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诗人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现象。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人文地理环境、诗人群体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他成长的中原人文与风土的文化环境、诗歌的传统与中原的作家群体的崛起，都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河南地处中原的中心地区，古都洛阳又是唐代两都之一的东都，是唐代的两大文化中心之一，文化底蕴十分深厚。这里所指的中原作家，是指占籍唐代河南道及今河南省和周边的作家以及长期生活在河南的外地作家。在《全唐诗》2200多个诗人中，据本文统计，属中原河南籍的约有350多人，约占唐代作家总量的六分之一。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撰的《唐代文学史》中，专立章节介绍的34位一流诗人和作家中，河南籍的有15人，比例占44%。在《唐诗三百首》中所选的76个诗人中，中原河南籍的诗人有25人，约占诗选中诗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著名的诗人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王梵志、刘希夷、张说、王湾、岑参、崔颢、李颀、祖咏、杜甫、贾至、元结、刘长卿、韩愈、白居易、王建、元稹、刘禹锡、李贺、韩翃、李商隐、聂夷中等著名诗人和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李翱等一批提倡儒学复古的古文家等约有二十多名。此外还有不少外地籍诗人是长期在中原生活的：如高适曾长期生活和居官于河南（祖籍为渤海蓨人，今河北景县）①；王维（蒲州人，今山西永济，在河洛文化圈内）也曾一度在河南的嵩山隐居，在淇县做官②。浪漫派诗人李白为蜀人，也曾“十载客梁园”（《书情题蔡舍人雄》）。可见唐代中原地区的诗歌文化之盛，为唐代诸地区之冠。在中原地区群星璀灿的背景下，伟大的诗人杜甫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了。本文拟将杜甫与中原作家群体和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将杜甫研究及中原作家群的研究作一概述。
在唐代的几大诗人和作家群体及流派中的领军人物，大部分是河南人，或者是与中原地区及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人。杜甫与他们有着或承继、或交流、或影响的密切关系。
（一）初唐时期
创建律诗的两京宫廷诗派。在初唐的宫廷诗人中，约一半是河南人。著名的有上官仪、上官婉儿、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人。“文章四友”、“珠英学士”这些宫廷诗派的形成与武则天时期以洛阳为文化中心的宫廷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宫廷诗人，对唐代律诗的建设，有着重要的贡献，促进了律诗的形成和定型。上官仪是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是太宗和高宗时代的宫廷诗人，因“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当时多有效其体者，号为“上官体”。他的最主要的贡献是总结诗中的对仗方法，创为“六对”、“八对”③之说，其诗多为应制诗，虽然在内容上无可多言者，但对于五言律诗的建设和提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孙女上官婉儿，在武则天和中宗时期，为一时之文苑司衡，代朝廷评品天下诗文，对宫廷诗在诗艺和诗律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其诗《彩书怨》已初具五律格局。在武则天和中宗宫廷诗人“文章四友”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对律诗的建设成就最大的。他的五律、七律和五言排律，都很成熟，符合平仄粘对律的诗作占其诗总数比重率在初唐诗人中是最高的④。其名作五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七律《春日京中有怀》、五排《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七绝《赠苏绾书记》等诗，都格律工整，法度森严，王夫之评曰：“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而始叶于度。”（《姜斋诗话》卷一下）杜甫也称誉其祖曰：“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胡应麟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律）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少陵继起，百代模楷，有自来矣。”（《诗薮》内编卷四）关于沈佺期、宋之问二人，沈为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宋为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二人均为则天和中宗朝的宫廷诗人，与杜审言为僚友，均为律诗的奠基者。