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注释」本文为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创新项目成果。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作家被纳入“单位”的体制之中，他们与报刊、出版社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为金钱写作，作家深深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中，转换叙事模式，为工农兵服务，是“文革”前十七年文学生产的显著特征。尽管作家的总体待遇、经济条件得到了提高，但在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里，政治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作家的一切待遇都可能落空。
新中国成立后，一种新的文学生产机制逐步形成。作家被纳入体制性的国家机构之中，成了“单位人”。作家与报刊、出版社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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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稿酬制度正在建立之中，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沿袭的供给制对作家的思想观念影响巨大。供给制是极端艰苦、长期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所谓供给制，就是按照工作和生活的最低需要，对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大体平均、免费供给生活必需品的一种分配制度。”①在集体主义的原则下，作家像战士们一样坚守文艺阵地，他们的精神劳作是没有稿费报酬的，只是根据资历分别吃大灶、中灶、小灶。而对于很多作家来说，能享受供给制既是一种待遇，也是一种身份认同，使他们在政治上有一种归属感。
特别是对于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来说，供给制的意义尤其重大，它意味着革命大家庭对不同“出身”的作家的接纳，使他们自觉地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对待生活与创作。比如，南京解放后，路翎经胡风推荐，到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工作并担任了文艺处创作组组长，享受供给制待遇。这对路翎来说，无疑是一种光荣，他非常珍视这一光荣。路翎的好友杜高回忆说：“我在作家圈子里没有看见第二个比路翎生活更俭朴的人。1952年，我们的待遇由战争时期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路翎的工资级别很高，每月可以领到约二百元工资。但他向组织上申请，仍愿领取供给制时的每月二十元津贴，理由是他常常有一定数目的稿酬收入，不需要更多的钱。”②物质上的利益，对他没有什么诱惑力，而写作本身才是最大的享受。“在路翎的宿舍里只有一张小铁床和一张书桌，地板上一只旧皮箱里装着他已出版的一大堆长、短篇小说，桌上的搪瓷杯里盛着白开水。他每天抽两盒一角二分一盒的劣质烟，从早到晚，伏案写作，仿佛除了沉醉在辛勤的劳作里就再没有别的生活享受了。”③路翎的这种生存方式和创作投入，绝不是一种刻意的姿态，它显示了作家对高级精神性活动的坚守，对艺术生产神圣性的自觉追求。
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对供给制更是习以为常的。早在1940年代中后期，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已经轰动了解放区和国统区，并且引起了国外文艺界的注意。如果收版税的话，赵树理早就成“富翁”了。因为解放区都出版他的书，许多剧团又把他的小说改编成剧本演出，书的销量是那样大，戏的演出场次又那么多，“仅以他的佳作《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为例，在前太行解放区说来，是推销最广的两种小册子，太行农村的所有剧团，差不多都把这两本小册子改编成剧本搬上了舞台”④。《小二黑结婚》在1943年9月由解放区的华北新华书店在封面上标以“通俗故事”出版后，次年2月便再版，随即被晋冀鲁豫书店等组织翻印，“仅在太行一区就销行三四万册”⑤。据不完全统计，在1949年建国前，该书被十几家出版社印行过单行本或收入某个集子中。《李有才板话》的出版发行情形也与此相类似，且有过之而无不及⑥。由于解放区实行的是供给制，赵树理和其他作家一样，日常生活由组织上统一安排，著作出版了也不会去考虑稿费、版税和版权，他们将无私的、艰苦的斗争生活视为自然而然的事。诚如孙犁所说：“我们那时不是为了追求衣食，也不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才工作的。”⑦
解放后，经历过供给制生活的作家对稿费同样很淡漠。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写就后，当时通俗读物出版社的稿费较低，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较高，赵树理宁愿选择前者。这种有意为之的举动，折射出那一代作家对稿费的典型态度。“文革”中，有人诬陷赵树理是追求金钱的“伸手派”。他说：“我在级别及经济待遇上没有伸过手！”1953年以前，他把每月所得稿费的一半交了党费。在工资、稿费同时享受以后，他是全国作家当中第一个提出建议，要调整双重待遇的，而且带头放弃工资，直到1958年他才恢复领工资。他下乡，不报销车费和生活补助费；看病，不享受公费医疗，都花自己的钱⑧。在普遍忽略个人私利的时代，作家轻视稿酬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创作观、人生观既影响了时代，也被时代所“化”。他们对生活没有奢求，自觉地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大众、民族国家的意志统一起来。勤俭节约、公而忘私，成了作家某种固定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并进入他们的生命结构之中。不难理解，捐献稿酬是建国后很多作家的举动，商品意识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是不存在的。1960年，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出版，16000元的稿酬，他不留分文，全部献给了陕西长安县王曲人民公社，后来公社用这笔钱办了一个医院⑨。
