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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学历史的地方

   从川东回湘西后,我的缮写能力得到了一方面的认识,我在那个治军有方、智足多谋的统领官身边做书记了。薪饷仍然每月九元,却住在山上高处一个单独新房子里。那地方是本军的会议室,有什么会议需要记录时,机要秘书不在场,间或便应归我担任。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原来这房中放了四五个大楠木橱柜,大橱里约有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不多久且来了一部《四部丛刊》。这统领官既是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诩的军人,每个日子治学的时间,似乎便同治事时间相等,每遇取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必令我去替他做好。那些书籍既各得安置在一个固定地方,书籍外边又必须做一识别,故二十四个书箱的表面,书籍的秩序,全由我去安排。旧画与古董登记时,我又得知道这一幅画的人名时代同他当时的地位,或器物名称同它的用处。全由于应用,我同时就学会了许多知识。又由于习染,我成天翻来翻去,把那些旧书大部分也慢慢地看懂了。

   我的事情那时已经比我在参谋处服务时忙了些,任何时节都有事做。我虽可随时离开那会议室,自由自在到别一个地方去玩,但正当玩得十分畅快时,也会为一个差弁找回去的。军队中既常有急电或别的公文,于半夜时送来。回文如须即刻抄写时,我就随时得起床做事。但正因为把我仿佛关闭到这一个房子里,不便自由离开,把我一部分玩的时间皆加入到生活中来,日子一长,我便显得过于清闲了。因此无事可做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若说这是个人的幸运,这点幸运是不得不感谢那个统领官的。

   那军官的文稿,草字极不容易认识,我就从他那手稿上,望文会义地认识了不少新字。但使我很感动的,影响到一生工作的,却是当时他那种稀有的精神和人格。天未亮时起身,半夜里还不睡觉,凡事任什么他明白,任什么他懂。他自奉常常同个下级军官一样。在某一方面说来,他还天真烂漫,什么是好的他就去学习,去理解。处置一切他总敏捷稳重。由于他那分稀奇精力,军在湘西二十年来博取了最好的名誉,内部团结得如一片坚硬的铁,一束不可分离的丝。

   到了这时我性格也似乎稍变了些。我表面生活的变更,还不如内部精神生活变动得剧烈。但在行为方面,我已经同一些老同事稍稍疏远了。有时我到屋后高山去玩玩,有时又走近那可爱的河水玩玩,总拿了一本线装书。我所读的一些旧书,差不多就完全是这段时间中奠基的。我常常躺在一片草场上看书,看厌倦时,便把视线从书本中移开,看白云在空中移动,看河水中缓缓流去的菜叶。既多读了些书,把感情弄柔和了许多,接近自然时感觉也稍稍不同了。加之人又长大了一点,也间或有些不安于现实的打算,为一些过去了的或未来的东西所苦恼,因此虽在一种极有希望的情况中过着日子,我却觉得异常寂寞。

   那时节我爸爸已从北方归来,正在那个前驻龙潭的张指挥部做军医正。他们军队虽有些还在川东,指挥部已移防下驻辰州。我的母亲和最小的九妹皆在辰州同住。家中人对我前事已毫无芥蒂。我的弟弟正同我在一个部中做书记,我们感情又非常好。

   我需要几个朋友,那些老朋友却不能同我谈话。我要的是个听我陈述一分酝酿在心中十分混乱的感情。我要的是对于这种感情的启发与疏解,熟人中可没有这种人。可是不久却有个人来了,是我一个姨父。这人姓聂,与熊希龄同科的进士,上一次从桃源同我搭船上行的表弟便是他的儿子。这人是那统领官的先生,从一个县长任上卸职,一来时被接待住在对河一个庙里,地名狮子洞。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乐意知道的种种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自然也就更大了。

   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就更适当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

   当时的情形,在老朋友中只觉得我古怪一点,老朋友同我玩时也不大玩得起劲了。觉得我不古怪,且互相有很好友谊的,只四个人:一个满振先,读过《曾文正公全集》,只想做模范军人。一个陆弢,侠客的崇拜者。一个田杰,就是我小时候在技术班的同学,第一次得过兵役名额的美术学校学生,心怀大志的角色。这三人当年纪轻轻的时节,便一同徒步从黔省到过云南,又徒步过广东,又向西从宜昌徒步直抵成都。还有一个回教徒郑子参,从小便和我在小学里念书,我在参谋处办事时节,便同他在一个房子里住下。平常人说的多是幼有大志,投笔从戎,我们当时却多是从戎而无法用笔的人。我们总以为目前这一份生活不是我们的生活。目前太平凡,太平安。我们要冒点险去做一件事,不管所做的是一件如何小事,当我们未明白以前,总得让我们去挑选,不管到头来如何不幸,我们总不埋怨这命运。因此到后来姓陆的就因泅水淹毙在当地大河里。姓满的做了小军官,广西江西各处打仗,民十八在桃源县被捷克式自动步枪打死了。姓郑的从黄埔四期毕业,在东江作战以后,也消失了。姓田的从军官学校毕业做了连长,现在还是连长。我就成了如今的我。

   我们部队既派遣了一个部队过川东作客,本军又多了一个税收局卡,给养也充足了些。那时候军阀间暂时休战,"联省自治"的口号喊得极响,"兵工筑路垦荒","办学校","兴实业",几个题目正给许多人在京、沪及各省报纸上讨论。那个统领官既力图自强,想为地方做点事情,因此参考山西省的材料,亲手草了一个湘西各县自治的计划,召集了几度县长与乡绅会议,计划把所辖十三县划成一百余乡区,试行"湘西乡自治"。草案经过各县区代表商定后,一切照决议案着手办去。不久就在保靖地方设立了一个师范讲习所,一个联合模范中学,一个中级女学,一个职业女学,一个模范林场。另外还组织了六个小工厂。本地又原有一个军官学校,一个学兵教练营,再加上六千左右的军农队。学校教师与工厂技师,全部由长沙聘来,一般薪水都比本地待遇高些。因此地方就骤然有了一种崭新的气象。此外为促进乡治的实现与实施,还筹备了一个定期刊物,置办了一部大印报机,设立了一个报馆。这报馆首先印行的便是乡治条例与各种规程。文件大部分由那统领官亲手草成,乡代表审定通过,由我在石印纸上用胶墨写过一次;现在既得用铅字印行,一个最合理想的校对,便应当是我了。我于是暂时调到新报馆做了校对,部中有文件抄写时,便又转回部中。从市街走两地相距约两里,从后山走稍近,我为了方便时常从那埋葬小孩坟墓上蹲满野狗的山地走过,每次总携了一个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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