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文坛，旗帜林立，口号叠出，而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又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那么，透过这种热闹的表象，变幻多端的背后，其本质究竟又是什么？评论界、创作界对此都给予了关注。这里我们刊发了10位评论家的短文，在继承传统与创新意识，艺术规律与市场经济，怎样看待人文精神等诸多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评论家和作家参加讨论，共同探索，以期促进文学的发展，使我们的文学真正拥有她在这个伟大变革时代应该拥有的繁荣。这也是我们开设这个栏目的初衷。
编者
所谓“道德评价”，是以道德尺度衡鉴社会状况和历史进程，它着眼的是人类生活的精神追求，看重的是历史运动的精神价值；而所谓“历史评价”，则是以功利的和实用的尺度度量社会状况和历史进程，它着眼的是人类生活的物质追求，看重的是历史运动的物质价值。在怎样看待“恶”的问题上，“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表现出尖锐的对立。站在“道德评价”的立场上，“恶”是绝对负面性的东西，是应予完全否定的；而站在“历史评价”的立场上，则“恶”也有了正面功能，也有值得肯定、歌颂之处，因为：“恶是历史进步的动力”。
“道德评价”，在近年中国颇受排斥，知识文化界有一股清算“道德评价”的思潮。一提“道德评价”，便意味着谋虚逐妄，意味着迷误、危险甚至血腥。而“历史评价”则成了宠儿。所谓“历史评价”是以“历史进步论”为依托的。在人们看来，“道德评价”之所以错误，就在于看不到历史的进步。就在于否定生产力的发展。在文学界，张承志等人的“罪状”，也就在于对抗历史进步，对抗工业文明，而怀恋生产力低下的农业文明。
“历史评价”赖以立足的“历史进步论”来自马克思，是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之一。然而，马克思到底是在怎样的意义上主张“历史进步论”的？这种“历史进步论”是否也值得推敲，也有自身的边界呢？
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进步着的，而历史进步的标志是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力不过是秤杆上的星子，本身并不具有自足的和终极的价值。生产力的发展，最直接的后果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从而意味着人的需要的更大程度的满足。但人的生物学意义的需要，是相当有限的，而也只有这种意义上的需要才是“自然的”和“真实的”，仅仅满足这种意义上的需要，用不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至于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而更加迅速地发展着的需要，则在一定意义上是“非自然的”和“虚假的”。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对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的”和“真实的”）需要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更快地发展着的（“非自然的”和“虚假的”）需要的区别做了强调，他指出前者是“需要（needs）”而后者则是“欲求（wants）”（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2页）。“需要”是绝对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不可少的；而“欲求”是相对的，也是无止境的。对“欲求”的满足，不是满足一种生存需要，而是满足一种优越感，或一种至少不逊于他人的愿望。现代经济是靠不断地刺激人们的“欲求”（消费欲望）而发展的。这种无限度地发展着的“欲求”，永无最终满足之日，因而，人们只能永远感到匮乏。生产力靠不断刺激人们的“欲求”而发展，而生产力要继续发展下去，便必须在刚刚满足了人们现有“欲求”的同时，又在人们心中制造出新的更大的欲求，——生产力与人们的“欲求”之间便结成这样一种相互纠缠相互促进的关系。顺着这条思路，显然难以对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论”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有什么理由把人类的这样一种不断被刺激出来的“欲求”的满足视作进步呢？
实际上，马克思也的确没有把“欲求”的满足直接视作是历史的进步。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之所以是历史进步的标志，乃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意味着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身的主观世界，意味着人类在“人化”外在自然的同时也“人化”着自身的内在自然。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进步的最终标志，是属人的丰富性的不断展开，是人的才能和力量的不断提高，是人的全面发展。而这些，只有通过实践，通过对客观世界的征服和改造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实践中，在对客观世界的征服和改造中，人的各种潜能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人的各种可能性才能显示出来并现实化，只有在对客观世界的征服和改造中，人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不过是改造主观世界的一条途径，一种方式，最终是为自我塑造、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至于生产力的发展。倒在一定意义上是这个过程中的副产品。生产力之所以能成为历史进步的一种标志，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直接证明着人的才能和力量的发展程度，证明着人的潜能发挥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历史进步观，在现代社会当然难免受到诘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人的才能和力量的惊人显现。然而，也有人并不认同这一看法。例如，汤因比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曾这样指出：
在这最近1000年的最后250年里，西方技术的进步，就人的能力而言，算不了什么奇迹，根本比不上原始人最初那些奠定了此后所有技术进步的技术发现，怎样取火并使它燃烧不息，怎样造独木舟航行，更不必说那些相对迟一些，相对复杂一些的发明诸如农耕、驯化野兽，制作轮子了。西方技术史最近250年里前所未有的是发展的高速度，在1956年这一速度也未见减慢。这种高速度是由前所未有地将大量的人类能力和非人类资本投入到刻意努力推进人类的所有生活领域，包括驯化植化和动物的领域之中所致。（见《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18页。）
按照汤因比的看法，则生产力并不是人的才能和力量的可靠标志。原始人创造的生产力比后来人，尤其与最近几百年的人为相比，要低下得多，但原始人的那些发明创造，就人的能力的显示而言，就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言，则是后来任何时代的人类都无法比拟的。最初的创意是最有价值的。而早期的人类几乎奠定了后来一切技术进步的基础。至于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与其说是人类才能和力量进一步发挥所致，毋宁说是人类无限度地掠夺和损害自然界所致。而从这里，可引申出对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论”的另一种诘难：生产力和人的“欲求”的无止境的发展，必然引导对人的生存环境的无止境的破坏，最终必将导致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也无法满足，必将导致人的生物性生存都面临危机。这方面的危机其实已愈益显现出来了。清洁的空气，充足的水源，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而如果有一天，出门就须戴防毒面具，淡水也严格地限量供应，那么，生产力的程度再高，又有什么意义？在生态问题愈来愈严重的今天，在每时每刻都有物种在一去不复返地消失，每时每刻沙漠都在扩大而原始森林都在永久地缩小的时代，再把生产力的发展绝对地视作人的才能和力量的显现，从而视作一种历史的进步，倒真可谓是一种迷狂了。人类不能靠无限度地掠夺和损害大自然的方式来显示自身的才能和力量，正如人不能以不停地在自家的房子上打洞来证明自己的能干。
对“历史进步论”的这样一番粗略的“清理”，也并非要全盘否定其合理性，只是想指出其合理性的限度。所谓“历史进步论”，也并非绝对正确、无懈可击的。明白了这一点，人们就不应该把所谓“历史评价”实行得那么独断，不应把所谓“历史尺度”挥舞得那样蛮横。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应把所谓“道德评价”放逐得那样彻底。在“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的关系上，我以为应该有这样的共识：“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是人类用以检验自身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它们从左右两个方面评价人类对历史的创造，二者相互制约，形成一种张力场，而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便在这样一种张力场中展开。二者不可偏废，废弃了任何一方，人类社会都会变成极易倾覆的独轮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