作家与报刊、出版社的关系，虽然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但不少作家对于商业化的举动保持着警惕。玛拉沁夫曾著文说：“现在我真怕接触某些出版社的编辑，他们用什么金钱和合同来拉拢你、诱惑你。我没写出作品前，很难说确有把握写出什么东西。而且，我们最需要的也不是钱，而是比钱更高贵的东西，那就是严格的意志和高尚的品德教育。光拿钱来刺激我们的写作欲望这玩意真受不了。”⑩放弃“市场化”的文学生产，作家不问经济利益，他们以崭新的文化角色与精神风貌活跃于当代文坛。
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作家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不为金钱写作，深深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中，转换叙事模式，为工农兵服务，是那一代作家真诚的追求。面对荣誉和金钱，他们可能会手足无措。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听说人家抱了一大捆人民币给他，他见了简直有点慌，好像发觉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似的，很快就把奖金捐献出来了（11）。与周立波同获斯大林文艺奖金的丁玲，对钱也看得很轻，她把斯大林文艺奖金所得5万卢布全部捐给了中国作协。作协拿她和周立波捐献的奖金一起盖了个幼儿园，所有基本建设费用都是这两个人捐的钱。
还有的作家倡议并实行不拿工资靠稿费维持生活。例如，巴金在解放后从未拿过国家工资，全靠着用辛勤劳动得来的稿酬生活，他也是1949年后中国内地唯一一个不支取政府薪金只靠稿酬生活的专业作家。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钱，想法不同，有人认为不拿钱是傻瓜，我认为乱拿钱是傻瓜！”（12）作家对金钱的这种态度，也渗透在“十七年”文学的叙事之中。批判世俗化的享乐心理，摒弃日常生活中对物质的依恋，被视为是道德升华、思想纯洁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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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分配制度方面是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的。到1955年7月，供给制才最后废止，统一实行货币工资制。随后，中央政府统一了全国的工资制度。与此同时，专业作家制度开始实行。作家也被纳入“单位”的体制之中，这是一种生存方式的深刻变化。他们在领取国家工资的同时，也可以凭写作获得稿费。跟旧时代相比，50年代后作家的待遇、收入和经济条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从总体上说，应该属于‘中上’以上的水平”（13）。
社会历史的转型，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作家感受得最真切。姚雪垠在1980年代初期谈自己的创作生涯时说：“现在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很难想像从抗日战争中期到全国解放这些年中，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活情况。那时候除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数不清的苛捐杂税之外，还有通货膨胀，物价天天飞涨，给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和忧虑。在抗战后期，我已经出版了几本小说，后来又在一个大学里教课，然而我的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我们进行任何深大的工作计划，除需要精神条件外，还必须有相应的物质条件作保证。在那些年头，我不得不为生活挣扎，正如龚定庵诗中所说的：”著书多为稻粱谋‘。“（14）解放以后，条件大变，姚雪垠创作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才有了可能：”我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同时也使我不再为生活担忧……我要写历史小说的夙愿只有到解放后的新中国才能实现。“（15）姚雪垠说的，是发自肺腑的。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物质生活、极其深厚的人生体验，是从事多卷本长篇小说创作所必需的条件。除了《李自成》外，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欧阳山的《一代风流》、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等多卷本巨著均在”十七年“酝酿创作、出版，不是偶然的。
作家生活条件的改善，缘于自身被纳入体制化的“单位”之中。在新的体制中，作家所属的文学团体（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家协会）实行的是与国家机关相似的等级工资制，专业作者获得了稳定的生存条件，由作协代表政府按文艺级别或行政级别发工资，作家享受国家工作人员的相同待遇。知名作家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不用说，他们的经济收入也是很高的。例如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人被定为文艺一级，政治行政待遇上套靠行政八级，但在工资收入上其实比行政七级还要高。行政八级的工资不到200元，而文艺一级作家的工资大约在200多元以上。当时的文艺三级，就相当于正局级干部的待遇（16）。
