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1946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所属的师范学院任教期间，对现代知识分子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现代教育、现代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
一
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关注，并非始于联大时期。自1928年到达上海后，他就开始了对现代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思考，其最为注目的就是他对当时上海文坛商业化和政治化倾向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强调文学不依赖商业、政治的独立性，并非仅仅是从文学的独立性出发，其根本则是对作家思想独立的强调——“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1](P204)。上海时期沈从文对“海派”文人的看法，尤其是对文学家与政治关系的批评，几乎影响到他一生的知识分子观。此后沈从文回北平后对“海派”的批评，反对文坛“差不多”现象以及作家从政等，都可在这一时期看出端倪。不过，早期沈从文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基本还是囿于作家范围。真正体现沈从文思考的独特性和深刻性，是在后来的西南联大时期。联大时期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思考，其具体所指有一定的改变，主要对象由文学家转向专家学者、思想家。与对象的改变相一致的是，沈从文主要是从思想层面对现代知识分子进行“乡下人”式的审视，并进而对现代思想的形成机制产生深刻的怀疑。
联大时期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审视，与他身处知识分子集中的学院空间关系密切。联合大学是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战时合并组建而成。学校汇聚了众多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是当时国内知识分子精英的集中地。联大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以至有人称，“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2](P392)。更为重要的是，联大较沈从文以往所任教的大学，有着特殊的学院化氛围。这里有必要先追溯联大前身即三所大学的相关背景。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前身是游美学务处，1909年成立。它是所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南开大学则是1904年建立中学，到1919年成立大学。因此，到抗战时期，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已经出现十年，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也基本形成。三校也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各自的风格，如北大的自由，清华的民主。这些无疑都成了后来西南联大的重要传统。再看后来出任西南联大常委的三所大学的校长：1930年接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获博士学位。罗家伦曾评价，蒋任北大校长后，“北京大学更有意识的向着近代式的大学方面走”。陈平原曾对此解释：“这里所说的‘近代式大学’，其实是指逐渐占据主流的美式大学理想。”[3](P19)主长清华的梅贻琦也曾留学美国。自任清华校长后，梅贻琦就基本采取美国式大学教育体制，其中包括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等良好制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虽未在国外获学位，但他于1917年赴美，并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后为名誉博士。南开大学同样具有严重的美国化倾向，据说南开大学聘请的教员是美国人或留美学生，除国文和中国历史外其他课程均用英文讲授，直接使用美国学校课本等。[3](P20)可见，三所大学基本上都倾向于美国式大学教育。抗战期间联大不设校长，由三位大学校长组成一个常委会。但由于蒋梦麟和张伯苓常年在外，联大事务基本是由梅贻琦管理。从联大知识分子整体看，教授中出身清华的也较多。有人做过统计：从1909—1929年间，清华留美学生中几乎每一年度都有成为联大教授的。[2](P396)在1945年联大学生所编的《联大八年》中也有这样的统计，“联大179位教授，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二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二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4](P2)。可见，联大在教育体制上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影响是深厚的。1942年，费正清在访问联大后就说：“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利益。”[5](P223)