相较而言，沈七律较胜，宋五排较胜。二人虽然被称为“律诗正宗”（《诗源辨体》卷一三），然与陈子昂、杜审言相比，“其高妙不及射洪，遒密不及必简”（《唐律消夏录》卷下）。在律诗的贡献方面，过去仅强调沈、宋的功劳，其实杜审言实可与沈、宋，鼎足而三。由于杜审言的关系，杜甫对初唐的宫廷诗派，尤其是对与杜审言关系较近的诗人一直都持尊重态度。他曾给沈佺期之子沈东美写诗说：“通家惟沈氏，谒帝似冯唐。”（《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这两句诗表示他与沈氏有通家之好。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筑室首阳山下，有《过宋员外之问旧庄》一诗：“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杜甫对宋之问的旧宅进行拜访和对宋之问兄弟进行凭吊。他对武则天时代诗人的崇高地位表示十分羡慕：“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赠蜀僧闾丘师兄》）并一再表示，要继承其祖父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自称“吾人诗家秀”（《同元使君舂陵行》），立志要将祖父的诗歌事业，尤其是律诗，作为自己家传事业来继承发扬。
提倡风骨兴寄的复古革新派。主要是陈子昂。陈是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武则天朝入仕，长期在洛阳宫廷为官。其《感遇》诗主要继承学习《诗经》和魏晋时中原诗人阮籍《咏怀》诗的兴寄传统和汉魏风骨，在五律诗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复古革新主张和诗歌成就也受到杜甫的赞赏，说他是“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宅》）的一代“雄才”（《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杜甫的五言咏怀诗深受陈子昂《感遇》诗的影响。
直书实录的史学派：中原的历史学家吴兢、刘知几等人提倡“实录直书”和反对骈文，对古文派的古文运动，与杜甫的“史笔”意识都有甚深的影响。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盛唐时史学家，撰有《唐史》等史书多种，多不传。在所传书中，以《贞观政要》一书在历史上最为有名。该书成于开元十七年(729)，上呈于玄宗，对唐玄宗继承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而开创的“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此书对杜甫也有甚深的影响。杜甫曾写诗给贞观名臣魏徵的四世孙魏佑道：“磊落贞观事，致君朴直词。家声盖六合，行色何其微。”（《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魏徵强颜直谏的事迹，在《贞观政要》中记载甚详，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杜甫将唐太宗的伟业，视为唐朝政治的最高榜样：“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本朝再树立，未及贞观时”（《咏怀二首》其一）。由此可见《贞观政要》一书对他的影响之深。刘知几是唐河南道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后来长期在武则天时期洛阳宫廷任史官，曾与吴兢等合作撰《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等史籍，并撰《史通》二十卷。他主张撰史要直笔实录，反对曲笔：“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史通》卷一三）、“不掩恶，不虚美”（《史通》卷一八）。正是中原史家这种直笔实录的精神，对杜甫诗歌直面现实的写真实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盛唐时期
重道尊儒的文儒集团。盛唐的文儒集团的领袖和文坛盟主是河南洛阳人张说。一大批文儒，如张九龄、许景先、贾曾、席豫、孙逖、苏颋、韩休、王丘、柳芳、严挺之、房琯、郑虔等人，集中在他的周围，相互往来，他“重道尊儒”（《上东宫请讲学启》）的思想和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对盛唐风骨刚健与辞采并茂的诗风和文风影响极大。张说特别重视对儒家经史的整理和学校对儒家经典的教育：“今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历代经史率多纰缪。”他请求朝廷“表正九经，刊考三史，则圣贤遗范粲然”（此二条出处同上）。杜甫与张垍交游，主要是出于对张垍之父张说这一代文宗的景仰。对于张九龄，杜甫对他极为敬佩，在《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曲江张公九龄》一诗中说他“寂寞想土阶，未遑等箕颍。上君白玉堂，倚君金华省。碣石岁峥嵘，天池日蛙黾”，赞他有致君尧舜的理想，并能襄君于玉堂之上，还为他受李林甫权奸所谗毁而鸣不平。在文儒集团中，杜甫与房琯（洛阳人）、郑虔（荥阳人）等人最为交好，受房琯影响最大。为了替房琯辩护，他是拼了性命的，最后终被奸小排挤出朝廷。张说的“重道尊儒”思想与张九龄、房琯等人抗直刚正的品德，对杜甫的儒学思想和儒家的立身之道的影响很大。
