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940年我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期间，曾选读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课程，是他的及门弟子。1947－1949年我在武汉大学教书期间，吴宓教授是我的同事和邻居。我们虽无私交，但他的传奇经历不断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增加我对他的了解。
吴宓教授1894年8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望族，原名陀曼，字雨僧(雨生)。幼时除在家随继母读书外，1906至1910年就读于陕西三原县宏道学堂，与张奚若同班。年幼敏悟，能诗善文，学习成绩突出，有才子之称。1910年底，由陕西省保送报考清华学校，1911年被录取。在清华学校期间，因成绩优秀，曾任《清华周刊》总编，并颇有诗名。其所作诗302首，词6首，后收入《吴宓诗集》。1917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翌年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1919年春，他在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作题为“《红楼梦》新谈”的演讲，初步用比较文学的观点与方法，作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尝试，一鸣惊人。当时，陈寅恪也在哈佛学习，听后赋诗表示赞赏。诗曰：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吴、陈订交自此始。当时汤用彤也在哈佛。他们3人因学问超群，被人称为哈佛三杰。1921年，吴宓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修词学原理》等课程，开我国比较文学教研之先河。1922年初，为对抗《新青年》，与友人梅光迪、柳诒征、刘伯明等创办《学衡》杂志，坚持到1933年，共出版79期。1924年调任东北大学教授。1925年，清华学校校长原拟聘其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他自认为学识资望不足，只同意接受主任名义，并力聘当时国学界最负盛名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无任4人为导师，为国家培养了王力、陆侃如、刘盼遂、高亨、刘节、谢国桢、吴其昌、姜亮夫、徐中舒、姚名达、朱芬圃等数十名优秀的国学人才。1926年3月，他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职，改任清华学校大学部西洋文学系教授。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改为外国语言文学系(简称外文系)。吴宓任该系专职教授直至1937年上半年，并3次代理系主任。这期间，他还兼任过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授。作为清华外文系代理系主任，他参考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经验，制订了适合我国情况的该系的培养目标：博雅之士。他开设的课程有《西洋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英国浪漫文学》、《翻译课》以及大学一、二年级的《英文读本与作文》等。经过他的辛勤耕耘，他的授业弟子中后来不少人成为著名的学者、文学家、翻译家、外交家，比如钱钟书、季羡林、贺麟、张荫麟、沈有鼎、浦江清、田德望、吴达元、杨业治、盛澄华、万家宝(曹禺)、张骏祥、杨绛、李健吾、曹宝华、庄垲泰、王佐良、胡鼎声(胡乔木)、谢启泰(章汉夫)、乔冠华、章文晋等。1928年，吴宓还受聘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直到1934年初，共出313期。1930－1931年，吴宓游学欧洲，取道苏联，遍历英、法、德、意、比、瑞士诸国，并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35年，他的《吴宓诗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36年，写出了《文学与人生》讲稿。
