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波彬（以下简称贺）：余老师，您好！我从今年《文学评论》第2期看到，去年12月《文学评论》编辑部等单位在长沙共同主办了“本土经验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学术研讨会”，您在会上提出了“既是本土的、又是超越本土的，才是世界的”这样有新意的观点，请您简要地谈谈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余三定（以下简称余）：我主要是从分析岳阳作家的创作来思考这个问题的。一般认为，世界性应该是从本土经验中表露出来的，作家的创作先要立足本土。在谈到本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时我们常常讲“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或者换句话说是“越是本土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确实是经常讲的，但经常讲的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岳阳文学艺术家的作品中真正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我的印象中最突出的是两个作品，一个是陈亚先创作的京剧《曹操与杨修》，另一个是彭见明1983年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那山 那人 那狗》。《曹操与杨修》为什么在台湾、在前苏联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因为其反映了相类似的现实，引起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共鸣。像前苏联极左的专制主义跟中国极左年代很类似，台湾也有过较长时间的专制时代，曹操与杨修的那种微妙关系，自然地引起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人的反思。彭见明的短篇小说《那山 那人 那狗》于上世纪90年代改编成电影，在日本创造了当时最高的票房价值，日本方面还把彭见明请去与观众见面，并配合出版了日文版的彭见明短篇小说集。彭见明的作品《那山 那人 那狗》为什么会在日本引起共鸣？我想，恐怕不完全是因为彭见明的作品反映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更重要的是其反映了人与人之间某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彭见明作品中所表现的人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热爱，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这些是人类所共同向往和追求的。基于上述的简略分析，我提出我的观点是：“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或者说“越是本土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有某种片面性，值得商榷，我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既是本土的、又是超越本土的，才是世界的。”
贺：据我所知，您近几年来以较多精力开展当代学术史研究，在这个领域作出了有影响的成果，不少学界人士称您为“当代学术史研究学者”。其实，您更重要的研究领域是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或者说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文学评论家，您怎样看待这个身份？
余：我不是什么文学评论家，我只是一个从事文学评论的学者、教授。文学评论是我的研究兴趣和教学工作的共同需要。其一，我个人从小就喜欢文学，上大学中文系后，就自然地喜欢上了文学评论。其二，我长期在高校担任文艺学等课程的教学，文艺学课程中就包含有文学批评的内容，作为任课教师如果不去关注当今文坛、不对当今作家的创作进行跟踪研究，就难于教好这门课。其三，这也是我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学科发展史研究，学科史研究当然包含了文艺学和文学评论的发展史。因此，近些年来，文学评论和当代学术史研究是我同时努力的学术方向。
贺：我知道您近些年来写过很多文学评论文章，出版过好几本文学评论集，如《文坛岳家军论》、《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文艺评论方阵●余三定卷》、《新世纪文论》、《谭谈评传》等，而且在您的当代学者研究中，您也对王富仁、陈平原、王先霈、李元洛等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影响的学者进行了研究。您的文学批评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写的是哪个作家或哪个作品，您还记得吗？
余：我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期间开始撰写并发表文学评论文章的，我的第一篇文学评论发表在1980年8月号的《湘江文艺》，所评对象是发表于同年《湘江文艺》2月号的短篇小说《反省》。随后在当时较有影响的《鸭绿江》、《安徽文学》、《青海湖》等陆续发表过多篇文学评论。上述评论文章篇幅都比较短，基本不超过两千字。我写的第一篇万字左右的长篇文学评论是关于江苏作家赵本夫的小说评论，赵本夫在1981年以他的处女作《卖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随后他创作发表了不少短、中篇小说，我在系统地阅读赵本夫当时所有已发表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撰写了近万字的文学评论《努力探索 不负厚望——试评赵本夫的小说》发表于《云梦学刊》1985年第2期，此后我和赵本夫成为了至今保持联系的真诚的文友。