开拓诗歌疆域的边塞诗派。盛唐时代的边塞诗派的诗人，大多是少有壮志、许身报国的人物。他们将边塞壮丽的景象和将士的报国热情表现在诗歌之中，将唐诗的表现领域扩展到塞外和大漠，形成了唐诗的一大亮点。边塞诗派的诗人大部分是河南人。如高适的本籍虽不是河南，可是自青年时期起就长期在河南的梁、宋地区生活。天宝三载(744)，杜甫曾与李白、高适一起游览梁宋，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新唐书•杜甫传》），后来又在长安、成都多次交往。岑参（南阳人），也是杜甫故交，在长安时彼此就认识。杜甫曾与他和高适、薛据、储光羲等人一起登慈恩寺塔，登高赋诗。此外，中原的边塞诗人还有李颀（颍阳人）、崔颢（汴州人）等人，他们也有游历边塞的经历。其诗激扬风发，苍凉悲壮。杜甫的诗中有相当数量的边塞诗，如《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送高三十五书记》、《送韦书记赴安西》、《黄河二首》、《送人从军》等，皆有边塞诗派诗人的影响。
自然与社会和谐的山水田园诗派。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除了孟浩然外，大部分诗人都与中原有关。孟浩然主要描写的是南方的山水和田园，而王维等则主要地表现北方的山水和田园。王维的家乡蒲州（今山西永济）⑤，距东都洛阳较近，王维又曾在嵩山隐居、淇县做过官。他的山水田园诗，也受中原嵩山、太行等的山川风光与及盛唐时代中原农村的太平景象的影响极大。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成员，崔兴宗，王维内弟，在蓝田有东山草堂，与王维的别墅东西相对，与杜甫也有交往。祖咏是洛阳人，储光羲是唐河南道兖州（今属山东）人，他在河南的汜水任过官，他们的田园诗多有中原农村的生活景象。杜甫与王维等人在长安交往甚密，他曾到王维的西庄草堂去拜访过。至德初年，长安收复后，杜甫与王维、贾至、岑参等人一起同题奉和贾至的《早朝大明宫》诗，为一时诗坛之盛事。杜甫的有关山水和田园的诗篇，与中原的山水田园诗派的诗歌，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李白是独立于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之外的一大家。他的诗歌将边塞诗派之雄伟和山水田园诗派之清丽，兼而有之。李白曾经“十载客梁园”（《书情题蔡舍人雄》），中原地区的雄伟山川和浑厚纯朴的风土人情，对他的诗也极有影响。他的一些写黄河、嵩山、太行、华山的山水风情诗，极其雄奇壮丽，都得之于中原山川和风土之助。杜甫在天宝三载与李白交往，一同去游梁宋，受其人其诗极大的影响，之后，杜甫所写歌行也多了起来，诗风也渐浑厚雄健，这都与受到李白和盛唐中原诗人的影响有关。
（三）盛、中唐转折之际
关注社会人生的复古诗派。元结和他的《箧中诗》派的王季友、孟云卿、于逖、张彪等人，是一个中原土生土长的现实人生派的诗人群体。他们与杜甫有着相近的现实主义诗歌主张。元结，汝州鲁山（今属河南）人，少时事其从兄元德秀，深受元德秀儒行敦厚之风的影响。安史之乱后，由于平叛有功，被授予道州刺史之职。在任中招抚流亡，赈给灾民，颇有政绩。时道州为贼所焚破，又值上司催迫租税，赋《舂陵行》、《贼退后示官吏作》二诗，为民请命，上请减免百姓赋税徭役。杜甫得其诗而和之，作《同元使君舂陵行》，其序曰：“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宫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其诗中有云：“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圣畏后生。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贾谊昔流恸，
匡衡尝引经。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致君唐虞际，纯朴忆大庭。”高度赞扬了元结忧民疾苦的思想品德及诗有“比兴”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这里所指的“比兴”，用的是郑玄注的原义：“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见《周礼注疏》卷二三注）杜甫所谓的“比兴体制”是指此儒家“美刺”的诗学传统。杜甫将元结等十数公引为同道。元结所选的《箧中集》，其中所收的二十四首诗，多是反映民生疾苦和自叹不遇、贫困潦倒的人生悲歌，与杜甫的直面人生和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诗歌主张不谋而合。集中的七位诗人，多数是中原籍或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诗人。如王季友，孟云卿，都是河南洛阳人；于逖，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张彪，颍上（今河南新郑）人；元季川，是元结从弟，河南鲁山人；沈千运，本籍吴兴（今浙江湖州），后来长期寓居濮上（今河南濮阳市南），后归隐汝坟（今河南襄城）。他们是一个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关注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诗人群体。杜甫与孟云卿、张彪、王季友等人都有诗歌往来，关系密切。是共同的思想倾向和相似的诗歌主张，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中原现实主义的诗歌流派。