进入这样一个学院气息浓厚的现代大学，对虽在创作上有名但在学术上并无突出建树的沈从文来说并不容易。1938年，沈从文到达昆明后，并没有在西南联大任教，而是继续与杨振声等编教科书。但到了1939年，教科书因为不合需要停止编写，由此，负责编写教科书的杨振声向朱自清推荐沈从文去联大任教。朱自清由此向当时任中文系主任的罗常培推荐，罗最后答应聘请沈从文为师范学院的副教授[6](P28,P31,P32)。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所担任的是有关新文学方面的课程，包括各体文习作（白话文）、中国小说等。当时西南联大主持国文系的多为新文学参与者，如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等[7](P92)，联大国文系并不排斥新文学。但尽管如此，新文学在国文系的地位还是远不能与传统国学相比。对此，沈从文其实是深为不满的，他曾多次就大学国文系重视“考证研究，章句训诂”，而忽视新文学提出意见。在一信中他这样说：“因照目前大学制度和传统习惯，国文系学的大部分是考证研究，重在章句训诂，基本知识的获得，连欣赏古典都谈不上，那能说到写作。这里虽照北方传统，学校中有那么一课，照教部规程，还得必修六个学分，名叫‘各体文习作’，其实是和‘写作’不相干的，应个景儿罢了。写作在大学校认为‘学术’，去事实还远。”[1](P220)同时，在学问研究上联大国文系所重的也是在国学方面的成绩。不说年龄较大的陈寅恪、刘文典所治的主要是在国学方面；另外一些与新文学关系密切的教师，如闻一多、朱自清，甚至较为年轻的陈梦家等，他们在大学任教所凭借的同样并非新文学，也是在国学方面的治学成就。从闻一多“致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的信中，要求给许维遹、陈梦家评副教授所列举的有关学术成绩也可以看到这一点。[8](P370)沈从文尽管在创作上有成绩，但在学问上较其他人显然薄弱。
从教育背景上看，沈从文与中文系其他教员相比差别就更大。如参看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教职员名单册”[7](220)就可发现，在中国文学系（包括师范学院国文系）中，年龄较大的（50岁左右）的如陈寅恪、刘文典一代知识分子，早年接受了完整的传统教育，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基，而后又留学日欧美，中西学兼而有之。中间一代（45岁以上）的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浦江清、王力等，多数也受过传统教育，其后又接受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教育，并多有游学欧美的经历。更为年轻的一代（45岁以下）如陈梦家等则是在五四的熏陶下成长的，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关系更为密切。相形之下，沈从文在教育背景上无疑与他们存在甚大的差异。
二
可以看出，在西南联大这样一个学院气息浓厚的现代大学里，沈从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边缘人。但正是这种边缘人位置和对此的自觉意识，给他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观现代知识分子，使他从知识结构、教育背景及思维方式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独特的审视。
这种审视，首先表现在他对“读书人”的生存方式如“玩牌”、“跑银行”这类现象的特殊思索。他将“读书人玩牌的嗜好”看作是“一个‘懒惰’现象，而且同时还是一个‘自然’现象”[9](P19)。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这里所说的“懒惰”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懒惰”，而是逃避“将生命与生活来作为各种抽象思索”，“不大愿因幻想理想而受苦”的结果。“把这些人的有用脑子转移到与人类进步完全不相干的小小得失悲欢上去。这么一来，这些上等人就不至于为知识所苦，生活得很像一个‘生物’了”[9](P18)。除外，沈从文还特别刻画了知识分子为“法币”奔忙的情形。在1940年所写的《云南看云》中他说道：“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高的认识。”[9](P312)在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审视中，沈从文表现出深深的失望。“知识阶级”仅仅只是这些人的名号，并不含有属于真正知识分子的任何特殊的责任和意义。他们的生存“很像一个生物”：只有目前，没有理想；只有生活，没有生命。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联大知识分子对自我的反省不在少数，并非沈从文一人所为。如对于知识分子玩牌，吴宓在日记中也多次表示不满。[10](P263)这一时期的《吴宓日记》中还可发现不少他谈及当时联大同人的细节，从中也可看到他对同处一阵营的知识分子的反思。[10](P259-360)在10月13日的日记中还称“颇赞同《云南时报》中沈从文《知识阶级应反省》一文”[10](P259-360)。而同为联大国文系的闻一多在致张奚若的信中，也略带戏谑道，要写诗“和教授阶级算账，除你外，还有潘光旦，冯友兰，钱穆，梁宗岱，沈从文，卞之琳，和闻一多自己等七个冤家，题名曰八教授颂”[8](P397)。不过，相比较，沈从文的反省还是显得与众不同。他对知识分子“懒惰”、跑银行的审视，是从他所认为的知识分子应然责任即“思想”上出发的。敢于“思索”和“惑疑”是沈从文所认为的知识分子的最重要使命。而“玩牌”、“跑银行”意味着的是知识分子“倦于思索，怯于惑疑”，也就丧失了他们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特征，与“生物”无异。那么，为什么沈从文要将“思索”与“惑疑”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责任呢？