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宋大臣多能文者，像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不但仕至宰辅，而且是名垂史册的著名文学家。即使是不以文学家名世的其他大臣，也往往擅长诗文，其中尤以韩琦最具代表性。韩琦其人，堪称北宋政绩最著、声望最隆的名臣。他曾领兵御侮，“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①。他又曾在朝主政，“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人谓之‘富韩’云”②。对韩琦的名臣地位，可谓人无间言。但是对其文学成就，则一向少见论及。嘉祐二年(1057)，刚刚进士及第的青年苏辙上书韩琦，自云：“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也。”③此书以“天下文章”归之于欧阳修，而对韩琦则仅以政绩誉之，即可见一斑。在今人的文学史著作中，除了一种《宋诗史》以外，也未见论及韩琦者④。其实，韩琦诗文俱佳，足以跻于北宋名家之列。限于篇幅，本文仅论韩琦之诗歌。
韩琦的作品，今存《安阳集》五十卷，以李之亮、徐正英笺注的《安阳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最为通行。此本的前二十卷为诗，其中卷一至卷三标为古风，卷四至卷二○标为律诗。然仔细检查，此本对诗体的标识并不准确。例如卷一五的《又次韵和题休逸台》云：“昔年衣绣临吾乡，后圃力变池亭荒。井梁生涩卧耕壤，螺榭岌嶪营高冈。易为隅柱极增观，下视众岭森成行。锦鳞遂落贤者钓，谁喧歌酒台东堂。”全诗平仄不协，且第一、二、四、六、八句皆为三平调，是典型的七言短古而非七言律诗。卷二《再赋》的声律特征与之相似：“蒙山崦里藏禅宫，朝苍暮翠岚光浓。枯松老柏竞丑怪，危峦峻岭相弥缝。剑峡路岐惟少栈，榆关气象全无烽。恩深报浅来未得，暂留金节开尘容。”就被准确地归入古风类。由此可见，今本《安阳集》的编纂恐非出于韩琦自己之手，因为诗人写作《又次韵和题休逸台》时肯定清楚这是一首七言短古，不可能将其归入律诗类。又如卷一九的《春寒呈提举陈龙图》云：“春寒入人骨，病肌尤见侵。芳园欲暂适，风恶不可禁。回身复拥炉，噤余难发吟。几日阳和恩，一开愁悴心。”平仄既不合律，又无一联对仗，实为五言短古。后三十卷为文，但是卷四五的“挽辞”三十一首其实都是五言律诗。此外，附录中的《韩琦诗文补编》卷九中辑有佚诗四首，断句十句⑤。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对《安阳集》进行统计，韩琦的诗作共存七百二十六首，其中七律四百零一首，五律一百六十三首(包括五排二十七首)，七绝一百零六首，五古三十六首，七古二十首。若依古、律二体计之，则律诗共有六百七十首，古诗共有五十六首，律诗的比例远远超过古诗。
韩琦一生经历丰富，曾两度经略陕西，亲临当时边患最重的宋、夏前线，绝非老于馆阁的文臣。熙宁元年(1068)，年过花甲的韩琦在《谢并帅王仲仪端明惠葡萄酒》一诗中回忆庆历五年(1045)自己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驻守并州时的情景：“忆昨朔边被朝寄，亭燧灭警兵锋韬。时平会数景物好，齿发未老胸襟豪。当筵引满角胜负，金船滟溢翻红涛。间折圆荷代举酌，坐客骇去如奔逃。我乘余勇兴尚逸，直欲拍浮腾巨艘。”四十六岁时尚有如此豪兴，则当其三十五六岁时戍守西陲时定是更加意气风发。不知是作品有所亡佚还是戎马倥偬之际无暇写诗的缘故，今本《安阳集》中没有涉及戍守西陲的作品。否则的话，以其雄豪的笔力，一定可以写出与当时的边地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同样豪情万丈的边塞诗来⑥。
韩琦还曾数度担任州郡长官，辗转于扬州、郓州、成德军、定州、并州、相州等地。作为地方长官的韩琦勤于政事，关心民瘼，凡遇水旱之灾，辄忧心如焚，这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例如庆历六年(1046)作于扬州任上的《岁旱晚雨》：“庆历丙戌夏，旱气蒸如焚。行路尽婴暍，居人犹中瘟。堕鸟不收啄，游鱼几烂鳞。絺绤亦难御，更值成雷蚊。骄阳断雨脉，焦熬逾五旬。农塍坐耗裂，纵横龟灼文。众目血坼眦，日睇西郊云。守臣恤民病，心乱千丝棼。祈龙刻舒雁，纵阴开北门。古法久弗验，群祠益致勤。遍走于境内，神兮若不闻。或时得泛洒，蒙蒙才湿尘。丰年望既绝，节候俄秋分。忽尔降大澍，霄冥连日昏。垂空状战戟，入霤疑倾盆。禾田十九死，强渍枯稿根。萧稂贱易活，势茂如逢春。蛙黾渴易满，泥跃嬉成群。济物乃容易，应时何艰辛。辙鲋骨已坏，徐激西江津。谷忝霜已厚，始调邹律温。天意孰可问，对之空气吞。”