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0年代后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界频繁地使用“困境”、“危机”这类字眼来形容自身的处境。女性文学批评丧失了90年代前中期那种广受瞩目的冲击力，尤其在关于“个人化写作”的讨论中，“女性文学”被等而下之地视为“身体写作”或“美女文学”，而女性文学批评界却未能对此作出更为有效和有力的回应。在分析造成这种状况时，很多研究者将问题的根源指认为女性文学过度追随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而忽视了中国的“国情”。同时，伴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深入，国际/国内学术之间的互动也使得女性文学研究界内部发生分歧， “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本土”被作为问题提出。批评现状遭遇的困境，批评理论的合法性问题，都使得我们必须重新考察当代女性文学批评所借重的理论资源及其具体的实践过程，从而为当下的处境勾勒出一幅相对明晰的图景。
“女性文学”与新启蒙主义话语
“女性文学”是当前研究界普通使用的一个概念。考察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首先需要对这一概念本身的出现进行追问，进而辨析它与80年代语境中的思想/理论资源之间的关系。“女性文学”（或“妇女文学”）这一提法在20-30年代就已出现，但作为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范畴，却是出现在1984-1988年间 。这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首次从性别差异角度讨论女性与文学的关系，它的提出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即针对50-70年代妇女解放理论及其历史实践的后果。在毛泽东时代，尽管在社会实践层面上，女性获取了全方位的政治社会权利，成为与男性同等的民族国家主体；但在文化表述层面上，性别差异和女性话语却遭到抑制，女性是以“男女都一样”的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处在一种“无性别”生存状态中，并且缺乏相应的文化表述来呈现自己的特殊生存、精神处境。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女性文学”首次将“女性”从无性别的文学表述中分离出来，成为试图将性别差异正当化的文化尝试。
如何界定“女性文学”，在当时即引起了争议，它的具体内涵被人们认为是“模糊”的。对“模糊”这一性质的认知，表明当时的人们希望寻找一种确定的表述，以使“女性文学”与普泛意义上的“文学”或“男性文学”具有相区别的固定品质。形成较为普遍的共识的，是对这个概念做“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内涵侧重的是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狭义”内涵强调的是作家的性别以及特定的“女性风格” ；或把“女性文学”规定为女作家的文学作品，由其是否表现“女性生活”来划分“广义”和“狭义” 。这种区分建立在对文学/女性关系的不同层次上，由作家的性别区分，到作品所表现内容或形象的性别区分，最后到作品是否有特定的“女性风格”与“女性意识”，做了或宽或窄的限定。与“广义”和“狭义”的分辨相伴随，“女性文学”逐渐被纳入“两个世界”格局之中。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作家张抗抗1985年在西柏林举行的国际女作家会议上的发言《我们需要两个世界》 。这篇发言稿提出：“女作家的文学眼光既应观照女性自身的‘小世界’，同时也应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大世界’……在此基础上，顺理成章的结论是：成熟的女性文学应同时面向 ‘两个世界’”。相关的说法还有“内在世界”/“外在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等。“两个世界”的说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80年代文学/文化批评界主流观念即刘再复的“主体论”论述的影响 。
值得分析的是，这种说法似乎是在平面地处理“女性”/“人类”、自我/社会、女性经验/社会经验，但关于这两者关系的论述却不自觉地透露出一种“等级”关系。如：“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是女作家对外在世界的艺术把握，是女作家与男作家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不仅作为女性，而是作为一个人创造出的一种不分性别的新文化” ，或者“应该是女性以女性化笔法用女性化生活来表现超乎女性的全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义的文学” 等。可以看出，在“女性文学”、“女性意识”之“上”还存在一种“人类”的文学，一种“超越”了性别的文学。这一点事实上构成了“女性文学”的内在悖论。一方面，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给“女性”的文学提供正当性；但是，当“女性文学”与“人类的文学”并列时，它又必然地处在“次一等”的位置上。而这种悖论的出现，是因为在80年代的语境当中，“女性文学”关于女性差异的表述，受到新启蒙主义思潮的直接影响。“女性文学”的提出和80年代新启蒙主义话语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新启蒙主义话语的构成部分。新启蒙主义将80年代视为“第二个五四时期”，它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讨论是在“救亡（革命）/启蒙”、“传统/现代”的框架内提出的，这两组二项对立式有着同构并互相替代的关系，50-70年代的当代历史被指认为“传统”、保守、落后的封建统治时期，而80年代则在延续五四启蒙主题的意义上，成为另一个“现代”时期。这一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人性”的解放，强调个体的价值和丰富性。但有趣的是，在80年代的中国，作为对“阶级”话语的反拨，“性别”成为标识“人性”的主要认知方式。人们很少从父权制的社会文化结构层面来谈论性别关系，而把女性文学的提倡视为对毛泽东时代的“无性”状态的反拨，以达成“两性和谐”作为目标。“一阴一阳才为‘道’”，是提倡者经常使用的类比。女性的独特经验和文学表述，一方面丰富着对于“人性”的理解，同时也丰富着文学的表达。“女性文学”这一范畴的讨论，因此被限制在一种关于“人”、“人类”的抽象想象之中，女性文学的差异被视为“人性”修辞的一部分。