《读书人的赌博》从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因缘出发，对读书人这种“‘集团自杀’方式的娱乐”进行了解析，也揭示了知识分子“倦于思索”、“不大愿意为知识所苦”的真正本质：“细想知识阶级的过去，竟忽有所悟。这类人大多中产家庭出身，或袭先人之余荫，或因缘时会，不大费力即得到当前地位。这些人的环境背景，便等于业已注定为‘守常’，适宜于在常态社会中过日子。才智聪明，且可望在一有秩序上轨道的国家中作一有用公民，长处是维持现状，并在优良环境中好好发展。”[1](P371)也就是说，这种知识阶级是更适合“守常”，而不适合对现状作任何改变。沈从文敏锐指出：“他们梦想‘民治主义’，可是却更适宜生活在一个‘专制制度’中，只要这种专制不限制他们的言论，并不断绝他们的供给。”换言之，这类知识分子看起来“赞同改变一切不良现状的计划，可是到实行时，却又常常为新的事实而厌恶”。他们是很可能成为“专制的‘拥护者’，甚至‘阿谀’。”而其本质就在于“这些人在某一点上，常常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对国家的‘关心’相当抽象，对个人生命‘照常’却极其具体。书本知识多，人生知识实不多”。沈从文无疑与上述“守常”类知识分子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他由此一再提出：“在日光之下能自由思索，培养惑疑和否定的种子，这是支持我们情绪的唯一撑柱，也是重造这个民族品德的一点转机！”[9](P160)
也是从这点出发，沈从文多次对“专家”类知识分子进行了反思。他说：“这些人大部分是因缘时会，和袭先人之余荫，虽在国内国外，读书一堆，知识上已成‘专家’后，在作人意识上，其实还只是一个单位，一种‘生物’。”[9](P18)沈从文认为，“读书人”在“知识”上的专家化并不意味着“作人”意识的“向上”，相反，他们在“作人”上也许还是与“生物”无异：“知识仅仅变成一种‘求食’工具，并不能作为‘做人’的张本。”[9](P127)而之所以要将知识分子的“作人”与他们在知识上的专业化联系起来，则是因为，“知识”不应是“读书”的唯一目的，知识分子更需在“做人”目的上有较高的理想，“读书若在求知识以外，还有点意义，应当是从书本接受一个健康坚实的做人原则。”[9](P161)但是，沈从文并非否定专门“知识”的价值，他反对专门家以“知识”为生存的凭借，是以他所理想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即“重造经典”、“敢于惑疑”为准绳的，也是针对现代知识分子在“思索”和“做人”上的根本缺失而言的。他说：“学术知识可尊重，因为一般学术知识的发展，正可表示这个民族的进步。至若知识与做人气概脱了节，对国家无信仰，
对战争逃避责任，这种人的知识，平时既造成了他过多的特权，战争时且做成他一种有传染的消极态度，在学校既使大学生受坏影响，在目前社会，真可说是毫无用处的！”[1](P349)
沈从文的这些思考，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有关知识分子定义中“专家”与“知识分子”的分野。在西方知识分子史上，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一直是众说纷纭。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两类的划分：有机的和传统的。另一极端则是如班达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L.Coser更明确宣称，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也向来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显然，沈从文心目中理想的知识分子并非标准学院派知识分子，更倾向于葛兰西所讲的“传统知识分子”以及“人类的良心”。他所看重的是知识分子对现存体制内思想的“思索”、“惑疑”和“否定”，真正知识分子应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思想而生活的人”。
三
沈从文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审视，与他身处学院的特殊境遇密切相关。同时，沈从文的审视又并不囿于知识分子本身，他进一步深入思考了这种现象的根源，即与他们密切相关的“现代教育”。不管是上述在对知识分子玩牌、跑银行这类现象的批判，还是对知识分子在“知识”上的专家化与作人意识上的“生物”表现的审视，沈从文都特别提到，这些读书人是“近代教育制度或社会组织”培养出来的。沈从文为什么要将“知识阶级”的特征说成是“近代教育”培养的结果呢？与其说这与他个人特殊的知识结构有关系，不如说是与他对“近代教育”缺失的思考联系在一起。在《谈保守》中，他谈到，“少数优秀知识分子……顺天委命的人生观，正说明过去教育有一根本缺点，即是：只教他们读书，从不教他们如何作人。”[1](P256)由于现代教育“从不教他们如何作人”，现代知识分子所获得的就只有“知识”。他们也就容易形成以“知识”为唯一凭借的存在方式。沈从文认为，这种只有“知识”而无作人目的的教育方式，对当前民族存在着一种隐在的危险。在分析当前知识分子生存方式时，他就一再指出，这种生存若在普通社会尚有它存在的价值；然而，一旦处于当前一个一切需要“重造”的社会，这种“知识家”就容易形成一种阻碍进步甚至沦为反动的保守风气。而由于这类知识分子又多把持着“国家设计部门”，把持着教育机构，那么，这种弊病也就更为严重。在对近代女子教育反省时，他这样描述到：“她也学美术，历史，生物学，这一切知识都似乎只能同考试发生关系，决不能同生活发生关系。也努力学外国文，最大目的，只是能说话同洋人一样，得人赞美，并不想把它当成一个向人类崇高生命追求探索工具。”[9](P12)沈从文进而指出：“如果我们不宜把这问题牵引到‘上帝’方面去，那就得承认这是‘现代教育’的特点，只要她们读书，读什么书？有什么用？谁都不大明白。”[9](P12)
