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何以为“诗史”，宋代以下，说者纷纭，而其中有一种意见很可注意。宋人胡宗愈云：“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①此论认为杜诗详于自述个体人生经历、抒发主体情志，而杜诗所以为“诗史”，在于读者可以从诗人的“一人之诗”了解“一代之史”。这个看法，与那种将杜诗的诗史品质建立在“善写时事”、“实录”基础上的诗史观②相比，更为注重诗人的自我记述和主体表达，在历史上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充分肯定这一意见对理解杜诗“诗史”品质的意义③。
个人化、主观性的“一人之诗”，何以能令读者从中见出公共化、客观性的“一代之史”？胡氏本人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答，但自宋代以下，不少论者都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综合有关的意见可以看出，要实现“一人之诗”与“一代之史”的矛盾统一，无论诗人自述人生的方式，还是主体抒情的深度，都要达到某种特殊的要求；胡氏所代表的“诗史观”呈现出复杂的诗学内涵，与宋代以后逐渐增强的通过个体生活记录公共历史的史学风气，也有值得注意的联系。
杜甫的诗作，当然有“善写时事”、“实录”的特点，但就其整体的艺术表现格局而言，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胡氏诗史观的要求，这在其五古创作上有十分集中的体现。
一 “一人之诗”何以能见“一代之史”
胡宗愈的诗史观，表现出对传统“知人论世”说的新理解。《孟子·万章下》：“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东汉赵岐注云：“乃复上论古之人，颂其诗，诗歌颂之故曰颂，读其书者，犹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论其世以别之也。”孔颖达疏云：“如友天下之善士者为未足以极其善道，则又上论古之人，而颂歌其诗，看读其书，如此，不知其如是之人可以友也乎？然犹未知其人之可友也，抑又当论其人所居之世如何耳。”④可见，孟子“知人论世”的核心含义乃是“论世以知人”，即通过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来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但胡氏的诗史观，显然将“知人”与“论世”的关系，转变为“知人以论世”，即通过了解诗人来了解时代和社会。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是不是所有的“一人之诗”，都可以反映“一代之史”呢？
宋代以前的诗论家，在讨论诗人的个体抒情与时代社会之联系时，往往从儒家诗教观“观风知政”的角度来认识。孔子论诗，认为“诗可以观”（《论语·阳货》），《礼记·乐记》、《毛诗大序》都详细阐发了“观风知政”的思想，《礼记·乐记》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⑤《毛诗大序》所论与此接近。但由于《乐记》、《毛诗大序》“观风知政”的着眼点，在诗歌对政治状态的反映，因此对诗人抒情的方式与内涵都没有特别的要求，循此思路，即使是诗人最自然的饥寒之怨和温饱之乐，都具有知其政事之兴衰的意义。唐代孔颖达在解释《毛诗大序》“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时，对诗人的抒情提出了一些进一步的要求，他说：“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言天下之事，亦谓一人言之。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作诗道说天下之事，发见四方之风。”⑥这里的作诗之人，其一人之心，当是“一国之心”，他需要“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这显然对诗人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但孔氏此论并不十分流行。
胡宗愈所标举的“诗史观”，经过历代论者的阐发，对诗人个体叙事抒情的方式与内涵，都有了特殊的要求。在这种诗史观看来，能够概见“一代之史”的“一人之诗”，首先需要详陈个人之出处，通过个人小历史的详细记述，令读者从中了解天下之大历史。
晚唐孟棨《本事诗》称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⑦。此说认为，杜甫之为诗史，既源于对大历史的“推见至隐”，也来自对诗人个体小历史的“毕陈于诗”。胡宗愈本人进一步明确指出，杜诗能将诗人的“出处、动佚劳息”，“一见于诗”。宋代李纲《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亦称杜诗：“自天宝太平全盛之时，迄于至德、大历干戈乱离之际，子美之诗，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此。”⑧
