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粹主义这个概念
有人把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有人则认为民粹主义是卢梭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这都是一种误解。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一字之差，可谓差之千里。至于卢梭思想中，的确具有民粹主义成份，但我们今天所说的民粹主义概念，却并不源自卢梭。
在学术文化领域，有许多概念，都有两层意义，一层是其原始意义，这往往比较狭窄、明确；一层是其引申意义，这往往比较宽泛、模糊。而且，在通常情形下，人们都是在引申的意义上去理解、使用这些概念，而其原始意义则反而隐而不彰。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也如此。民粹主义，作为一个具体而明确的概念，产生于十九世纪中期的俄国，具有一种政治纲领的性质。那时候，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有人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主张知识分子走向乡村，到农民中间去，发动农民起而对抗俄国的资本主义化。在其原始意义上，民粹主义的“民”，仅仅指农民。这种作为政治理论和政治纲领的民粹主义，在俄国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批判。而我们今天，则通常是在一种文化思想，一种文艺思潮，甚至仅仅是一种情感意向的意义上谈论民粹主义的。这可以说是在一种引申的意义上使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这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表现为把没有知识文化的底层体力劳动者（不仅仅是农民）无条件地神圣化，认为只有他们才是道德高尚、心地善良、灵魂清洁的。“五四”时期，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就是民粹主义情感意向的一种典型表现。谈到俄国十九世纪的民粹主义，人们自然会想到托尔斯泰。但人们也主要是在这种引申的意义上说托尔斯泰具有浓郁的民粹主义思想和情感的。
民粹主义这个概念虽然源自俄国，但民粹主义的思想情感却并非俄罗斯民族所独有。至少在中国，民粹主义也是有着深厚的根源的。民粹主义这个概念，是从俄国输入的，但民粹主义这种思想情感，却并不完全如此。
民粹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纲领，一种政治理论，抑或是作为一种文化思想，一种文学思潮，一种情感意向，其产生自然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我以为，其中很重要，甚至是核心的一条，便是智识阶级的自我否定。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谈到十九世纪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民主文学”时，说这派作家都有一种无力感，都感觉到自身力量的渺小，而正是“这种对自己的社会脆弱性的感觉，激发了俄国作家注意到人民，感发他以必须唤起人民的潜在力量并且把这力量化为夺取政权的积极武器这一思想。也正是这种无力感，使得绝大多数俄国作家成为激烈的政治煽动者，他们千方百计阿谀人民，时而讨好农民，时而奉承工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第7页）这种无力感，是智识阶级否定自身，并且膜拜工农的原因，这也部分地解释了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当然，民粹主义不仅仅源于智识阶级的无力感，还源于智识阶级道德上的自卑感。智识阶级觉得与身处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的生活方式相比，自己的那种有闲的生活是腐朽、堕落和病态的，于是，便转而崇奉起工农。仅仅崇奉还不够，还要求自身向工农归化，抛弃原有的生活方式，改变原有的生活态度，向工农大众看齐，做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这方面，托尔斯泰的例子很典型。在《忏悔录》中，托尔斯泰说：“我离开了我们这圈子里的生活，我认清我们过的并不是生活，只不过表面像生活，这种优裕的环境使我们失去了对人生怀有理想的可能……在我周围，那平常的劳动人民是俄罗斯人民，我接近他们，接近他们所赋予人生的意义……”于是，托尔斯泰把自己变成一个农民，穿上农民的衣服，自己做皮靴，过着像农民一样俭朴的生活……
2.二十世纪中国民粹主义的两个源头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民粹主义是一个重要却又沉重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不能不让人感到苦涩的话题。在近一百年的时间内，民粹主义不仅仅在文化思想、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还在相当长的时期意识形态化了，伦理道德化了。从鲁迅、巴金、沈从文，一直到近年的张承志、张炜，数代作家身上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民粹主义的思想情感。
