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先生抱着满腔热情来从事工作和学习，在生活上也这样，这是情。这样对待工作、学习和生活，就产生了各种想法，有的提到理论高度，这是理。情和理结合，脚踏实地地工作、学习和生活，这是事。(对“理”和“事”的提法，见于下引《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我的畏友弘一和尚》文中。)我接受夏先生的教导，主要在向夏先生学习编字典的时候，因此从夏先生编字典谈起。
1941年，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业务暂告停顿。夏先生决定在开明编译所主编《夏氏字典》，指定我作助手。我在夏先生的领导下学习编字典工作，开始对夏先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感到夏先生对待工作和生活充满热情。就编字典说，夏先生不是按照字典一般的编法来编，首先就怎样帮助读者来考虑。读者既要读白话文，也要读文言文，因此这部字典要文白结合。夏先生既要帮助读者从字典里查到不认识的字的音义，还要帮助读者从字典里查到每个字的不同用法。这部字典既是文白结合，又是义用兼顾。这样考虑，恰能说明夏先生抱着满腔热情来对待这个工作。有了这种热情，才有这种想法。怎样来贯彻这种想法呢?在文言里的一个单字，在白话里往往成了双音词。要文白结合，对一个字作了注释以后，下面举的例证，有白话的，有文言的。后面再来一个复词，在字典里作〔复」，复词下面，把这吟字的意义在自话里构成双音词列出。这个〔复〕，是夏先生的新创。仁复」下的双音词是白话，_例句的字有单音词，是文言，这就是文白结合。象“大”字，有体积大的意思的，举例如“房子大”“地方大”，〔复〕作“宽大”“广大”，有年龄大的意思的，例如“年纪大”，〔复〕作“长大”，作重要解时，〔复〕作“重大”;有超越寻常的意思的，〔复〕作“伟大”;作夸张解时，〔复〕作“夸大”。这样，有了复词，更确定了“大”字的各种意义。这是就文白结合说的。再就义用兼顾说，夏先生的字典，分“名”“动”“形”“副”，如“风”字，象“风吹草动”，是名词。“春风风人”，第二个“风”是吹，即动词;
“风力”，指风的力量，“风”是形容词，“风餐露宿”，在风中餐，“风”是副词。这就说明这个字的各种用法。(《夏氏字典》的原稿不知在何处，以上举例非原文。)夏先生本着编字典的热情，就产生这种想法，根据这种想法来编字典，这就是夏先生在编字典工作中的情、理、事。可惜这部字典没有编成夏先生便因病去世了。夏先生去世后，没有人来对这部字典作完稿工作，这部字典始终未能成书。
夏先生不光是编字典这样，译书也这样。他在《<爱的教育)
译者序言》里说:“我在四年前始得此书的日译本，记得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就是后来在翻译或随便阅读时，还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觉眼睛润湿。这不是悲哀的眼泪，乃是惭愧和感激的眼泪。除了人的资格以外，我在家中早已是二子二女的父亲，在教育界是执过十余年的教鞭的教师。平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读了这书好象丑女见了美人，自己难堪起来，不觉惭愧了流泪。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之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见《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以下引文同)夏先生对《爱的教育》的流泪，正说明他的动感情。他从动感情中产
生了对这本书的想法，再非常认真地把它翻译出来，这就是夏先生在翻译工作中的情、理、事。再就对这书名的翻译说，意大利文原名《考莱》，是“心”的意思;英译本作《考莱》，下又标《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日译本作《爱的学校》。夏先生认为“书中所叙述的不但学校，连社会及家庭的情形都有，所以又以己意改名《爱的教育。”一个书名还要这样反复考虑，说明夏先生对工作的认真。
夏先生在教学工作中也是这样。夏先生在《紧张气氛的回忆》里说，他在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译教时，学堂的舍监受不过学生的气，辞职不干了。一时找不到相当的替人。夏先生自告奋勇，兼任了这个当时认为屈辱的职位。“我新充舍监，最初曾受到种种的试炼。因为我是抱了不顾一切的决心去的，什么都不计较，凡事皆用坦率强硬的态度去对付，决不迁就。”“我不记学生的过，有事不去告诉校长，只是自己用一张嘴和一副神情去直接应付。每日起得甚早，睡得甚迟。”“原是预备去挨打与拚命的。”说明夏先生是抱着满腔热情去兼任舍监的。他“不记学生的过，有事不去告诉校长”，是爱护学生。他在这时，“读教育论著，翻宋元明的性理书类，又搜集了许多关于青年的研究的东西来读。”办事又非常认真。也是注意情、理、事来做好工作的。
夏先生在学习上也是这样。夏先生在《我的畏友弘一和尚》里谈到孔子在《论语·颜渊》篇里讲“克己复礼为仁”的一段话，现在节录在这里:
