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古风》之一
《古风》并不是李白最早的诗篇，但由这五十九首诗组成的组诗放在了李白诗歌全集的最前面，而以“大雅久不作”为起首语的具有文学史叙事性质的开宗明义的诗放在了这组诗的第一首，表达着李白为复兴中国诗歌而大声呐喊的愿望，似乎李白从一开始，就是为盛唐气象绽放、中国诗歌最鼎盛时代到来而歌唱的。
紧接着李白化用了孔子的话：“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是孔子晚年在天命丧失的情况下，在个体命运达到限度、个人陷入穷困的情形下，也是在时代败坏而麟这个“仁兽”却被狩获的情况下发出的绝望叹息。虽然孔子被后人追加为“素王”，但天下的道德秩序并没有出现。李白在此化用孔子的话，却是说：趁我正值人生的青春壮年（不要像孔子，等到老了光叹息），去实践自己的诗歌理想，承继上天赋予我的大任，完成删述诗歌的天命，就像《诗经》的风雅一样光耀千秋。这是李白以夫子自许：如果孔子是道德领域的“素王”，那“我”李白即是审美领域里气盖天下纵横古今的王者。
从一种礼仪教化的道德要求而来，儒家的“诗言志”要求比兴的委婉寄托的手法，但李白的这首诗歌却破例全用赋体。试想，如果我们把这首诗歌放到汉代的儒士面前，他们一定会惊愕不已，黯然失色。因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如此狂放自信的诗歌，表达志向是如此直率而不加修饰。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首诗歌出自李白之口，就会感到再恰当不过了。他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狂傲的诗人，“将复古道，非我而其谁？”
这也是中国第一首以诗论诗的诗歌，具有文学叙事的性质。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来说，这肯定不成其为一篇学术论文，但李白的诗歌比学术论文简明扼要而有趣得多了，且具有审美的光晕色彩。诗歌从汉语诗歌开端的风雅开始追溯，但不仅仅是阐述诗歌的发展历史，中间插入战国纷争的惊险夸张场景，以表明中国的诗歌事业被连绵的战争埋没于荒草中。当大雅之声消失于茫茫的天空，楚辞的哀怨之声又开始兴起，——李白对楚辞的部分衷心使他也被后人称为“骚裔”。汉朝的大赋一度在诗坛掀起波澜，激起无数小浪小花。但在历史的分分合合盛衰变化中，诗歌的法度终究是丧失了。以建安风骨为一个新的起点，中国的个体文学慢慢确立，但是六朝的绮丽缺乏风骨，让“我们”唐朝诗人不屑一顾。唐朝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人才济济，如鲤鱼踊跃于龙门，繁星罗布于秋天。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即当像孔子一样，删述诗歌直到绝笔于获鳞！
全篇诗歌，雍容大度、从容不迫，而又跌宕起伏、大起大落。一篇之中，数次转承。结尾的四句，“志”、“辉”、“立”、“笔”等字，句中嵌韵，声音铿锵，立意坚决，收束全诗！以诗论诗，而写得如此开荡起合，摇荡胸怀，堪称绝唱！
此首诗歌开了以议论入诗（即以诗论诗）的先河，也是对审美的历史本身进行价值评估，体现了李白内心深处激荡的历史意识。因为诗歌发展到唐朝，已经积累了充分的审美经验，诗歌发展的差异化历史本身构成了审美的视域。诗歌虽然以“风雅”为指归，但并非回到《诗经》的时代，回到道德化的风雅之法度，李白不可能等同历史上的任何人，屈就之前的任何道德法则。而是综合前人的审美经验，调校各种抒情的诗歌感情，确立诗歌审美的正宗本源，造就一种新的审美之风雅法度。这种五言古诗名为“复古”，实乃变古为今，重塑法度。尤其是注入了时代的历史精神，加上李白的个性气质，这种五言古诗迸发出空前的异彩光芒，气象万千，变化无穷，具有诗歌总集的性质，堪称五言诗歌的“诗经”。
Ⅱ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 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 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 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 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古风》之三
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在正统的儒家道德视野中，残暴且犯下焚书坑儒之罪的秦始皇，肯定不合风雅之道。但是，在李白那里，如果能够激发生命本身的力量，就没有什么不能进入审美的视域，甚至在一种审美的经验中，秦始皇就是李白的化身。