⑦此诗细致真切地描写了始旱终涝的严重灾情，也深切地体现了诗人对灾民的怜悯、同情，一位勤政爱民的循吏形象跃然纸上。这种情形在其他内容的诗中也时有体现，例如作于熙宁八年(1075)的《元日祀坟道中》：“新元先陇遂伸虔，荒岁嗟逢众食艰。比户生涯皆墨突，几家林木似牛山。三阳已泰春来懒，六幕虽昏雪尚悭。道殣浸多无力救，据鞍衰叟只惭颜。”此时韩琦已六十八岁，仍在相州任上，当年六月逝世。年老力衰的诗人上坟时看到沿途的农村一片凋敝，心情压抑，全诗仅用首句对“祀坟”之事一语带过，其余七句皆写民生艰难。颔联中的“墨突”是用“墨突不黔”之典，意指百姓斋厨萧然，灶不举火。“牛山”是用“牛山濯濯”之典，意指山林光秃，无材可用⑧。颈联写时入正月而春寒料峭，天色阴霾却未见瑞雪，言下之意是如此气候更使百姓的生计雪上加霜。所以诗人虽是怀着虔诚之心前去上坟，却因治下百姓之疾苦而心生惭愧。可惜此类作品在《安阳集》中为数较少，不但远远不如屈居下僚的梅尧臣、苏舜钦，也比不上同样仕登宰辅的欧阳修、王安石。
二
韩琦诗中数量较多的内容有以下几类：一是节候风物，多至一百余首⑨。此类作品有时相当频繁地出现，例如卷七的《至和乙未元日立春》、《元夕》、《春寒》、《后园春日》、《乙未寒食西溪》、《上巳西溪同日清明》等六首，便相继作于至和二年(1055)的年初。又如卷一四的《立秋日后园》、《己酉中元》、《中秋席上》、《九日水阁》等四首，便相继作于熙宁二年(1069)的秋季。此类诗中颇有世所传诵的名作，例如《九日水阁》：“池馆隳摧古榭荒，此延嘉客会重阳。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酒味已醇新过熟，蟹黄先实不须霜。年来饮兴衰难强，谩有高吟力尚狂。”此诗被宋末的方回两度选入《瀛奎律髓》，既见于卷八“宴集类”，又见于卷一二“秋日类”，方回且评次联曰“实为天下名言”，清人纪昀则曰：“此在魏公诗中为老健之作，不止三、四为诗话所称。”⑩
二是题咏园林及官居的日常生活，由于这两类题材往往出现在一首诗中(11)，所以归为一类，共有一百余首。此类题材是后代所谓“台阁体”的主要内容(12)，最易写得典雅平稳而空洞无聊，韩琦也未能完全免俗，例如《召赴天章阁观新刻仁宗御诗》：“天阁当年拂雾宣，紫皇端扆侍群仙。亲挥龙凤轩腾字，命继咸韶雅正编。劝酌屡行均圣宠，赐花中出夺春妍。玉峰光景都如旧，但睇宸章极泫然。”这样的诗假如窜入明代台阁体诗人“三杨”的集中，也难以识别。但是韩琦的此类诗中也有佳作，例如《后园闲步》：“池圃足高趣，公余事少关。幽禽声自乐，流水意长闲。近竹花终俗，过栏草费删。心休谁似我，官府有青山。”描绘官衙内公务之余的悠闲生活，饶有情趣。次联虽稍近宋代理学家所谓的格物致知、观景悟道，但句法活泼，情景浑融，读来趣味盎然。唐人杜甫有句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明末王嗣奭评曰：“景与心融，神与景会，居然有道之言。”(13)王维亦有句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清人查慎行评曰：“自然，有无穷景味。”(14)韩琦此联意境之妙，较之上述唐诗名句并不逊色，是体现宋诗理趣的名句。
三是题咏花木，多达八十余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宋代诗人在总体上喜欢咏梅，而牡丹则被周敦颐称为“花之富贵者也”(15)，韩琦却偏喜题咏牡丹，其中不乏佳作，例如《赏西禅牡丹》：“几酌西禅对牡丹，秾芳还似北禅看。千球紫绣擎熏炷，万叶红云砌宝冠。直把醉容欺玉斝，满将春色上金盘。魏花一本须称后，十朵齐开面曲栏。”相当生动地刻画了牡丹的国色天香，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的爱花之情。当然，若以有无寄托而论，此类诗中咏得最成功的还推竹、菊等物，例如下面这首《枢廷对竹》：“一纪前曾对此君，依然轩槛喜重临。丹心自觉同高节，青眼相看似故人。不杂嚣尘终冷淡，饱经霜雪尚精神。枢廷岂是琴樽伴，会约幽居称幅巾。”诗人在庆历三年(1043)初任枢密副使，至和二年(1055)重任枢密使，时隔十二年后重至枢密院，再次看到院中所植的竹子，倍觉亲切，故欣喜之情流溢于首联。尾联意谓枢密院为朝廷重地，不宜诗酒风流，但愿将来与竹子一同退隐于幽静之地。首尾互相呼应，章法细密。中间两联堪称咏竹名句：既生动地凸现了竹子的高风亮节，又充分地流露出诗人与竹子的契合之情，体物与抒情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相形之下，王安石的咏竹名句“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16)倒显得有点生硬。
