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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从编字典看夏丏尊先生的为人

  

   夏丏尊先生抱着满腔热情来从事工作和学习,在生活上也这样,这是情。这样对待工作、学习和生活,就产生了各种想法,有的提到理论高度,这是理。情和理结合,脚踏实地地工作、学习和生活,这是事。(对“理”和“事”的提法,见于下引《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我的畏友弘一和尚》文中。)我接受夏先生的教导,主要在向夏先生学习编字典的时候,因此从夏先生编字典谈起。

   1941年,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业务暂告停顿。夏先生决定在开明编译所主编《夏氏字典》,指定我作助手。我在夏先生的领导下学习编字典工作,开始对夏先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感到夏先生对待工作和生活充满热情。就编字典说,夏先生不是按照字典一般的编法来编,首先就怎样帮助读者来考虑。读者既要读白话文,也要读文言文,因此这部字典要文白结合。夏先生既要帮助读者从字典里查到不认识的字的音义,还要帮助读者从字典里查到每个字的不同用法。这部字典既是文白结合,又是义用兼顾。这样考虑,恰能说明夏先生抱着满腔热情来对待这个工作。有了这种热情,才有这种想法。怎样来贯彻这种想法呢?在文言里的一个单字,在白话里往往成了双音词。要文白结合,对一个字作了注释以后,下面举的例证,有白话的,有文言的。后面再来一个复词,在字典里作〔复」,复词下面,把这吟字的意义在自话里构成双音词列出。这个〔复〕,是夏先生的新创。仁复」下的双音词是白话,_例句的字有单音词,是文言,这就是文白结合。象“大”字,有体积大的意思的,举例如“房子大”“地方大”,〔复〕作“宽大”“广大”,有年龄大的意思的,例如“年纪大”,〔复〕作“长大”,作重要解时,〔复〕作“重大”;有超越寻常的意思的,〔复〕作“伟大”;作夸张解时,〔复〕作“夸大”。这样,有了复词,更确定了“大”字的各种意义。这是就文白结合说的。再就义用兼顾说,夏先生的字典,分“名”“动”“形”“副”,如“风”字,象“风吹草动”,是名词。“春风风人”,第二个“风”是吹,即动词;

   “风力”,指风的力量,“风”是形容词,“风餐露宿”,在风中餐,“风”是副词。这就说明这个字的各种用法。(《夏氏字典》的原稿不知在何处,以上举例非原文。)夏先生本着编字典的热情,就产生这种想法,根据这种想法来编字典,这就是夏先生在编字典工作中的情、理、事。可惜这部字典没有编成夏先生便因病去世了。夏先生去世后,没有人来对这部字典作完稿工作,这部字典始终未能成书。

   夏先生不光是编字典这样,译书也这样。他在《<爱的教育)

   译者序言》里说:“我在四年前始得此书的日译本,记得曾流了泪三日夜读毕,就是后来在翻译或随便阅读时,还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觉眼睛润湿。这不是悲哀的眼泪,乃是惭愧和感激的眼泪。除了人的资格以外,我在家中早已是二子二女的父亲,在教育界是执过十余年的教鞭的教师。平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读了这书好象丑女见了美人,自己难堪起来,不觉惭愧了流泪。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之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见《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以下引文同)夏先生对《爱的教育》的流泪,正说明他的动感情。他从动感情中产

   生了对这本书的想法,再非常认真地把它翻译出来,这就是夏先生在翻译工作中的情、理、事。再就对这书名的翻译说,意大利文原名《考莱》,是“心”的意思;英译本作《考莱》,下又标《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日译本作《爱的学校》。夏先生认为“书中所叙述的不但学校,连社会及家庭的情形都有,所以又以己意改名《爱的教育。”一个书名还要这样反复考虑,说明夏先生对工作的认真。

   夏先生在教学工作中也是这样。夏先生在《紧张气氛的回忆》里说,他在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译教时,学堂的舍监受不过学生的气,辞职不干了。一时找不到相当的替人。夏先生自告奋勇,兼任了这个当时认为屈辱的职位。“我新充舍监,最初曾受到种种的试炼。因为我是抱了不顾一切的决心去的,什么都不计较,凡事皆用坦率强硬的态度去对付,决不迁就。”“我不记学生的过,有事不去告诉校长,只是自己用一张嘴和一副神情去直接应付。每日起得甚早,睡得甚迟。”“原是预备去挨打与拚命的。”说明夏先生是抱着满腔热情去兼任舍监的。他“不记学生的过,有事不去告诉校长”,是爱护学生。他在这时,“读教育论著,翻宋元明的性理书类,又搜集了许多关于青年的研究的东西来读。”办事又非常认真。也是注意情、理、事来做好工作的。