此诗用力表现了始皇强力统一中国的赫赫声威，前两句一“扫”，一“决”，即把秦王拔剑一挥、寰区大定的声势表现出来。接着又以一系列动作性的词语把始皇巩固统一而铭功记德的历史功绩刻画出来。即使晚期秦始皇狂热无比地采摘“仙药”以求长生，也被李白从审美的角度描写得光怪陆离、惊心动魄，实则契合诗人本人的浪漫主义幻想。结尾设一问句，则一落千丈地反衬出秦始皇的空无所获，充满了对求仙妄念的嘲弄。
秦始皇统一中国，自是功载千秋。但他极尽奢靡，尤其是焚书坑儒，绝不合儒家大雅之举。李白此诗前半部分铺陈辞赋，声势浩大，极尽艺术夸张之能事，歌颂了秦始皇的功绩，后半部分则讽刺了始皇的虚妄之念，借古讽今暗刺唐玄宗后期的荒淫无度，也算符合“风雅”之大义了。
不过细心之人在诵咏诗歌之际，则可感受诗中秦王挥斥的一举一动，原就契合李白内心之想念，否则又何以描写得如此动荡开合、细致入神！这就譬如秦王的形象暗自潜入李白的体内，发挥着作用，而李白则借着秦皇的形象指挥若定，施展雄才大略！这就是审美，激起魂魄动荡身体震颤的审美！我们仿佛看到李白戴着诗歌之王的冠冕，驰骋想象，所向披靡，一扫六朝绮丽之残余，从而确立其在盛唐诗歌中的至尊之位，其功堪与始皇一统中国媲美！
传统的讽喻诗，一般在结尾应当作出道德上的否定。李白的这首诗歌，看上去也有着规劝诗的一般方式比如“暗讽”和“借喻”，但规劝暗讽的力量明显减弱，倒是通过强烈的反差增强了惊人的艺术力量。道德讽喻本不是李白之所长，甚至他也不屑作这样的规劝。重要的是在诗歌过程中激发的力量和驰骋的想象，在重重瑰伟形象叠起时陷入的陶醉，在大起大落中达到的惊心动魄的效果！古今诗人，亦只有李白能如此，后人誉之为“奇之又奇”，李白的确不负“诗人之冠冕”的称誉！
Ⅲ
西岳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盖冠缨。
《古风》之十九
诗歌的审美要求形象的易变，李白可以以孔子自比，以秦始皇为化身，也可以变为一个求仙的人。
但是，李白算不上宗教诗人，他所深切关注的，既不是道家的宇宙法则，也不是道教炼丹术的原始科学。他所谓的“求仙”，不过是驰骋幻想的对象和释放想象力的工具。的确，重要的不是是否真有神仙或能否求仙成功，也不是诗人求仙之心的真诚与否，而是在所谓的求仙过程中激发的想象，及在审美过程身体虚幻化达到的“仙人状态”。这是一种更加超出礼仪规定的审美的姿态！
而此诗更典型的地方在，除了表现了一种飘飘欲仙的求仙姿态外，同时又表达了诗人对尘世混乱的现实关切。这是它与其它求仙诗的区别所在。因为，求仙的本来含义是要抛弃尘世而“成仙”。但李白不可能真的弃人世而去，作为盛唐历史精神的体现者又怎会弃他的盛唐而去。诗人在遨游天空的居高临下中，又表达了对时局的关怀，这是一种李白式的求仙诗。既有着道家的超越精神，又有着儒家的忧患意识。在这种矛盾的夹缝中，成就了李白。
这或许更像屈原在神话天空中的驰车漫游和对故乡无比的眷顾留恋——“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确实，对李白来说，求仙一方面意味着对更阔大的诗歌空间的打开，从上天入地中获得一种敞开的审美领域；另一方面，我们更须看到，李白穿越了各种价值形态的藩篱而自由遨游，最终又在审美中达到艺术风格的统一。这正是李白与以往各种思想家的不同之处，甚至是他最为独到的地方：“吾不凝滞于物，而与世推移，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唯因不凝滞于物，方能在各种价值面前作出适合其本能发展的抉择和尝试。这与道德家不同，因为道德家必须在某种价值立场上作出决断。
确实，唐朝人创造诗歌，乃是出于对各种价值抱有一种生活理想上的需要与关切，不是重新创造思想和价值的元素，而是立即致力于充实、提高、扬弃、净化那些思想中的一切有益价值元素，并想立即经历他们所学到的东西，所以才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纯粹的审美典型！李白不过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Ⅳ
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
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踘瑶台边。
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当途何翕忽，失路长弃捐。
独有扬执戟，闭关草太玄。
《古风》之四十六