四是吟咏风霜雨雪等气候现象，其中咏雨诗三十一首，咏雪诗二十八首。此外如卷一的《苦热》、《后园寒步》等亦属此类，但为数较少。韩琦的咏雪诗颇多佳作，后文再论，此处先论其咏雨诗。在古代，雨水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身为地方长官的韩琦对之极为关心。试看作于熙宁三年(1070)的两首诗：《苦热未雨》：“骄阳为虐极烦歊，万物如焚望沃焦。举世不能逃酷吏，几时还得快凉飙。精祈拟责泥龙效，大索谁诛旱魃妖。翘首岱云肤寸起，四方膏泽尽良苗。”《雨足晚晴》：“掣电搜龙发怒雷，欲驱时旱涤民灾。四溟滂泽三农足，万宇愁襟一夕开。虹影渐从天外散，蝉声初到枕边来。高楼小酌清风满，不胜当年避暑杯？”前者写盼雨之忧愁，后者写既雨之欣喜，一愁一喜，皆为真情流露，足以感人。甚至在中秋之夜适逢霖雨，诗人也因旱情得到纾解而欣喜万分，《次韵和通判钱昌武郎中中秋遇雨》中的“不恨高楼空宴月，却欣丰泽入民天”一联，堪称咏雨奇句。即使脱离了时雨利农的写作背景，韩琦的咏雨诗也有佳作，例如《次韵和子渊学士春雨》：“天幕沉沉淑气温，雨丝轻软坠云根。洗开春色无多润，染尽花光不见痕。寂寞画楼和梦锁，依微芳树过人昏。堂虚座密珠帘下，试问淳于醉几樽？”此诗并未写到春雨利于稼穑这层意思，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淡淡的喜悦之情：春雨细密无痕，然经其滋润，花木葱茏，春色醉人。诗人于此时在画堂深处与好友会饮，遂欣然进入醉乡。咏雨诗写得如此从容安详，堪与陶渊明的《停云》诗相映成趣。
五是祭奠坟茔。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专设“陵庙类”，解题曰：“君陵臣墓，大庙小祠，或官为禁樵采，或民间香火祭赛不容遏。盖圣贤之藏所宜重，而鬼神有灵，亦本无容心于其间也。屈子是以有《山鬼》、《国殇》之骚，诗人有降迎送神之词。生敬死哀，宁无感乎？”(17)的确，慎终追远，向为古人所重。在前人坟茔前引起的追慕哀思，也足以产生激荡的诗情。方回选录的此类作品共五十二首(作者二十五人)，
其中韩琦一人即有九首，数量上独占鳌头。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类作品绝大部分是题咏古人陵墓的，咏及亲人坟茔的只有十二首，它们全都出于宋人之手，其中韩琦一人就独占八首(18)。所以虽然韩琦的此类作品共有二十七首，在数量上远不如前面四类之多，但就其独特性而言，这是韩琦诗在题材上的最大亮点。韩琦少孤，鞠于诸兄方得成长。也许正因如此，他对先人的追思始终不衰，曾云：“某自成立，痛家集之散缺，百计访求，十稍得其一二，而所集著墓铭者终不可得，每自感念，未尝忘心。”(19)庆历四年(1044)，韩琦上表请知相州，其理由竟是“近乡里一郡，躬亲营护坟域”(20)。嘉祐八年(1063)，韩琦重修五代祖茔毕，作文告诫子孙曰：“夫谨家牒而心不忘于先茔者，孝之大也。”(21)当诗人在相州为官时，每年都往祖茔祭扫，几乎每次都作诗，例如《癸丑初拜先坟》：“昼锦三来治邺城，古人无似此翁荣。道过先垄心还慰，一见家山眼自明。酾酒故庐延父老，驻车平野问农耕。便思解绶从田叟，报国惭虽万死轻。”(22)首联似有自炫衣锦还乡之意，其实不然。古人本有以仕宦“显亲扬名”的习俗，况且韩琦三度出任故乡的地方长官，故在祭扫祖茔时举以为荣，无可深责。至于清人纪昀讥评此诗“语皆浅拙”(23)，也非的评。孔子云：“孝子之丧亲也……言不文。”(24)祭奠祖坟之诗也一样，不宜写得精深华美。韩琦此诗以平淡的语言和平直的章法叙述前往家山扫墓的过程，相当得体。全诗四联，分别抒写衣锦还乡、行赴坟山、劳问乡亲及思归田里四层意思，意足脉畅，可称佳作。
三
除了祭奠坟茔一类之外，韩琦诗的题材走向在当时的诗坛上并无特殊之处。那么，韩琦诗在内容上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笔者认为，韩琦诗的价值在于它们全面而真切地展现了一位北宋名臣的人生与心迹，是“诗言志”这个诗学原理在朝廷重臣此类特殊身份的创作主体身上的典型体现。
韩琦诗中相当生动地展现了其人生经历的若干片断，例如皇祐五年(1053)，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的身份从定州移知并州。定州和并州都是北方最重要的边陲重镇，韩琦很清楚自己既是地方长官，又是边镇守将的双重身份，所以一接到任命就作《次韵答留台春卿侍郎以加节见寄》云：“一落粗官伍哙曹，清流甘分绝英髦。建牙恩有丘山重，扞塞功无尺寸高。许国壮心轻蹈死，殄戎豪气入横刀。只期名遂扁舟去，掉臂江湖掷锦袍。”宋人重文轻武，故诗中用汉代韩信“生乃与哙等为伍”之语以自嘲(25)，但仍然流露出为国戍边的深重责任和豪情壮志。及至赴任途中历经艰险，乃作《离天威驿》云：“早发天威驿，深春尚薄寒。龙蛇盘道路，波浪卷峰峦。古木萌常晚，新流势未湍。忠臣方叱驭，更险不辞难。”末联用汉人王尊赴益州刺史任时途经九折阪，“问吏曰：‘此非王阳所畏道邪？’吏对曰：‘是。’尊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26)的典故，表明为国事不辞艰难的决心。