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小说的传统在汉语文学中可以上溯至晚清的谴责小说与黑幕小说，据陈平原先生的统计，晚清小说中以官场为表达对象并于书名中点明官场的就有19种之多。及至新时期之后，仍有改革者小说、反腐小说等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阅读热潮。可以看出，一旦政治的高压解禁之后，以官场为题材的小说便“供需两旺”——在创作冲动与阅读需求两方面都大为兴旺。而这种现象，一方面固然说明官场文化在中国社会的源远流长与铺天盖地，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官场的普遍性不满亟需找到一个发泄的渠道，甚至还隐隐约约折射出对权力的窥探乃至觊觎的扭曲心态。
正是这种相当复杂且相互勾连的政治文化结构与社会心理结构为官场小说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写作资源，但同时也对官场小说的艺术表现力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遮蔽。最为明显的当属试图以正邪对立、邪不胜正的叙事模式来重塑官方意识形态的反腐小说，以及不仅迎合读者的偷窥欲、而且实际上参与了对（膜拜权力/热衷于当官的）日常意识形态的不断建构的黑幕小说中，而更为隐秘因此也更难破除的遮蔽则是以尖锐的讽刺手法将官场官事描绘成一幕幕的闹剧，虽然嘲讽得痛快淋漓，但批判的力度却因漫画化、夸张化的艺术手法而有所减弱。
因此，以官场为题材的小说要想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不能不对这种结构性的遮蔽有所警惕并自觉地寻求突破。也因此，在听闻杨少衡以一篇官场小说《林老板的枪》获得2004-2005年度的人民文学优秀中篇小说奖之后，勾起了我们的阅读兴趣：他的官场小说是如何避开这些创作上的陷阱，又优秀在哪里？
恰好，他的一部以《林老板的枪》命名的中篇小说集新近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其中收入的八个中篇均以基层官场为题材，这给我们研究杨氏的官场小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确切地说，杨少衡擅写官人小说，而不是官场小说。因为他的兴趣显然不在那些或黑幕或闹剧的官事之上，而在官场中人身上。他的主人公通常都是些有能力、有抱负的基层官员，腐败或许是他们的生存环境，但绝不是他们的生存目的，“反腐”的叙事模式对这样的人物设置来说显得过于简单而不可能入杨少衡法眼；又因为写的是基层，普通百姓对此多少都有些接触或了解，从而避开了兜售“黑幕”的“市场”。更重要的是，正如其朋友所说，杨少衡是从“里面”写出来的，因为有过类似的工作经验，他写起官人来就多了一份基于了解的同情。正是这种了解的同情的笔触赋予杨少衡的官人小说以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品格，即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或是那些对我们的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场域，比如官场。
小说在中国的式微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可否认的一个原因是新时期小说对此前占据绝对主流位置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矫枉过正，因此痴迷于写作技术而忽略了写作的内容，或是耽于奇幻的内心世界而对现实生活不屑一顾。于是小说离普通读者越来越远，也越来越局限于基本由作家与评论家组成的小圈子，其影响面与影响力均日渐衰微。对此作家们也有所反思，以至于曾经是先锋派作家之一的格非提出：“中国作家在经过了许多年怎么写的训练之后,应重新考虑写什么这一问题。”
事实上，对于小说而言，“怎么写”与“写什么”应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将二者截然分开，正是中国小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走向衰微的“内部”原因——小说的艺术就在于哪怕写的是极为常见、极为普通的人与事，也能够让读者从一个崭新的、或至少是被忽略的角度去重新认识之。所谓现实主义的品格，指的正是小说的这样一种技术与功能。而当前的中国小说，之所以被某些论者称为“写实主义”而非“现实主义”（见李敬泽、张庆国：《中国小说的焦虑与问题》，载《滇池》2007年第1期），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没能引导读者去重新认识当下的中国。