“七•七事变”后，直到1944年，吴宓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还兼任过云南大学教授。据其学生李赋宁回忆，期间他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翻译课》等课程。 其研究工作，则除继续进行比较文学、欧洲文学研究外，还开展了世界文学史和《红楼梦》的研究。由于其教学和科研成绩显著，1942年，当时的国家教育部授予他以西洋文学门(或英国文学门)的“部聘教授”称号。除正常教研工作外，他还常常应邀在校内外作学术讲演，讲题大都与《红楼梦》有关。这种讲演场场爆满，掌声不断，因此之故，他甚至以“红学家”之名誉满西南。1944年，吴宓曾接到哈佛大学邀请其前往讲学函件，他推荐金岳霖教授代往。同年9月，他因故离开西南联大，到成都四川大学、燕京大学(成都)任教，两年后又转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兼私立华中大学教授和《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主编。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他拒绝了友人劝告，不去美国讲学，不去香港大学教中国史，也不去台湾，而是去了重庆，在北碚私立相辉学院任教，并兼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文学院以及重庆大学教授。在这6年间，他又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而且所到之处，都被邀请去作有关《红楼梦》的演讲，处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并发表了“《红楼梦》之学术价值”、“《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红楼梦》之教训”、“贾宝玉之性格”、“王熙凤之性格”、“论紫鹃”等红学论文，羸得了大量的读者。
新中国成立后，吴宓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旋因该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现为西南师范大学)，自此以后，一直在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历史系、中文系任教授，并兼任该院院务委员、四川省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文联常务委员和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主任。在西南师院教授的课程有：《欧洲文学史》、《英国小说》、《世界文学》、《世界古代史》、《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等。1961－1964年间，他结合教研工作，编写过《世界通史》、《外国文学名著选读》、《中国汉字字形、字音沿革简表》、《中国文学史大纲》、《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简明英文文法》等讲义。勤勤恳恳，诲人不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现行反革命，钱物被诈骗殆尽，连最低生活水平都难维持，还受尽诽谤性批判和残酷迫害。有一次被红卫兵裹挟着因行走较慢，被推倒在地，折断左腿，后又几双目失明。1976年冬因生活不能自理，由其妹吴须曼接回泾阳县养病，1978年1月17日逝世，终年84岁。1979年7月，西南师院召开全院教职工大会，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在我的印象中，吴宓先生是一个有学问、责任心强、教学效果很好的教授。他也很有名气，被人称为诗人、西洋文学史家、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1936年秋我进清华园后便熟悉他的大名，他也的确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中受那种无理批判和残酷迫害，实在不应当，是极其不公平而理应为其平反昭雪的。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为先生平反昭雪的某些文章和发言中，有的也对先生未免过誉，而对其缺点则一字不提，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利于世道人心。比如，1997年9月23日上海《文汇报》所载“钱钟书与吴宓”一文中，作者李洪岩说：“吴宓先生是伟大的。是现代中国的一位英雄，他的正直、刚强以及牢固的气节等等，值得我们后人深深敬仰。当我赞美他的时候，语言变得贫乏无力了”；吴先生“是自由独立型，从而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又比如，2004年9月9日在西南师范大学纪念吴宓诞辰110周年会上，吴先生的几位学生作了发言。粟多贵教授说：吴先生不愧是治学、教学和做人的一代宗师，一个铮铮傲骨的学者，一个真正的人，一代真、善、美知识分子的楷模。苏光文教授说：吴先生作为已经取得国际国内学术界公认的20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大师，有三大突出成就：中国比较文学奠基人；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师级学者；主编《学衡》杂志，形成了一个学衡派。1989年11月30日，《回忆吴宓先生》一书编者黄世坦甚至不顾人所共认的吴宓思想保守的事实，在该书的“后记”中，赞扬他“与时代俱进的不懈求索精神”，这就未免矫枉过正了。