人们自然首先会想到十九世纪俄国民粹主义对中国的影响。的确，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是无论怎样估价也不过分的。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也确乎与俄国民粹主义的刺激有重大的关系。鲁迅、巴金等人，都受过托尔斯泰影响。但如把本世纪中国民粹主义的兴盛全部归结为俄国的影响，则是偏颇的。本世纪中国的民粹主义，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俄国十九世纪的民粹主义，一个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民粹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民粹”这一说法，但民粹主义的思想却是源远流长、根基深厚的。我以为，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粹主义与俄国十九世纪的民粹主义相合流、相激荡，相得益彰，才使得民粹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蔚为大观。
要追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粹主义根源，首先应该想到墨家思想。李泽厚在《墨家初探本》中指出：“……墨学以及颜元在近代突然兴起，非常吃香，是一种颇具深意的现象……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却是，它与近代民粹主义有否思想血缘关系的问题。在中国近代以至今日，我以为，始终有一股以农民小生产者为现实基础的民粹主义思潮的暗流在活跃着。”（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墨家思想在近现代中国大放异彩。正如李泽厚指出的，《民报》第一期撇开孔孟老庄，把墨子捧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并且刊登了想象的墨子画像。“连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也呼喊：‘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亡，厥惟学墨’。当时及以后，从各种不同角度治墨家墨学和服膺墨子者盛极一时，从清末附会声光电化来解墨学到孙诒让的力作《墨子闲诂》，近代许多重要学者都有关于墨子的论述：而颁发给墨子的‘伟大的平民思想家’、‘劳动阶级的哲学代表’之类的美称也络绎不绝，以至有人称之为‘墨学的复兴’……”（《墨家初探本》）在近现代具有尊墨倾向的文化人中，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人物——鲁迅。鲁迅对传统文化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的，他嘲儒、讽道、讥法，但对墨家却可谓情有独钟。《故事新编》中的《理水》和《非论》，都是唱给墨者的颂歌。
是先有“墨学的复兴”，从而使得俄国的民粹主义一经传入便大受欢迎、推崇，抑或是首先有俄国民粹主义的传入，从而激活了被长久冷落的墨学，还有待考核。反正在后来，二者之间有着一种相互证明、相互促进，“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的关系，则是确定无疑的。
3.托尔斯泰的一封信
在考辨俄国民粹主义与中国墨家之间的关系时，还有一条资料颇耐人寻味。
一九○五年，托尔斯泰在给一个中国人张同庆的信中写道：“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当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是常有的情况）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更不用说孔子、孟子、老子和他们的著作的注疏（被孟子所驳斥了的墨翟的学说，更特别使我惊佩）……”（见戈宝权《托尔斯泰与中国》转引自智量等著《俄国文学与中国》第165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这样说来，托尔斯泰思想在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固有的墨家思想合流之前，墨家思想已先期传到俄国并与托尔斯泰的思想有了某种程度的合流了。墨家思想令托尔斯泰“惊佩”，也可理解为令托尔斯泰感到了亲切。于是与之产生了共鸣。进而可以理解为，托尔斯泰的民粹主义思想中，某种程度地吸收了墨家思想的成分，托尔斯泰思想的传入，也就某种程度上是墨家思想的回归。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托尔斯泰的民粹主义思想一传入中国，便产生了那样深广的影响。这实在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种最有趣的现象。
4.民粹主义与“反智论”
民粹主义与“反智论”（这个概念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之间，应该有着某种联系。虽然“反智论”并不必然导致民粹主义，但毕竟为民粹主义准备了土壤。“反智论”与民粹主义，仅隔一步之遥。