详陈个体人生经历，成为诗歌能知“一代之史”的必要前提，这种看法，在宋代十分兴盛的年谱和编年诗文集的编纂中，有很明确的表现。浅见洋二深入地分析了这些文献整理形式所蕴涵的文学观念⑨，指出“对于宋代文人来说，年谱及编年诗文集，一言以蔽之，也可说是一种‘论世知人之学’”⑩；这两种编纂形式，与宋人的“诗史说”有密切的关系，它反映出“时事”和“出处”是“诗史”的两个支撑要素。这一见解很有启发性，编纂年谱和诗文系年，当然可以使读者方便地了解作者的时代及其创作的背景，从而通过“论世”来达到“知人”的目的，这反映了“知人论世”观念的传统理解。另一方面，年谱和系年所体现出的对于诗人人生“出处”的细致关注，则是一个相当新颖的现象，这无疑体现了对于“知人”的进一步强调，和胡氏诗史观立足“知人”以“论世”的理论重心，颇多接近。
在年谱编纂和诗文系年中，那些充分记述人生出处经历的诗人的作品，受到极高的评价，被目为“诗史”，如邵长蘅《施注苏诗·例言》：“诗家编年始于少陵，当时号为诗史。少陵以后，惟东坡之诗，于编年为宜。常迹公生平，自嘉祐登朝，历熙宁、元丰、元祐、绍圣，三十余年。其间新法之废兴，时政之得失，贤奸之屡起屡仆，按其作诗之岁月而考之，往往概见事实。而于出处大节，兄弟朋友过从离合之踪迹，为尤详。更千百年犹可想见，故编年宜也。”(11)对于这类详于出处的作家与作品的推重，固然与年谱和诗文编年的编写追求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能概见“一代之史”的作品，所应具有的品质，即详于人生出处，对诗人个体的人生经历、交游都有详细的表现。
为什么详陈个体人生经历，能成为诗歌反映天下之大历史的前提和基础呢？如果把这种认识，放在宋代以下独特的史学风气中去看，就会获得比较自然的解释。
宋代史学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其中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通过个体人生经历记录公共历史的风气逐渐流行，集中表现在历史笔记的大兴和日记写作的兴盛。记录历史琐闻的笔记始自魏晋南北朝(12)，在宋代获得极大发展，这类笔记围绕私人生活与交游，以个人的亲历亲闻来记录历史事件。其出于私人交游与公余闲谈，于标题即可见之，如《春渚纪闻》、《渑水燕谈录》、《师友谈记》等等。笔记作者也对此有明确表示，欧阳修《归田录序》云：“《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13)又如《清波杂志》之作者在《自序》中说：“煇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岁晚遗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笔之，非曰著述，长夏无所用心，贤于博弈云尔。”(14)
历史笔记本是以记录轶事琐闻为主，记述的角度也是很个性化的，但宋人这类笔记却有大量关乎国家朝廷之公共历史的重要内容。如欧阳修《归田录》、司马光《涑水记闻》、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王明清《挥麈录》等都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史事。这主要是因为，宋代士大夫参政程度高，许多笔记作者有丰富的参政经历，士林交游，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有极密切的联系，朝廷人事、时政起伏，自然也是公余林下的谈资。私人生活和公共历史的密切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的史学风气。
宋人在日记的写作上，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日记可以从广义上归入笔记的范畴，但从狭义上讲，日记是以按时记录个人生活经历为核心，日记的写作虽非宋人首创，但写作风气之大盛，却是宋代的突出现象。南宋周煇云：“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簿，一时人才贤否，书之惟详，向于吕申公之后大虬家得曾文肃子宣日记数巨帙。虽私家交际及婴孩疾病，治疗医药，纤悉毋遗。”(15)北宋人日记多散佚，欧阳修英宗治平三年作有《丙午日记稿》，已散佚，今只存作于仁宗景祐年间的《于役志》。王安石日记卷帙亦夥，但今已基本散佚。从今存宋人日记来看，宋人之写日记多是记述一段人生经历，如欧阳修之《于役志》记述自己贬谪夷陵的经过，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记述自己贬谪宜州的经历。赵抃《御试备官日记》记述仁宗嘉祐六年自己为右司谏时，参与主持进士考试的经历。此外，如出使、行旅、游览，也是日记的主要记录对象，如徐兢《使高丽录》、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等。这些日记在记录个人人生经历的过程中，也记载了天下大政、山川风物、时事民情，体现出由个体的人生出处概见天下大事的特点。宋人日记中还有一类政治日记，很值得注意，其内容是记录入朝与皇帝应对时的谈话内容，欧阳修、司马光等都写有这样的日记，即《欧阳修私记》与《司马光日记》。这些日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其写作仍然离不开作者与皇帝之间不无个性化的应对，由于不同的作者之间，其在朝职任不同，与皇帝的关系不同，应对皇帝的环境场合不同，因此即使同皇帝讨论了同样的事情，彼此的记述还是有所不同。每个人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和个性化的角度出发，去记述天下大政，这是很可注意的现象。而且，有关的作者还认为自己的记述可备国史采录，例如《欧阳修私记》即以楷书认真书写，由此可以推断作者准备将它提供给朝廷(16)。