我认为，吴先生一生的成就中，内容最丰富扎实、最有说服力、最能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是作为一个诲人不倦的大学教授的业迹。从他的教学工作来看，比如备课，温源宁教授说他备课像奴隶船上划船苦工那样辛苦。他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备课情况，据钱穆记述：“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 比如讲课情况，赞扬的人很多。现根据我自己亲身体会，并参考这些赞扬之词，作一简要叙述。我选读是吴先生教授的《欧洲文学史》。为教授此课程，他不独自编讲义《欧洲文学史纲》，还指定原清华大学教授翟孟生(R.D.Jameson)的《欧洲文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作为必读参考书。此书1500余页，从古代希伯莱和希腊文学一直写到20世纪20年代欧洲文学(包括美国文学)，内容十分丰富。吴先生自编讲义中，除欧美文学史外，也涉及到印度、日本、埃及、中东国家文学史。吴先生非常熟悉他所讲内容，许多文学史上大事，比如重要作家的生卒年代、著述情况、生平事迹(例如歌德一生6个恋人名字和生卒年代)，重要作品的出版时间、地点、出版机构，他都能脱口而出，不出差错。还有一个特别能耐，就是将西方文学的演变和中国古典文学作适当比较，或者指出外国作家创作活动时间与某个中国作家的相当，比如但丁与元代作家，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等。除资料丰富详实外，他上课不独从来不迟到，而是提前到教室写黑板。讲课时十分投入，比如讲但丁《神曲》时，用手势比划着天堂与地狱，时而拊掌仰首望天，时而低头蹲下。当讲到但丁对贝亚特里切那段恋情时，竟情不自禁地大呼Beatrice！因此，他把课讲得很生动，同学们特别喜欢听。不过，他对同学要求却很严，除督促同学认真读参考书外，还规定同学写读书报告(我记得我写的是“柏拉图《理想国》读后”)，而且批改作业极其仔细认真。即使你的英文字漏掉一个字母，或者你的标点符号不正确，他都要帮你纠正过来。看到学生作业中精彩的地方，他就加上圈点，并写出赞扬评语。他的考试题涉及面广，内容多，答起来很费时间。有几个同学用了5个小时，误了晚餐，他请他们上了饭馆。
课堂外，吴先生和学生关系也不同一般。你可以和他平等地讨论问题，诗歌唱和；你请他答疑解惑时，他是有求必应，尽心尽力；他也和学生一同散步、谈天，请学生上餐馆。特别是对女同学，他尤其照顾。女同学茅于美记述道：“我们师生数人走在狭窄的铺着石板的街道上。那街道两边是店铺，没有人行道。车马熙来攘往，挤挤搡搡，先生总是尽量照顾我们。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唤着[张]苏生和我，叫我们走在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走过才继续行走。他这种行为不禁令人想起[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行径。”
总之，吴先生不独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也关心学生的事业、婚姻、家庭等问题；他还资助过许多穷学生。他一生对教师这个职业情有独衷。辞世前一年在故乡泾阳县养病期间，身体刚能走动，便积极帮助在家待业的外甥女补习功课，使她翌年考上了重点大学；当他听说当地有的中学因缺师资开不出英语课时便问：“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呀”；当他弥留之际，口里还在不断地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给我水喝！”
综上所述，吴先生真不愧是20世纪中国一位做出卓越贡献的、值得青史留名的大学教授。
关于吴先生的为人处世，凡与他相识的人，一般都认为他正直、诚实、善良、天真，特重友谊，乐于助人。特别是他与清华同学吴芳吉和亦师亦友的陈寅恪的忠实、真挚而坚贞的情谊，更是广为人所乐道。但是，由于他一方面信仰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一方面又深受西方浪漫文学、特别是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的影响，他的一生又充满了奇特和矛盾。季羡林先生在为《回忆吴宓先生》一书写的“序”中说：“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战的《红楼梦》，所以矛盾。