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见《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指出，“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领域。“反智论”，作为一种态度，一种现象，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而在中国文化中，“反智”的气氛也一直清晰可感。
据余英时说，研究“反智”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一般说来，“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持这种态度的人可以称作“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反智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轻鄙以至敌视，持这种态度的人，可以称之为“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luals）。
不过，不管“反智性论者”还是“反知识分子”，都为通向民粹主义的桥梁铺设好了引桥。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道家和法家思想，都有着不难感觉的“反智”色彩，这一点，余英时文中也有较详的剖析。至于儒家，原本是主智的，是推崇智性，尊重知识分子的。但儒学到汉代便开始法家化了，而且这种法家化的过程，“几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史”，而法家化的儒学，便自然地从主智、尊智走向反智、仇智了。而既然儒、道、法三家，几千年来都有着“反智”的传统，那中国文化中“民粹主义”的资源之丰厚也就可想而知了。
将“反智论”推到极端的，恐怕是明末清初的颜元。颜元极为鄙视知识文化、学问词章，将诗文字画斥为“乾坤四蠹”，同时极为推崇生产劳动、体力实践，认为做事即学问，舍做事无学问。而陈登原在《颜习斋哲学思想述》中，以十分崇敬的语气，这样“迷”颜氏之学：“呜呼，世间这最可鄙者，殆无逾于文人，挥毫弄笔，权门所倡优畜之者，而固自以天地正气矣，其尤可哂者，一点一画之间，只语单词之内，刻意推敲，痴情神饰，自以为吾文，吾诗，吾画，吾之书法，苟出于世，则天将雨粟，鬼将夜哭，而孰知其所斤斤自持之平生绝技，不过娼歌优艺，徒以娱人耳目，而同为无益于国计民生，人心风俗之大也。然则习斋之名‘诗文字画’，为‘乾坤四蠹’者，其意义亦隽永矣。”（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在颜元那里，“反智论”其实已经在某种意义上通向了“民粹主义”。
5.郑板桥的一封家书
“反智论”在中国似乎更多地体现为“反智识分子”。自身也是文人的人对文人讥诮、鄙薄的现象相当普遍，在这种时候，讥诮鄙薄往往并不指向知识文化本身。《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一定意义上也可谓是“反知识分子”的。“反智性”与“反知识分子”虽然往往难以分辨，但我觉得，二者之间还是有很重要的差别的。“反知识分子”而不反知识文化本身，乃是因为对有知识文化的“分子”感到了失望，发生了憎恶。知识文化本是好东西，但人一有了知识文化后，便容易将知识文化变作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变作利禄之具，便容易变得酸溜溜、假惺惺。对有知识文化的“分子”感到失望、憎恶后，便转而觉得还是无知无识的蚕妇村氓更真实、更清白、更正常、更可尊敬。
要探寻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民粹主义，清人郑板桥家书中《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或许是值得注意的资料。在这封家书中，郑板桥先是叮嘱：“要须制碓，制磨，制筛罗，簸箕，制大小扫帚，制升，斗，斛。家中妇女，率诸婢妾，皆令习春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然后便说：
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我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弟，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所以又高于农民一等。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
