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的诗和神韵诗论在顺、康之际风靡海内，其地位和重要性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为文学史大书特书。而他的词、词论和词学批评的业绩却相对被人忽略了。其实，渔洋在词学方面的业绩有着决不亚于诗学的重要性。可是对他词学的研究，相比诗学却显得十分薄弱，迄今只见吴宏一《阮亭诗余和衍波词的著作年代》、李少雍《谈王士祯的词论及词作》、薛祥生、丁纪闽《略论王渔洋词的风格特征》、孙克强《王渔洋词论初探》、张纲《王士祯的词论主张及其创作实践》等五篇论文〔1〕。就所涉及的范围而言，举凡渔洋词集的年代、词论、 词作的内容、艺术特征等问题，吴、李二文已有翔实论述，可是比词作本身更重要（我以为是这样）的渔洋的词学活动，却直到张文也未予以应有的重视。而严迪昌《清词史》因限于篇幅，对渔洋的词学活动叙述得较为简略，一些有意义的内容，尤其是渔洋的词学批评活动未能涉及。因此，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渔洋的词学活动及其意义还是个有待展开的论题。
从现有资料看，渔洋在清初不仅是个极为时辈推崇的词作家，同时也是个活跃的词学批评家、填词倡导者。他是清代最早热心于填词的重要词人之一，编过词选，写过词话，还参订、评点过不少词集。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可以说是导致清词中兴的关键人物。顾贞观曾说：“自国初辇毂诸公，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香岩、倦圃，领袖一时。唯时戴笠故交、担簦才子，并与燕游之席，各传酬和之篇。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选者作者妍媸杂陈。渔洋之数载广陵，始为斯道总持。”〔2〕康熙十六年（1677）顾贞观、纳兰性德同选《今词初集》，采渔洋词13首，数量在87位作者中居第六，仅次于陈子龙（29首）、龚鼎孳（27首）、朱彝尊（22首）、李雯（18首）。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顺、康词坛的地位。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渔洋的词学活动及其对清初词坛乃至整个清词史的意义，并提出我对清初词史发展的一些粗浅看法，质正于海内外专家。
一、“诗余之人”与“诗余之地”：王渔洋的词学活动
要理解渔洋词作和词学活动的词史意义，首先必须了解清初词学的时代背景，即词学史的背景，质言之即王渔洋和同时代的词家面临着什么样的词学环境。由此而言，那么我首先要指出的是，赵宋以后，元代时兴北曲，导致宋代词乐有所失坠，王世贞所谓“曲兴而词亡”，“元有曲而无词”是也。邹祗谟也说：“自套数诸曲行，而昔时声依永之理尽失矣。”〔3〕明人专攻时文讲学，于填词一道殊乏名家。 以至到渔洋生活的时代，较他稍长的前辈还没有专门的填词大家，社会上作词的人则更少。这只要看看李渔《笠翁余集自序》的叙述即可知道。他说：
三十年以前，读书力学之士皆殚心制举业。作诗赋古文词者，每州郡不过一二家，多则数人而止矣，余尽埋头八股，为干禄计。是当日之世界，帖括时文之世界也。此后则诗教大行，家诵三唐，人工四始，凡士有不能诗者辄为通才所鄙。是帖括时文之世界变而为诗赋古文之世界矣。然究竟登高作赋者少，即按谱填词者亦未数见，大率皆诗人耳。乃今十年以来，因诗人太繁，不觉其贵，好胜之家又不重诗而重诗之余矣。一唱百和，未几成风，无论一切诗人皆变词客，即闺人稚子、估客村农，凡能读数卷书、识里巷歌谣之体者，尽解作长短句……。〔4〕
笠翁序作于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三十年前正当顺治初。照他所述，那时社会上还没有填词的风气。陈维崧在《任植斋词序》中回忆顺治七、八年间与邹祗谟、董以宁文酒之暇为小词的情景，也说“方是时天下填词家尚少”〔5〕。如此看来，顺治前期的十年，