那么杨少衡的官人小说让读者重新认识了什么？
杨少衡把他的主人公放在基层官场中，看他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如何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或是遭受挫折，而官场结构甚至整个社会的结构就在他们的行动与其遭受的助力或阻力的相互作用中浮现出来。基层官场和官人是杨少衡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国的切入点。
值得注意的是杨少衡对基层官场这一叙事环境的选择。他的新小说集一共收了八个中篇，其中五篇（《尼古丁》、《林老板的枪》、《金粉》、《蓝筹股》、《县长内参》）写的都是县长，再加上发在《人民文学》2005年第9期上、未收入此书的《该你的时候》，构成了一个“县长系列”。无论杨少衡对“县长”这个题材的情有独钟是否出于其经验型的写作，我们的文本分析对此都应给予足够的关注。与乡镇一级比起来，县一级的政府有着更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更为复杂的利害关系，因而更能凸显官场的结构；与市或省一级的政府机构比起来，县级政府又常常需要处理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需要面对乡土的而非都市化的中国——而乡土结构才是中国社会的根基所在；再者，杨少衡所写多为沿海地区，不免要涉及新兴的资本势力对于官场结构和乡土结构的冲击和渗透，以及市场规律与官场潜规则和乡土中国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较量，等等。因此，当我们用重新认识中国的眼光来阅读杨少衡的小说时，这个“县长”题材就不仅仅是某个作家或某些作品的独特标志，而是现实主义小说必须精心选择的叙事视野。
事实上，杨少衡的“县长系列”呈现给阅读者的远不止上述几种结构，而是一幅既展示了层叠勾连之社会结构、又蕴含着异常丰富之细节的现实主义画卷。以《尼古丁》为例，在这篇因县长之死而带有悲剧色彩的小说里，县长李彬对于填海造地工程的异乎寻常的执著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专业出身（学水利的），不如说因为这个工程是他晋级（省水利厅副厅长）的敲门砖。但是这块敲门砖影响了当地村民的生计，他们借省里请来记者团宣传“本地形势大好”之机，拦下记者将此事“曝光”。然而真正使工程陷入停顿的却不是村民们所计较的赔偿款项等经济因素，而是环境保护这类新兴的话语。在工程暂停之后，其贷款与利息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迫使该县长不得不多方补救，并花重金请来专家学者论证其“开发性保护”或曰“可持续发展”方案，甚至挪用其它专项资金，以求重新开工。但最终，正是这条未完成的、让他欲罢不能的堤坝直接导致了他在指挥抗灾中的“因公殉职”，这个工程真的成了置他于死地的“尼古丁”。
在这个颇为复杂、甚至有些类似层层剥笋的情节设置中，我们除了看到官场内部的某些体制性存在，例如以项目为政绩，而不管实施该项目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事实上有项目就意味着许多经手官员的私利；还看到了官家（这个词在本文里专用于官场与官人的合称）对于新闻媒体和智识阶层的笼络，因为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这二者——尤其是前者——具有不容小觑的影响力，所以才有县长和村民不约而同的或笼络或求助于京城记者之举。在这里，“来自京城的记者”这一身份设置也具有特殊的意味。在中国，媒体能否“曝光”政府不良行为取决于其“级别”与该政府级别孰高孰低，或至少要远离其辖区范围，这一点甚至已不再是潜规则，而是在一份份红头文件所明文规定的“不许报道”中成为言论禁区。因此，我们的媒体远非独立于政府权力，而毋宁说是政府权力的某种变形的行使：上级政府通过上级媒体来名为监督、实为控制下级政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舆论监督电视栏目从中央台到地方台都办得热火朝天，其实掩盖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行政体制的松动，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在利益分配上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矛盾，以至于下级政府不惜抵制上级政府的指令也要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上级政府则借助媒体的舆论监督来约束下级政府的出轨行为。