这首诗歌则体现了审美精神与一种帝国意识形态的结合，也是一种审美的历史精神的体现。这种历史精神在李白的诗歌中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之前在一种文学历史的叙事和对秦始皇的歌颂中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此处则落实到盛唐的现实。“一百四十年”，在这种时间表述中，似乎蕴涵着无尽的感慨，意谓唐朝经过时间的积累，帝国声势得到空前扩张——“国容何赫然”。接下来的对仗工整的联句——“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则赋予帝国以审美的整饬秩序。而在李白一贯的艺术夸张中，则又隐隐表达了诗人对这种美的秩序的忧虑，因为任何美好的事物都禁不起过度的拥有和赞美。没有节制的美，最终会秩序崩溃。而盛唐恰恰就败于这样没有节制的挥霍中，——这也是法度之丧失！李白在结尾似乎在强调了一种清淡的节操。使整首诗歌稍微得到前后秩序的平衡，和法度之丧失的弥补。
李白的这种历史精神，即“盛唐精神”，反映在诗歌写作上，则是一种盈余的、丰盈的书写精神，其鲜明特征是对世界万物作了审美的艺术夸张。后世称杜甫为“诗史”，即诗歌反映了历史的现实面貌，其实秉承的已是盛唐—中唐之间的历史精神。而真正的盛唐精神毫无疑问仍然归属于李白。这种历史精神并不是仅仅如其所是地反映了本真面貌，而是从历史的深处获得其发展、迸涌、裁决的力量。李白的诗歌就属于这种历史性的审美精神的力量展示。李白从“古风”而来的复古，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精神的体现，因为历史并不是一味地向前向前获得其发展，倒是通过回返到历史的早先赢得其未来。
Ⅴ
有种说法是，李白的诗歌混合了道家庄子的比如大鹏的形象，屈骚的香草美人的歌咏，同时夹杂着战国纵横家的洒脱形象，而他欲作帝王师、兼济苍生建立万世不朽功业的悲壮情怀，则是以夫子自比了。但只要这些形象或声音融合到李白的歌唱中，就不属于任何儒、道、释或者哪位纵横家的了。诚然他的诗歌中有各种传统关于儒家、道家和纵横家的形象，但那已经是在审美的提高意义上熔铸到李白个人的诗歌中了。李白就是李白，他以诗歌复兴了古代的形象再转化成自己的形象，他的诗歌就是盛唐之音。
不像诸子百家时代那样，唐朝甚至没有产生哪怕一位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家，唐朝人只是吸收、提炼和运用这些思想中有益的元素，并在唐朝这个历史上最有利于诗人成长的土壤中实践这些价值观。在李白这里，他不仅是重新发扬了儒家和道家中的一些价值方式，当然他只是选择于他有利的思想元素，——在中国，道可以并行而不悖，这不同于西方的希腊价值系统和希伯莱价值系统的互相争执乃至互相颠覆，儒家和道家价值观并不表现为截然的对立，而是可以互补、融合、殊途同归的。不仅如此，李白还使那些不入儒家经传的诸如纵横家的、谋臣策士的、游侠的、名士的、求仙的各种不同的价值方式得到复兴——这可能是更加决定性的并符合唐朝人格调的——而且乐此不疲去实践，
甚至那个以武力统一中国的狂热无比的秦始皇在审美的层面也得到热烈的赞扬。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生命的激发和提高。历史中的各种角色在李白的诗中不断转换，说着李白内心想说的话——把自己转换为不同角色说话，或把自己扮演为不同形象，但又保持为一种统一的艺术风格，这正是艺术家的天赋所在。
在诗歌中，李白以历史上的各种人物自比，甚至很轻率地想把古人的行为用之于那个时代的现实中（此即李白的“复古”？），极大地夸示个人的才能和作用，甚至到了自我标榜的程度，而不顾世易时移，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让人甚觉可笑。而整个盛唐的诗人，整整一代诗人，也无不给人夸诞奇幻之印象，这在处在唐朝之转折点上的另一位大诗人杜甫诗中可引证，比如那首著名的诗歌是这样描写李白的神态：“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成了人间礼法的蔑视者。
而有人说李白的现实生活其实是黯淡无辉的，乃至是极其失败的，他对那个时代对自己的不公也多有激愤之语。确实，人类的日常生活大多时候是暗淡无光的，甚至常常遭受惨重的失败，但我们的诗人却还能展开他新奇的幻想，欲以英雄般的伟大事迹在现实中一试。在没有希望中保持一些希望，不知其能否为之而为之，这不正是人类的极可爱处？所以唐朝仍然是历史上最充满希望的时代。还有哪个时代比略去其黯淡现实，但在历史上却以其光辉的诗歌映照千秋并散发着重重迷人光晕的时代更美好呢？而历史上确有过那么一个时代——这就是审美的唐朝。
Ⅵ