填词一道还是颇为萧条的，其勃然中兴乃是此后三十年间的事。如果这一年代推断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要问，什么是当时词学中兴的契机呢？我的结论是渔洋在广陵的词学活动。渔洋在广陵数年的倚声酬唱以及与邹祗谟同操选政，不仅是渔洋毕生文学活动中最独特的部分，也是整个清初词坛最值得重视的事件。这一点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已加以肯定，现在需要的是对渔洋词学活动与清初词坛的关系作更细致的梳理，更充分的论述。
据顾贞观所述，清初领袖词坛的名家为龚鼎孳、曹溶，继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此所谓“吴越操觚家”我想应该包括武进的邹祗谟、陈玉璂、黄永、董以宁、董元恺，华亭的董俞，阳羡的陈维崧，吴江的徐釚，无锡的顾贞观，海盐的彭孙遹，秀水的朱彝尊，南通的陈世祥等人。诸子皆为一方名士，才甲乡里，又彼此倾慕，往来酬赠，确曾在江南扬起一股文酒弦歌之风。邹祗谟序黄永《溪南词》，谓其偕季弟与己辈数人“常为文酒之会，单词小令，悉被管弦。笔墨所至，皆有低徊宛转之思。”〔6〕黄永《二郎神·吴门感旧》词，何雍南评曰：“此艾庵为吴门金氏作也。时集数郡名妓征歌角艺，连宵达旦，一时名士云集，各有品题。”〔7〕尽管在这批词家中， 后来衍生出影响极大的阳羡派和浙派，但那已是康熙七、八年以后〔8〕的事了，而填词的时兴乃是在顺、康之交。下文我将说明，正是王渔洋直接扇起的填词风气，引发了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的群体创作，并同时在艺术精神上启迪了以朱彝尊为首的浙派的审美倾向。
有一点须在此提及，那就是当时社会上虽已颇盛行填词之风，但毕生肆力于词的专门名家并不多见。屈指同时代以词为专攻者，亦不过陈髯、董元恺、饮水词人三数人而已。杨岱序董以宁《蓉渡词》曰：“董子著书满家，天下称之。填词特董子余事耳。”〔9〕王渔洋也无非如此。他自己就曾对唐允甲说：“某之为此也，博奕犹贤云尔。”〔10〕邹祗谟序《阮亭诗余》则说：“诗余一事，于阮亭直雕虫耳。”〔11〕徐夜评《阮亭诗余》也说“斯固擅场之余事”〔12〕。“余事”正是彼时填词创作的一般状况，正像当时诗古文创作为举业程文之余事一样。这种状况理所当然地就造成当时填词总体水平的低下。彭孙遹《金粟词话》曾说：“长调之难于小调者，难于语气贯穿，不冗不复，徘徊宛转，自然成文。今人作词，中小调独多，长调寥寥不概见，当由兴寄所成，非专诣耳。”〔13〕“非专诣”，也就是“余事”的意思。我们谈论清初的填词，首先必须明确这样一个创作偶然性、业余性的大背景。
掌握上述词学史的背景，渔洋词学活动的性质就比较容易把握了。他毕生的词学活动，从主观上说纯属“余事”，而从客观上说则可以说是偶然。为使问题显得更清楚，以便下文作进一步阐述，我想先在此就自己考索的结果，列出渔洋词学活动的年表：
顺治十一年（1654）（大约） 以会试落第（顺治九年）里居，依《啸余谱》填词三十首，并和《漱玉词》若干首，编为《阮亭诗余》。自序云：“向十许岁，学作长短句，不工，辄弃去。今夏楼居，效比丘休夏自恣。（中略）偶读《啸余谱》，辄拈笔填词，次第得三十首。易安《漱玉》一卷，藏之文笥，珍惜逾恒，乃依其原韵尽和之。”〔14〕《和漱玉词》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之句，流传人口，京师有“王桐花”之目。（王晫《今世说》卷四）
顺治十七年（1660）春 赴扬州推官任。秋，邹祗谟至扬，与渔洋同选《倚声初集》。渔洋序云：“《花间》、《草堂》尚矣。《花庵》博而杂，《尊前》约以疏。《词统》一编稍撮诸家之胜，然详于隆、万，略于启、祯。邹子与予盖尝叹之。因网罗五十年来荐绅隐逸宫闺之制，汇为一书，续《花间》、《草堂》之后，使夫声音之道不至湮没而无传。亦犹古歌弦之意也。书成，命曰《倚声》。”后由大冶堂刊行〔15〕。未几，彭孙遹亦来，渔洋有《沁园春·偶兴》，邹祗谟、 彭孙遹各和韵二首。 （留松阁刊本《国朝名家诗余·延露词》尤侗序）