而媒体对于政府权力的依附更直接导致了媒体也成为官家的又一个克隆版本。在《尼古丁》里，来自各大媒体的记者接受被报道单位的宴请和招待而没有丝毫不安，俨然一个走马观花的视察团，只不过需要回报一篇“形势大好”的报道而已。
当然媒体并不完全等同于官家，它另有一套话语系统，比如对濒危物种和弱势群体的关注，都是最能吸引受众眼球的题材，但是《尼古丁》让我们看到，这样一套话语系统同样能够被官家“化为己用”。《尼古丁》文本层面上的主人公是京城记者钟路琳，钟路琳学海洋生物出身，对生物和生态本就具有专业的关注，再加上女儿罹患脑瘫，使她对日趋恶化的生存环境更加敏感，正是她一篇呼吁保护红树林的报道使李彬的填海造地工程被延搁（当然这其中也夹杂着京城记者的尊严被边远地方官冒犯等因素，对比后来李彬到京城求见农业部某副司长时不得其门而入，恰巧是钟路琳解了他的围，这其中的反讽以及同样出身于基层官员的作者的自嘲，均植根于京官与地方官二分的中国官场文化）。这位记者知道如何利用当前社会的话语格局，从而准确地抓住了官人的软肋。但是随着李彬展开各种补救行动，我们看到被收买的智识阶层将“环境保护”悄悄置换成一个字面意思相近、内涵却大不相同的“开发性保护”，从而为李彬的工程涂上了一层光鲜的科技油彩，使之得以重新上马。而这一切只是因为该县为某些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研究课题”和一笔研究经费，这不由让人怀疑智识阶层所提供的、看似这个社会发展的指路明灯的一套套话语当真是中立的科学理论，还是代表了谁的利益？
在这个三万来字的中篇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官场中的某些体制、媒体跟官家的暧昧关系以及智识阶层的无主体状态，但这并不是全部。小说以钟路琳的第三人称视角对李彬的所作所为进行叙事，这种艺术处理不仅具有现实主义小说所必须的认识论上的意义：用钟路琳那套带有相对独立主体性的话语去碰撞李彬所操持的官人话语；而且还具有审美上的意义：双主人公的设置增加了小说的情感维度，而根据文学理论家孙绍振先生的说法，小说与诗歌及散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小说的情感是多元的。钟路琳对李彬从最初的反感到情感上逐渐认可，但这并不代表她赞同他在填海造地工程上的所作所为，她对李彬的认可更多地来自其他方面特质，比如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果断，对她们母女的细心照顾，甚至松懈一刻的疲态流露。但是，就在钟路琳不再把李彬当作职业生涯中必然存在的一个打扰，而是当作朋友去关心时，传来了李彬在台风救灾中因视察堤坝而落水身亡的消息。情感响应的落空成就了这篇小说的悲剧之美，同时也诱发读者去思考：为什么这两个颇有才华、并且很有可能互相吸引的人一开始会势同冰炭，之后即便随着逐渐增加的了解也无法达成共识？
答案似乎昭然若揭：是李彬身处的官场结构造成了这一切，包括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最终的死亡。但这归根到底，是李彬自己的选择。无论他出于什么动机进入了这个结构，最终他对于这个结构的依赖已经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并且正如吸烟者一样，他在这个结构中逐渐走向结局（无论是意外的落水身亡还是顺利提拔为副厅长）的过程，是一种清醒的沉沦。这，或许才是“尼古丁”这个隐喻的真义所在。
在《尼古丁》里，由于采用的是钟路琳的第三人称视角，我们无法窥知李彬的内心世界，不得而知其填海造地的最初动机是否真如其所说，出于造福百姓的修坝情结；不过在《林老板的枪》里，作者采用了县长的第三人称视角来叙事，使我们得以一窥该县长的所思所想，并看出他的确是一位“好官”：对金钱、美色和更高的权势都有坚强的免疫力，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以求维护普通百姓的利益。并且，在与县城首富林奉成的斗智斗勇中，他以高明的手段与之周旋，找准对方的软肋使出一招杀手锏，迫使对方让步——这又为他平添了几分“与时俱进”的智慧色彩。