又作《黑砂岭路》云：“诘曲榆关道，终朝险复平。后旌缘磴下，前骑半天行。举目自山水，劳生徒利名。报君殊未效，何暇及归耕？”表示虽历尽艰险而仍愿效力国家，暂时不愿归隐。及至到达太原府之后，又于次年作《甲午冬阅》一诗叙述“练士当时阅，临高共一观”的阅兵过程，诗中既描写了将士们“避槊身藏镫，扬尘足挂鞍”的飒爽英姿，也表达了自己“全师充国慎，坚卧亚夫安”的大将气度，最后以军民同心协力练武卫国的决心结束全诗：“父兄人自卫，凫藻众胥欢。有志铭燕石，无劳误汉坛。壮心徒内激，神武正胜残。”将这几首诗合而读之，韩琦自定州移知太原府一段经历的细节历历在目，而这些内容不但在《宋史》的韩琦传中没有记载，即使是记事甚详的《韩魏公家传》中也付诸阙如。又如治平四年(1067)英宗崩后，韩琦为山陵使，复土既毕，即请辞相位，得知相州，未及赴任，因宋、夏边境有变，乃改判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次年复知相州。短短两年，国家正值多事之秋，韩琦本人也在宦海中浮沉不定。这段复杂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记载在《荣归堂》这首诗中：“非才忝四邻，待罪涉一纪。妨贤得云久，不退不自耻。永厚复土初，叠奏犯斧扆。乞身临本邦，多疾便摄理。帝曰吁汝琦，辅翼甚劳止。今俾尔荣归，揭节治故里。均逸向盛辰，宠异固绝拟。整装将北辕，羌衅兆西鄙。俄易帅咸秦，旰食谕所倚。艰难恶敢辞，奔走奉寄委。天声方震扬，狡穴惧夷毁。款塞械凶酋，唯幸赦狂诡。疆事计日宁，拙疹乘衰起。披诚叩上仁，再遂守桑梓。尪疲解剧烦，宴息良自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后人想仔细探究韩琦的生平，《安阳集》中的诗文是比史书更加有用的第一手资料。史书中记载的只是其生平大事，韩琦诗中却提供了详尽的细节和生动的情景，通读其诗，韩琦这位北宋名臣的面貌栩栩如生。
更重要的是，韩琦诗中对自己的心态有相当深切的刻画。例如至和二年(1055)，韩琦知相州，相州是韩琦的故乡，乃作一堂，“名曰‘昼锦’，盖取古人荣守本邦之义”(27)。汉人朱买臣任会稽太守，司马相如以中郎将使蜀，皆是衣锦还乡，人所共羡。韩琦却深以为非，作《昼锦堂》诗曰：“古人之富贵，贵归本郡县。譬若衣锦游，白昼自光绚。不则如夜行，虽丽胡由见？事累载方册，今复著俚谚。或纡太守章，或拥使者传。歌樵忘故穷，涤器掩前贱。所得快恩仇，爱恶任骄狷。其志止于此，士固不足羡。兹予来旧邦，意弗在矜炫。……公余新此堂，夫岂事饮燕？亦非张美名，轻薄诧绅弁。重禄许安闲，顾己常兢战。庶一视题榜，则念报主眷。汝报能何为，进道确无倦。忠义耸大节，匪石乌可转？虽前有鼎镬，死耳誓不变。丹诚难悉陈，感泣对笔砚。”原来他虽以“昼锦”名堂，并非以此炫耀乡里，而是为了以君恩自警，进而忠君报国。一代名臣的心迹，表露无遗。又如嘉祐年间韩琦身居相位，曾作《夏暑早朝》云：“夺热清风几快襟，禁街岑寂漏声沉。东方似动阴氛失，北斗高垂帝阙深。忧国远图深入梦，费诗光景懒成吟。平明天外鸣鞘下，万玉颙然拱极心。”唐诗中有几首著名的早朝诗(28)，都着力描绘宫阙之壮丽、仪仗之威严，词藻富丽，花团锦簇。韩琦此诗与之大异其趣，对宫阙崔巍等内容不著一词，转而叙写清晨入朝的过程，并抒发内心的所感所思。韩琦卒后，宋神宗亲撰碑文，称韩琦为“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且曰：“方天下以为忧，公独能蹈危机，进沉断，上以尊强宗庙社稷，下以慰安元元之心，功高而不矜，位大而不骄，禄富而不侈。”(29)韩琦是身系天下安危的元老大臣，读其早朝诗，一位安详稳重、深谋远虑的大臣形象如在目前。这与贾至等馆阁文士但知描摹宫室之美的诗不可同日而语。又如熙宁年间所作的《雅集堂》：“过马传名事莫详，我严宾集在更张。不资金石升堂乐，务接芝兰入室香。农获大丰歌滞穗，讼销群枉阒甘棠。时开雅席延诸彦，病守心闲兴亦长。”此时韩琦正在判大名府任上，集贤堂即府治内的堂名。身为治理一邦的长官，招揽贤才自是当务之急。正值年丰讼息，又逢佳宾满堂，诗人满心欣喜，既为群贤毕至，也为人民安乐。这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地方长官的真实心声。
即使在咏物诗中，韩琦也时常流露出栋梁之臣的不凡气度。例如《云》：“适意自舒卷，有容谁浅深。”《谢丹阳李公素学士惠鹤》：“只爱羽毛欺白雪，不知魂梦托青云。”《和润倅王太博林畔松》：“霜凌劲节难摧抑，石缠危根任屈盘。”《删柏》：“孤根得地虽经岁，逸势参天不在人。”所咏之物变化万端，寄托遥深的手法却相当一致：表面上是咏物，其实是抒写道大能容、志坚难屈的胸怀气度。