顺治十八年（1661）春，渔洋以公事客金陵，居故老丁继之家，听其闲话秦淮旧事，乃属好手为画《青溪遗事》画册，自题《菩萨蛮》八首，陈维崧、彭孙遹、邹祗谟、程康庄、
董以宁和之。（见《居易录》）同年，扬州女子余韫珠为绣仕女图西施浣纱、洛神、柳毅传书、高唐神女四幅，渔洋作《题余氏女子绣浣纱洛神图二首》（《渔洋精华录》卷二），并填《浣溪纱》（西施）、《解佩令》（洛神）、《望湘人》（柳毅传书）三词。彭孙遹以《思越人》、《伊川令》、《传言玉女》、《高阳台》调和之；邹祗谟用《西施》、《洛神》、《潇湘逢故人慢》、《阳台路》调和之，董以宁用《庆清朝慢》、《烛影摇红》、《双双燕》、《声声慢》调和之；，陈维崧用《伊川令》、《柳毅传书》、《高阳台》调和之，选调皆与题合。（见《池北偶谈》、《香祖笔记》）渔洋在广陵有《望远行·蜀冈眺望怀古》，邹祗谟有和韵之作。渔洋有《海棠春·闺词》四首，邹祗谟、彭孙遹同作，陈维崧、陈玉璂和之。
康熙元年（1662）六月十五日 渔洋与袁于令等名士泛舟红桥，作《浣溪纱·红桥同箨庵、茶村、伯玑、其年、秋岩赋》三首，诸名士皆和。（《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
康熙三年（1664） 孙默刻渔洋、邹祗谟、彭孙遹三家词，邹、彭二集有渔洋评。
康熙五年（1666） 与西樵同评校陈维崧《乌丝词》〔16〕。
康熙六年（1667） 孙默续刻曹尔堪、王士禄、尤侗三家词，皆有渔洋评。（留松阁刊本《国朝名家诗余》，下同）
康熙七年（1668） 孙默续刻陈维崧、陈世祥、董以宁、董俞四家词，皆有渔洋评。评宋琬《二乡亭词》，前有康熙八年己酉（1669）董俞序。
康熙九、十年间（大约） 在京就宋琬宅观剧，拈雪韵填《蝶恋花》词，汪懋麟有《宋荔裳观察招同梁大司农龚大宗伯王西樵阮亭诸先生寓园观剧达曙和阮亭先生韵》。（《百尺梧桐阁集》附《锦瑟词》）
康熙十二年（1673） 至十五年间
评曹贞吉《珂雪词》二卷〔17〕。
康熙十五年（1676） 评董元恺《苍梧词》十二卷。
康熙十八年（1679） 卓回辑《古今词汇》三编八卷，渔洋参订。
康熙二十八年（1689）四月 过宿章丘县同年刘渡家绣江园，题《点绛唇》一阕于壁。（《居易录》卷二）
纵观渔洋一生，填词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顺治十一年家居时的独自创作与司李扬州五年的游宴唱和，而他的词学活动却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八年他五十六岁时。蒋景祁《刻瑶华集述》说“王詹事阮亭精研诗格，《衍波》以后禁不作词”，今人每信其说，其实并不可靠。
通过以上年表，可以较清楚地看出渔洋词学活动在当时的意义。当顺治十一年他撰成极为时辈推崇（当时他还没有地位名望）的《阮亭诗余》时，陈维崧还只是偶尔在酒酣耳热之际戏为一二小词；而朱彝尊在顺治十年与陈维崧定交时尚“未解作词”〔18〕，他三年后随前辈词宗曹溶游岭表时作的《眉匠词》，后来尽数删弃。现存《江湖载酒集》中为数不多的少作，已是康熙三年游云中时所为。小长芦钓师步入词坛之际，恰是渔洋抽身之时。这真是个耐人寻味的历史交接，于是渔洋客观上就成了连接由明入清的三大家（吴伟业、龚鼎孳、曹溶）与陈（维崧）朱（彝尊）双雄的桥梁。
如果渔洋只是个普通的词人，或只是自得其乐地填他的词，那么他就只能在《今词初集》或《瑶华集》中留下个不会引我们格外注意的名字，而康熙词坛或许也就没有那云蒸霞蔚的填词风气了。历史选择了他，天时、地利、人和的绮城扬州造就了他，把他推到一个独领清初词坛风骚的位置。
自隋代大运河开通以来，广陵就成为水陆要津，唐有“扬一益二”之称，宋有“淮左名都”之号，清代更成为盐运要枢，蚁聚众多富商豪贾，号为烟花之场，最是销金之窟。渔洋赴任的顺、康之交，扬州城内包括附近郊县寓居着一批相当有名的风雅才俊之士，如土著的吴绮、宗元鼎昆季、汪懋麟昆季、冒壁疆父子、孙枝蔚、陈世祥及流寓的陈维崧、孙默等。渔洋以少年名士莅官，正所谓“三十王郎年正少，