这招杀手锏就是“诱”出林老板私藏的枪支。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枪”有独特的含义。它并不具有保护私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功能，而是与政权相联系：“枪杆子里头出政权”。私藏枪支，意味着对官家权力的觊觎。因此，徐启维才会对林老板私藏的枪支有着异样的警惕。在这位出身于官人世家的县长眼里，官家的权力不容资本染指，在资本面前，他或许可以放下个人尊严，但绝对要维护官家及其权力的尊严。正如林老板的“小蜜”宋惠云所云：“现在跟县长不能玩枪，枪是县长你们家的”。更何况在这场官家与资本的较量中，代表着资本的林老板不过是一个劣迹斑斑的暴发者，有着太多的软肋供拥有合法暴力权的官家所拿捏：私藏枪支是一例，嫖娼是一例，偷漏税又是一例。
《林老板的枪》能够获得2004-2005年度的人民文学优秀中篇小说奖，与之塑造了徐启维这个兼有正气与智慧的县长形象不无关系。但也正是因为小说站在县长的立场上进行叙事，
让我们看到了官家权力结构的几处裂隙：一方面资本对于官家权力的染指在徐启维这里虽未得手，但在它处早已成为普遍趋势。林奉成多次明示暗示自己与刘副省长非同一般的“关系”，无论此话有几分真几分假，总之徐启维在成功地迫使奉成集团让步之后，这个漂亮的政绩并没有成为其晋级的砝码，当上书记的另有其人。另一方面则是官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举报奉成集团偷漏税者早已有之，但对于该集团的查税只能在官家的授意下，选择最有利于官家的时机进行，说明权力仍然是官家的，而不是公共的。
可见，资本在中国远未成为“主义”，吴敬琏先生提醒大家警惕权贵资本主义无疑是没有把握住当前中国的阶层结构。相比之下，还是吴思先生所提出的“资本—官家主义”更为贴近中国现实一些。官家，始终是中国最大的主义，新兴的资本阶层则是通过对官家权力的收买来实现资本获利的最大化。
当然，鲜活的人物语言也为这篇小说增色不少。机智和诙谐的语言是杨少衡官人小说一个显著的特点，并且，这种叙述语言事实上构成了对传统官场小说所惯用的讽刺手法的突围。《林老板的枪》的获奖应当也包含此因素在内。
与上述两篇小说相比，《金粉》和《蓝筹股》应该说是更为“纯粹”的官场小说，因为它们写的是“为官之道”。前者靠面子工程换取政绩，后者靠情感投资搭上了“天线”。小说显然是对这些不正之风的批判，因为两位官人都落了个可悲的下场：前者的面子工程经不住一场暴雨的冲刷，露出了朽烂的底子；后者则是葬送在对“天线”的过度忠心上——当然，或许这又构成下一轮的投资也未可知。
从小说的艺术性来说，《金粉》要比前两篇略逊一筹，逊色的原因其实正如本文开篇所说，过多地运用了讽刺的手法来描述县长马越对于“面子”的爱好，例如对于仪式的热衷，对于（体现权势的）细节的吹毛求疵，多少都带有闹剧的色彩，从而降低了对体制和结构的批判力度。但是从对官场结构的表现来看，《金粉》却有着不同于前两篇的新的角度，那就是揭示了结构与结构中人的共谋。
虽然个人的力量在强大的结构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但结构的运作离不开个人的配合。在《金粉》中，县长马越在进入官场之前，就曾经接受过民间的“面子”文化的形塑，而这种“面子”文化与官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进入官场之后，马越把自己所接受的形塑再施予这个结构，除了在其身为市领导的岳父面前屡屡碰壁之外，大都得心应手，从市到乡，赏识其“才华”的大有人在。马越自觉地利用官场结构对“面子”工程和浮夸作风的倚重来谋取在结构中的晋级，或者说，用作秀来换取更大的“面子”。而他在这样做的同时，也维持了官场结构的如“常”运作，甚至使得这种结构更加坚固和难以撼动。
同样，在《蓝筹股》中我们也看到了县长贺亚江对官场潜规则的娴熟运用及潜规则对他的回报，并且，在意外降临时，他宁可牺牲自己也要维护这个潜规则，显然是因为深知潜规则的反噬比牢狱之灾更为可怕。官场的潜规则正是在结构中人心甘情愿的维护中得以代代相传，以至牢不可破。
《蓝筹股》的独特之处还体现在它的叙事视角上。本篇采用非当事人的第一人称复数视角，这个视角既有全知的功能，又有评价的功能，使得文本在分析贺亚江为“投资”而不惜“自我牺牲”的心理动机时的嘲讽语调和结尾处补充叙述贺亚江漠视他人生命时的谴责口吻有了叙事主体的依托，从而避开了作者对于角色的直接谴责或讽刺，也避开了前文提及的讽刺手法所带来的结构性遮蔽。
如果说《尼古丁》和《林老板的枪》表现了官家与外部结构的相互勾连与渗透，《金粉》与《蓝筹股》表现了官场结构与结构中人的共谋，那么《县长内参》和《该你的时候》则涉及官场结构另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官民关系。从而使这“县长系列”的六篇小说构成一幅相对完整的拼图，即对基层官家的描摹。