当然，韩琦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并非总是一副正襟危坐的严肃面貌，有时他也歆羡安逸悠闲的退隐生活。熙宁五年(1072)，退居颍州的欧阳修寄诗给韩琦，韩琦作《次韵答致政欧阳少师退居述怀二首》，其二云：“尘俗徒希勇退高，几时投迹混渔樵。神交不间川途阔，直道难因老病消。魏境民流河抹岸，颍湖春早柳萦桥。相从谁挹浮丘袂，左右琴书酒满瓢。”颈联可谓感慨言之：“魏境”指大名府境，上一年黄河决口，大名府境内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正在判大名府任上的韩琦劳心焦思，寝食难安。“颍湖”指颍州西湖，诗人遥想欧阳修正在西湖上悠闲地欣赏春光。尾联全是对欧阳修退隐生活的想象，歆羡之情溢于言表。熙宁八年(1075)，韩琦作堂于相州私第，取白居易《池上篇》诗意，名曰“醉白堂”，并作《醉白堂》诗，既表示了对白居易的仰慕之情：“乐天先识勇退早，凛凛万世清风传。古人中求尚难拟，自顾愚者孰可肩？”又表明自己亦能自得其乐：“人生所适贵自适，斯适岂异白乐天？未能得谢已如此，得谢吾乐知谁先？”可惜此时韩琦年已迟暮，曾屡次上表请求致仕而未能如愿。醉白堂成于是年五月，六月韩琦去世，《醉白堂》以及《初会醉白堂》二诗遂成绝笔，诗中的愿望也成了无法实现的遗愿。然而正如韩诗所言“人生所适贵自适”，他在仕宦生涯中也曾忙里偷闲地享受安闲，这在其诗歌中有充分的体现，例如《北塘避暑》：“尽室林塘涤暑烦，旷然如不在尘寰。谁人敢议清风价，无乐能过白日闲。水鸟得鱼长自足，岭云含雨只空还。酒阑何物醒魂梦，万柄莲香一枕山。”此诗作于皇祐年间，韩琦正在知定州任上。诗中描绘了一个清幽的环境：林木深幽，池莲清香，水鸟、岭云皆悠闲自在，可见知足者自得其乐。身处此境的诗人则酌酒自乐，白昼醉眠，其乐陶陶，何况还有时时吹拂的一缕清风！此诗即使置于白居易退居洛阳后所写的闲适诗中，也毫不逊色，堪称宋诗中描写公退悠闲之乐的名篇。
四
那么，韩琦诗歌的艺术成就如何？《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论颇有代表性：“诗句多不事雕镂，自然高雅。……盖蕴蓄既深，故直抒胸臆，自然得风雅之遗，固不徒以风云月露为工矣。”(30)概而言之，这个结论当然是正确的。韩琦评欧阳修之文曰：“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学所至，超然独骛，众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万物，动者植者，无细与大，不见痕迹，自极其工。”(31)韩琦崇尚“不见痕迹，自极其工”的“自然”风格，这与其本人作诗“不事雕镂，自然高雅”互为表里。然而仔细研读韩琦诗歌，就可发现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首先，韩琦对诗歌的艺术技巧相当留意，在用典、炼句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准。韩琦用典精切，例如《通判钱昌武代归以诗见别次韵为答》云：“剑光久已冲牛斗，力振沉理尚愧雷。”用晋人张华见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雷焕以为乃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后果于丰城县狱屋基下掘地而得宝剑一双之典(32)，从而准确地表达了钱昌武以大才而屈居下僚，作为长官的自己却未能荐之于朝，故而愧对雷焕的复杂心情。又如《次韵答致政杜公以迁职惠诗》云：“一年愿借中惭寇，万里思归却笑班。”分别用东汉寇恂任颍川太守，后被调任，百姓乃遮道向皇帝请求“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33)，以及班固久戍西域上书请归之典(34)，
二典均切，而前一典尤精。此诗作于皇祐三年(1051)，当时韩琦以定州路安抚使的身份知定州已满三年，按例当迁，“本路八州之民，合数千人，挝登闻鼓，愿不以三年代韩魏公”(35)。这与寇恂之事非常相像，用典精确无比。有些典故出处较僻，例如《邵亢茂材南归》有句云“履迹见穿期仕汉”，注者谓“履迹，谓踏着前人的足迹，指承袭祖业”(36)，未能准确领会原诗的意思。其实这是用汉人东郭先生的故事：“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人笑之，东郭先生应之曰：‘谁能履行雪中，令人视之，其上履也，其履下处乃似人足者乎？’”东郭待诏公车时贫困无比，后来却仕宦甚达。故韩琦用此典安慰应举不中而失意南归的邵亢，相当精切。还有一些典故读者或浑然不觉，例如《答孙植太博后园宴射》有句云“耳后生风鼻头热”，笺注者未曾出注，其实这是用梁代曹景宗回忆少时射猎时“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之语(37)，既生动又贴切，已臻用典之高境。不过此处在字面上相当浅近，故仍有不事雕琢的风格倾向。即使在最易流为陈辞滥调的祭挽诗中，韩琦也有不俗的表现。例如《苏洵员外挽辞》云：“对未延宣室，文尝荐子虚。”分别用汉代贾谊为文帝召对于宣室以及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为人所荐的典故，前者反用，后者正用，从而准确地写出苏洵以文章见重一时而未得施展其政治才能的人生遭遇，用典之精熟老到，已臻化境。