“《四书藕益解》前几个月已出版了。有人送我一部，我也曾快读过一次。”和尚说。
“落益的出家，据说就为了注《四书》，他注到《颜渊问仁》一章据说不能下笔，这才出家的。《四书藕益解》里对《颜渊间仁》章不知注着什么话呢?倒要想看看。”我好奇地问。
“《颜渊问仁》一章，可分两截看。孔子对颜渊说:‘克己复礼，，只要‘克己复礼，本来具有的.不必外求为仁。这是说是‘仁，就够了，和你所见到的唯心净土说一样(这是说佛教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只在心里，不用外求—振注)。但是颜渊还要‘请问其目’。孔子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实行的项目。‘克己复礼’是理，‘非礼勿视’等等是事。所以颜回下面有‘请事斯语矣，的话。理是可以顿悟的，事非脚踏实地去做不行。理和事相应，才是真实工夫，事理本来是不二的。—藕益注《颜渊问仁》章大概如此吧，我恍惚记得是如此。”和尚含笑滔滔地说。
到夏先生看到《四书荡益解》的《颜渊间仁》一章，“不看犹可，看了不禁呀地自叫起来。”
“原来藕益在那章书里只在‘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下面注着‘僧再拜’三个字.其余只录白文，并没有说什么，出家前不能下笔的地方，出家后也似乎还是不能下笔。所谓‘事理不二’等等的说法，全是和尚针对了我的病根临时为我编的讲义!”
这段话说明弘一法师的学习也是情、理、事结合的。情是有感情的，这感情不仅对藕益的注，也对夏先生的“唯心净土说”，因而产生为夏先生“编的讲义”，这就是理;他自己是“脚踏实地去做”的，这就是事。夏先生听了弘一法师的话说:“和尚对我的劝诱在我是终身不忘的，尤其不能忘怀的是这一段故事。”夏先生在这里是充满感情的，这是情，夏先生对弘一法师这段话，有了认识，这是理，但夏先生还是跟弘一法师不同，弘一法师有了认识，就出家去做和尚了，这说明弘一法师的理是唯心的，所以归向佛教;夏先生有“净土唯心说”，认为净土是唯心的，并非实有，说明夏先生的理是唯物的，这是夏先生跟弘一法师的不同处。
夏先生的理怎么是唯物的，这里试举一例。在五四运动时期，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他在《新青年》二卷六号《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的根据》里，指出封建专制建立在家族专制上面，说:“家族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弯窿然。”因此把孔子的提倡孝梯，说成是封建专制的最大祸根，从而认为“盗丘之遗祸在万世”(本“盗环”之称，称孔丘为“盗丘”)，认为孔子的提倡孝梯成为万世罪人。就在五四运动的1919年10月里，夏先生发表了《家族制度与都会》，对家族制度的危害提出了新的看法。夏先生说:“都
会生活与家族制度根本上不能不生冲突，乡村有宗祠，都会没有宗祠，就是证据。本来住在都会里的人大概只有家庭，没有家族;在都会作客的人虽然在乡村仍有家族，但是因都会上职业样式的变迁，事实上也不能够维持他在乡村的家族制度。”这篇文章，有力地说明都会的兴起，都会中家庭的建立，造成家族制度的崩溃。这样唯物的观点，实际上推翻了家族制度“遗祸在万世”的说法。不用万世，家族制度已垮了。当时家族制度虽已在崩溃，但并不影响军阀割据的封建专制，也说明家族制度并不是封建专制的根据，家族制度虽已崩溃，封建专制并不因此解体。夏先生的唯物观点，可以纠正吴虞理论的错误，虽然夏先生只讲家族制度在都会建立后趋向崩溃，但读者却可以从中得出以上的结论来。夏先生这种唯物观点，终于使他跟弘一法师出家不同。这也就是夏先生在学习上的理和事，提出《家族制度与都会》是理，不照弘一法师的意见去出家是事。
夏先生在生活上也是这样。他在《<子恺漫画>序》里谈到在生活上的情、理、事，这里加以节录。夏先生写弘一法师“从温州来宁波”，“挂搭于七塔寺”。“铺有两层，是统舱式的。他住在下层”，说“在此地挂搭怎样舒服”。又谈到“前两日是住在某某旅馆(小旅馆)里的。”“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夏先生坚请他“明日同往白马湖去小住几日”，“他也就欣然答应。”
“行李很是简单。铺盖竟是用破席子包的。到了白马湖，在春社里替他打扫了房间，他就自己打开铺盖，先把那破席子珍重地铺在床上，摊开了被，把衣服卷了几件作枕。再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边洗面去。
“这手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好吗?”我忍不住了。
“那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张开来给我看，表示还不十分破旧。
他是过午不食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了饭和两碗素菜去(他坚说只要一碗的，我勉强再加了一碗)，在旁坐了陪他。碗里所有的原只是些萝卜白菜之类，可是在他却几乎是要变色而作的盛撰，喜悦地把饭划入口里，郑重地用筷夹起一块
萝卜来的那种了不得的神情，我见了几乎要流下欢喜惭愧之泪了!