宋代历史笔记的大兴和日记的兴盛，体现出私人生活交游、个人出处与大历史的密切联结，这是宋代史学中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目前史学界对此的研究还不充分(17)。在这样的史学风气中，个体人生的详细记述，也就蕴涵着大历史被丰富展现的可能。基于这样的风气，胡氏诗史观对详陈诗人个体出处的强调，就并不令人感到突兀。
详陈个体人生出处，蕴涵了展现大历史的可能，但这种可能要变为现实，对诗人本身参与社会历史的深度还是有很高的要求。诗人不仅要经历丰富，而且在思想上要有深切的社会关怀，有深厚的主体情志。清人周济对此有很透彻的表达，他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渖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介存斋论词杂著》）(18)周氏明确指出，只有“见事多，识理透”的诗人，其感慨寄托，才能成为“后人论世之资”。宋人认为杜诗深具美刺、比兴的寄托之旨意，而明清时期的论者，则进一步将美刺、比兴与史家之褒贬联系在一起。明清之际钱谦益，就认为堪为诗史的作品，表达了作者对于“兴亡升降”的“感叹悲愤”（《有学集》卷一八《胡致果诗序》）(19)。
杜甫之被奉为“诗史”的典范，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一部分作品，的确体现了“善写时事”和“实录”的特点，但就其整体的艺术格局而言，则更与胡宗愈的诗史观相接近。杜诗在详陈个体人生出处的基础上，展现了社会时代的广阔画卷，表达了诗人感时忧世之情怀，深入地开拓了以“一人之诗”表现“一代之史”的艺术可能。对于杜诗精神气局与其“诗史”品质的联系，有关的论者多有论述(20)。但另一方面，杜诗也在艺术上深入开拓了将个体人生经历与社会历史相联系的表现方式，对这一点，有关分析则多失之简略。杜甫为数众多的五古创作，对此有集中的呈现，本文就尝试围绕杜甫五古的艺术格局，对这一问题做出分析。
五古在杜甫的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其艺术上承中古五言诗的多种表现传统。如果细致辨析，
会发现在题材的选择上，杜甫五古有很明显的侧重。
本文选择参照《文选》来观察杜甫五古的题材分布。这是因为，《文选》的诗歌分类大体能反映五言古诗在中古的主要题材类型，而唐代之五古与中古五言古诗之间有密切的继承关系，《文选》在唐代也有很大影响，杜甫本人就曾经提出要“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因此，参照《文选》来观察杜甫五古的题材分布，可以得到比较全面的认识。
通过调查统计，可以发现，杜甫的五古，最偏重赠答、祖饯、行旅三类题材，而对于咏怀与游览两类在中古时期比较重要的题材并不特别关注。这一题材偏重，如果与李白、王维、高适等诗人对比，就会呈现得更为清晰。李白、王维等人都重视赠答体、祖饯体，而李白对咏怀体也有很突出的继承，其《古风》五十九首是集中的体现；此外李白对游览体也比较偏爱。王维则比较偏重游览体，发挥了山水诗的传统。如果我们从都着眼交际的角度，将祖饯体并入赠答体的话，那么可以看出，赠答体的兴盛，是盛唐五古的突出特点，在这一点上，杜甫的五古与诗坛的普遍风气是一致的；但对咏怀体和游览体的相对疏离，对行旅体的偏爱则是杜甫颇具个性的地方。当然，杜诗的不少作品在艺术精神上有鲜明的咏怀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在表现形式上，都带有与赠答体和行旅体相融合的特点，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咏怀与赠答的结合，而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则是咏怀与行旅体的融合。杜甫晚年回忆人生的咏怀之作《壮游》、《昔游》以及《往在》等作品，也从广义上融合了行旅体的格局来表现回顾人生旅途的感慨。类似阮籍《咏怀》那种典型的咏怀体创作，在杜集中是比较少见的。
杜甫五古之偏爱行旅体，如果单纯从诗题上来看，并不容易看出这一点，因为有不少作品，但就诗题而言，并不容易确定是属于行旅，还是游览。在这一点上，还是应该从《文选》“行旅”与“游览”两类诗艺术内涵的差异来观察。
《文选》之“行旅”诗是以道路行旅为表现内容，虽然不少作品都有景物、山水描写，但这些描写，多是用于表现行旅中的独特感受，例如谢灵运《七里濑》之“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耀。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就表现了“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21)的漂泊之慨。“游览”诗则以表现游览为目的，其中的山水描写，侧重诗人对山水的精神领悟、对自然之道的体会，例如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刻画“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支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之景，而归结为“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22)之领悟。