韩琦对于字句之锤炼也相当用心。例如《中秋月》有句云“海际掀鲸目”，以鲸鱼之目形容海上明月，取喻甚新。又如《张逸人归杭》有句云“堤奁一鉴平湖满，寺枕千屏叠嶂深”，“奁”“枕”二字均用作动词，炼字甚巧。此外如《会故集贤崔侍郎园池》中的“青螺万岭前为障，碧玉千竿近作篱”，《题忘机堂》中的“前槛月波清涨夜，后檐风竹冷吟秋”，构思都很精巧。又如《再和》中的“吾民正遂歌襦乐，我里甘忘衣锦游”，《喜雨》中的“已发宋苗安在揠，再生庄鲋不虞枯”，《浮醴亭会陈龙图》中的“不系舟虚谁触忤，无机鸥近绝惊猜”，都是上下句皆用典故成语而形成对仗，相当巧妙。更值得注意的是，韩琦在运用上述艺术技巧时往往不露痕迹，例如《答袁陟节推游禅智寺》的“陇麦齐若剪，随风卷波澜”，表面上平淡无奇，其实前句用明喻，后句用暗喻，形容陇上麦浪非常生动，深得自然之妙。又如《寄题广信军四望亭》中的“古道入秋漫黍稷，远坡乘晚下牛羊”，《拜西坟》中的“春山带雨和云重，麦陇如梳破雪青”，都是字面平淡而写景生动的清丽之句。正因如此，韩琦诗才能在整体上呈现“不事雕镂，自然高雅”的艺术风貌，例如《登抱螺台》：“坏圃萧疏有废台，登高留客此徘徊。几年埋没荒榛满，今日崔嵬宴席开。一境山川俱入眼，重阳风物尽宜杯。坐中不劝犹当醉，菊蕊浮香似拔醅。”《暮春康乐园》：“榆荚纷纷掷乱钱，柳花相扑辊新绵。一年寂寞顿来地，三月芳菲已过天。树密只喧闲鸟雀，台高犹得好山川。病夫不饮时如此，徒有诗情益自然。”篇中并没有想落天外的奇思妙想，也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警句，仿佛是毫不用力，平平道来，却达到了平实稳妥、清新自然的艺术境界。
在北宋中后期的诗坛上，韩琦不像欧阳修、梅尧臣等人那样倾动一时，更不如稍晚的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那样名震千古。那么，韩琦在宋代诗歌史上是否无足轻重，不值一提呢？并非如此。笔者认为由于韩琦没有将太多的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他的诗歌基本上都是从政之余随意吟咏而成的性情之作，既然没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也就避免了北宋诗人因求新太过而产生的普遍缺点。下文试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众所周知，北宋诗人在艺术上的总体追求是求新求变，由欧阳修首创的“白战体”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白战体”始于欧阳修于皇祐二年(1050)所写的《雪》诗，题下自注云：“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38)后来欧门弟子苏轼作《聚星堂雪》等诗，称欧阳修的作法是“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39)，此体遂以“白战体”的名称广为流传。“白战体”固然名震一时，其新颖独特的手法也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但是它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作茧自缚的做法。欧阳修本人仅是偶一为之，苏轼笔下纯粹的“白战体”也寥寥无几，就是明证。正如当代学者所指出的，“在创作中将体物语与禁体物语随宜酌情地使用，而不走向极端，乃是一种最佳选择”(40)。韩琦集中的几首咏雪诗就是生动的例证。庆历五年(1045)，韩琦作《广陵大雪》：“淮南常岁冬犹燠，今年阴沴何严酷。黑云漫天素月昏，大雪飞扬平压屋。风力轩号助其势，摆撼琳琅摧冻木。通宵彻昼不暂停，堆积楼台满溪谷。有时造出可怜态，柳絮梨花乱纷扑。乘温变化雨声来，度日阶庭恣淋漉。和萦寒霰不成丝，骤集疏檐还挂瀑。蛰蛙得意欲跳掷，幽鹭无情成挫辱。罾鱼江叟冰透蓑，卖炭野翁泥没辐。闾阎细民诚可哀，三市不喧游手束。牛衣破解突无烟，饿犬声微饥子哭。我闻上天主时泽，亦有常数滋农谷。膏润均于一岁中，是谓年丰调玉烛。此来盛冬过尔多，却虑麦秋欠沾足。太守忧民仰天祝，愿扫氛霾看晴旭。望晴不晴无奈何，拥被醉眠头更缩。”全诗共三十二句，内容相当丰富，大雪对贫民生活的严重影响以及诗人内心的忧虑都有所涉及，但是其主要篇幅则是咏雪。