《蓝筹股》中的县长贺亚江被一次意外的车祸毁掉了原本大好的前途，而《县长内参》中的县长齐国栋则一而再、再而三地遇上“意外”而导致官运坎坷：首先是为了迎接领导视察而将乞丐驱逐出境，拉载乞丐的车子却出了车祸，导致五死六伤，其时任的乡镇书记一职被撤；然后是为解决一家企业拖欠女工薪金问题，开绿灯让这家因存在消防隐患而被责令停产整顿的企业恢复生产，结果却是该企业发生火灾，女工们死伤数十人，齐国栋再次被解除县长职务；这一次他在一项拆迁工程中帮助一对贫困的残疾夫妻改善生活，却以夫妻俩的自杀告终。这位县长扪心自问“我想我这个人其实不错，为什么我总是被自己的努力击中？这种事怎么总让我碰上？”而颇感不平。
小说以齐国栋的第一人称进行叙事，因而让读者深切地体会到主人公所处的困境：一方面是颇为真诚的赎罪心理，另一方面却总是有接二连三的“意外”摧毁他的努力，甚至酿成新的惨祸。读者在感同身受之余也会像齐国栋那样问上一句：是什么造成了这位“其实不错”的官人的困境？
这种困境正来自结构中人与结构的共谋。公共权力为公众服务，这本是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但在中国的官家结构中，“为公众服务”（更具中国特色的表达是“为人民服务”）更多地被当作一项考评的标准，而为了高效地达到这个标准，官人们所采用的手段往往有悖于原先那个冠冕堂皇的目标，而真正的结果也往往与之大相径庭。县长齐国栋所遭遇的接二连三的“意外”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只要结构中人按照结构的标准和要求来行事，他们必定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只是县长齐国栋尚能够听到良心的谴责而感到自己陷入了困境，而另一些官人过于深陷结构，已经无法听见良心的声音了。
所幸《该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结构松动的一丝可能性。这篇小说的角色设置有些类似《尼古丁》，双主人公，这里的两位主人公均为官人，一为县长，一为副县长：县长是从基层干上来的，工作方式较为粗暴，带有家长式的作风；副县长则是由省里派来挂职的，本是个知识分子，除了知道科技兴农之外，还尊重法律与民主（包括勇敢地面对民主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并真诚地维护群众利益而不去管官家那一套“雁过拔毛”的技巧或曰规则。这两个对于“权力”有着不同理解的人难免发生磨擦，不过毕竟同舟共济处理了一系列的村民闹事，而最终的结果，是副县长取代了县长。这预示着一种新型官人的被接受，同时也预示着结构在设法自我改良。
如前所述，结构的维持需要结构中人的配合，在没有可能从外部摧毁结构的情况下，结构的改良只能通过结构内部来进行，如果结构中人能够自觉地对结构中的某些规则进行点滴的改写，并且持续进行，那么结构的松动乃至改良迟早会发生。对于官场这个异常坚固的结构来说，这种以点滴的改写求松动直至改良的方式是最具有可行性的。
追根究底，官场结构自我改良的压力来自与之相勾连的社会结构的改变。在《该你的时候》里，坝下村村民的闹事起因于十年前的征地赔偿款过低且至今没有如数发放，但后来却在某种力量的操纵下转向碎石供应问题，这个力量就是坝下村村长罗伟大。罗伟大曾任乡镇干部，因为粗暴执行公务致人死亡而入狱，出狱后改做生意，垄断了坝下村的碎石行业，并通过向村民许诺共同获利的方式在民主选举中当上了村长，从而得以操纵村民为他的生意而闹事。罗伟大的身份设置显然也大有深意，官人在转型为资本阶层之后仍然求助于官家权力来为自己的资本谋利，显然是因为曾经的官家经历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但是，这里头毕竟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当初罗伟大身为官人时，他可以为了收税而一把推死老人；当他跻身资本阶层时，他转而采用对经济利益的许诺来拉选票，这当然是因为整个社会结构和人心结构的重心都转移到经济上来，即便是最难改变的乡土结构也受其影响不小，例如这篇小说所反映的乡村的产业化和企业化——虽然类似于前现代的家族式企业。正是这些转变迫使官场结构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松动，以小处的改变换取结构整体的稳固和正常运转。