杜甫五古中许多从诗题上看，似乎接近“游览”的诗作，就其艺术的内涵来看，则更为接近《文选》“行旅”一体。他对于山水的描写，很少着眼于自然之道的体悟，而更多的是与记述人生行事和情感经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漂泊西南的过程中，他写了不少典型的行旅体作品，如入蜀的二十四首纪行诗。此外，行旅艰辛的慨叹，客子漂泊的意识，普遍地贯穿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使许多记述了他生活经历、日常行踪的诗篇，都呈现出“行旅”体的品格，如《泛溪》(23)、《南池》、《客居》、《客堂》、《上后园山脚》等等。杜甫晚年回忆人生经历的《壮游》、《昔游》、《往在》等作品，虽然以“游”命题，但其内容是记述人生经历行程，更为接近《文选》之“行旅”体。因此，从总体上看，可以说杜甫的五古对“行旅”体的继承，超过了对“游览”体的接续。
咏怀体和游览体两类题材，从中古诗歌的表现传统来看，其独吟化的色彩比较强烈，这与注重交际的赠答体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我们这里所说的独吟，是着眼于诗歌本身的表现品质，而非其创作功能，咏怀体偏重个体怀抱的书写，从表现品质上看，交流的色彩比较淡薄，阮籍的《咏怀》所形成的“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就是突出的表现，至于创作功能上，这样的作品是否意在独吟而非交流，现在由于文献材料的缺乏，我们已经很难判定，也许在当时，这类作品存在特定的交流欣赏环境，但这在今天已难以考知，我们只能从其表现特征上，感到其交流的用意比较淡薄，与赠答体鲜明的交流特征判然有别。游览体，孕育于东晋南朝以来的山水诗创作传统，其精神旨趣在于“澄怀观道”，对外在山水的表现，指向对“道”的体验，与赠答体着眼现世人情的交流相比，其艺术上的独吟性也是很突出的。杜甫五古对这两类题材的疏远，反映出他对独吟性题材的一种微妙的疏离。我们再来看他所偏爱的行旅体，这类题材，通过个人道路辗转的具体经历，书写世路奔波的内心感慨，虽然有很强的咏怀特色，但由于具体道路情状和人生经历的介入，使得诗意的呈现比较清晰醒豁，没有晦涩朦胧的特点，因此也使读者易于理解，其在表现品质上是倾向于交流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杜甫的五古在题材上，偏重于交流性而疏离独吟性。
在后世读者的心目中，杜甫是一个寂寞的诗人，他的“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无不留给后人寂寞而孤独的形象，然而从他自觉选择的创作方式上，他又在努力地向人倾诉，追求心灵的交流，这种矛盾性，正向我们揭示了杜甫诗歌艺术格局的独特。下面，我们来进一步观察，杜甫五古在赠答和行旅两类题材上，相对于中古诗学传统的继承与变化。
杜甫五古有大量的赠答体，这反映了盛唐诗坛一种普遍流行的创作风气。盛唐时期，古体与近体一样呈现出繁荣的状态，而其中五古赠答体又最吸引作者的兴趣，李白、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储光羲等人都有大量的五古赠答体作品。如果我们将盛唐诗坛与此前的初唐诗坛和此后的大历诗坛作一对比，就会发现，五古赠答体的兴盛，是盛唐诗坛十分独特的现象。这体现了盛唐诗人怎样的诗学追求呢？通过考察，本文认为，这与盛唐诗人追复“建安风骨”，复兴“建安体”有很密切的关系，要说明这一点，还要回到赠答体在中古诗歌中的艺术传统。
关于赠答体的艺术表现传统，胡大雷、梅家玲等学者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本文希望进一步讨论的，则是建安时期的赠答诗在赠答传统中的独特意义。从艺术渊源上看，赠答体源自“临别赠言”的传统。这个艺术渊源奠定了赠答诗两个十分重要的表现内容：其一是劝励勖勉；其二则是倾诉离别相思之情。建安赠答诗，当然也离不开这两方面的内容，如刘桢《赠从弟》乃寄托勉励之意，而曹植《赠白马王彪》更是对临别相赠之意的深入阐发。然而建安时期的赠答诗表现出丰富的情感交流特征，诗人的情感抒发，始终期待着回应与交流，而不曾偏向个体化的倾诉与化解。
作为赠答艺术传统的两个重要主题，劝勉与倾诉离情，虽然从内容上看有很鲜明的交流特色，但在实际的创作中，诗人并不总是能够充分展现情感交流的抒情内涵。如劝勉一体，往往是作者单方面表达，《诗经·大雅·崧高》等作品即流露出这样的特点。西晋以后，赠答体中有不少表达颂美之意的作品，在艺术上也以作者单方面颂扬为主，有些作品因此稍显呆板，如傅玄《又答程晓诗》，潘岳《答傅咸诗》、《答陆士衡诗》，陆机《赠顾交阯公真诗》等。西晋以后，有些赠答体作品以自述怀抱为主，如陆机的一些作品，这也有单方面倾诉的特点。