在公有化、体制化改造的过程中，作家身份的获得，需要经过各级作家协会的认可，他们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和社会政治地位，形成了对外部世界的某种依附性。文学实践活动必须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进行，作家的身份才能得到确认。而作协则需紧跟社会形势和政治需要组织文艺创作，同时又要按照创作规律对作家进行管理，在物质上、待遇上为他们提供保障。如中国作协有专门的文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对作家在物质上进行帮助。那时候，中国作协的经费来源有两部分：行政经费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拨发，作家的工资和活动经费则由财政部拨发。说到底，作协和作家基本上是全由国家养了下来（17）。这种组织方式，是国家以自身的力量介入文学的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国家不断地调整稿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作家劳动的尊重。
“文革”前十七年，我国稿酬制度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年到1957年，原则上根据“著作物”的性质、质量、字数及印数计算稿酬，并参考和采取苏联按版次计酬的办法。1950年11月24日，经出版总署批准，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发出《书稿报酬暂行办法（草案）》，规定书稿报酬分为“定期报酬”和“定量报酬”两种；重版时作重要修订者另付修订费。这一稿酬办法实行了一段时间，但在具体执行中并未完全统一。建国初期，文学报刊、出版社较少，文学作品的稿酬标准也不一致。如张天翼的儿童文学作品《罗文应的故事》1954年出版，约1.8万字，共印8.5万册，只得稿酬830多元；同年出版的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约35万字，每千字稿酬不到6元，但印了55万册，每一万册支付一次稿酬，作者共得稿酬8.68万元（18）。在当时物质生活条件普遍偏低的情况下，文学作品的稿酬还是比较高的。
“十七年”稿酬制度的第二阶段为1958年到1965年，由国家制定统一的稿酬标准，一律按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计酬，这期间又几次降低基本稿酬，取消印数稿酬。1958年3月24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央上报《关于请求批准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草案）的请示报告》。这个规定草案，放弃原有的“定额印数”的计酬办法，采取基本稿酬和印数稿酬相结合的方法计酬。不久，规定草案获得中央批准（19）。新稿酬制度定的标准很高，往往一本印量大的书可以拿到五六万或者七八万元的稿酬。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也就是几千元，至多上万元，所以许多作家都买了房子（20）。稿酬标准提高，著译者的收入标准与一般劳动人民的工资标准拉开了距离，这个问题引起了有关部门及出版文化系统的注意。经主管部门同意和支持，一些报刊、出版社决定降低稿酬，按原有稿酬标准减半支付。报刊、出版社降低稿酬的行动，得到了一些作家的支持，他们充满信心地说：“担心生活困难与作家叫穷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21）此后，各地陆续实行了降低稿酬标准的措施。
降低稿酬标准，对一些专业作家的影响的确不是很大。在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里，
政治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作家的一切待遇才可能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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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作家的经济收入、对稿酬制度非常重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曾亲自过问。像周作人这样身份复杂的作家，很难进入国家单位工作，发表文章又受到诸多限制，他的生活问题的解决，就是在毛泽东的关照下，以不“在编”的形式翻译稿件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的稿酬（22）。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将原国统区老文化人养起来的政策。中央领导关注作家的稿费，更主要的是考虑到如何让稿酬制度公平、合理，既体现对作家劳动的尊重，又不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拉开太大的差距，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1956年3月5日，刘少奇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期间同周扬、刘白羽的谈话中指出：“稿酬不合理，不但作家有这个反映，非作家也有这个反映。稿费定得太高或太低，都是不妥当的……稿费条例应在作家中间做充分讨论。”（23）中国作协广泛征求意见，并多次向中央领导汇报情况。当时在中国作协工作的郭小川，就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作家的生活问题和稿费问题（24）。由于各方重视，作家的稿酬在“大跃进”之前总体是比较高的。
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以后，在“大跃进”的旗号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席卷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不仅夜以继日地进行苦战，而且自动地要求取消加班费，取消奖励金。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提到王实味在延安时说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话，批评当时一些等级现象，提出可以考虑改工资制为供给制。柯庆施把这个精神传达给张春桥，张春桥很快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发表在1958年9月号上海《解放》月刊上。毛泽东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吴冷西提了对文章的不同看法，毛泽东回信吴冷西“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25）。《人民日报》转载时毛泽东亲自写下按语，文章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注意。《人民日报》增设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专栏，并连续发表和转载各地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