在如何阐述“女性意识”的合法性这一点上，80年代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毛泽东时代与封建时代等同，认为这一时期“似乎是中国当代的女权运动的兴起，是在鼓吹男女之间的平等。然而，骨子里除了‘四人帮’的政治用心之外，其实是对封建意识的泛滥。封建时代把女性看作‘性’的动物，是女性的物本化；这里则把女性看作‘神’的抽象物，是女性的神本化。两者殊途同归，都不是把女性看作血肉和灵魂相和谐的人，是彻底的女性主体的异化” ——这种表述，不仅是“五四复归”式的现代想象的重申，而且丰满的人性被理解为“血肉和灵魂相和谐”，“人性”被充分的自然化了。这使得对“女性”差异性的认知必然导向“生理”和“心理”差异。正是这种新启蒙主义思路影响，“女性文学”的倡导者侧重从生理、心理等“自然”而非“文化”的因素来界定女性，从而把性别差异导向一种本质化、经验化的理解。另一种论证80年代“女性意识”合法性的方式，是首先承认，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女性已经获得了“平等”社会地位，但没有获得与社会地位相匹配的自主意识，因此，倡导“女性文学”和“女性意识”，就是以“文化革命”的方式确立女性的主体性和独立意识。“在社会已最大限度地提供与男性同等政治权利的今天，女性要获得真正的女性平等和显示她们生存的价值，她们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封建道德观念的外在束缚，也不是男性世界的意识压力，而主要的是她们自己的觉醒和自主意识的复萌” 。在这种解释中，女性的政治解放和自主意识的文化解放被区分为两个层次：在前一层次上，中国女性被判定为“解放”的，在后一层次上，中国女性又被判定为“未解放”的。“女性文学”在这样的意义上，被看作是女性发出她们独特的声音，表达其自主意识的“文化革命”的步骤。这就使得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必然从统一的民族国家话语中分离出来。但由于这种讨论遵循了新启蒙主义话语关于“人”的重新想象，试图在抽象层面上建构一种普泛化的“人类”共同本质，女性文学“必然”地置于“次一等”位置；另一方面，对性别差异的强调由于局限于生理、心理等“自然”因素层面，而不能深入到文化分析的层面，因而无法与“男女有别”的传统性别秩序划清界限。这使得“女性文学”始终处在尴尬而暧昧的处境之中。
“女性文学”及其连带产生的语义形成于80年代的特定历史语境之中，但这一范畴迄今仍被女性文学批评界广泛接受。厘清其与80年代新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范畴的独特内涵及其局限性。它设定了一个“男女和谐共存”的、“不分性别的新文化”理想，针对民族国家内部以“阶级”话语建构的主体想象提出性别差异问题，但并没有明确反对父权制和批判男权意识。自8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的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则在一定程度上使女性/文学批评从新启蒙主义话语中分离出来，明确地将批判对象指认为男（父）权制，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表述体系和话语方式。
男（父）权批判和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
80年代中后期对西方女权/女性主义论著的译介，是“西化热”的一部分。有趣的是，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期”的四本重要论著（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中，与文学和文学批评关系最密切的《性的政治》，却翻译得最晚，直到1999年。这本书难以被80年代中国批评界接纳的原因，大约是因为它如此敏锐而激烈地抨击男权制，并且把男/女两性关系纳入“政治”范畴，对于以“两性和谐”为理想的中国批评界，显得过于激进 。除了这些专著，不同的杂志都对英美女作家和女性主义理论有介绍。这一时期对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主要偏重英美，而另一流脉，法国的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则相对较少。这主要因为中国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来自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同时也和英美派注重女性经验的表达，法国派则注重与同期理论（尤其是结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对话，有着密切关系。80年代中国批评界对于（后）结构主义理论并不十分熟悉，文学批评的主流还停留在前“语言学转型”时期，由于缺乏对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上下文的理解，对其接受相对困难一些。即使到1992年，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中较多地收入了法国的埃莱娜·西苏、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和露丝·依利格瑞的文章，以及80年代以后英美“受到欧洲文学理论的影响”的“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如佳·查·斯皮瓦克等的文章，但在中国批评实践中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注重女性经验和女性美学的表达那一部分。而“女性文学”讨论中已经显露出来的从女性经验角度为“女性文学”特质寻找命名的倾向，也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较为倾向于“经验的女性主义”一脉。这事实上已经症候性地呈现出了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接受视野。