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其实，吴宓一生的奇特和矛盾，还不只季先生说的这些。比如他非常反对说谎，但他投考清华学校时年已17，超过了规定的最高年龄15岁，他就瞒了两岁。比如他有时很谦虚，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任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只能作个相当于“执行秘书”的主任，但在筹办及出版《学衡》杂志时，却不顾同仁的反对，硬是自任总编辑，并大言不惭地称《学衡》非社员之私物，“乃天下中国之公器”，“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比如他一生不知恋爱多少次；朋友、学生访谈时，约定除学问爱情外，其他一切免谈，但又写诗云：“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比如他平时外表严肃，彬彬有礼，但在昆明时看到有家牛肉店取名“潇湘馆”，他却认为亵渎了林黛玉，提着手杖去乱砸该店招牌，像蛮横的国民党伤兵一样。比如他力主真诚坦率，曾当着胡适的面说想杀他，当着他苦恋的毛彦文的面谈他与其他女子的恋情，但在报复友人劝他促使他与已离婚妻子陈心一复婚时，却像《红楼梦》里赵姨娘一样，偷偷地搞巫术，“于静夜在室中焚香祷神，咒诅其人速死。”他的奇特行为，也真教人长见识。比如一般人宣传自己的著作，即使不夸张，也不会自损。1935年他在《大公报》上为《吴宓诗集》作广告时却称：“作者自谓其诗极庸劣，无价值，但为个人数十年生活之写照，身世经历及思想感情之变迁，……所作之诗极少删汰，亦未修改。”一般人谈恋爱，最希望能结婚。吴宓苦恋毛彦文多年，但在毛哭着要求嫁给他时，他却狠心拒绝。吴宓一生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们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他的学生钱钟书对他的评论入骨三分，说“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吴宓先生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沌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他不能享受道德与植物般平静的乐趣，而这些是自然赐予傻瓜、笨伯与孩子的礼物。……隐藏于他心理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
我其所以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评论吴先生的文章对他过誉，或矫枉过正；我其所以不能全心全意地恭维他、颂扬他，主要是因为他在两个问题上具有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的错误。他吹嘘自己的一生是“殉道”、“殉情”。实际上他殉的是“过时之道”，是对国计民生、匡时救世无益而有害之道，是使中华民族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道。他不是“殉情”，他是不懂爱情、玩弄爱情，甚至是“负情”。试分别申论如下。唐振常先生说：吴“先生所守与所乐之道，何道？简言之，儒道也。如先生自己所说：‘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绝不从时俗为转移。’(1961年8月30日日记)” 的确如此。吴宓出生于晚清儒臣之家，17岁以前，饱读儒家经典。进清华学校之初，适逢辛亥革命，开始时他思想很不通，后因时代潮流和广大同学裹挟，才暂时改而拥护革命。不过，儒学在他思想中已深深扎根，而且爱屋及乌，皂白不分地珍视深受儒学影响的几乎一切中国传统文化。因此，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新文化运动揭幕后，他就很反感；留美期间，对“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运动尤其恨之入骨，并与少数友人梅光迪、柳诒征等计划回国来唱对台戏。他不独反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连男女同校这一新鲜事物也不能容忍，1920年4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乃吾国今日之丧心病狂者流，竟力主男女同校。”同年6月21日又记道：“人方依古制，履行旧典，着重于道德宗教。而我国中学生，则只知叫嚣破坏，‘革命’也，‘解放’也，‘新潮’也。相形之下，吾之伤感为何如乎？”1921年6月回国时，他为了到东南大学与梅光迪等人筹办《学衡》杂志与《新青年》对抗，竟拒绝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月薪300元的主任教授职务，就任东南大学月薪160元教授。他无视儒学中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事实，一味尊崇孔子及其学说，欲将孔子作为道德理想之寄托与人格理想之体现，以孔子的道德人格改造世道人心。1927年6月，他在王国维灵前行跪拜礼，自誓曰：他年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同年9月22日，他在《大公报》发表的“孔子之价值及孔教的精义”一文中说：孔子“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为职志。又借隆盛之礼节，以著其敬仰之诚心。庙宇遍于全国，祭祀绵及百代，加赠封号，比于王者；入塾跪拜，与祖同尊。”他这样说，当然是劝诫人们要这样尊崇孔子，从而也崇拜天子、王者。但是，他却不知道，或是不承认这一铁的事实：自鸦片战争以来，儒学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斗争中，屡战屡败，致使中华民族几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儒学立国的满清王朝崩溃了，提倡读经、读曾国藩家书的蒋介石政权担负不起救亡图存的责任，然而他还是执迷不悟。解放前我们在武汉大学是同僚，他对我这个以前学生参加进步活动是心存不满的。虽是邻居，从来不和我打招呼；我虽然偶而默默地帮助他开门(他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因独居一室，往往回家来不会开锁，进不了屋)，但心里也有些嫌这位以前的老师大顽固、保守和落后。武汉解放前夕他离开武汉大学，显然是不愿留在解放区。解放后他虽被迫进行思想改造，但不能脱胎换骨。