经济结构对官场结构以及资本对官人的冲击不仅在“县长系列”里从多方面进行描写，在“县长系列”以外的《钓鱼过程》中也得到了入木三分的刻画。该小说的主人公为主管经济的副乡长，为了招商引资，他挖空心思而又小心翼翼地与台商周旋，饶是如此，仍然一脚踩上了违法乱纪的警戒线。与《县长内参》一样，《钓鱼过程》展示的是官人们在当下的官场结构中所必然遭遇的又一重困境：循规蹈矩就不大可能招商引资，要招商引资就很有可能触犯法规。虽然这一困境说到底是植根于官家对资本的需求，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官家结构以自我改变寻求结构的延续和稳固。小说用带有自嘲语调的第一人称叙事把当代官人身陷此困境的窘迫传达得淋漓尽致。
经济结构对官场结构的冲击与渗透是当前中国社会最值得关注的存在，与之相比，官场结构与人心结构（社会心理结构与文化结构）的相互勾连则是一个历史更为长远、因而其后果也更为持久的存在。《猴有一个梦想》便揭示了这种勾连。主人公侯文茂为市“依法办”主任（这个身份设置无疑是对其亲手杀死情人的反讽），他并不满足于目前的官位，一心要再上一个台阶，因此对一切挡道的障碍（包括那个见不得光的情人）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而他当官的梦想则源于小时看见父亲被年轻的上司“像老子训儿子”一样地训斥。在他以及大部分的中国人看来，做官就意味着拥有随意训斥别人的权力，当官成了一个具有社会普遍性的“梦想”。这就是源远流长的官文化对社会心理结构的形塑，而这种社会心理结构反过来又强化了官场结构中的许多陋习。所谓相互勾连，指的便是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秘书长》的主人公曹成功在这本小说集所有的主人公中官位最高（市府秘书长），年纪也最大（即将退休），因而对官场中一切或显或潜的规则烂熟于心，故此也不免有些“老油条”。但就在这样一位老官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官场中久违的东西：人情味。在举轻若重地应付一场流于形式又劳民伤财的检查的同时，他也利用了官场中的某些规则，对一位被谄媚者拖入官场结构的险恶中心的年轻女干部施以援手。而他这样做的原因不过是“她就跟我女儿一样的年纪”，让我们在遭受官文化所毒害的社会心理结构之外又看到了另一种人心结构。
杨少衡自称是一个经验型的写作者，多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并且“希望自己笔下的人跟记忆中的人一样活生生的，不仅仅属于这种或那种概念”（见《林老板的枪》后记）。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笔下的官人，无一不是既置身于官场又存活于当前社会的个人，其所作所为既受官场结构的制约又受到其他结构的影响，因而不能仅仅被归并为“好官”或“坏官”一类，他们多半也身处困境，在挣扎解困的过程中运用了种种或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因而得到了或好或坏的结果。对于这些既有可敬之处又有可悲之处的官人，他所采取的也不是置身事外的批判态度（比如站在民间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谴责官人），而是用诙谐、自嘲、调侃当然也有反讽的叙述语调来予以表现，从而让读者重新认识了这样一群有血有肉的官人。
除此之外，杨少衡的官人小说还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官人们所置身的官场结构及与之相勾连的社会结构。杨少衡的小说往往有出人意料的结局，而这往往是由人物性格与官场结构及规则所共同决定的。并且，读杨少衡的小说，我们感受到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官场，而是存在于当下社会中的官场，或者说是存在于一个以经济发展为首要标准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场。正是在这一点上，杨少衡的官人小说超越了一般所谓的官场小说，那就是他对社会结构与官场结构的相互渗透、相互勾连之复杂情势的深入把握与艺术再现。
正是通过这样的双重解读，杨少衡的官人小说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中国。而重新认识中国，将是我们逐步改良中国社会现有种种结构的开端。
[此作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8年第1期，有删节，作者授权天益首发全文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