倾诉离别相思之情，是赠答体诗作的重要内容，而一旦诗人在赠答之作里，集中渲染这种离别的情绪体验，就往往走向诗人的自述怀抱，而远离现实人情的具体交流。中国古典诗歌里相思离别主题的书写，往往从具体的人情深入为一种生命领悟，是诗人深心幽微的呈现，这样就在艺术上淡化了情感交流的特征。建安的赠答诗中有表达离别相思之意的作品，而两晋时期的赠答诗，有不少集中渲染离情别意的作品，如陆机在这方面就有突出的表现，他的《赠弟士龙诗》围绕兄弟别情反复渲染，其“我若西流水，子为东峙岳。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24)之句尤为人所脍炙，此外如《赠冯文罴》、《于承明作与弟士龙诗》都深刻地书写了内心的别情。西晋以后的诗人，还常在赠答诗中以玄理来观照人生的离别与无常，形成注重理趣的特点，这也使诗作在情感的交流性上有所削弱，如郭遐周《赠嵇康诗二首》其二：“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天地有明理，远近无异同，三仁不齐迹，贵在等贤踪。……愿各保遐年，有缘复来东。”(25)类似这样非常注重理趣的作品，还有许多，如嵇康《答二郭诗三首》、嵇喜《答嵇康诗四首》等。这些作品中的理趣，使情感交流的抒情浓度有所削弱。
值得注意的是，以四言写成的赠答诗，往往较之五言赠答诗更加淡化情感交流的内涵，如非常有名的嵇康《赠秀才入军》，其中对嵇喜之形象的刻画风神超迈，但言及彼此的情感交流，则或落入“佳人不在，能不永叹”(26)的浮泛之笔，或以“郢人逝矣，谁与尽言”(27)之理趣来刻画内心之惆怅，对双方情感交流之表现，比较单薄。此诗是四言赠答诗中的上乘之作，尚且存在上述问题，其他作品的问题就更为明显。与四言相比，五言长于抒情，但如上所述，西晋以后赠答体五言诗在表现情感之交流方面，也出现某种淡化与削弱的倾向。
由此再反观建安时期的赠答诗，就会清晰地感受到其中浓郁的情感交流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建安赠答诗抒写知己之相思，并不着力渲染离情别绪本身，而是注重表现引发相思的具体情事与人生经历，如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中有许多内容在追忆彼此欢聚的往昔经历，如：“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众宾会广座，明灯熺炎光。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金垒含甘醴，羽觞行无方。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大康。四牡向路驰，欢悦诚未央。”(28)诗中细腻地记述往昔欢会之情状，以此抒发内心之思念，这就很容易唤起感情之共鸣。其二中甚至细致地回忆“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追问何时会，要我以阳春”(29)；其四则回忆“明月照缇幕，华灯散炎辉。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君侯多壮思，文雅纵横飞”(30)。这些都无疑会在被赠者心中唤起亲切的情感。刘桢还细致地刻画自己做诗相思时的具体环境，其三云：“终夜不遑寐，叙意于濡翰。明灯耀闺中，清风凄已寒。”(31)诗句可以使被赠者真切感知诗人相思之情状。又如刘桢《赠徐干》：“谁谓相去远，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无由宣。思子沉心曲，长叹不能言。……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32)诗中写对知己之思念，具体地刻画了“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的特殊处境，这样就使相思之情的传达避免概念化，而便于引发情绪的交流。类似这样的作品，还可举出曹植《赠丁翼》，而其名作《赠白马王彪》细致地刻画别离之情境，也同样传达了内心渴望情感之交融的内在波澜。
其二，建安赠答诗还以忧念时事、慷慨悲歌的旋律来烘托知己相惜、剖肝输胆之情。建安诗歌所书写的多是时事之悲，而以时事的动荡来反衬人生得一知己的珍贵，往往能更深地传达情感的相互依恋。我们读建安赠答诗，能深切体会其中知己之情血肉相连的感觉。这一点，曹植的赠答诗传达得最为鲜明集中，曹植在愤激时事中表达对友情的执着与依恋，如其《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文昌郁云兴，迎风高中天。春鸠鸣飞栋，流飙激棂轩。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实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玛璠美，积久德逾宣。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33)这首诗以愤世之情，写亲交之意，对友情的眷恋与对时事的讥刺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抒情格局在《赠白马王彪》中有充分的展开。曹植还以深刻的时事之悲写对友人之眷念，如《赠丁翼》写到“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垄，农夫安所获”，由此申发“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思慕延陵子，宝剑非所惜。子其宁尔心，亲交义不薄”(34)之心曲。这些都是很能增进情感之交流的抒情方式。