诗中有少许字眼如“柳絮”“梨花”等属于欧、苏悬为厉禁的“体物语”，但是多数句子则完全摆脱了前人咏雪经常使用的习惯用语，堪称“白战体”的先驱，因为此诗的写作时间比欧阳修的《雪》诗还早五年，不可能受到后者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正因韩琦此诗并不刻意回避所谓的“体物语”，所以既达到了推陈出新的效果，又避免了刻意求奇而产生的弊病，其艺术成就并不输于欧、苏。也正因如此，欧、苏咏雪的“白战体”诗寥寥无几，而韩琦倒有多首类似的咏雪佳作，例如《喜雪》：“朔雪飞残腊，融和变凛严。徐来花出在，骤急霰声兼。数住天应惜，争繁酒易添。积深函久润，济大略微嫌。雅意明书幌，多情入宴帘。舞腰难学转，峰顶尚饶尖。露蕊仙盘挹，风毛鬣囿燖。宫墙胡粉画，梅梗蜀酥黏。影淡三春絮，光寒八月蟾。垣途谁复辨，巨壑有何厌。狂助诗毫逸，清驱厉气潜。欢谣腾紫塞，喜色上形幨。凝霤收冰乳，堆庭镂虎盐。吾民无足虑，丰岁可前占。”此诗作于庆历八年(1048)，亦在欧阳修作《雪》诗之前。诗中虽有“舞”“絮”等字，但多数句子则呈现出“白战体”的倾向，即不用常见的比喻等手段来直接描写雪的颜色与形态，而以叙述大雪的效果以及人们对雪的感受为主。此外如作于至和二年(1055)的《冬至前一日雪》、作于熙宁三年(1070)的《雪二十韵》也是此类佳作，后者长达四十句，全诗中仅有“皓彩生和烛”及“道山谁辨玉，佛界普成银”三句有“体物语”，其主体部分如“缓舞疑翻佩，徐来类积薪。盘高擎露蕊，隙细入驹尘。易掩妖颜嫮，难藏厚地珍。坠轻时断续，势猛忽纷纶。肯使瑕瑜见，惟思沃瘠均。歌妍皆似郢，璧碎不因秦。辀冷侵驯鹿，符光逼琢鳞。充盈是溪壑，挺特有松筠。近岭梅先发，濒江练更匀。楼台竞瑰丽，蟾兔起精神。病骨惊新怯，书帷忆旧亲”，堪称“白战体”的典范之作。
如果论风格之新颖独特，以及在建构有宋一代诗风的过程中的独特贡献，韩琦的作用当然远远不如欧、梅、王、苏、黄诸位宋诗大家。正因如此，当后人称赞宋诗之新奇或批评宋诗之尖新时，都没有涉及韩琦。但正如上文所述，事实上韩琦的诗歌创作也有类似欧、梅诸人的艺术追求，不过不像后者那样苦心经营而已。所以韩琦的诗歌成就虽然没有达到宋诗艺术的最高境界，却也避免了宋诗在艺术上的诸种缺点，基本上代表着北宋诗坛的普遍水准。考虑到韩琦的特殊身份，他堪称历代名臣诗人中的优秀代表，其成就远胜于明代的“台阁体”诗人，理应在古典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①《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22页。
②《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第10230页。
③《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集·栾城集》卷二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81页。
④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在第三章《范仲淹等名臣诗人》中为韩琦专设一节，其他四节分别为范仲淹、富弼与文彦博、韩维、司马光。按：在傅璇琮主编的《宋才子传笺证》(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中，北宋名臣范仲淹、富弼、文彦博、韩维、司马光等人皆有传，惟独韩琦无传，可见其被当代学界忽视的程度。
⑤此卷中据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辑得的《早夏之一》：“脱帻吏修后，凭轩风快余。瀑泉增濑急，新叶补林疏。”以及《早夏之二》：“暑初天未热，观阁进清凉。果熟愁枝重，荷生觉渚香。”疑皆为五律之半，暂以断句视之。
⑥参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
⑦“天意”，原作“天气”，据明刻安氏校本校改。
⑧李之亮、徐正英笺注本引《孟子·告子上》为注：“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其实应该引至下文“是以若彼濯濯也”句，文意方足。
⑨韩琦诗的各类作品在题材上时有交叉，例如卷六的《壬辰寒食众春园》，所咏及的“众春园”便是韩琦在定州时修葺的一个园林，但全诗的主要内容则是描写壬辰(皇祐四年)寒食节的一次游宴，本文暂时归入“节候风物”类，其实归入“题咏园林”类亦无不可。因此本文的统计结果不是十分精确。
⑩《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307页。
(11)例如卷二的《虚心堂会陈龙图》、卷六的《依韵和机宜陈荐请游城北池馆》等。