由于党内极“左”思潮泛滥，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者认为，物质利益原则是资产阶级权利的反映，是实际工作中产生右倾保守思想的根源，按劳分配原则已不适应“大跃进”的形势了。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上述观点。1959年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是我们所不许可的”。（26）此后，才逐步停止了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批判。但这种批判的影响，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消除，不少著名作家发表文章表示不要稿费。张天翼、周立波、艾芜等作家撰文说，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很值得作家们考虑自己的稿费报酬问题。作家必须首先具有共产主义的精神，把为报酬而写作的思想，赶快抛掉。稿费太高，作家的生活，容易特殊化，容易脱离群众。作家一脱离了群众，就等于断绝了创作的源泉，就会什么东西也写不出来的。张天翼等人主张，到了条件成熟时，可以根本取消稿费制度。“我们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家，是不会为稿费而写作的，一定能够在全国人民向共产主义社会大跃进中，一心一意创造更好更美更完善的共产主义的文学……这样一来，长篇巨著，一定会大量地涌现出来。我们敢预言：文艺创作真正繁荣的时代业已到来了。”（27）这种乐观的态度，显示了时代文化语境对作家观念的深刻影响，它改写着作家的自我定位与自我想像。
不可否认，稿酬标准降低以后，有的专业作者和翻译工作者生活发生困难，有些出版社尽量压低稿酬等级，使作者实际所得大幅减少。针对这些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在生活上，主导方面是政治挂帅，但要注意物质福利。对于工资、稿酬等问题，应该研究、总结。有些同志提出减薪要减得和行政人员一样，这是不必要的。当然，过高的高薪也可以考虑。稿酬问题也是如此。对待成名作家，稿酬应与青年作家有所区别，稿酬应分成几等。因为其中还有个劳动保护精神。”（28）周恩来力图对当时“左”的倾向进行纠偏，但按劳分配的原则和既有的稿酬制度还是不断受到冲击。
1960年代初期稿酬制度的标准虽然有一些反复，但偏低支付的倾向是明显的。1966年至1976年，稿酬制度在“文革”中基本被废除。
注释：
①（26）袁伦渠主编：《中国劳动经济史》，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第242—243页。
②③杜高：《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209页，第208—209页。
④荣安：《人民作家赵树理》，《解放日报》1949年10月4日。
⑤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
⑥据《赵树理作品系年》，见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34—639页。
⑦孙犁：《〈青春遗响〉序》，见《孙犁文集。续编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
⑧田培植、贾福和：《社会自有公论——读赵树理同志的一篇遗稿想到的》，《汾水》1978年2月号。
⑨徐民和、谢式丘：《在人民中生根——记作家柳青》，《人民日报》1978年7月20日。
⑩玛拉沁夫：《不要把我们捧得太高了》，《中国青年报》1956年4月18日。
（11）陈涌：《我的悼念》，《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
（12）陆正伟：《为理想追求了一生——听巴金谈人生》，《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1月4日。
（1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7页。
（14）（15）姚雪垠：《〈李自成〉创作余墨》（节录），见《作家谈创作》编辑组编《作家谈创作》（上册），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615页，第616页。
（16）（17）（20）张僖：《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页，第34—35页，第35页。
（18）（19）方厚枢：《新中国稿酬制度纪事（1949—1999）》，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三卷》下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第268—269页。
（21）（27）张天翼、周立波、艾芜：《我们建议减低稿费报酬》，《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
（22）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页。
（23）刘少奇：《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24）郭小川：《郭小川1957年日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255页。
（25）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145页。
（26）周恩来：《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1959年5月3日），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编《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1页。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