复兴儒学的古文派。贾至、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一批提倡儒学复兴的古文家，有着儒家文化的深厚传统。贾至是河南洛阳人，是盛中唐之际的一位儒学复兴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中，总结出安史之乱之所起，皆因是儒学衰微和边缘化的结果。他认为，正因为儒学的衰微，忠孝之道的缺失，才“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道宏，仁义之风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这确实是抓住了唐玄宗晚年迷信道教、不尊儒学的思想要害。儒学确实是维系社会人心稳定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这是对安史之乱产生原因最深刻的思想反思。与贾至倡导儒学的古文家还有萧颖士、李华。萧是颍川（今河南许昌）人，二人提倡宗经，强调文章要体现儒家的教化作用。萧颖士在《赠韦司业书》中说：“仆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婴心。”李华特别强调文章要体现“六经之志”、有“化人成俗，安危存亡”的作用，提倡“有德之文”，反对“无德之文”（以上均见《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独孤及是洛阳人，是提倡六经和儒家道德学说的另一位古文家。梁肃说：“肃仰公犹师，而申之话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学。且曰：‘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梁肃是陆浑（今河南嵩县）人，他继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后倡导古文，曾为韩愈的老师，《旧唐书•韩愈传》中称他“最称渊奥，儒林推重。（韩）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梁肃推崇两汉古文，强调“文本于道”（《祉阙李君前集序》），“操道德为根本”（《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志在“厚风俗，美教化”（《贺苏常二孙使君邻群诗序》）。梁肃“正是中唐古文运动中由萧、贾、独孤辈到韩柳之间的一座桥梁”⑥。这些以复兴儒学为志的中原古文家，在精神上与杜甫一生奉行儒学并身践力行儒家仁政爱民思想，以复兴儒学为任的志向，是相一致的。他们“文本于道”的文学观，也与杜甫“法自儒家有”（《偶题》）的诗学思想同一机杼。
（四）中晚唐时期
杜甫的诗歌，千汇万状，地负海涵。对中晚唐诗人，尤其是对中原地区诗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影响大约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现实主义通俗诗派。中原河南籍的诗人元稹（洛阳人）、白居易（河南新郑人）、王建（郡望颍川，今河南许昌人）等提倡新乐府运动而形成了一个以直面现实人生的通俗派诗人群体。元、白首先打出杜甫这面旗帜，意在发扬光大杜甫的“即事名篇，复无依傍”的新题乐府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反映当时之时事，为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诗歌主张服务。其目的是“补察时政”、“救济人病”（均同上），揭露和批判统治者剥削的残酷和暴虐，反映民生疾苦，“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并希望通过古代乐府采诗的方式，以观民风，上达下情，以引起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重视。其诗歌的形式通俗易懂、易于传播。他们写了许多乐府诗和新题乐府诗，希望能够播之管弦，传之人口。这些诗发扬了杜甫“三吏”、“三别”等的叙事功能和语言通俗的特征，及时地将现实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充分体现了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诗歌的政治功用。晚唐诗人聂夷中（今河南沁阳人）、于濆，籍贯京兆（今陕西西安），曾在泗州为官，后弃官寓居尧山（在今河南鲁山县）。这些人也属反映社会民生的通俗诗派。他们继承了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写出了大量的语言平易，通俗易懂的揭露贫富不均、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诗歌，以体现一个有良心的诗人关注民生的仁爱情怀。以上是继承杜甫之直面人生的写实诗派。