恰黄金铸印双悬肘；此意气，古无有”（陈维崧《贺新郎·贺阮亭三十》）。而又能礼贤下士，遂与诸名士往来密切，诗征酒逐，“坐拥银筝翠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再现了往日秦淮旧院的风流。孙金砺《红桥雅集记》记述当时饮宴赋诗的欢乐场面，道是“觥筹雨涣，镂管霜飞，玉山皆颓，珠鬟欲欹。风流宕跌，致足乐矣。”尤侗序彭孙遹《延露词》，数语道尽其中消息：
诗以余亡，亦以余存。非诗余之能为存亡，则诗余之人存亡之也。（中略）盖维扬佳丽，固诗余之地也！（中略）故登芜城，宜赋西风残照；吊隋苑，宜赋金锁重门；过玉钩斜，宜赋晓星明灭；上二十四桥，问吹箫玉人，宜赋衣染莺簧；载酒青楼，听竹西歌吹，宜赋并刀如翦；进雷塘，观八月潮，宜赋玉虹遥挂。岂惟平山栏监，让文章太守挥毫独步哉？（中略）今以彭子之才，江山助之，折大堤之杨柳，对官阁之梅花。选楼公子，盥手装书；殿脚夫人，画眉棒砚。宜其提辛攀李，含柳吐秦，与红杏尚书、花影郎中平分风月。则维扬固诗余之地，而彭子乃诗余之人也。有其地，有其人；有其人，有其词〔19〕。
在他们的眼中，扬州已不单纯是个风光可人的绿杨城郭，或朝歌暮舞的烟花场，它还洋溢着历史的流风余韵、残留着宋词营造的艺术氛围。对于具有良好修养的人来说，这里的一切古迹、名胜，哪怕只是一点隐约的遗址，都会引发他的感触，令他怀想、玩味这“诗余之地”上曾经存在过的柳蹙花颦、浅斟低唱。于是俯仰古今，就不能不发出“非诗余之能为存亡，则诗余之人存亡之也”的深慨。彭孙遹的确是个“诗余之人”，但还不是个足以令诗余“存亡之”的人。当时略无爵禄的他，尚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只有渔洋，才是最适当的领袖人选。他的地望，他的才华，他不俗的胸襟，他当时对填词的浓厚兴趣，都使他自然地成了广陵填词活动的核心人物。而今就从保留在彭孙遹、邹祗谟、陈维崧三家集中的唱和之作，我们也能感受到彼时游从酬唱的一派风雅。渔洋终于以他广陵几年的词学活动，拉开了康熙朝填词中兴的序幕。
除上文在年表里举出的几次唱和外，邹祗谟还有《黄河清慢·阮亭招观竞渡竟日即席同方坦庵、楼冈、邵村、唐耕坞诸先生分赋用晁次膺韵》、《绮罗香·广陵阮亭署中酬赵千门见赠原韵》、《透碧宵·同阮亭饮吴陵宫紫悬先辈小西湖》、《泛清波摘遍·为阮亭咏庭前金鲫》、《翠羽吟·为阮亭赋庭前鹦鹉》、《三台·用琅邪氏事赠王阮亭三十初度戏用辛稼轩用陆氏事送玉山陆令体》、《戚氏·辑〈倚声集〉将成复得阮亭新词并简》等词，都是顺、康之交程村客渔洋官署时作。如此频繁的唱和赋咏，充分显示出渔洋在扬州词学活动中所起的倡导作用。严迪昌先生曾精辟地指出，“扬州词学活动中心的社集和选政之操，乃是明清词风相交接转化期的一个极重要的标志。”〔20〕不过，我觉得这些活动还是较表面的现象，真正在词史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且体现渔洋在清词中兴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的，是新词学观念的确立。
二、传统的重新确认：渔洋的词学观念
明代文学各种体裁都有收获，独于词学无所发展。于是到清初，就出现“词学少新传，作者皆于暗中摸索”的局面〔21〕。词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辨体、选调、本色、用韵、咏物等等，实际上也正是因此才得到认真讨论的。但这类学理上的探讨还无关乎词风的转变，真正引起词风变革的，是对词学传统的重新确认。这一工作虽非完成于王渔洋之手，但却发轫于他的词学活动中，并由他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奠定基础。
我们知道，明清之际的词坛完全处在云间词派的笼罩下，渔洋本人无疑也是在陈子龙词论的孳乳下成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沿其余波的。这一点谢章铤就已指出，他说：“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22〕正因此，渔洋词学明显具有以《花间》《草堂》为正宗，肯定“词为艳科”的传统色彩。他的词作多写传统的女性题材，词论《花草蒙拾》则是读《花间》《草堂》的札记。他评伯兄西樵《蕃女怨·次温飞卿韵》说“字字生动，《花间》之神”〔23〕，评彭孙遹《浣溪纱·踏青》说“吹气如兰，每当十郎，辄自愧伧父”，均流露出对晚唐北宋词那种轻柔妩媚之态的无限欣赏。