与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相伴随，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中出现了“女性主义”一词。90年代之前，feminism主要被译成“女权主义”。1992年张京媛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把它翻译成“女性主义”，并提出理由：“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的是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前者是“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后者则标识“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但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在中国语境中，它似乎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不仅作家和批评家们拒绝被称为“女权/女性主义者”，而且文学批评中使用这一概念也不多，人们更愿意使用内涵较为模糊的“女性文学”。造成这种效果的原因，是“女权/女性主义”引起的反应常常是“女人霸权”、“女人控制男人”、“反对男人”，或种种女性的负面品质。另外的反应是，feminism本身就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只有产生过独立的女权运动的西方社会才接受这一概念，而中国则未必需要接纳这个“西方”概念。在此，中国/西方的差别成为拒绝女权/女性主义的理由。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在她2000年的著作《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也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这一称号的拒斥，“女权主义”这个词被当作一种“讨厌的、不愿意与之有联系的东西”。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意味着“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为之中”，诸如“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 。——引述这段讨论，我企图说明，即使在西方，对“女权/女性主义”也并非一概接受，中国女性作家或批评家对“女权/女性主义”的回避或拒绝，并不能简单地在中国/西方关系中做出说明，也不能作为“中国”（本土）拒绝“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证明。
尽管对“女性主义”一词的接受有着上述的犹疑，但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借重女性主义理论资源，
将“女性意识”的讨论推进到女性主义立场的层面。这种批评实践主要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一是挖掘文学史（尤其是现代文学史）上被淹没、遮蔽的女作家，通过重新阐释她们的作品来建构女性文学的传统；另一是对同期女作家创作的关注和阐释，对其中的女性独特美学做出阐释。而这两种主要的批评方式几乎一致地采取了“女作家批评”。这一方面是延续了“女性文学”讨论时的界定方式之一，即把所有女作家的创作都视为“女性文学”；另一方面，90年代提出的“女性写作”这一范畴，则更将批评的重点转移到女性作家和文学创作的关系上来。“女性写作”一词来自法国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她关于创作与女性身体关系的阐释，即“写作是女性的。妇女写作的实践是与女性躯体和欲望相联系的” ，引起了评论者和作家们的很大兴趣。从80年代中期提出“女性文学”范畴到90年代普遍使用“女性写作”概念，其中一以贯之的，是“性别差异”论，即试图将“女性”从统一的主流话语中分离出来，寻求其独特的文学表达传统、特定的女性美学表达方式。80年代后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在这一特定文化期待视野中，主要被吸收的是其对性别角色文化构成性的揭示，即波伏娃所表述的“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从而为女性差异性的阐释寻找更为有效的文化资源。“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智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 ，成为对波伏娃“女人形成论”更有力的解释。90年代初期“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对于性别差异的讨论不再限制在sex，即生理、心理等“自然”层面，而是进入gender，即性别角色、性别制度或秩序等“文化分析”层面。这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新启蒙主义话语中的“女性文学”范畴所遭遇的困境。新启蒙主义话语主要从非历史化的抽象“人性”话语的角度来谈论性别差异，它将女性的生理、心理的差异视为文化差异的自然转换，并且认为突出女性差异是为了完善“人性”的丰富性，而非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西方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结构的批判，在这一结构中来解释女性从属、被压抑的位置，这使得人们意识到，所谓“大写的人”、“人类”背后的男性属性。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实践，影响最大的是《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它提出，所谓“人类”的历史，就是男性统治女性的父权制结构的历史，并且因为压制女性的事实始终是以“自然”的方式呈现，因此，男性话语和父权制结构也始终是以“人类”的形象出现。20世纪一百年历史中女性并没有能够摆脱她作为“空洞的能指”的命运，随着1949年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女性的历史“走完了一个颇有反讽意味的循环，那就是以反抗男性社会性别角色始，而以认同中性社会角色终”。使女性写作“浮出历史地表”，就不仅仅是完满人类的两性，而是对整个父权制结构的颠覆，所有历史和意识形态话语都需要重新解释。正是在这一点上，《浮出历史地表》为女性写作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提供了有力的解释。