建安时期的赠答诗，其注重情志之交流的艺术内涵，在其后两晋南北朝的赠答诗创作中趋于弱化。而盛唐诗坛的赠答体五古，则表现出对这一艺术品质的自觉继承。如李白、王维、高适等人的作品，都体现出这方面的特点。这应该是盛唐诗人学习建安诗歌的一个重要体现。目前，学界对盛唐诗人接受“建安风骨”的研究，多着眼于精神气质的接受，但这种理解或许稍失肤泛。王维称赞其友人綦毋潜“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别綦毋潜》），其中特别揭出“建安体”这一体式概念，因此盛唐人对于建安诗歌的取法，应该也着眼于具体的创作方式与体制。这在赠答体五古的创作上，有相当集中的体现。
杜甫对赠答体五古的热忱，与盛唐诗坛的普遍风气是一致的。而他对建安赠答诗的情感内涵有着更为深入的体会，在艺术上也胎息变化得更为深透。提到建安作者，杜甫特重曹植与刘桢两人，所谓“气靡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特重曹、刘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从赠答体的写作来看，曹植、刘桢在这方面的传世作品最多，写得也最为成熟，对建安赠答诗的交流特征表现得最为充分，杜甫心仪二人，应当也是艺术默契的流露。
杜甫的赠答体五古，对情感交流性的传达十分充分，如他的送别诗，很注重表达赠答双方共同的经历体验，不泛诉相思离情。如《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安用穷荒为。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脱身簿尉中，始与箠楚辞。借问今何官，触热向武威。答云一书记，所愧国士知。人实不易知，更须慎其仪。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达，足以慰所思。男儿功名遂，亦在老大时。常恨结欢浅，各在天一涯。又如参与商，惨惨中肠悲。惊风吹鸿鹄，不得相追随。黄尘翳沙漠，念子当何归。边城有余力，早寄从军诗。”在这首作品中，诗人与被送行的高适互诉心曲，议论时事，内容丰富，表达十分具体细腻。此外如写给李白的赠答诗等，都很具体，抒情因而体现得很深挚。浦起龙曾经很称赞杜甫之赠行诗，认为不作一赠行语，其实杜甫所不屑为的是赠行之套语与模式化的抒情，而善于写具体之情事，有很强的情感交流之特征。
杜甫还深刻地继承了建安诗歌通过时事之悲来反衬知己情深的表现传统，他的赠答诗深刻地表现了安史之乱的社会动荡，而这一时事背景，烘托了诗人自己对知己的眷恋之情，如《赠卫八处士》就是最集中的体现。正是在这一点上，杜甫对建安赠答诗的继承最为充分与深入，也是他与盛唐其他诗人颇为不同的地方。
四 行旅体：自我人生经历与时事的细致展开
杜甫五古对行旅体的继承十分深入，他最著名的两首长篇五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都是出之以行旅体。在漂泊西南的后半生，他的五古，更广泛地体现出行旅体的艺术影响。
《文选》之“行旅”体作品，在表现道路艰辛、行旅漂泊中，贯穿了不同的精神旨趣，其一指向现实政治的失意，例如潘岳《河阳县作》、《在怀县作》，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等就表达了政治失意，远离王畿，远宦漂泊的落寞心绪；在这类作品里，代表政治中心的京城，才是诗人精神上的故乡，而卑官远宦，则唤起诗人远离精神故乡的失意。这类作品有时也会写到对现实故乡的思念，如潘岳《在怀县作》云：“愿言旋旧乡，畏此简书忌。”(35)但这主要是为了进一步烘托政治漂泊的失意。
行旅体的另一旨趣，则是着力表现远离故土的失落，进而从人生漂泊之悲引发离尘避世的愿望。陆机《赴洛诗》、《赴洛道中作》，谢朓《京路夜发》等作品，就着力刻画远离故土的行旅漂泊之悲；谢灵运《道路忆山中》则表达了对故居栖息之乐的无比留恋：“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得性非外求，自已为谁纂。”(36)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则从别离故土、远宦漂泊，书写了身陷尘网的无奈，表达了追求真朴、不违素心的愿望。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桥》则从“旅思倦摇摇”，表达了对“沧州趣”的向往。这类作品，充分强调现实故土之为精神情感归宿的象征意义。
杜甫对行旅体的继承，有明显侧重，他主要承继了以行旅来抒写政治失意的表现传统，而对因羁旅漂泊而怀恋现实故土、进而生离尘避世之愿的表现传统，并未有明显的继承。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来印证。杜甫两首著名的长篇行旅体五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都以回家为全诗行文之线索，诗人一步步走近他现实中的家园，但诗作最深切的痛苦则表现为《自京》中与皇帝咫尺天涯的无奈，以及《北征》中越来越远离朝廷的悲哀。这无疑体现出杜甫对以行旅来书写政治失意的表现传统的积极发扬。
这个传统，从精神内涵上讲，可以包含复杂的时事社会思考，以及对人生命运的反思；从叙写内容上，也可以较多展现诗人个体的人生经历，备述道路艰难，其表现内容是比较丰富的，然而在中古时期，这些内涵并未得到充分的展现，杜甫则踵事增华，激扬其波，他的《自京》与《北征》，不仅细致地刻画了道路艰辛，而且把忧念时事的慨叹书写得波澜起伏，从中深刻地揭示了“乾坤含创痍”的社会状况。
