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纷呈，但以内容的繁复和影响的深远而言，首推现实主义。顾名思义，现实主义——或其别称写实主义——以描摹人生，反映现实为目的。这一流派在清末「新小说」时已经是流行话题，五四以后更带动出文学热潮。到了三〇年代，现实主义沾染了政治色彩，成为批判当下，鉴照意识形态正确性的法门。现实主义历来名目繁多，如人道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乡土现实主义等，不一而足。即使到了二十世纪末，魔幻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依然是文学创作的焦点。
传统中国小说从来不乏写实模拟的意识和技巧，但是要到二十世纪之交，因为西方论述的引进，「写实」才形成一种流派，占取了话语权力。对彼时的知识分子和文人而言，「写实」相对于蒙昧不义，充满解放和启蒙意义，俨然奉了「写实」之名，真相得以显现，真情得以流露，真理得以昭彰。而当「写实」主义在左翼论述里被正名为「现实」主义之际，一种迫切的时间感和意识形态召唤更呼之欲出。
现实或现实主义因此不只意味单纯的观察生命百态、模拟世路人情而已。比起其它文学流派，现实主义更诉诸书写形式与情境的自觉，也同时提醒我们所谓现实，其实包括了文学典律的转换，文化场域的变迁，政治信念、道德信条、审美技巧的取舍，还有更重要的，认识论上对知识和权力，真实和虚构的持续思考辩难。
我以为一个世纪以来作家和读者对这些问题的辩证和试验，足以使现实主义小说成为我们探勘中国现代性的最佳途径。这里最大的吊诡正在于小说作为写实的载体。小说原为虚构，是不必当真的文字书写。但在现实主义的大纛下，小说赫然成为政教机构争取发言权力的所在，或个人与社会相互定义、命名的场域。 由此产生的文本内外的互动和抵牾，信仰和禁忌，为一个世纪的文学史铺陈出一则又一则精心动魄的故事。
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对现实主义小说全盛时期的三位作者——茅盾，老舍，沈从文——作出研究。这三位作者的背景极为不同，从事创作的动机也各有因由。茅盾是早期介绍西方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进入中国的推手，而他同时厕身新文学编辑事业和左翼革命运动，堪称五四以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老舍出身北京下层旗人社会，因缘际会，赴英国任教期间接触狄更斯等人作品，大受启发，从而走上创作之路。沈从文来自湘西苗乡，早年辍学从军，却因新文学的感召来到北京，矢志进入文坛。
这三位作家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崭露头角。茅盾在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匿居上海，百无出路之际执笔创作，却为大革命前后的政治与激情作出最动人的见证。老舍凭借嬉笑怒骂的风格，写尽市井小民在新旧文化之间的笑声和泪水。沈从文则白描故乡山水人事，投注无限深情，终于成为中国乡土文学写作的第一人。
这三位作家基本承袭了十九世纪欧洲写实叙事的基本文法——像是对时空环境的观照，对生活细节的白描，对感官和心理世界的探索，对时间和事件交互影响的思考等。但他们笔下的中国出落得如此不同。茅盾暴露社会病态，对一代革命者献身和陷身政治有深刻的体验；老舍从庶民生活里看出传统和现代价值的剧烈交错；沈从文则刻意藉城与乡的对比投射乌托邦式的心灵图景。而如前所述，这三位作者的不同不仅在于风格和题材的差异，更在于他们对「现实」和「小说」的意义和功能各有独到的解释。茅盾藉小说和官方「大叙事」抗衡，并且探索书写和革命相辅相成的关系。老舍的作品尽管幽默动人，却总也不能隐藏对生命深处最虚无的惶惑。而在沈从文的原乡写作尽头，是对历史暴力的感喟，和对「抒情」作为一种救赎形式的召唤。
合而观之，我以为这三位作家示范了中国现代现实主义书写的三个面向：