张扬个性的奇险诗派。以韩愈、孟郊为首，以李贺、贾岛、卢仝、马异等人为中坚的奇险派和苦吟派诗人群体，继承了杜甫刻意创新和锤词锻句的创作传统。以韩愈（今河南孟县）、孟郊为首的险奇派诗人，一眼觑定杜甫诗歌惟在奇险处尚有可推广，故“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瓯北诗话》卷三）。杜甫有些诗歌奇气横生，险绝之境，令人称叹。如“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戏为双松图歌》）、“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这些险奇的诗句和诗境，正是韩、孟和李贺（今河南宜阳）、卢仝（祖籍范阳，后迁家河南洛阳）、马异（河南洛阳人）等人，所刻意追求的。至于杜甫的五古中用语奇僻的拗句、险韵也为韩、孟所喜于摹仿，以驰其才。他们力求在奇险的意境和语言的创新方面，力拓出一片新天地。李贺、贾岛等呕心沥血苦吟，劳心费神推敲，以求造语新奇，与杜甫晚年对诗歌的“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七）与“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也是一脉相传的。
继承典雅传统的瑰奇雅正派。此派诗人与中唐的通俗派与奇险派可谓是鼎足而三。其诗主要取杜甫典雅宏丽之风，诗风健举，意象瑰奇，且用语典则雅正，气象雍容。张为《诗人主客图》中称之为“瑰奇美丽主”的武元衡，被称之为属于瑰奇派的领袖。武元衡是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人，在宪宗朝两度为相，领袖群伦。《唐诗品》评其诗“词锋艳发，如青萍出匣，所向辄利；意度鲜华，如芳兰独秀，采思绵绵。五言长调，当时竟称绝艺。其在元和诸子，自权相（指权德舆）而下，丰美孤高，此当独步。”在“瑰奇美丽主”的旗下列有刘禹锡、赵嘏、许浑等诗人。刘禹锡，洛阳人，早年参加永贞革新，被贬远州二十多年，曾任夔州刺史，受当地民歌《竹枝词》的影响，其诗与杜甫的夔州绝句一样，词意高妙，多有变调，深得民歌之精髓。其律诗“以工部为宗”（《老生常谈》），七律尤工，“典则既高，滋味亦厚”（《蔡百衲诗评》），有人认为，其“诗格高，在元白之上，长庆以后诗人皆不能及”（《瀛奎律髓》卷四七）。赵嘏、许浑，皆善律诗，为中唐律诗的翘楚。赵嘏七律清丽挺拔，声皆浏亮，语皆俊逸，多有佳句。其“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长安晚秋》）句，极为杜牧所称道。许浑早年家于洛阳，晚年迁居丹阳（今属江苏），亦善律诗，长于偶对。其集中五百余首诗中，除了绝句，其馀全部是律诗⑦。他的七律工稳流丽，“以精密俊丽见称”（《唐诗品》），其诗中精品不在李义山、温飞卿、杜牧以下。其七律第七句，多有“仄平仄”者，人称为“丁卯句法”，其实这是从杜诗中学来的。这派诗人深得杜甫律诗典则雅正之真传，故独自可成一派。河中（今山西永济）人杨巨源属《诗人主客图》中的“清奇雅正派”的诗人，其诗名与刘禹锡相埒。王夫之评他的七言诗，谓其“平远深细，是中唐第一高手”（《唐诗评选》卷四）。有的诗家认为，杨巨源与刘禹锡同为杜甫七律的传人：“余谓七律法至子美而备，笔力至子美而极。后此如杨巨源、刘梦得甚有工夫。”（《贞一斋诗说》）
绵密绮秀的婉丽派。晚唐诗人李商隐（今河南沁阳人），全面继承发扬了杜甫婉丽风格和追求声律完美、对仗精工的七律艺术，并写得更加寓意深邃、绵密精致，是晚唐继杜甫之后的律诗大家。后人评曰：“善学少陵七言律，终唐之世，唯义山一人。胎息在神骨之间，不在形貌。”（《读雪山房唐诗序例》）因其诗与温庭筠词“皆缛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李义山诗集》），故史称“温李”。二人皆发挥杜甫绵密婉丽风格之部分，形成了晚唐的婉丽一派。然二人风格也有区别：“义山七律，得于少陵者深，故秾丽之中，时带沉郁”；“飞卿华而不实”（《岘傭说诗》）。
杜甫在唐代诗人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除了承继了从《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以至初盛唐的诗歌优秀遗产外，还主要继承了初盛唐中原诗人各派的优秀传统，尤其是中原诗歌的直面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启了中晚唐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写实诗风及对诗歌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使唐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杜甫的承前启后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将史家的意识和眼光，融入诗歌创作。杜甫继承和发扬了唐代中原史家如元兢、刘知几等人的史学精神，以贞观盛世的精神，以史为镜、以仁治国，以民为本，渴望实现一个“贞观之治”一样的和平安定的多民族团结如一家的和谐社会。他发扬了史家“实录直书”的写实精神，直面现实人生，弘扬中原文化的现实主义精神，并以史笔写诗，以文入诗，以叙事入诗，以史赞议论入诗，以“诗史”的意识，以写实的手法，以叙事为主创作了大量的新题乐府诗和将叙事、议论、抒情相结合的咏怀诗。