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便不可当。夫束修自好者，岂无其人；经济自期，抗怀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为坏人所累，遂令我辈开不得口，一开口，人便笑曰：‘汝辈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所以忍气吞声，只得捱人笑骂。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在这段话中，郑板桥说明了为何鄙视士而尊崇农夫工人的原因。士人本应是四民之首，而士人之所以是四民之首，乃是因为其入孝出弟、守先待后，等等。但实际情形却往往相反。“一捧书本”，便想着高官厚禄，鱼肉百姓，变得远不如农工商更有益于国家社会，因此只能成为四民之末，甚至求居四民之末亦不够格。从这里亦可看出“反智论”并不仅仅是基于愚民的需要，也是对智识阶层的品行操守感到了失望，而这种失望，也不难导致对知识文化本身的否定，让人觉得不识一字，反倒能做一个清清白白、堂堂正正，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人，郑板桥就是因为对士人失望而转向对农人的尊崇。而更有意味的，是其家书中紧接着写下的下面这段话：
愚兄平生最重农夫……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天顾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务本勤民，呈现昭昭可鉴矣。 在这里，郑板桥赋予牛郎织女的故事以一种民粹主义的含义。既然天意重农尊农，并以星象昭示人间，人间又岂有不重农尊农之理乎？
鲁迅的思想，是异常复杂的，一些相互冲突、矛盾的现象，往往并存在他身上。有人曾用“托尼思想”概括鲁迅，并得到鲁迅的认可。而托尼两种思想，本身便是很不相容的。如果说托尔斯泰具有浓郁的民粹主义色彩，那么，尼采则是绝对反民粹主义的。而鲁迅则既受过托的影响，又接受了尼的一些观念。在鲁迅身上，民粹主义与反民粹主义是交织着的。
鲁迅于诸子百家中，独称颂墨家，这说明他对墨家思想是有着好感的。
鲁迅身上，有着“反知识分子”倾向，对“学者”、“教授”、“智识阶级”语多诮诮，对所谓“绅士风度”也颇嫌恶（他所称颂的，多是异域知识分子），也曾说过：“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对知识文化本身，鲁迅的态度也是矛盾的，有时觉得知识文化很神圣，于改造社会人生有大功用，有时又对知识文化的局限看得很清，他说过：“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在《坟·杂忆》中，也说过：“不独英雄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但鲁迅却又几乎毕生都对底层民众精神上的痛苦有着痛切的感受。在鲁迅笔下，也会有“庸众”、“愚民的专制”、“无主名的杀人团”等尼采式的用语出现。在这种时候，鲁迅则显出一种鲜明的反民粹主义的倾向。
最能显示鲁迅思想情感中民粹与反民粹的矛盾的，大概可算《一件小事》这篇作品。《一件小事》中有三个人物：穿皮袍的“我”，车夫和装作被撞倒的“老女人”。作品本意是在将“我”的精神境界与车夫相比，从而显出车夫的“高大”和“我”的渺小：“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将穿皮袍的“我”与车夫对比，从而显出车夫的“高大”和“我”的“小”，让穿皮袍的“我”在车夫面前自渐形秽，——这是具有民粹意味的。作品这样结尾：“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悔，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文治武功、子曰诗云，都不比车夫所做的一件小事更有意义。《一件小事》的主旨，确是很民粹主义的。过去也一直认为这篇作品是歌颂劳动人民的。然而，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即那个“老女人”的行为，却一直被忽视。这个“老女人”本没有受伤，但却装作受伤了，这近乎耍无赖。而这个“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的“老女人”，当然也只能是“劳动人民”，是底层民众之一员了。如果说，底层民众中既有车夫这种道德高尚的人，也有“老女人”这种道德并不高尚，甚至很卑劣的人，那么，泛泛地歌颂底层民众也就没有多少道理。“老女人”的形象足以使民粹主义显出它的破绽。因此，《一件小事》其实是一篇内在地矛盾着的作品，它既是民粹主义的，又是反民粹主义的。但我想，鲁迅自身并未意识到这种矛盾，他没有想到很不经意地写出的这个“老女人”，其实足以把他欲表达的主旨“解构”掉。但唯其没有意识到，才说明鲁迅思想深处的反民粹主义倾向有多么强烈。
7.两种民粹主义
在评析民粹主义时，应该把文学家的民粹主义与政治家的民粹主义，把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的民粹主义与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民粹主义区别开来。
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这样写道：
民粹派美文学家的作用，直至今日仍然是俄国社会史上非常可贵的；我已经不止一次讲过，民粹派的美文学作品跟民粹主义的理论及这派学说的政治和文化使命绝少有相同的地方。
爱民派美文学家遗下大量的素材，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和人民的心理特点，他们描写出人民的风俗和习惯，人民的心情和欲望；民粹派理论家，凭借这些素材，择取其中可以证实他们的结论的东西，而抛弃了，忘掉了与之相抵触的一切，但是这一切是更多的，而且对于我们是更可贵的。（第381页）
高尔基的这番话，对我们考察评价二十世纪中国的民粹主义，应该是一种提醒。
一九九六年五月 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