1958年全国大倡厚今薄古之时，他却抗言“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颂读。”1974年，他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坚决反对批孔。1958年毛泽东提倡厚今薄古作派，1974年“四人帮”发起批孔运动，固然俱非良策，不足为训，但吴宓这样死心塌地地殉一种过时的对国计民生无益而有害之道，我是很难尊敬他的。我也很难理解，直到今天，还有人对他一生尊孔崇儒大唱赞歌，这不是和赞扬一个屡犯错误而且坚持不改的青少年一样吗？也有人说，吴宓之极力维护国粹，与旧国粹派不同；他是“会通中西，融铸新旧”以创“新文化”。这里，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创造新文化的。他是要把“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的孔、孟人文主义，与柏拉图以下之学说“融合贯通，撷精取粹”。他对培根、洛克、孟德斯鸠等丝毫不感兴趣，他也不屑于和陈独秀、胡适等人一起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鲁迅更不用说了。总之，他只醉心于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耶稣基督、释迦牟尼以至安诺德(Matthew Arnold)、白璧德(Irving Babbit)等这些侈谈道德理想，无意于民主科学的厚古薄今的新旧人文主义者。这样创造的新文化，我看新不到那里去。
关于吴先生的婚恋故事，评说的人很多。一知半解的人，往往予以同情；了解详情的人，则认为他自诩“殉情”乃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对他和毛彦文的苦恋，我在清华、西南联大读书时是同情他的，认为是毛彦文爱虚荣，背叛了他，嫁给一个年长自已33岁的前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当了解到吴宓的全部婚恋史后，我的同情却转向了毛彦文。吴宓在美留学时(1917－1921)年23至28岁，正是欲念旺盛之期。1919年3月，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盖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大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夫情欲如河水，无所宣泄，则必泛滥溃决。如以不婚为教，则其结果，普通人趋于逾闲荡检，肆无忌惮。即高明之人，亦流于乖僻郁愁，宓更掬诚以告我国中之少年男女，……毋采邪说，及时婚嫁，用情于正道。……而不婚与迟婚，……更不可慕名强效。”这段日记，实际是吴宓的夫子自道。比如，当时有朋友寄照片给他，托他在同学中寻找佳婿，他竟然毛遂自荐。这说明他当时并无恋爱至上思想，只是急于想结婚，解决“人之大欲”问题。所以，1918年11月，当他同在美国留学的清华同学陈烈勋向他介绍其姐(或妹)陈心一时，他虽与陈不相识，也答应下来，并托其清华好友朱君毅的表妹亦即未婚妻毛彦文了解陈心一情况(因她俩是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同学)。毛彦文写信报告自己考察意见时说：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皮肤稍黑，但不难看，中文清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倘若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很适合，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吴宓接到朱君毅转来的毛彦文考察报告后，即同意与陈心一订婚。根据吴宓日记记载，1921年8月5日，吴宓回国到上海，住在旅馆内，次日回家看父母。8日，便匆匆赶往杭州会见陈心一，当天日记写道：“最后心一出，与宓一见如故，一若久已识面者然。宓殊欣慰，坐谈久之。……四时，岳丈命心一至西湖游览，并肩坐小艇中，荡漾湖中。景至清幽，殊快适。”第二天，两人又一同游了西湖，吴宓日记云：“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由于相互满意，两人第一次见面后第13天便举行了婚礼。从以上这些情况看，吴宓与陈心一结合，是相当草率的，并非基于双方的深入了解与真挚爱情，而是基于本能，是为了找一位贤内助。所以婚后，尽管吴宓的“人之大欲”得到满足，而陈心一也完美地扮演着“贤内助”的角色，并在7年间为他生养了3个女儿，但对于富有浪漫情调的名教授吴宓来说，他是不会长期满足于这种婚姻的。