贺：赵本夫那时的作品主要是写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应该也是本土经验的表达吧，您后来好像一直关注的主要是岳阳、湖南作家的创作，文坛岳家军这一称号也是您提出的吧？
余：我生活在岳阳这个城市，自然对岳阳、对湖南作家关注多些，作家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本土经验的问题，文学批评自然也涉及到本土经验。文坛岳家军、文学湘军在中国当代文坛都是很有影响的重要文艺群体，这和湖湘文化传统很有关系，他们的创作来自本土，但文学视野和文学精神绝不局限在本土。我大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较多精力关注湖南、特别是岳阳的文艺创作。“文坛岳家军”这一称号并非我提出来的，我只是做了较为系统的评论和研究。
贺：从您的评论文章如《湖南近年小说的回溯现象》、《湖南近年探索小说创作的特点》、《岳阳文艺现象考察》、《新时期岳阳文艺概览》可以看出您对湖南、岳阳的文艺成就及发展非常熟悉。
余：是这样的，我对湖南、岳阳的文艺创作一直很为关注，努力进行动态的跟踪，你在上面所列举的几篇文章是我对湖南和岳阳文艺创作的综合研究，我还有更多关于湖南和岳阳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总计已有上百篇。《谭谈评传》是我和我夫人朱平珍（亦为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合作完成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其是一篇长篇文学评论。
贺：《谭谈评传》应该是您对湖南作家研究的一部力作。不过从您的一些批评文章如《2005年：文学批评的“批评” 》、《近五年来文学批评研究》、《 回眸2005年的文学评论热点》可以看出您不仅在进行文学批评，而且对文学批评本身也在研究，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在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学术化建设？
余：上述文章的撰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确实想对文学评论本身进行一些研究，我是想通过这些研究来寻找文学评论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可以说是在进行文学评论学（或叫文学批评学）的研究；二是其中有些文章是《文艺报》的约稿。
贺：那您怎样看待文学批评家的素养？
余：文学批评家的素养问题是文学批评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个人认为，今天的文学批评者（我把你说的“文学批评家”用“文学批评者”的概念做了替换）必须努力具备下列素养。（一）世界视野。在全球化时代，文学批评者的理想信念、价值判断等等，要尽可能取一种世界视野。具体来说就是，今天的文学批评者既要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和文学，又要尽可能了解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文学的未来走向。 （二）独立思考。现在是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文学批评者的独立思考尤为重要。批评者要自觉承担“社会良知”的责任，对历史、对时代、对未来，对社会、对文学，都要作理性的独立思考，而不要盲目跟风，不要只说套话，更不要说假话。文学批评者面对具体的作品、作家和文学现象，一定要有自己的冷静观察、独特分析、独立思考，要积极参与引导普通读者提升自己的阅读情趣和人生境界。 （三）平民立场。现在是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同时也是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社会矛盾较多的时代。文学批评者在目前的社会情状下，绝对不能取旁观者立场，而要努力站在平民的立场（民众的立场、民间的立场）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并作“发言”，尤其要特别关注社会底层的境况，对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和痛痒一定要感同身受。文学批评者面对文学创作中的“贵族化”、奢华化倾向，要敢于揭示、分析和批评。 （四）学识底蕴。今天的文学批评者要向上世纪的文学批评大师学习，要打好扎实的学识功底，努力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学者，使自己成为学者型批评家。要远离急功近利，远离浮躁学风，更要远离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当今时代，文学批评名家不少，但文学批评大家则很少，其重要的原因是文学批评者没有能首先成为学术大家。
以上这些只是对今天文学批评者的素养作了粗略的分析，社会在不断发展，各人的情况也各有特点，我们并不强求一律，但我们希望有共同的做事、做人的底线，希望有共同的追求和向往。
贺：从您的这番话可以看出您追求的方向，在今天做一个好批评家还真不容易，那您怎样看待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
余：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同样是文学批评学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我们不能以受局限的眼光来看待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不仅是对一部作品的评价，不仅是向读者阐释文学作品；好的文学批评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能对某些创作现象予以理论的概括；而且批评家往往从时代、历史的角度评价作家作品的艺术得失，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作家的创作。