一，茅盾的作品凸现历史，政治，叙事虚构三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茅盾本人充满矛盾的经历尤其为他的创作添加出虚入实的意义。正因为作家理解现实/小说内蕴的高度不稳定性，乃能将历史的先验与后设、政治的权宜和变化，展露无遗。
二，老舍的作品引领我们思考现实主义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和感动性（affectivity）因素。从涕泪交零到嬉笑怒骂，现实的「效果」显然不是「文学反映人生」这样的口号所能体现于万一，而有赖作者和读者情绪和意向的调动。由此展开人与我，表与里， 疏离与参预的重重辩证，构成现实小说的伦理学界面。
三，沈从文的作品不但建构「原乡」的空间，也同时颠覆这一空间。他更藉此叩问现实主义叙事的另一底线：在穷尽客体物象后，现实叙事是否仍有安顿主体想象——尤其是抒情主体想象——的余地？
新中国成立后，现实主义一跃而为文艺正统，但「现实」的律令反而愈发严峻。在重重压力下，茅盾、老舍、沈从文的创作事业都归于沉寂，这毋宁是现代小说的巨大损失。然而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发现这三位作家的影响不绝如缕。杨沫《青春之歌》式的革命历史小说，赵树理充满世故的民间叙事，甚至孙犁、刘绍棠的社会主义抒情随想，都可以看出线索。八十年代后，大陆文学界再次活络，而且与海外文坛互动频繁。作家们的眼界既开，对「现实」的发现或发明自然不同以往。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们在颠覆历史、政治大叙事，重组民间伦理关系，或召唤「有情」的主体时，他们似乎与当年的茅盾、老舍、沈从文展开又一轮的对话。从「寻根文学」到「新历史」、「新现实」小说，从《现实一种》（余华）到《大说谎家》（张大春），现实主义小说的流变不变，可以如是观。
必须要强调的是，本书的选样和命题当然有其限制。在茅盾、老舍、沈从文以外，还有许多作家曾为我们示范不同的现实主义创作。而这正是本书的意旨：相对于一般论述对现实主义所设的公式化定义或一以贯之的流程，我认为如果中国现实主义经过一个世纪以后仍然生机蓬勃，那不是因为某一个宗派或教条的持久不衰，而是因为作家们早在世纪的另一端就曾以不同的眼光、信念、和技巧，试图为中国的现实作出多彩多姿的造像，而这一工程在今天理应持续进行。果如此，现实的限制不必是现实主义的限制；现实主义的建构也总已暗藏对现实的虚构，甚至解构。
本书原在一九九〇年代以英文写成，在材料和方法学的运用上难免显出彼时的限制，如茅盾多项私人资料当时仍未出土，《沈从文全集》也尚未编纂完成。而书中行文立论也每每显出刻意与当令西方批评理论唱和的痕迹。几经斟酌，我决定对这些部分不做太多更动，而将其视为一个阶段研究经验的纪录，静待后之来者的批评。与此同时，我近年对茅盾、老舍、沈从文所作的研究，也许可以算是对此书不足之处的补强。
本书中译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初稿第一至第五章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胡晓真博士翻译；第六至第八章由美国威斯理学院宋明炜教授翻译。各章译稿又分别由高嘉谦（国立台湾大学）、蔡建鑫（美国德州州立大学奥斯汀校区）、张恩华（美国麻州州立大学安赫斯特校区）、宋伟杰（罗格斯大学）、宋明炜教授校改。他们都曾是我的学生，现在学有所成，分别在台湾和美国从事研究或任教。本书翻译能够得到他们的鼎力协助，是最令我快慰的事，必须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本书的完稿由我个人作了全面修订，当然也担负所有文责。
本书中文版最早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夏烈先生主催，因为种种原因担搁至今，这是要特别要致歉之处。苏州大学季进教授常年为此书联络协调，谨此敬致谢忱。我更要谢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晶女士和其它编辑同仁的精心策划。他们推动人文研究的热情和专业的编辑经验，永远是对作者的最大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