   夏先生在学习上也是这样。夏先生在《我的畏友弘一和尚》里谈到孔子在《论语·颜渊》篇里讲“克己复礼为仁”的一段话,现在节录在这里:

   “《四书藕益解》前几个月已出版了。有人送我一部,我也曾快读过一次。”和尚说。

   “落益的出家,据说就为了注《四书》,他注到《颜渊问仁》一章据说不能下笔,这才出家的。《四书藕益解》里对《颜渊间仁》章不知注着什么话呢?倒要想看看。”我好奇地问。

   “《颜渊问仁》一章,可分两截看。孔子对颜渊说:‘克己复礼,,只要‘克己复礼,本来具有的.不必外求为仁。这是说是‘仁,就够了,和你所见到的唯心净土说一样(这是说佛教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只在心里,不用外求—振注)。但是颜渊还要‘请问其目’。孔子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实行的项目。‘克己复礼’是理,‘非礼勿视’等等是事。所以颜回下面有‘请事斯语矣,的话。理是可以顿悟的,事非脚踏实地去做不行。理和事相应,才是真实工夫,事理本来是不二的。—藕益注《颜渊问仁》章大概如此吧,我恍惚记得是如此。”和尚含笑滔滔地说。

   到夏先生看到《四书荡益解》的《颜渊间仁》一章,“不看犹可,看了不禁呀地自叫起来。”

   “原来藕益在那章书里只在‘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下面注着‘僧再拜’三个字.其余只录白文,并没有说什么,出家前不能下笔的地方,出家后也似乎还是不能下笔。所谓‘事理不二’等等的说法,全是和尚针对了我的病根临时为我编的讲义!”

   这段话说明弘一法师的学习也是情、理、事结合的。情是有感情的,这感情不仅对藕益的注,也对夏先生的“唯心净土说”,因而产生为夏先生“编的讲义”,这就是理;他自己是“脚踏实地去做”的,这就是事。夏先生听了弘一法师的话说:“和尚对我的劝诱在我是终身不忘的,尤其不能忘怀的是这一段故事。”夏先生在这里是充满感情的,这是情,夏先生对弘一法师这段话,有了认识,这是理,但夏先生还是跟弘一法师不同,弘一法师有了认识,就出家去做和尚了,这说明弘一法师的理是唯心的,所以归向佛教;夏先生有“净土唯心说”,认为净土是唯心的,并非实有,说明夏先生的理是唯物的,这是夏先生跟弘一法师的不同处。

   夏先生的理怎么是唯物的,这里试举一例。在五四运动时期,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他在《新青年》二卷六号《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的根据》里,指出封建专制建立在家族专制上面,说:“家族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弯窿然。”因此把孔子的提倡孝梯,说成是封建专制的最大祸根,从而认为“盗丘之遗祸在万世”(本“盗环”之称,称孔丘为“盗丘”),认为孔子的提倡孝梯成为万世罪人。就在五四运动的1919年10月里,夏先生发表了《家族制度与都会》,对家族制度的危害提出了新的看法。夏先生说:“都

   会生活与家族制度根本上不能不生冲突,乡村有宗祠,都会没有宗祠,就是证据。本来住在都会里的人大概只有家庭,没有家族;在都会作客的人虽然在乡村仍有家族,但是因都会上职业样式的变迁,事实上也不能够维持他在乡村的家族制度。”这篇文章,有力地说明都会的兴起,都会中家庭的建立,造成家族制度的崩溃。这样唯物的观点,实际上推翻了家族制度“遗祸在万世”的说法。不用万世,家族制度已垮了。当时家族制度虽已在崩溃,但并不影响军阀割据的封建专制,也说明家族制度并不是封建专制的根据,家族制度虽已崩溃,封建专制并不因此解体。夏先生的唯物观点,可以纠正吴虞理论的错误,虽然夏先生只讲家族制度在都会建立后趋向崩溃,但读者却可以从中得出以上的结论来。夏先生这种唯物观点,终于使他跟弘一法师出家不同。这也就是夏先生在学习上的理和事,提出《家族制度与都会》是理,不照弘一法师的意见去出家是事。

   夏先生在生活上也是这样。他在《<子恺漫画>序》里谈到在生活上的情、理、事,这里加以节录。夏先生写弘一法师“从温州来宁波”,“挂搭于七塔寺”。“铺有两层,是统舱式的。他住在下层”,说“在此地挂搭怎样舒服”。又谈到“前两日是住在某某旅馆(小旅馆)里的。”“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夏先生坚请他“明日同往白马湖去小住几日”,“他也就欣然答应。”