时机来了。在清华读书时，吴宓与朱君毅是至交。毛彦文写给朱的情书，朱是让吴共享的。当时，吴宓便很倾慕毛的才情，不过因为毛是自己至交的未婚妻，他尚无异念。吴、陈婚后，毛是吴家常客，3人成为好友。但1924年朱君毅留学回国后爱上了另一女子，借口表兄妹结婚不利于后代，尽管毛一再抗争，还是坚持解除了婚约。这以后，长期潜伏在吴宓潜意识中的对毛彦文的恋情，便逐渐汹涌而出，并公开表白了。此时，吴宓已完全忘却了他以前主张的结婚是解决“人之大欲”的“用情于正道”，是为了找个贤内助；而记起了从西方文化中学来的婚姻恋爱观，认为结婚应以爱情为基础。为此，他于1928年8月前往杭州会见毛彦文。据他日记所载，两人相见甚欢，共游西湖，长谈抵夜。8月21日，朱君毅结婚，毛将整箱朱写给她的情书赠吴，供他将来写小说之用。翌日吴宓北返，两人“话别依依未忍离”。不过当吴宓坦言他爱毛彦文时，毛却明确表示两人只能做好朋友。1929年2月和7月，吴宓又两次南游，结果都只得到毛的友谊，没有得到她的爱情。
1929年秋，毛彦文赴美留学。同年9月15日，尽管陈、毛两人坚持反对，吴宓为追求毛彦文，还是置3个幼女的心理健康和诸亲友的劝阻谴责于不顾，和“辛勤安恬”、“谦卑恭顺”的陈心一离了婚，并不断写情书向毛进攻。他的至友姚文青在“挚友吴宓先生轶事”一文(载《回纪吴宓先生》一书)中说，吴宓说他和陈心一离婚，是由于他真正爱的是毛彦文，对陈心一则“于婚前婚后，均不能爱之。”我认为这是吴宓的自我坦白。他婚前不爱陈心一而与之结婚，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之大欲”问题；婚后不爱陈心一，是因为他对为他解决“人之大欲”问题的这个工具久而生厌。所以，他承认和陈心一离婚是不道德的。
在陈心一坚决不同意离婚时，吴宓曾毋视她坚守一夫一妻制的思想感情，异想天开地暗示她可否效法娥皇、女英的故事。陈虽柔顺，但这种无理要求超越了她的道德感情底线，理直气壮地拒绝了他。离婚后，吴宓以自由之身开始了他7年苦追毛彦文的经历，为她创作了数百首情诗，5本日记，并在《空轩诗话》中坦白：“余生平所遇之女子，理想中最完善、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美国格布士女士)，而实际上，余爱之既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毛彦文英文名)。”毛彦文开始是干脆、坚决地拒绝他，而且反对他和陈心一离婚。他竟又不知自量地(也可说是傻里傻气地)向思想志趣远新于、高于陈心一的毛提出了同样的无理要求，难怪他遭到毛的气愤和斥责。不过，吴宓此时已坠入爱河而不能自救，他仍然一面死死纠缠着毛彦文，并以其学生张荫麟等人名义暗中资助她留学费用；一面又追求另一女子，并多次在日记中分析、比较她们的长短。后来，经过吴宓长期的追求(或者说蛮缠)，随着毛的年龄渐近30，感情之事几经蹉跎，而吴的名望、地位日高，他的热诚、善良、正义感等优点有时也打动了毛，使毛的思想感情慢慢起了微妙的变化，逐渐接受了他。以常情而论，这正是高唱“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的吴宓，
抓紧机会和毛彦文结婚的良辰吉日了。但事情却又出人意外，吴宓当时并没有珍视这种长期苦苦追求到的爱情。1930年9月12日，他赴欧洲访学、进修。1931年1月，他会见了英国当时已负盛名、后来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并成为当代世界最伟大诗人同时也是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艾略特(Thomas S.Eliot)，两人一同散步、会餐，并大谈共同敬爱的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艾略特还为他介绍了一批英、法文化名人，提高了他的身价。此后，他先在英国牛津大学，后在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婚姻恋爱观日益欧化，心猿意马；而且自抬身价，认为自己恋爱本钱更足。加之，他当时与身边两位留法美国女学生H(Harriet Gibbs)和M(Mering)打得火热，并携H游览意大利各地，日记中记载：“宓斜仰，而Harriet依宓身，首枕宓右胸，宓以两臂拥Harriet肩头，觉死于此亦乐。”他俩还一同计划赴美，后因H与前男友重逢才未能如愿。另外，他又和远在北平的泰国华侨留学生陈仰贤女士通信示爱。在此情景下，他对毛彦文态度产生了剧变。首先，他可能是想到毛是个有追求，有个性，交游颇广，热心于政治和社会公益事业，并且拥护新文化运动的新潮女性，而自己则拘谨守旧，并且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担心婚后是否能和谐相处。于是，1930－1931年间，他连续写信、拍电报给毛，威逼她放弃美国学业，赶往欧洲结婚，否则分手。在毛未按他要求行动时，有一天他在日记中甚至写道：“我不爱彦，决不与彦结婚，且彦来欧有妨我对H(注：即格布士)之爱之进行；回国后，既可与[陈仰]贤晤谈，亦可广为物色选择合意之女子，故尤不欲此时将我自由之身为彦拘束。”
