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勉为其难到捉襟见肘，捉襟见肘到千疮百孔、漏洞百出的写作。
你看，原本就是一个近八万字的中篇嘛，发在《钟山》2006年第6期上，可是，有人“诱惑”了：你写得很好啊，为什么不写成长篇呢？方方不由心动，便在“守城”之外另起炉灶，写出一个篇幅大致相当的“攻城”，有“守”有“攻”，也就合璧出了一幅完整的战争画卷。同一件事从不同角度或者由不同人去说，本是寻常的叙事技巧，就像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李锐在《无风之树》中做过的那样，方方的按章操作虽无新意，倒也无可厚非。不过，方方忘了或者说从来就没有想过，当且仅当多重视角之间注定会发生矛盾、龃龉、冲撞和驳诘，一种巴赫金意义上的祛除了独白的复调得以生成，一种德勒兹所说的斩断了树状逻辑的块茎结构得以恣意地匍匐、漫衍、交织、回旋开去，从而一举揭穿宏大叙事的虚浮和矫饰，并绽露出真相的复杂和暧昧的时候，视角的倒换才是成立的，也才是有意义的。可是，在方方的攻守之间，除了一出现就死掉的袁宗春以及偶露峥嵘的孟洋人算是为双方扯上一点关联而外，攻城的一方兀自在一种莫名的意气风发中奋进、牺牲，守城的一方则在一种绝对的无望中下意识地、茫然地抵抗，两个故事基本上没有交集，更谈不上什么冲撞和驳诘，我甚至可以认定，它们压根就是两个毫不相干、自说自话的故事，两张任意揉弄到一处去的光滑、清爽的皮，方方就是找来最强力的胶水，也无法把它们粘连成一体。这一点，方方倒没有避讳：“我准备以两个独立的中篇来展示这场战事。”不过，方方不会忘了吧，你可是一直在说你写的是一部长篇啊，难道把两个独立的中篇搁到一起就能凑成一部长篇，只是因为它们写了同一场战事？那么，同理，我们岂不是可以把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看成一部长篇小说，因为那些长长短短的小说都在描述光怪陆离的彼得堡，而茅盾的《幻灭》、《动摇》和《追求》则是一部响当当的长篇巨制，因为它们完整地再现了“大革命”的高潮和败落？长篇之为长篇的特质如果只在于长，而且越长越好的话，我倒建议方方不妨再换一个乃至多个视角接着写下去，写写溃逃孝感，妄图反扑无奈回天无力的吴大帅，写写置身战火之外却又因亲友深陷围城而为战火揪心、痛心的汉口和汉阳的人们，如此一路写来，一部中国的《战争与和平》说不定就横空出世了。
是的，我说的是方方的《武昌城》，荣获第二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的《武昌城》。两个独立的中篇竟然能获长篇大奖，这样的文坛“奇观”最起码应该引发两个层面的思考：1.我们的文学奖究竟在鼓励什么样的创作取向？2.写作者在拿起笔之前，是不是先要问问自己，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小说，什么是长篇小说？
说《武昌城》是一次勉为其难的写作，不仅是指方方把一个中篇的构思生生地抻成了长篇，更是指她对于那场战争，对于北伐，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史完全是隔膜的、进不去的，明明在事件的外围打转，还要硬写，这样的写作怎么可能不是隔靴搔痒的？说方方理解不了武昌围城，决不是我信口开河，让我们先听听方方怎么说：“我恐怕自己对历史的氛围把握不好，对战争的场景描述不真，便没打算写长篇。”没能力写，还是写了，写出来的东西当然经不起任何推敲。比如，方方说，她有个同学指出，把梯子搭在壕沟上面当桥，太不可信了，她去查了一下资料，壕沟有多宽，梯子可能真的不够长，“我就不做声算了”。白纸黑字，不做声就真能算了吗？再如，受伤后的梁克斯一寸一寸地爬向宾阳门，“往常他三跳两跳就到”的“短短几步路”，他爬了一上午。诡异的是，这么短的距离，这么漫长的时间，这么朗朗的白日，他竟会在快到门洞时才“遇见”一个断了腰，正在呻吟的士兵，“说话间”又“发现”几个正在爬行的伤员，要知道，他伤在腿上，头能转动，耳目还是聪明的呀。就这样不知深浅地乱写，方方也怯了，毕竟是写了多年的老手，冷暖还是自知的，那就能回避则回避，能带过则带过吧，哪怕正在关节点或者高潮处，于是，《武昌城》处处都是如此肤皮潦草、不知所云的叙述不像叙述、描写不像描写的战争描写：“前进，肉搏。再前进，再肉搏。直杀得天昏地暗。”