笔上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样莱来斋他，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咸得非常，
我说:
“这太咸了!
“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
……第三日，他说饭不必送去，可以自己来吃，·、一
“那么逢天雨仍替你送去吧。”
“不要紧!天雨，我有木屐哩!”他说出木屐二字时，神上竟俨然是一种了不，得的法宝。我总还有些不安。他又说:
“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我也就无法反对了。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刁该馆好，统舱好，挂搭好，破席子好，破旧手巾好，白菜好，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这是何等的风光啊!宗教上的话且不说，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要说他是享乐。我常见他吃萝卜白菜时那种喜悦的光景，我想。萝卜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到的了。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
在这里，夏先生对弘一法师对待生活的态度充满了赞美的热情，这是情。从中体会出生活的艺术化，这是理。弘一法师这样对待生活，是事。夏先生既有这种生活艺术化的想法，说明夏先生也有这种生活艺术化的实践，这是夏先生在生活上的情、理、事。
抗战中的1938年，夏先生到上海南屏女中去兼课，是教《论语》。可惜他的讲义没有保存下来。夏先生怀着满腔热情去教《论语》，一定有不少新的看法。在夏先生文集里，只找到《“中”与“无”》一文，
里面接触到对《论语》的解释。如《论语·阳货》:“子日:‘予欲无言。’子贡日:‘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邢昂疏称:“人若无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即认为行比言重要。朱熹集注:“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己，岂待言而显哉?”认为圣人的道，通过行动来显示，不必用言语。《论语·尧曰》:“允执厥中。”
朱熹集注:“允，信也。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夏先生在文章里说:“‘中’是个绝对的观念。叫作‘中’，原是权用的名称。名称是相对的，于是只好用否定的字来限制解释。‘中’在根本上不是‘偏，‘倚，‘过，‘不及，等的对待，世人误解作折衷调和固然错了，朱子解作‘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也未彻底。‘中’不是‘偏，，亦不是‘不偏，，不是‘倚，，亦不是‘不倚’，不是‘过，，亦不是‘不过，不是‘不及，，亦不是‘非不及’。”夏先生认为朱熹的解释不够彻底。
因为“中”是绝对的观念，朱熹用相对的“过”与“不及”等来解释，自然不贴切了。大概夏先生认为“中”是恰到好处的意思。夏先生又说:“在究竟的绝对上说，好象沉默胜过雄辩的样子。”这是对“予欲无言”的解释。对于绝对的观念，不好用相对的话来解释。这样讲，似乎比邢昌疏和朱熹注都高明些。记得夏先生有一次去南屏女中上课后，来开明，讲到《论语·述而》:“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好象讲到这里的“而”字，联系的是两个相反的概念，
“温”和“厉”相反，“威”和“不猛”相反，“恭”是恭逊，不免偏促，与安泰的从容也不一致。这样来观察孔子，有辩证观点。夏先生抱着满腔热情去教学，在认识上就有这样超越前人的看法。
最后，再谈两点夏先生的话，为《夏丏尊文集》里所未记载的。一是对于办杂志的，夏先生提出开始是“人办杂志”，后来是“杂志办人”。即开始时为了发表某种理论，有目的地办杂志;后来提不出什么新的理论来，为办杂志而办杂志，就成了杂志办人了。按照夏先生的教导，只有不断地跟着时代前进，不断地适应读者新的需要服务，才能不断地做好“人办杂志”的工作。夏先生又谈到铲除封建意识，认为只有发展大生产，在大生产中需要大量的工人和技术人才，才能打破靠亲戚和朋友关系来用人，才能做到用人唯才，才能逐渐打破封建意识。夏先生抱着满腔热情来对待工作、学习和生活，因而产生各种想法，其中确有不少值得吸取的理论。可惜我的认识不够，在这里只能极粗浅地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