(12)“台阁体”这个名称，始见于明代。明末王世贞评杨士奇云：“杨尚法，源出欧阳氏，以简淡和易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贵之曰‘台阁体’。”(《艺苑卮言》卷五，见《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4页)杨士奇是明代前期仕途显赫的台阁重臣，其诗文雍容典雅，四平八稳，故得此名。
(13)《江亭》，《杜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
(14)《终南别业》，《王维集校注》卷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2页。
(15)《爱莲说》，《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六，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145页。
(16)《华藏院此君亭》，《王荆文公诗李璧注》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3页。
(17)《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八，第1219页。
(18)其余的三位宋人分别是梅尧臣(一首)、陈师道(一首)、范成大(二首)，详见《瀛奎律髓汇评》卷一八。
(19)《韩氏家集序》，《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二二，第728页。
(20)《迁葬求郡谢赐批答不允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二四，第817页。
(21)《重修五代祖茔域记》，《安阳集编年笺注》卷四六，第1402页。
(22)《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一八。按：次句在《瀛奎律髓》卷二八中误作“古人无似此公荣”，清人冯舒、冯班、纪昀针对这个“公”字讥评纷纷，殊属无谓。
(23)《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八，第1243页。
(24)《孝经注疏》卷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十三经注疏》本，第57页。
(25)《史记》卷九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28页。
(26)《汉书》卷七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29页。
(27)《小恳帖》，《韩琦诗文补编》卷八，《安阳集编年笺注》，第1700页。
(28)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与杜甫、王维、岑参诸公《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见《瀛奎律髓汇评》卷二“朝省类”，第58—61页。
(29)《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安阳集编年笺注》附录二，第1728页。
(3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安阳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11页。
(31)《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五○，第1551页。
(32)《晋书》卷三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75页。
(33)《后汉书》卷一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25页。
(34)《后汉书》卷四七，第1583页。
(35)《魏王别录》，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页。
(36)《安阳集编年笺注》卷四，第145页。
(37)《南史》卷五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57页。
(38)《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3页。
(39)《苏轼诗集》卷三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13页。
(40)程千帆、张宏生《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