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可谓批判意识、思辩力度、历史精神兼而有之，并在美之形象的聚集中获得了统一。这组诗歌呈现为一派综合的气象，具有诗歌总集的性质，所谓气象万千，无所不包。他以他的个性气质，得到了后人这样的评价：“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亦自白始也。”
但是，真正有见地的评论者更多地把李白的《古风》与汉语诗歌的开端“风雅”关联起来，赞誉为：“风雅之嗣音，诗人之冠冕”。或者与另一位复古诗人陈子昂并列起来评价：“陈子昂悬文宗之正鹄，李白曜风雅之绝鳞。”我们以为，《诗经》作为一部诗歌总集，作为集体创作时代的代表作，可以看作是周代（部分包括周王朝陷入分裂后的春秋时代）之前的中国人的形象造型，只不过经过孔子之手的编撰，尤其是经过汉朝儒士的道德化解释，染上了一种道德的色彩，一般而言被人当作儒家的经典。但是，《诗经》内部其实充满着巨大的价值差异性，就是孔子也无能当然也没有扼杀这种差异性。“风雅”作为古代中国诗歌抒情的典范，确立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整体形象。而后人之所以把李白的《古风》与风雅联系起来，并非说李白回到了《诗经》的时代，而是说他保留和综合了他之前的人类形象，重新创造了中国人的审美典范。这是以个体才华对集体创作的挑战。比如，在《古风》中，他至少化用了孔子的形象，创造了意志强大的秦始皇形象，再现了道家变易的庄子形象，混合了楚辞翱翔天空和各种游仙的形象，继承了建安以来的战士（游侠）形象和楚骚中的香草美人形象，也用夸张的笔法再现了唐朝空前显赫的帝国声势。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人物都以“复古”的名义集合到李白的诗中。
作为一种典型形象的塑造，为了剔除过度个人化的成分，这种诗歌很少使用第一人称“主观”地抒情。所以，《诗经》使用了大量的比兴手法，以婉转寄托的方式表达情感。《古风》作为对古代形象的再现，也多使用兴寄（比兴）的手法，区别于此时此地的个体抒情。但惟有《古风》的开篇破例使用了第一人称，直接使用赋体铺陈，表明李白的心志，以显示李白在诗歌历史上的独一无二。
而作为个体审美开端创造的典范，虽然李白也在其诗歌中标举“蓬莱文章建安骨”，但“风骨”在盛唐诗人那里并没有得到急切热烈的召唤，也许经过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对风骨的诗歌实践，风骨的存有与否在盛唐诗人那里早已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可见，“风骨”针对的主要六朝到初唐诗歌的“乏骨之症”，到了盛唐，“风骨”和人的血肉肌肤早就融为一体了，骨壮肌丰是盛唐人的完整形象。后人更多从“风神”、“神韵”来显示诗歌的美之法度，一种超于整体形象之上的“神”。
历史选择李白来实现唐代的文艺复兴，而李白以他的复古诗歌复兴了古代的价值观，再现了历史人物的形象。当然，复古的诗歌也仅仅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一部分，李白为自己创造了更多的个体抒情的形象。诗歌已经融合为李白生活的全部了，李白也已经成为盛唐的化身。从李白身上，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典范——那就是审美的典范，即在审美的实践中实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伦理。在古代，中国已经产生了两种典型的生活方式，一种是儒家的道德生活，一种是道家的思辩生活。自从建安文学开启了个体的审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也足足实践了四百余年，直到唐朝才演化为一种民族性的热烈普遍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是通过审美实现个体生存的意义。
早期的李白写了一篇《大鹏赋》，从庄子《逍遥游》的鲲鹏之变而来，这只鹏象征着以个体的思辩实现精神的超越，同时这种大鹏形象已经具备了极大的审美价值。李白借用这只鹏，乃是以一种审美的方式实现个体的精神超越。而在李白的晚年，那只生气勃勃的大鸟消失了，代之以一种慷慨悲壮的自豪。而且，在他的临终诗的末尾，他再次改写了孔子的形象，就像晚年的孔子陷入穷困，这首诗歌表达了这位诗人欲图翱翔天空最终却跌落尘世的悲壮情怀，也预示着一种热烈辉煌的盛唐生活方式的结束：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乎谁为出涕。
李白《临路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