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存活”，主要是指古代文论的一些传统话语并没有消亡，而是被“隐性传承”了下来，“存活”在现当代文论和批评的话语之中。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过在目前的文学理论研究中，人们对于这一事实有所忽视，从而导致了学术研究上的一个盲区。为此，需要我们发掘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的文艺学现象。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诸如五四时期的“打倒”传统、“文革”时期的“批判”传统等。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以“疏远”传统和“搁置”传统的方式进行的。这就造成了中国现代文论是利用外来文论资源建构起来的错觉。在现代话语中，以“传统”鲜明表征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虽然被边缘化，但并未消亡。目前大约有134个传统文论话语还存活在现代文论与批评之中，其中常用文论话语有56个。这些话语主要围绕“诗”、“文”等正统文学展开，是真正属于“诗文评”的理论话语。这与我国传统文论的基本状况十分吻合。具体情况如下：
存活于汉字文献之中。近百年来，我国虽然经历了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从繁体汉字到简体汉字的变通和转型，但是汉语和汉字的本质没有变。这就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存活”提供了根本的条件和保障。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些传统话语文论存活于汉字文献中即是明证。
存活于高等教育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国古代诗学”、“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与批评”、“中国古代戏剧理论与批评”等一系列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教学中。通过教学，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深入人心，获得了传承和再生的机会。
存活于学术研究之中。20世纪关于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出现过三个高潮，即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随着高校教学的需要，出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热潮，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傅庚生等都有著作出版；60年代，为了摆脱苏联影响，统一编写文科教材，这个时期先后出版了《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和《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等，带动了古代文论研究；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达到了高潮，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汗牛充栋，难以精确统计。这些研究不仅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传承了下来，而且将其直接带进了现代文论和批评之中。
存活于外国文论的翻译之中。在用汉语翻译外国文论话语时，实际上是将外国文论话语转换成汉语文论话语。翻译的过程就是中（汉语）外文论的对话过程。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运用中国传统文论中已有的话语翻译外国文论话语，诸如“诗”（poem）、“散文”（prose）、“小说”（novel）、“形象”（image）、“意象”（imagery）等。二是虽然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找不到“对等”的话语，但运用其他中国古典文献话语来翻译外国文论话语，诸如“文学”（literature）、“风格”（style）、“想象”（imagination）、“典型”（typical case）等。这些古代话语虽然不是文学话语，但是通过翻译（意译）外国文论话语存活下来，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常用话语。三是根据汉语构词法则，运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组合成一个新词，用来翻译（意译）外国文论话语，诸如“纯文学”（belles lettres）、“灵感”（inspiration）、“现实主义”（realism）、“浪漫主义”（romanticism）、“意识形态”（ideology）等。这些外国文论话语已经“中国化”了，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主要话语。
存活于古今转换之中。中国历代文论家既重视对传统文论话语的继承，又勇于创新和发展。所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才能够穿越数千年的茫茫历史烟云而存活至今。诸如“诗”、“文”、“情”、“景”、“言志”、“传神”、“意境”、“神韵”、“境界”、“比兴”、“豪放”、“婉约”等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就是从古代一直传承下来的，至今还存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
存活于当代学者的运用之中。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之所以是“话语”，就是因为它们在现当代文学对话中没有退场，仍然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如篮华增运用“意象”、“意境”、“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意境系列话语，评论云南当代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诗歌作品。又如港台学者黄维樑用《文心雕龙》的“六观”话语，评析台湾当代作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骨灰》等。因此，判断一个传统文论话语有无生命力，关键要看今人是否还在使用它。如果使用，它就能够存活，它的生命就能够得以延续。
总之，中国传统文论话语采取“隐性传承”的方式存活了下来。从表面看，“传统”好像不复存在，其实，从深层来看，“传统”并没有远去，就在我们身旁。因此，在中国现代文论话语中，还延续和传承着传统文论话语的文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