市场上冲锋不止?钱赚到什么地步才算有止境?
经济学家斯基德尔斯基合写的“赚多少才算够”(How Much is Enough —— Money and the good life)，春季出版以来引起了各界的热烈反响。作者把讨论的关键压缩到了，赚钱努力的产出和投入归根结蒂无非时间这个点上。斯氏对这个任何人都挥之不去的问题的热忱和兴趣，显然是受了凯恩斯的预测错误的触发。回顾凯恩斯在八十年前发表的一个名篇，他确实载了一个大跟斗。
凯恩斯的《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稿成1928年，发表于1930年，那年世界经济正深陷于大萧条，而他个人财产也亏损惨重。但是凯恩斯明确告诉人们，不必惊恐更无需绝望。他信心满满地预测，一百年后(2030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将再要提高四至八倍。事实上到2009年，英国的人均GDP，扣除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六倍以上。
凯恩斯更看重的另一个预测，对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理解却错得离谱。他期许，百年之后英国人的儿孙辈将从物质需求里解脱出来，不用再为“搵食”终日忙碌不休，“经济将不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面对物质丰裕，儿孙们的经济机遇要好得多，将更有可能追求各自的兴趣爱好，用更多的时间去发展各自的心智和、志趣和才华，“每星期只需工作15小时，3小时一班……”
凯恩斯把人的欲念分成两类，第一类源于生存的需要;第二类则源于攀比的需要——比他人显得更优越的戮力追求。第一类欲念满足后就不再是人们扩大生产的驱动了;而第二类欲念虽说永难满足，但凯恩斯设想，人们会变得更智慧，第二类欲念的驱使也会趋缓。近百年来社会发展的实际历程与凯恩斯的预测可说是全然相左。
在英国的经济增长增加了六倍(东亚和中国则远远超过此数)的同时，它的子民每周的工作时间只从当年的48小时降低到了目前的38小时;1983年以来，每年的劳作也只从1700小时略微减少到现在的1640小时。况且英国人(所有发达国家几乎同样)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也没有随之而提高，还维持在1970年代的水平上。
为何如此?作者展开了解析。他们明达地指出，界定“幸福”的歧义很多，而且是主观多变的感受，因此跨时间和人群的比较很难，且不可靠。尤其是人们的幸福感受，往往是相对其周围可比的人(近亲、近邻、同事、同学等)的感受而存在的。要问卷调查里所有的人都要比其他可比的人幸福，在逻辑上是不可行的。举例来说，有些非常实质性的“幸福”提升，比如，近百年来人平均寿命的大幅延长和某种流行病的成功防治，人们一旦习以为常，就不会因此感到幸福增加了，特别是看到周围的人可能活得更长、更健康的时候。货币收入也类似。不过斯基德尔斯基还是给出了构成了“好的人生”的一些基本要件(basic goods)。这些“幸福的元素”，本身就独立“自成”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更高的目的的手段或途径，包括健康、安全、顺应个性、友情、尊重、同自然和谐相处、余暇(leisure)，等等。
有些“元素”是很具体的，像健康和安全，缺少了的确“万万不能”，但更健康更安全难道就更幸福?拿居住面积为例，开放以来，上海市民的人均面积从不到3平米增加到了30平米，上海人的幸福感是否增加了10倍?尤其是当看到邻居同学超出了40平米而自己的还不到20平米的时候。另一些“元素”则很混沌，像“尊重”，就更难量化了。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说的“decency(体面)”,有多少该由自己在市场里争取，多少要靠政府来分配?
作者把讨论重点放在了时间的分配上，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人们该怎样来把握，花多少时间在挣钱上，多少时间该归自己来支配的余暇。Leisure 或许有更好的译法，按斯氏的界定，余暇有“purposiveness without purpose”(目的就在其自身)的特性，余暇时间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在的爱好，往往是文化、艺术和知性上的高级追求，直接就是目的，而不是先花时间换钱，再用钱来购买这类活动的享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