贺：今天我们多数的批评理论和话语谱系是来自西方的，您在高校任教文艺学方面的课程，自然对来自西方的理论也非常熟悉，但我们读您的批评文章感到您的文字非常质朴、本色，而且您的评论与作品一点也不“隔”。 同时表现出鲜明的理性思辨特点，带给人思想启迪，比如您的《超越，小说的重要品性》、《试谈近年小说的“回溯”现象》、《当代文学缺少鲜活的贪官典型》等评论文章都体现出这种特点。
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代、特别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很多来自西方，如现代性、后现代性、解构主义、新批评、女性主义等等。这些理论开启了我们文学研究的另一扇窗户，对于我们的文学研究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这些理论的土壤毕竟是西方，它和我们民族的文学阐释话语体系可能在某些方面还不是那么贴切。现在一些批评家在文章里大量堆积批评术语、概念，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要卖弄绕几个圈子来说，甚至离开了西方理论话语就无从表达了。我一直主张用活泼的形式研究学术，我的文学批评也是这样，尽量避免少用甚至不用那些难懂的术语、名词，用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去阐释作品。
贺：我觉得您的文学批评还是有理论支撑的。
余：是的，文学批评是理性的产物，没有丰富深厚的理论素养，既难以识别作品的妙处，也难以跳出作品本身的局限的。文学批评要能言一般读者所不能言的东西，是要有哲学基础和理论底蕴的，我在进行文学评论时，总是努力用历史的、哲学的眼光来考察，进行辩证的、理性的思考。
贺：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文学批评，您认为那时候的文学批评与今天的文学批评有区别吗？
余：当代文学批评经历了多次批评范式的转型，在不同的时段，文学批评关注的问题可能会有所不同。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文学是社会关注的中心、热点。一个典型人物形象的出现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文学批评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开始文化化了，不少批评家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来谈文学。当然，这种批评方法的引入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视野，丰富了对文学的理解，但文学批评的基础性工作还是要坚持做，今天的文学批评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市场、传媒的变化等都对文学批评有很大的影响。
贺：您说的文学批评的基础性工作是指什么？
余：我主要是指对文学形象、文学典型人物的关注和批评。近年来，批评界在这个方面的研究确实不多。其实并不是这些问题已经研究透了，更不是这些研究没有价值，可能是一些人认为在今天这种语境下研究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已经落伍了。
贺：您在这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说您组织召开了“新时期文学形象研讨会”、“‘当代文学失去想象力了吗’论坛”等， 您的论文《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失落的悲剧——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当代文学缺少鲜活的贪官典型》等都可以看出您在文学批评中对文学形象的关注。
余：文学史已经证明鲜活的文学形象总是有着长久生命力、能给读者带来丰富的审美享受的。我一直重视文学形象的研究，近年来，我还对薛媛媛、彭东明、周文杰等作家的作品都做过文学形象的专题分析、评论。
贺：有人说现在是文学批评缺席的年代，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已严重受损，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余：你提的问题实际上包括两层意思，其中一层意思我不同意，另一层意思我同意。说“现在是文学批评缺席的年代”我不同意，因为现在无论是文学评论报刊的数量，还是文学评论文章（包括作者）的数量，抑或是文学作品研讨会的数量都很大，都显示出现在不是文学批评缺席的年代。说现在“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已严重受损”我倒是赞同，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的文学批评很难做到实事求是，按理说文学批评应该“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而实际情况往往是“好处说好，坏处也说好”，一片赞扬和吹捧之声，因此便带来了“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已严重受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有文学界、文学评论界内部的原因，更有整个社会的深层原因。
贺：读了您的评论文章，我觉得真实、超越是贯穿您文学批评中的关键词。
余：你的看法比较准确，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文学评价标准。我个人的标准大致是：首先是要真实，包括真实地表现自己的人生和社会，有自己的真情，文学要表达作者的真感情、真感受、真感悟。其次是要超越，所谓“超越”就是要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普遍、由现象到本质，也就是要由“小我”上升到“大我”、由“个人”上升到“人类”、由“当今”升华到“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