连翻一下资料或者稍微动一下脑筋就不会出错的细节都一错再错，方方怎么可能掌握并吃透整场战争？我们怎么可能指望从她这里了解并进而理解武昌城？对此，方方自有一套貌似精致的说辞：“我可以按我自己适合的方式来写，按我所理解的历史氛围和我所推测的 战争场景来写。小说毕竟不是原始事件的还原，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写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想象。”这样的诡辩术实在不堪一击，因为小说虽然是虚构的，想象的，不过，小说的想象一定是关于现实的想象，一定是从现实中来又回到现实中去并最终在现实中完成了自己的想象，这样的想象就是现实本身，甚至比现实还要现实，能够击穿现实的机械、僵死，朝向无限的丰润和弹力飞翔。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早有断言：诗比历史更真实。相比之下，方方的无视现实甚至背离现实的想象则无异于一种沙上建塔、缘木求鱼的谵妄，而我们都知道，精神病学意义上的谵妄正是对于最庸俗的现实以及现实最庸俗的法则的无条件认同，于是，方方所谓的“自己合适的方式”就只能是最习见、最庸俗并因而最荒谬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可以是用那些看起来很雅致其实早已被万口传诵得无比扁平、贫乏和做作的诗句来想象和比附那些被战火煎熬得毫无诗意的人们，比如，她会用“无言独上西楼”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有一般滋味”，来形容陈明武痛失爱母的绝望，会连着用“醉里挑灯看剑”的豪情和“念天地之悠悠”的怆然来定位北洋小军阀马维甫的抱负以及抱负被撞得粉碎之后的失落，她还会让已经成为无智老和尚的罗以南适时地想起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并东施效颦一样地写下“若有若无”四个字，此时，一个我们都已烂熟的感喟犹如背景音乐般响起：“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是说这些诗句不能引，而是说方方这样无节制的乱引、滥引以及只能在常识和流行的范围内引，只能说明她的趣味和想象早已被这些通俗到贫乏程度的诗句凝定，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常人。方方一直沾沾自喜的属己的想象方式原来如此流俗，如此贫乏，那么，她怎么可能洞穿那场太过惨烈、悲怆因而注定长久地缄默在常人视野之外的围城往事的真相？方方的想象方式还可以是对于盘踞在教科书等体制化的或被体制诱导、鼓励的读物之中的观念的图解，甚至不是图解，而是照搬。当然，她也会寻访一些普通读者不会在意的资料，不过，这些原本可能质疑并刷新成见的资料还是无一例外地被成见收编、重组，成了成见的最司空见惯的一部分。这一点，方方另一部关于武昌首义的小说《民的1911》表现得更加分明。在那里，方方的历史观全盘照抄“革命史”，她会依葫芦画瓢地罗列义和团、火烧圆明园、自力军、《辛丑条约》、同盟会，直至首义，就连小说的细部，比如两位义士正在研读，所读之书也径直从“革命史”中撷取——《警世钟》、《猛回头》。这样一来，方方就算写出再多关于武昌城和民国史的小说，也只是在不断地复写“革命史”，“革命史”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才是她不能也不愿走出的“书中之书”。
不过，过分的“革命史”化一定会被读者厌弃，读者早就被“革命史”及其主导的革命叙事败坏了胃口。那么，方方该如何开辟一条既在“革命史”框架之内又能多少中和、冲淡一些“革命史”的说教气的蹊径？
“革命史”是一部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天使终将消灭魔鬼的斗争史，价值观上的来不得半点苟且的甄别和遴选贯穿于斗争史的始终，价值观本身也在不断的甄别和遴选的过程中得以强化，所以，价值观的分歧才是革命的动力源。到了去深度化的后现代，价值观无可避免地贬值，甚至被抛弃、被狐疑，革命随之成了传说，历史也走向终结。方方捕捉到去价值化的时代潮流，并敏感到去价值化能够冲淡“革命史”的戾气，便果断解除了《武昌城》中各色人等过分强烈的价值吁求。这一去价值化工程，首先是从主要人物的设置开始的。“攻城篇”的主要人物是罗以南，一个心已出家随佛的伪志士，他只关心一件事：“梁克斯呢，他还活着吗？”“守城篇”的主要人物则是马维甫，一个既恋恋于表妹又为朋友的未亡人心动的心猿意马的情人，一个既以服从为天职又因服从而身心俱疲并最终开城输诚的北洋军官。之所以用这两个软弱、游移、暧昧的视角来追述武昌围城，方方就是要模糊掉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圣洁与龌龊之间斩斩分明的界限，就是要告诉人们，革命的未必理直气壮、器宇轩昂，就像梁克斯悲哀地发现，“只有他一个人是为了主义而参战的”，反革命的却自有一番铮铮铁骨，就像被俘的守城司令刘玉春接受失败，却不会认错，“因为，他是军人，执行命令是他的天职”，他的骄傲，让马维甫羞愧，也像方方借吴妈之口石破天惊般地认定，北洋官兵的阵亡同样是为国捐躯！冲淡乃至泯灭了价值分歧之后，《武昌城》中的人们就脱下了志士、反动派等意识形态冠冕，成为各有各的伤痛的凡人，用方方的说法，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正常人”，造作的只能是宿命，以及那一撮面目模糊也正因为面目模糊所以实际上空无一物，可以放心归咎的逃兵。就这样，一场壮烈、惨烈的战争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改编成了一群“正常人”既在命运的播弄之下相互残杀又在涸辙之中相濡以沫的带点残酷更带着温情的生活剧，这一出生活剧中，不仁的一定是天地，人间则满满的都是爱意。不信请看，“攻城篇”的故事主干是一个名为“拯救大兵梁克斯”的好莱坞式传奇，“守城篇”的主脑也是救人，拯救暂居洪府的人们，或者是武昌城的生灵，如此一来，人性的灼灼光辉就完全遮蔽、驱逐了原本剑拔弩张的价值分歧，人，只有人本身，才是万物的灵长，才值得方方深情唱诵。在此基础之上，方方宣告了她的文学观：“我只是想把人本身的东西给揭示出来，文学是人学，不是阶级学，也不是某一个派系的学，也不是一个党学。”去价值化之后的剩余物，原来就是人。