   “行李很是简单。铺盖竟是用破席子包的。到了白马湖,在春社里替他打扫了房间,他就自己打开铺盖,先把那破席子珍重地铺在床上,摊开了被,把衣服卷了几件作枕。再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边洗面去。

   “这手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好吗?”我忍不住了。

   “那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张开来给我看,表示还不十分破旧。

   他是过午不食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了饭和两碗素菜去(他坚说只要一碗的,我勉强再加了一碗),在旁坐了陪他。碗里所有的原只是些萝卜白菜之类,可是在他却几乎是要变色而作的盛撰,喜悦地把饭划入口里,郑重地用筷夹起一块

   萝卜来的那种了不得的神情,我见了几乎要流下欢喜惭愧之泪了!

   笔上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样莱来斋他,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咸得非常,

   我说:

   “这太咸了!

   “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

   ……第三日,他说饭不必送去,可以自己来吃,·、一

   “那么逢天雨仍替你送去吧。”

   “不要紧!天雨,我有木屐哩!”他说出木屐二字时,神上竟俨然是一种了不,得的法宝。我总还有些不安。他又说:

   “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我也就无法反对了。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刁该馆好,统舱好,挂搭好,破席子好,破旧手巾好,白菜好,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这是何等的风光啊!宗教上的话且不说,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要说他是享乐。我常见他吃萝卜白菜时那种喜悦的光景,我想。萝卜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到的了。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

   在这里,夏先生对弘一法师对待生活的态度充满了赞美的热情,这是情。从中体会出生活的艺术化,这是理。弘一法师这样对待生活,是事。夏先生既有这种生活艺术化的想法,说明夏先生也有这种生活艺术化的实践,这是夏先生在生活上的情、理、事。

抗战中的1938年,夏先生到上海南屏女中去兼课,是教《论语》。可惜他的讲义没有保存下来。夏先生怀着满腔热情去教《论语》,一定有不少新的看法。在夏先生文集里,只找到《“中”与“无”》一文,

里面接触到对《论语》的解释。如《论语·阳货》:“子日:‘予欲无言。’子贡日:‘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邢昂疏称:“人若无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即认为行比言重要。朱熹集注:“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己,岂待言而显哉?”认为圣人的道,通过行动来显示,不必用言语。《论语·尧曰》:“允执厥中。”

   朱熹集注:“允,信也。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夏先生在文章里说:“‘中’是个绝对的观念。叫作‘中’,原是权用的名称。名称是相对的,于是只好用否定的字来限制解释。‘中’在根本上不是‘偏,‘倚,‘过,‘不及,等的对待,世人误解作折衷调和固然错了,朱子解作‘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也未彻底。‘中’不是‘偏,,亦不是‘不偏,,不是‘倚,,亦不是‘不倚’,不是‘过,,亦不是‘不过,不是‘不及,,亦不是‘非不及’。”夏先生认为朱熹的解释不够彻底。

   因为“中”是绝对的观念,朱熹用相对的“过”与“不及”等来解释,自然不贴切了。大概夏先生认为“中”是恰到好处的意思。夏先生又说:“在究竟的绝对上说,好象沉默胜过雄辩的样子。”这是对“予欲无言”的解释。对于绝对的观念,不好用相对的话来解释。这样讲,似乎比邢昌疏和朱熹注都高明些。记得夏先生有一次去南屏女中上课后,来开明,讲到《论语·述而》:“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好象讲到这里的“而”字,联系的是两个相反的概念,

   “温”和“厉”相反,“威”和“不猛”相反,“恭”是恭逊,不免偏促,与安泰的从容也不一致。这样来观察孔子,有辩证观点。夏先生抱着满腔热情去教学,在认识上就有这样超越前人的看法。

   最后,再谈两点夏先生的话,为《夏丏尊文集》里所未记载的。一是对于办杂志的,夏先生提出开始是“人办杂志”,后来是“杂志办人”。即开始时为了发表某种理论,有目的地办杂志;后来提不出什么新的理论来,为办杂志而办杂志,就成了杂志办人了。按照夏先生的教导,只有不断地跟着时代前进,不断地适应读者新的需要服务,才能不断地做好“人办杂志”的工作。夏先生又谈到铲除封建意识,认为只有发展大生产,在大生产中需要大量的工人和技术人才,才能打破靠亲戚和朋友关系来用人,才能做到用人唯才,才能逐渐打破封建意识。夏先生抱着满腔热情来对待工作、学习和生活,因而产生各种想法,其中确有不少值得吸取的理论。可惜我的认识不够,在这里只能极粗浅地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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