90年代之后，由于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一事件造成的广泛影响，同时也因为“全球化”进程使得女性文学批评与国际学术资源之间产生了直接互动关系，译介西方当代女性主义著作再次形成一个高潮，并且促成了多项国内外合作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这种状况的形成，使得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不再如80年代那样仅仅是单方面的引入，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正如90年代中国卷入全球化格局之后，已经很难分清何谓“国内”何谓“国外”，女性/文学批评也进入到这样一种不能由单一的民族国家视野衡量的情境之中。一个“老”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这就是“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化实践之间的适用性问题。一些批评者再次强调了中国历史现实问题的特殊性，及其与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的不相容。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西方”的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事实上20世纪中国诸种关于男女平等思想的讨论始终在借重“西方”的思想资源，关键问题在于，不能把讨论框定在抽象的“中国”/“西方”的本质想象之上，而应当深入讨论中国/西方之间的互动中已经构成本土传统的历史实践，在一种开放的视野中，寻求解决本土问题的更有效方式。
被遗忘的资源：马克思主义女性话语
90年代前中期，“女性文学”及其批评，开始成为一种引起社会广泛注目的文化热潮。经历80-90年代的转折，80年代统合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趋于分化，新启蒙主义及其现代化意识形态遭到种种置疑。在这样的情境下，“个人”话语已经丧失了80年代处于民族国家内部并在话语象征层面上形成的对抗性关系。颇为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个人”话语与“女性”话语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借以标识女性身份政治的主要符码。90年代女性写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脉络被称为“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化写作”。陈染、林白、徐小斌、海男等女作家注重个人经历的自传性小说被当成了“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品。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经历被放置在带有封闭性的私人空间当中，比如家庭、独居女人的卧室、个人的性爱经验等。在这些封闭的空间当中，性别身份成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身份标志，女性成长经验（尤其是身体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构成90年代讨论女性写作的背景和想象空间。
“个人化写作”被视为“女性写作”的主要形态，既是女性主义理论和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同时也是注重女性差异的女性/文学探索的必然延伸。从80年代中期提出“女性文学”，到80年代后期注重反叛父权制社会的“女性真相”，都在指向一种经验化、本质化的女性想象和认知。“个人化写作”对女性成长的性经验的重视，对父权制社会中性别压抑意识的自觉，并有意营构女性主体形象和一种独特的表达风格，正是试图实践一种基于女性独特体验的女性美学。但“个人”与“女性”连接在一起，造成的一个难以解脱的困境是，尽管女性可以呈现被父权制文化所压抑、擦抹的女性经验，但这种关于女性经验的书写仍旧必须在以父权/男权为等级结构的社会/文化市场上流通。也就是说，关于女性差异的表述，固然可以撼动或瓦解大众文化和社会常识系统中关于女性的定型化想象，但由于把“女性”与“个我”、私人性空间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另一层面落入女性作为父权社会文化的“他者”、“私人领域的女性”等等级结构当中。在“个人”/“私人”纬度上对于女性“差异”的展示，事实上没有改变社会性别秩序，而正好满足了后者的想象和需要。这也正是“女”字成为商业卖点的原因。另外一个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个人化写作”所确立的女性主体想象，在单一的“男人”/“女人”性别纬度中谈论问题，而忽视了女性内部的差异。被越来越批评者指出的是，“个人化写作”中的女性个体，多是一些“中产阶级”女性。王晓明颇为尖锐地写到：被女性批评者所认为的90年代前中期的这次女性“解放”，“绝对不是面向所有的妇女，下岗的女同胞根本没有这种幸运。时代给予一部分女性自由与自主，给予她们一间自己的屋子，她们不再为柴米油盐而烦恼，……说得直截了当一点，是一部分提前进入‘小康’的女性，这样的女性才有时间与兴趣专门研究性别问题，才有可能把性别问题与其他有碍观瞻的事情区别开来” 。