文学是人学，一个太不新鲜的命题，而且，方方在旧事重提时没有比前人往前迈出哪怕一小步，比如，她没有想过更没有阐明，人究竟包不包含真实的所指，抑或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人是一个理念、一个集合还是一具温热的肉身？人会不会不仅是光鲜的更是贪婪、嫉妒、仇恨、疯狂的，而且正是这些人性暗影的烘托才使人挣出概念的泥淖，成为无比丰饶的存在？从来没有思索过人本身的方方高扬着人性的大旗，就像高扬着一片虚无。虚无不要紧，反正方方也不真是人性的信徒，她反复申说她根本就一知半解的人性，自有一番深意存焉，让我们先来看看她所谓的人性是什么吧。在方方看来，人性首先是对于生的执着，一种不管多么艰难都要活下去的执着，那些不管是畏葸还是坚毅抑或超然但说到底都是无比炽热的求生意志才是方方真正悬心之所在。《武昌城》的写作是一种铭记：“让我们从此路过这里，心里会想起他们，想起他们为什么而死。”而铭记正是对于艰难的生的赞颂。人性还是对于各有苦衷的生的体谅，一种摈弃所有价值立场，仅仅从生的角度生发出来的体谅，就像方方明确总结的：“守城和攻城，各有自己的角度，各有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也各有自己的痛苦和悲伤。”于是，“正常人”一定是一些处处潜悲辛的好人。人性也是对于生的各种准则的恪守，比如忠诚，就像莫正奇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救回宾阳门下的伤兵，因为这是曹营长的遗训，也像马维甫拯救了全城生灵，却被众人唾弃，因为他背叛了长官，出卖了兄弟。逐一检视方方的人性观，好像个个都有道理，可是，当我们把这些论点放在一起看时，就会发现方方说的是人性，用意却在于追诘所有读者，并让他们作答：生已如此多艰，为什么非要斗个你死我活，分出一个高下不可？对于芸芸众生来说，那些是非、黑白又有什么意义？人是指着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的价值观还是靠与我们如此切身的准则活着？只要人们直面这些追诘，就开始被它们背后的潜台词编码了，只要人们觉得方方问得有道理，就已经无条件地接受了她的潜台词——与现实妥协，承认现实以及现实的法则。承认现实，不正是典范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要知道，中产阶级多么珍视他们的宁静、高雅的现实，多么害怕这一太过美妙以至于脆弱得不堪一击的现实被击碎啊，所以，他们需要编织他们的叙事并通过他们的叙事确立起他们的价值观，需要把他们的价值观伪装成普世价值并在不动声色中灌输给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现实的人们。于是，方方和她的中产阶级想到了去价值化——价值去除了，分歧也就消泯了，没有了分歧也就没有了争执的人们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地活下去吧，中产阶级的现实随之江山永固。从这个角度说，去价值化的过程就是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崛起和灌输的过程。要想去价值化，当然离不开人学，人学一方面让人们体会生之艰难，从而不再执着于一己的价值观，一方面又让人们在我们都是一样的人的意识的催眠之下，下意识地认同中产阶级这一特定阶层的价值观。所以，哪里有什么客观、明确的人，人从来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一个空空荡荡的能指，一个把绝大多数底层人排除在外却又好像所有的人都与有荣焉，于是就连被排除在外的人都会心悦诚服地通过它来接受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中介。大说特说人，原来是中产阶级的催眠术和致幻剂啊。
最后再提一句，去价值化既是对于现实的维护，“革命史”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这一最大的现实也就在去价值化的过程中得以维系和巩固。“革命史”的价值观竟然以去价值的方式留存，人性的鼓噪竟然与从来就警惕、贬抑人性的“革命史”并行不悖，中产阶级的消化力真是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