（二）继承唐代宫廷诗人的雅文学传统，大力创作律诗。律诗是在应制诗的体制中产生的。经过杜甫的改造和发展，律诗从应制的狭窄范围中解放出来，将雅与俗结合起来，用来表现广阔的社会现实内容和抒发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充分发挥了诗歌的“兴、观、群、怨”社会作用。杜甫对律诗进行了全面的艺术提升，尤其是对七律的成熟和定型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杜甫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也是多方面的。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原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同时对盛唐诗歌的各个流派的艺术成就进行全面吸收。他与各流派的诗人广泛接触。他与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高适、岑参、田园山水诗派的王维、储光羲、祖咏、裴迪等人都有过交往或诗篇唱和往来，与客居中原的浪漫派的大诗人李白交情甚笃，曾有一段的难忘的交游。这些对他前期的诗歌创作，有很深的影响。他诗歌中就有不少涉及边塞、山水田园方面题材的诗歌。在他早期诗歌中也充满着盛唐时代的富有理想主义浪漫色彩，深受李白等盛唐诗人的影响。
（四）杜甫的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并不是孤立的。在盛中唐转折之际，中原同样存在着一些与杜甫诗歌主张相近的诗人群体。这就是元结等人的“箧中集”现实主义诗人团体。杜甫与元结、沈千运、孟云卿、王季友、张彪等人写真实的诗人声气相应，形成了唐代转折时期的一个现实主义诗歌流派。
（五）杜甫的复兴儒学的思想，也是源头有自的。他信奉儒学固然有他自己的家庭背景和家学渊源，但也与唐代中原的儒学复兴势力的兴起有密切关系。他与张说提倡“尊儒”的思想和贾至、李华、萧颖士、独孤及等古文家振兴儒学的主张不谋而合。他诗歌中儒家的仁政爱民的思想及他本人对儒学信念的身体躬行，对中唐韩愈、李翱等人以复兴儒学为主旨的古文运动起着非常重要的思想先导作用。
（六）杜甫的新题乐府诗和其他反映民瘼、关注社会现实的诗篇，对元稹、白居易、王建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及晚唐五代现实主义诗人聂夷中、于濆等社会人生派的诗人起着重要影响。
（七）杜甫对诗歌语言千锤百炼，力求语言的出人意料的奇警效果，“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诗歌的追求。韩愈、孟郊、贾岛、李贺等人就是以立意和词语的警精、“惟陈言之务去”（《答李诩书》）、辞毕己出而著名。
为达此目的，甚至到了苦吟的地步。另一方面，以贾岛、姚合为代表的诗人，专以五律见胜，而李商隐等人则以七律见胜。他们继承了杜甫的对律诗千锤百炼，“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雕细刻创作精神，将唐诗推向内容与形式、节奏与声律高度和谐的新阶段。
（八）杜甫的诗歌中有典雅瑰奇的一面，也有绮旎婉丽的一面。中唐诗人武元衡、刘禹锡等人正是发扬了杜甫诗歌中典雅瑰丽的一面，形成了瑰奇一派；而李商隐等则继承了杜甫诗中绮旎婉丽的一面，形成婉丽的一派，他们多以律诗闻名。
中原的诗人和作家群体流派，几乎是唐代诗坛的缩影。因为唐代的主要诗人和作家的流派的代表人物，大部分是中原人或与中原地区有关。在唐代，中国文化基本分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两大地域文化。而以河洛为核心地区的中原文化，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北方文化的代表，是中国文化之源，它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吸纳性。但它与南方文化的不同之处是有着强烈关切社会人生的现实精神。求实务本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它的核心，而包容性、善于多文化融合是它富有活力表现。杜甫正是既坚持了它的现实人生态度，又发扬了它的多元融合能力的灵活性。杜甫善于学习、集纳众长，从而成为唐代诗歌集大成式的人物。中原诗人和作家群体，也和杜甫一样，既着重现实，又灵活多样，富有创造性，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应特别强指出的是，杜甫是中原文化精神的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是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原文化中关注社会人生的正视现实、务实致用的文化传统及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和勇于进取的创造精神，又将这些优秀精神传统传承不坠，开启了中晚唐诗歌的各种流派。而中晚唐的中原诗人，又率先从杜甫那里，各取所需，传承了中原文化的立宗开派的创造精神，从而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流派风格。
中原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禅书》）。现代考古证明，夏、商、周三代皆曾在河洛地区建过都城。东周以后，洛阳长时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儒家所尊崇的圣人周公旦曾在洛阳制过周礼⑧，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年轻时曾到洛阳向老子问过礼⑨。东汉至宋，洛阳一直是儒学的中心。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文化。除了儒家文化外，佛教文化、道家与道教文化也是中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诗歌方面，中原地区有着悠久的诗学传统。先秦时代的《诗经》，大部分诗歌都与中原有关。“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的乐府民歌，也多是中原地区的诗歌。这些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倾向的诗歌，一直为杜甫和唐代的中原作家所继承发展。