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对《花间》《草堂》风度的赞赏主要是着眼于它们的自然真率，他认为那是诗余的本色当行。他评曹尔堪《鹧鸪天·冬日小集》、彭孙遹《如梦令·惜别》，都说：“本色人难学”，又说“羡门此等处竟不可及”，可见他论词宗旨是直承易安的本色说来的。《花草蒙拾》有云：“‘生香真色人难学’，为‘丹青女易描，真色人难学’所从出。千古诗文之诀，尽此七字。”这个论断发自评词，显然它的理论外延也包涵着词。那么，这“人难学”的“真色”，究竟是指的怎样一种境界呢？我认为就是自然传神。渔洋评董以宁《长相思·舟泊》曰：“两起句押，妙出天然。”（《蓉渡词》）这是说押韵。评黄永《满江红·闻笛》曰：“冲口而出，渐近自然。”（《溪南词》）这是说语言。评邹祗谟《鱼游春水·感忆》曰：“传情绘景，投袂赴节，都近自然。”这是说情景音节。所谓天然、自然，都意味着一种反人工、反雕琢、反秾艳的艺术倾向。 这从渔洋评梁清标《眉峰碧·春日》之语也可以看出，他说此词“结十四字，回环尽致，本色天然。彼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犹嫌金粉气重。”宋祁《玉楼春》词，王国维说“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人间词话》），今人尤艳称之。然而以渔洋“渐近自然”的标准来看，则“红杏枝头春意闹”犹不免“金粉气重”。由此可见，渔洋词学虽出于《花》《草》金粉，却已显示出要超越它们的意向。这种意向，其动机来自他对《花间》艺术特征的一种价值判断。他评彭孙遹《卜算子·咏怀》云：“每诵羡门小令，辄妄谓温歧、牛峤未离文字。”评彭孙遹《生查子·病起》又云：“不著一字，往往文外独绝。”于此我们看到渔洋论词有着与论诗相同的宗旨，即他屡屡称道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他论词同样也用“神韵”的范畴来指称这种艺术境界。《倚声初集》评陈子龙词说：“大樽诸词神韵天然，风味不尽，如瑶台仙子独立却扇时，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绵邈凄恻。”门人汪懋麟《锦瑟词·词话》引渔洋语有云：“欧晏正派，妙处俱在神韵，不在字句。”渔洋与李天馥合评毛际可《浣雪词钞》，开卷第一首《瑶花·玉兰》评即云：“神韵澹隽，如咏瑶台月下之句。”这都是将神韵作为审美标准来衡量作家的例子，而《花草蒙拾》说“卓珂月自负逸才，《词统》一书搜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功。乃其自运，去宋人门庑尚远，神韵兴象，都未梦见”，则属以神韵为标准所作的否定判断。由于神韵主要是及物的概念，所以渔洋对咏物有较多阐述，他推崇“传神写照”，“不取形而取神”的表现方式。这与他论咏物诗主张不粘不脱正相表里，以至蒋景祁《刻瑶华集述》乃将“不欲脱，亦不欲粘”作为《倚声集》的宗旨。这一方面表明时人对其论词倾向的认识，同时也显示出他的词学影响康熙一朝词史的方向。
有个问题先要在此辨明，那就是渔洋以神韵论诗和论词的关系。今人习谓渔洋“以其神韵说确立了在诗坛上的崇高地位，与此同时，他还把神韵说用来论词”〔24〕，仿佛渔洋先是以神韵理论称雄诗坛，后来才移用以论词的。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渔洋关于神韵的言论，散见于《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中，那已是中年以后所为，而词论却是顺治末康熙初所发。约成书于康熙三、四年间（据吴宏一说）的《花草蒙拾》中，有这么一段话：“云间数公论诗拘格律，崇神韵。然拘于方幅，泥于时代，不免为识者所少。其于词，亦不欲涉南宋一笔，佳处在此，短处亦坐此。”此言云间诸公崇尚神韵，不知是出于他的感觉，还是诸公确有标举神韵的主张。但渔洋从他们的创作中看到了神韵并获得这一审美范畴的启发，则是可以肯定的。现有材料也表明，渔洋的神韵说是用以论词在前，用以论诗在后，实际上很可能不是论诗主神韵影响到论词，而是正相反，因论词主神韵而影响到论诗。也就是说，渔洋词学中的神韵论不是移植于诗学，而是基于对词的独立的理解。这是首先应该明确的。