1931年夏，毛彦文获得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后赶往欧洲，在巴黎与吴宓相会，准备和他结婚。但是，吴宓却将结婚改为订婚。毛彦文受此委屈，不禁泪下。吴在日记中写道：“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据说，那晚因大雨之故，两人不得不留在旅馆中同卧一床。孤男单女，恋爱中人，吴宓却声称自己要恪守礼义，不欺暗室，决不做始乱终弃的张君瑞，而要做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两人和衣而眠，直至天亮。我真不知道这时吴宓究竟是迂呆，还是真不爱毛彦文，还是更爱着其他女子！
吴宓拒与毛彦文结婚后，一人继续在欧洲旅游，途中又爱过一个德国女子诺伊伯(Neuber)。9月回国前，两人达成谅解，4个月后在青岛结婚，但留有尾巴：届时如别有所爱，或宁愿独身，那就取消婚礼。回国后，吴宓回清华，毛彦文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两年间，毛彦文一方面有所矜持，使吴宓烦恼，“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另一方面又总在在等着吴宓娶她。但是，吴宓却不断地爱别的女子，往住同时爱好几位，并将爱的感受写进日记，甚至说给毛彦文听。1933年8月，吴宓再次南下，首先到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有诗唱和。但因卢只同意结为兄妹，乃转赴上海晤毛彦文。8月22日晚，吴宓有“蝶恋花”词记其事：“世事不随人意逗，五载能迟，一夕翻嫌骤。佳会浓欢天所授，碧窗绣枕凉初透。君障面纱吾拂袖，划地为沟，去去休回首。寂寞余生长自疚，水流花谢机难又。”婚姻的事，仍无结果。毛觉吴太花心，也唱起高调来，说是自己准备做老姑娘，抱养个女儿以承欢。吴宓不理解毛的潜台词，以为毛仍在等他，还是以潇洒的新派作家和风流的旧派文人难以比拟的疯狂，制造着多角恋爱的故事。毛彦文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于是在1935年2月9日在上海和66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了婚，时年33岁。天真的(或傻瓜)吴宓从来没想到毛彦文会走这步棋，在接到毛邀请他参加婚礼电报后，他既感到被遗弃，又深觉自疚，长时间弄不清自己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是负心汉呢，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不过无论如何，他不能无动于衷，乃赋诗二首以自解。一曰：“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另一曰：“殉道殉情对帝天，深心微笑了尘缘。闭门我自编诗话，梅蕊空轩似去年。”
自解诗是写了，但吴宓并不能“花开花落自年年”，“深心微笑了尘缘”。他毕竟长期真心爱过毛彦文，一旦失去，更觉珍贵。毛婚后，特别是1937年12月熊希龄逝世后，他又死死地纠缠着毛彦文，千方百计地乞求毛和他重归于好，但毛深知他花心难改，坚决不予理会。我认为毛彦文的这种决断是正确的，因为他在纠缠毛的同时，仍在积极地进行多角恋爱。人们看他当时的日记，常常发现他在一天之内和几个恋爱对象周旋。所以，即使毛答应和他重归于好，结果也很可能是不欢而散。
吴宓一生总在追求女性，几乎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用情，并且为此不知耗费了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是，直到1953年6月他近60岁时才第二次结婚。他的继室名叫邹兰芳，是他兼任教授的重庆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她因父亲被划为地主，家境困苦，身受歧视，吴宓同情她、追求她，她崇拜、投靠吴宓。两相需要，也是人之常情。但天不假年，1956年她即病逝。吴宓对她还是很怀念的。他在她住过、睡过的一间空房的单人床靠着的墙上，贴了一张淡绿色土纸，恭恭正正地写上“兰室”二字。他每每散步时，总要久久凝望着远方她的墓地。他用餐时，总为她留一空位，摆设着碗筷。甚至看电影时，也多买一张票，为她在身旁留一空位。然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他在和好友姚文青谈到邹兰芳时却又说：“非宓负初衷(注：他曾为追不到毛彦文说过决不再结婚)，实此女强我，不得已而为之。以论此女学识，则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论容貌(即探怀出半身小照示余曰)，不过如此。” 你看这个吴宓，既然你这样怀念邹兰芳，为什么在好友前又这样损她、诽谤她呢？你和她结婚，究竟是基于爱情，还仅仅是由于老年孤独要找个性伴侣呢？
从以上我们简述的吴宓一生婚恋史看，我们有理由认为，吴宓决不是一个好恋人、好丈夫，而是一个不合格的恋人、不合格的丈夫。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
（杨玉圣按：感谢刘绪贻先生惠寄。刘先生乃中国社会学、美国史、世界现代史领域的元老，今年已96岁高龄，但笔耕不缀，可谓“学界不老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