从杜甫的家学渊源来看，也有着浓厚的儒学和史学传统。他最服膺的十三世祖杜预，就是晋代的大儒学家和史学家，治《春秋左氏传》，他家世的“奉儒守官”的传统，一直赓续未断。所以关注人生的儒家观念及写真实的史学观念，成为了杜甫的思想基础。他引以为豪的祖父杜审言所取得的诗歌成就，也是激励他继承祖志的一个精神动力。
从现实的基础上来看，杜甫作为一个中原诗人，他的出现与唐代中原文化精神的兴盛及唐代中原诗人和作家群体的大批涌现有着密切的关系。杜甫继承和发扬了中原文化与中原诗歌的优秀传统，成了现实主义文化精神和诗歌集大成的典范人物。杜甫对他之后的中晚唐的诗人，尤其是中晚唐中原诗人群体的各种流派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唐代诗人和作家的中原独盛的现象，说明中原文化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而杜甫正是唐代众多中原诗人的杰出代表与中原文化精神的代表。
杜甫直面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诗风的形成与时局的转折和时代精神的转变有关，与他对前代诗风的选择继承有关，也与他同时代的一批志同道合的作家群体有关。以杜甫和元结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派首先出现于中原，并盛于中唐，也与中原文化一贯关注社会现实人生的文化传统有关。
杜甫是唐代一个划时代的诗人。他得风气之先，随着时代的转变，率先从盛唐时代的狂热的理想主义的浪漫风气中转向清醒的现实主义，扭转了诗坛的诗风。同时，他也认识到，律诗是唐代的一种新型的具有无限前途和生命力的新诗体。杜甫的后期以创作律诗为主，并将律诗发展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新境地，确立了中晚唐以后以律诗为主要诗体的新格局。
杜甫有自觉的创作历史使命感和开拓创新意识。历史使命感，使他坚持诗歌反映现实、关注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开拓了中晚唐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新局面；他的开拓创新意识，使他的诗歌风格多样，并对中晚唐诗人立宗开派的开拓创新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杜甫在唐代诗人中之所以能独领风骚，成为与李白齐名的大诗人，决不是偶然的现象，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条件有关。所谓天时，是杜甫既受到了盛唐时代精神的哺育，又经过唐代的社会巨变的苦难的生活经历；所谓地利，即指他出生成长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中原文化土壤和文化世族的家庭之中；所谓人和，即指他与唐代众多优秀中原作家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的中原诗人和作家之所以独盛，也有与杜甫大致相似的原因。
注释：
①参见新、旧《唐书》高适本传及刘开扬《高适年谱》，载《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
②参见陈铁民《王维年谱》，载《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
③关于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之说，详见《诗苑类编》，见《诗人玉屑》卷七引。
④韩成武说：“他（指杜审言）创作的五律、五排的声律合格率，在初唐诗人中雄居榜首，高达94%，超过李峤的85%、崔融的70%、苏味道的53%、沈佺期的85%、宋之问的83%。”（《杜甫新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5页）。
⑤《旧唐书•王维传》说：“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按太原祁（今山西祁县），是其祖籍；蒲州（即河东，今山西永济），是其出生地。
⑥见胡大浚《梁肃文集•前言》，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⑦参见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⑧《尚书•周书•康诰第十一》：“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孔颖达《正义》：“又云‘六年制礼作乐’，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诸侯。”又《通典》卷五三、礼十三、祀先代帝王：“周文公制礼作乐，垂范万叶，可祀于洛阳。”以上文献，皆说明周公的礼乐制度是在洛阳所作，并实施之。
⑨《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