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不管渔洋与云间派崇神韵的实际关系如何、以神韵论诗、论词的时间先后如何，神韵事实上已成为构筑渔洋词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今人谈论渔洋词学大都也以此为基点，从神韵的概念出发去分析其理论倾向。可我认为，渔洋词学中的神韵论，正如它没有在诗论中那么出名一样，对于词坛和词学都并不是很重要的。因为词体“要眇宜修”、婉曲柔媚的赋性，天然具有偏于神韵的倾向。故而在这个问题上，渔洋并没有什么可以发挥、建树的余地。也就是说，神韵的概念不会像在诗学中那样给人们提供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新范畴。而事实上，渔洋词论发展的方向，决不是衍绪云间的“崇神韵”；并且他对当时词坛的影响，也决不在神韵之说。上引渔洋论云间派的话表明，他早已洞察云间派“泥于时代”，取径过窄的流弊，以他的博学和对诗、词历史的良好修养，当然不会蹈其故辙，株守于晚唐五代一隅。所以作为对云间派的反拨，渔洋的词论率先表现出融汇南北宋、超越婉约豪放之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陈子龙在他那篇常为论者征引的《幽兰草序》中将词的传统标定为南唐至北宋诸家，以为“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而渔洋则针锋相对地指出：
宋南渡后，梅溪、白石、竹屋、梦窗诸子，极妍尽态，反有秦、李未到者。虽神韵天然处或减，要自令人有观止之叹。正如唐绝句，至晚唐刘宾客、杜京兆，妙处反进青莲、龙标一尘。
这段话见于他自称是“童蒙”所为的《花草蒙拾》中，应是早年形成的见解。后来他在评彭孙遹《白纻·春暮》一词时又曾加以申说：
词以少游、易安为宗固也，然竹屋、梅溪、白石诸公极妍尽态处，反有秦李未到者。譬如绝句至刘宾客、杜京兆，时出青莲、龙标一头地。羡门刻意高史，故多神妙之诣，程村亦首肯予言。
此论曾被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引述，可见渔洋对南宋词的价值重估不仅开推崇南宋词的先声，同时也得到同辈作家的赞许和首肯，对词坛产生了影响。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说词“至姜、史、高、吴，而融篇炼句琢字之法，无一不备”，正是发挥渔洋的意旨。
基于这种开放的胸襟，渔洋对向来对立的婉约、豪放二派采取了通达的态度。虽然推婉约派为不祧之宗，但也不鄙薄、排斥豪放派。他曾说：“词家绮丽、豪放二派，往往分左右袒。予谓第当分正变，不当分优劣。”〔25〕他在《倚声集序》中还从创作范式的角度，高屋建瓴地揭示了唐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和流派：
诗余者，古诗之苗裔也。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嗣响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余波也。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人是也；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