杜甫漂泊西南时所写下的作品，把行旅体的这一传统，发挥得十分充分，他在入蜀道路上创作的二十四首纪行诗，细述道路艰险，刻画如绘。他也时时流露羁旅漂泊的失意，如二十四首纪行诗中，屡屡言及故乡渺远的痛楚，如《赤谷》“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五盘》“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成都府》“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客子”、“客寓”也屡屡现之于笔端，这当然体现了对故乡的思念，但这种思念与对朝廷的眷恋，对时清世晏的政治期盼联系在一起，因此是政治失意的共鸣、忧念时事的深化，而并未导向厌倦尘网的离尘避世之叹。
如果从诗歌的表现品质来看，行旅体中着重表现政治失意的传统，能更多地容纳个体人生经历、政治社会之内容，情感内涵也可以更细致；而着重表现厌倦尘累、愿依本性素志的传统，则更多地具有人生反思的品质，不太容易承载更多的社会历史内涵。简言之，后者更为内省，追求简洁中的深刻；前者则追求丰富中的深沉。杜甫五古对行旅体的创变，则是将这种丰富中的深沉，做了极为充分的发挥。
五 赠答行旅与“诗史”品质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赠答与行旅构成了杜甫五古最核心的题材，杜甫不仅偏爱这两类交流性强的题材，而且在创作中，将其交流性的内涵做了更充分的发挥，这使得诗人的自我表达，可以较多带有外向的、公共性的品质，从而令读者在诗人个体的人生经历、交游行旅之中，更多地读出时代和社会的内容。
本文在前面提到，胡氏的诗史观，倘若置于宋代历史笔记、日记写作之风大兴的史学风气里去理解，就会感到非常自然。有趣的是，杜甫五古偏重赠答与行旅，正与宋人历史笔记、日记之偏好的内容接近，赠答体诗作产生于私人交游，而宋人的笔记本身就立足私人交游与闲谈；行旅体诗作记述人生行旅，而宋人的日记，往往是以人生的一段行游经历为记述对象。交游与自我人生历程的记述，是宋人笔记、日记的核心内容，这与赠答、行旅二体的表现对象相当接近。杜甫五古有不少刻画人物之作，如著名的《八哀诗》，刻画八位当世英杰，尽管英杰俱为古人，但杜诗之刻画，还是出以赠答笔法，其序云：“伤时盗贼未息，兴起王公、李公，叹旧怀贤，终于张相国。”可见，这些英杰，不仅是时贤，亦是故旧。杜甫命笔之间，多关合自身与之交游的经历感受，例如《赠左仆射郑国严公武》述严武事迹，诗中不仅表达了深挚的知遇之情，而且记述自己入严武幕的经历所见，从中写出严武忠义之状：“记室得何逊，韬钤延子荆。四郊失壁垒，虚馆开逢迎。堂上指图画，军中吹玉笙。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时观锦水钓，问俗终相并。”浦起龙指出：“‘堂上’以下，推明其忧国报主心事，俱从历历亲见处写。”(37)《赠太子太师汝阳王琎》中也回忆了自己受知于王琎的经历，所谓“晚年务置醴，门引申白宾。道大容无能，永怀侍芳茵”。《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则回忆自己受其恩遇，从游历下的经历：“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论文到崔苏，指尽流水逝。”至于《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所写之苏源明、郑虔，与杜甫情为莫逆，故两诗亦有浓厚的赠答笔意。《赠太子太师汝阳王琎》之结句云：“旧游易磨灭，衰谢增酸辛。”而此八哀组诗，正萦绕着“旧游磨灭”的巨大感伤，其命笔之处，不徒叙故实、道履历，亦所以怀旧追昔，以私人交游赠答之眼光，记述英杰之立身大节。这与宋人历史笔记据交游、述行事之笔法，不无近似之处。
五古只是杜甫诗歌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作品，已经生动地体现了杜甫如何将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天下之大历史相联系的努力。诗歌与历史的关系，是中外诗学所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不同文化传统的诗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与该传统的历史意识与诗学追求有密切的联系，而杜诗之为“诗史”的艺术与史学渊源，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揭示了中国诗学与史学的丰富性，以及这两者在诗歌中的微妙联结。
注释：
①《成都草堂诗碑序》，（宋）鲁訔撰、（宋）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