“个人化写作”带出的问题，为我们讨论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在资源引用上的偏向性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从80年代与新启蒙主义话语的结盟，到80年代后期以来对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借重，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往往忽略或忘记了，女性解放与20世纪（尤其是毛泽东时代）左翼历史实践之间的密切关联。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实践最为成功的国度之一，现代中国的妇女运动和左翼运动始终有着紧密关系。而毛泽东时代施行的一系列保障妇女权益的政策，更确保了妇女广泛地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使得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运动与左翼运动的密切协作关系中就不存在问题。中国左翼所持的女性观念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亦即强调性别问题与阶级问题的重叠，或者说，民族国家话语以一种同一的主体想象抹去了性别差异的存在。毛泽东最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女性是处在各种封建压制的最底层，但对解放步骤的设想是“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亦即只要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妇女解放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周恩来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妇女运动解放的对象，是制度不是人物或性别，不是因我是男子，才来说这种话。事实却是如此。要是将来一切妨碍解放的制度打破了，解放革命马上就成功，故妇女运动是制度的革命，非‘阶级’的或性别的革命” 。这种以“阶级”问题替代“性别”问题的观念，取消了性别问题被谈论的可能性。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80年代中国的女性文化（如果不能够称为“运动”的话）一个核心问题，即是对毛泽东时代妇女政策的批评。这种批评集中于“男女都一样”的妇女政策所掩盖的父权制结构和性别差异问题，女性在被作为一个准男性主体的社会性质秩序当中遭受的压抑得到公开表达，尤其是女性的双重角色（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问题、文化表达和主体风格上的“女性特质”问题，以及传统的性别观念对女性社会处境和自我认知的规约问题等，成为80年代重新关注性别问题的重点。当代女性文学批评正是在这样的起点上开始建构自身的合法性和独特表述。由于中国的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历史实践有着这样的渊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始终在有意无意之间“遗忘”了自身承受的这份独特的遗产。这使得女性文学批评从80年代以来一个基本的趋向，是过分强调女性话语和阶级话语之间的分离，而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女性话语从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以及左翼话语分离出来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对左翼运动与女性解放运动之间的成败经验的分析也相应被忽略。“个人化写作”对其女性主体的阶级身份的盲视，正是这种遗忘的直接后果。
9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资本市场造成的贫富分化，使得“阶级”问题再次浮现于文化视野当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女性话语的冲击。但是，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以“阶级”身份置疑“女性”身份，并不是中国特殊的问题，而是妇女运动遭遇的世界性问题。60年代西方女权运动，即是从新左翼运动中分离出来的，那些与男性战友并肩战斗在民主运动前线的女性发现，她们同时必须面对男人的压制，因而有了“个人的即政治的”口号，并提出女性必须在反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两个“战场”上作战 。在90年代后中国语境中重提性别/阶级的关系，不是要简单地以“阶级”政治的合法性去否定女性问题——毋宁说，对于这种在男性精英知识界渐成主流的观点，需要予以认真的回应和讨论，而是正视从中透露出的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对自身历史资源的盲视。正视女性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密切协作所形成的这份20世纪中国的独特遗产，需要我们对现代中国的女性解放的历史作更深入细致的考察和辨析，就西方/本土的关系而言，这或许是真正的现代中国的“本土传统”；另一方面，将这一历史遗产浮现于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现实视野之中，并不是要简单地重复过去的经验，而需要在对历史遗产作出反省基础之上，寻找解决女性问题与阶级（民族）问题更适度的方式，以打开女性文学批评的新视野。
结语
厘清上述三种资源，有可能使当下女性文学批评寻求更适合自身情境的解决方案。“女性文学”这一范畴中蕴涵的新启蒙主义式的“人”的想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但它关于性别差异问题的讨论，仍足以成为当前女性文学批评的重要参考资源。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为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批判父（男）权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但由于忽略了妇女运动与左翼运动的复杂历史资源，这种批评往往从单一性别角度考虑问题，而无法从更广泛的角度面对妇女的社会/文化问题。将女性问题纳入更为开放的历史/现实视野之中，在主体身份多样性——诸如阶级、民族、世代等——之间寻求适度的结合点，或许是女性文学批评走出所谓“困境”的一种有效方式。
* 2002年上海会议论文，2003年9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