在对“现代教育”根本缺点的反思时，沈从文的关注点集中在与他密切相关的“文史哲”方面。在《欢迎林语堂先生》一文中，他说：“然就近二十年教育发展说，习哲学偏重于书本诵读，文学更偏重章句知识，人虽若不离‘书本’思索却离了活生生的那个‘人’。”[1](P171)由于文哲教育重在“章句知识”，不离书本，却不能在“作人”上有何努力，这种教育对于“经典之重造”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由于对现代教育忽视“作人”的不满，而“人”又是沈从文所致力的“重造”的根本动力，沈从文才失望于与此关系密切的庸俗“思想家”，同时将“经典重造”的重任交付给文学作品。他提出，一个好作品应“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能引导读者“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9](P74)。他甚而更为明确地指出这种“生命的深度”只可望从好作品中产生，而不能从现代大学教育中培养。[9](P74)
沈从文对“现代教育”的反思，是与他个人的知识背景紧密相连的，内含着他与现代教育背景下知识分子（主要指人文知识分子）在思想源头上的根本差别：一是主要接受“人事”教育，一是主要接受书本教育；一为“实生活”，一为学院。沈从文所意识到的这种差别表面看来只是一个显在事实，其实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它直接指向了现代知识分子从事知识生产中不可避免的一个弊病，即远离了“活生生的人”。为什么说是远离了“活生生的人”呢？卡尔•曼海姆在论知识分子时曾敏锐的指出：“学者是在图书馆内了解思想而不是在实际环境中。书本向研究者展现了他无法直接面对接触的环境，因此书本就创造了一种错误的参与感，这是一种分享了人生活却无需知晓其甘苦的幻觉。”[12](P223)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所接触和创造的书本“知识”实际是一由符号建构而成的世界，尽管这一世界源于现实，与现实生活具有某种比附象征关系，但是前者并不能等同后者，甚至符号世界往往通过它的抽象和仿真抽空了真实的生命所在。作为一个最先受“人事教育”并由此形成基本人生观念的人来说，沈从文是明确意识到的“书本”——符号世界与“实生活”——现实世界之间的重要差别，那就是前者抽空了本真的生命存在，“离开了活生生的人”。在《从文自传》中，他曾说：“我同任何一个下等人就似乎有很多方面的话可谈，他们那点感想，那点观念，也大多数同我一样，皆从现实生活取证来的。可是若同一个大学教授谈话，他除了说从书本上学来的那一套心得以外，就是说从报纸上学来的他那一分感想，对于一个人的成分，总似乎缺少一点什么似的。可说的也就很少很少了。”[13](P330)之后，他更为明确地谈到“人事教育”与“书本教育”的不同，他这样说：“大多数人受过‘学校教育’，我受的却是‘人事’教育。受学校教育的人，作人观念似乎就不大宜于文学，用功地方也完全不对。”[1](P378)尽管沈从文是从创作角度谈及两者的差别，但40年代身处学院环境显然深化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一信中，他更明确地说道：“可是当于一个思想家而言，很显然会比别的书斋学者对中国有较深刻理解，提出重造意见时，也具体而切实。”[13](P451)
联大时期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审视，其实也是从另一角度对现代文化思想的审视。如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所说，五四以来“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决定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现代知识分子成了参与建构现代思想文化的主体。他对现代知识分子存在的反思，甚而对其根源现代教育的反思，更深一层地指向现代思想的形成机制。换言之，他对现代知识分子主要从现代教育获取知识，而缺乏对作人更深一层的理解的反思，内含着他对现存文化思想的反思。这一现状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一再所提及的“乡愿陋儒点缀思想家”，他所希冀的“经典之重造”也就无法从这类“思想家”中产生。在对两者不同知识背景、思维方式的审视中，他深刻意识到自身思想与以现代教育体制为背景，以现代知识分子为主体所形成的现代思想的根本差异；由他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知识背景所形成的“由实生活取证”的思维方式，促使他对当时一般社会所承认的“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全面的反思甚至否定。40年代沈从文一再强调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在《水云》中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向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量不合。一切临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为“社会”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这种思想算是什么？……一般社会把这种人叫作思想家，只因为一般人都不习惯思想，不惯检讨思想家的思想。[9](P94)这段话正是沈从文40年代作为一思想者，在用“自己的尺寸和分量”，对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思想家”进行审视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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