②宋代以后论者多从“善写时事”、“实录”等角度看待杜诗之“诗史”品质，如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甫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王得臣《麈史》“予以谓史称子美为‘诗史’，盖实录也”。有的论者指出，杜诗之“实录”已经深入到揭示历史情状的层面，如宋代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指出：“李光弼代郭子仪，入其军，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军晦光彩，烈士痛稠叠。’前人谓杜甫句为‘诗史’，盖谓是也。非但叙尘迹、摭故实而已。”也有一些以杜诗考证史实的机械做法，如《古今诗话》记载宋真宗问侍臣唐时酒价，侍臣以杜诗作答。这些意见，立足史之“实录”特点来看待杜诗的“诗史合一”，其本身存在着忽视诗歌之特质的问题，自宋代以来，就不断受到批评，如明代杨慎认为：“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升庵诗话》卷一一）
③孟修祥认为胡宗愈的意见注重杜诗的抒情功能，宋祁、蔡居厚的意见注重杜诗的叙事功能，两者的紧密结合，构成了杜诗“诗史”最为突出的特点（《杜甫“诗史”说考辨》，《殷都学刊》1996年第1期）；胡大浚认为胡宗愈的意见“更能接近‘诗史’的要义”（《杜诗何以称“诗史”：关于杜甫研究的一桩公案》，《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0年第3期）。
④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⑤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第1077页。
⑥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毛诗正义》，第16-17页。
⑦（唐）孟棨等撰，李学颖标点《本事诗 续本事诗 本事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⑧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320页。
⑨浅见洋二《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334页。
⑩《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第318页。
(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3页。
(12)本文所说的历史笔记，指刘叶秋所说的“历史琐闻类笔记”，刘氏对于笔记的分类意见，参见《历代笔记概述》，
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13)（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01页。
(14)（宋）周烽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页。
(15)《清波杂志校注》，第238页。
(16)平田茂树对宋代的政治日记做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即参考其有关结论（参见《从〈欧阳修私记〉考察宋代的政治结构》，《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7页）。
(17)笔记在史学研究中多被视为史料来源，而对其本身蕴涵的史学体制、史学精神的研究，尚不多见。谢保成将唐宋之际以后开始出现的“记述琐闻轶事笔记的涌现”现象，称为史学的通俗化趋势，并做了集中的分析（参见《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112-1133页），但有关的研究还大有深入的空间。
(18)（清）周济著，顾学颉校点《介存斋论词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9)（清）钱谦益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00页。
(20)邓小军从诗人国身通一精神、良史精神、庶人议政贬天子精神、民本精神、平等精神等方面，对杜诗的诗史精神做出了分析，这是从精神气局角度对杜诗“诗史”品质所做的比较全面的剖析（参见《杜甫诗史精神》，《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21)（南朝宋）谢灵运著，顾绍柏校注《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22)《谢灵运集校注》，第112页。
(23)本文所引用杜甫之诗作，皆据（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89年版。
(24)（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7页。
(25)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7页。
(26)(27)《六臣注文选》，第447页。
(28)《六臣注文选》，第439页。
(29)(30)(31)《六臣注文选》，第440页。
(32)《六臣注文选》，第440-441页。
(33)《六臣注文选》，第442页。
(34)《六臣注文选》，第443页。
(35)《六臣注文选》，第491页。
(36)《谢灵运集校注》，第189页。
(37)（清）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