此论着眼于词史自身的发展，重视事实的认识甚于重视工拙的价值判断，不仅显示出精湛的文学史见识，同时也大大丰富了词学传统的内涵，可以说间接地为词坛指示了切实可行的发展途径，因而极为时人赞许。田同之《西圃词说》即引“南北宋止可论正变，未可分工拙”一语，许为“千古莫易”之论”。此外，也许是身为济南人的缘故，渔洋对李清照、辛弃疾这两位乡先辈格外推崇，分别将他们作为婉约和豪放两派的代表词家。他在《花草蒙拾》中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这不无乡党之私的具体人选也许很难令人首肯，但其中体现出的批评眼光却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沈曾植称赞“此论非明代诸公所及”〔26〕，或许正是着眼于此。二安并举不仅消解了婉约、豪放两种风格的对立，融合两派艺术之精神，同时也令对南北两宋词的价值判断达成同一，从而使词的传统变得愈益丰富而清晰，为清词最终走出《花间》轻艳绮靡之谷廓清了道路。到康熙十七年（1678）朱彝尊、汪森同编的《词综》问世，
以醇雅之风荡涤《草堂》余孽〔27〕，清词便完成了对传统的改造，达到自己成熟的境地。严迪昌先生曾很有眼光地指出，“广陵词坛的社集酬唱、合操选政的各种活动，表现出来的是兼容并蓄、包纳各种审美情趣的宽宏气象”，可他同时又说渔洋论词排斥豪健之风〔28〕，未免自相矛盾。从文献看，王渔洋决没有排斥豪放之风的迹向。《花草蒙拾》论“东坡豪放”，明言：“名家当行，固有二派。苏公自云：‘吾醉后作草书，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黄鲁（直）亦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论“辛词磊落”，也说：“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终不学曹孟德、司马仲达狐媚。’读稼轩词，当作如是观。”直到晚年撰《古夫于亭杂录》，他还坚持主张：“词如少游、易安，固是本色当行。而东坡、稼轩以太史公笔力为词，可谓振奇矣。（中略）自是天地间一种至文，不敢以小道目之。”此外，他在评词中也常举苏、辛词作比，其自作则有《踏莎行·醉后作》、《南浦·寄兴》、《沁园春·偶兴》等篇，颇效苏、辛豪放之风。相比朱彝尊，渔洋对词的趣味实在是很通脱的。不像竹垞《词综》，“规步草窗，学者不复周览全集，而宋词遂为朱氏之词矣。”〔29〕
三、结论：渔洋词学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分析，渔洋词学的影响已可概见。总括而言，就是扩展眼界，超越《花》《草》，重建传统，再兴填词。不单《花草蒙拾》之论，在观念上改变了人们对南宋词的态度；《倚声初集》之选，更直接激起不少文士填词的兴趣。阳羡词派的名作家徐凤喈，就是康熙元年冬在邹祗谟处见《倚声集》，“遂跃然动填词之兴”的〔30〕。康熙十六年汪懋麟序梁清标《棠村词》，称“本朝词学，近复益盛，实始于武进邹进士程村《倚声集》一选”及孙默所刊《国朝名家诗余》——仅十几年，人们抚今思昔，就意识到了《倚声初集》在顺、康之际出现的历史意义；而二十几多后，当顾贞观和纳兰性德同选《今词初集》时，则渔洋对清词中兴的推动作用已有定论。
渔洋在扬州的五年，身边团结了一批重要词人，其中陈维崧、邹祗谟、董以宁是阳羡词派的中坚作家，阳羡派的崛起与广陵填词唱和可以说有直接关系。蒋景祁序天藜阁刊本《陈检讨词钞序》云：“其年先生幼工诗歌，自济南王阮亭先生官扬州，倡倚声之学，其上有吴梅村、龚芝麓、曹秋岳诸先生主持之。先生内联同郡邹程村、董文友，始朝夕为填词。（中略）向者诗与词并行，迨倦游广陵归，遂弃诗弗作。”陈髯广陵倦游归在康熙七年（1668），然则从顺治十五年（1658）到康熙六年（1667）间客依冒辟疆、往来广陵的经历，正是改变陈维崧创作道路的关捩。据严迪昌研究，阳羡词派兴起的前提乃是“被元明以来的词家轻鄙为非‘正宗’词统的‘稼轩风’及‘竹山’情韵之属的重新被唤回”〔31〕，联系上文渔洋对南宋词尤其是稼轩词的价值重估和传统改造来看，渔洋词学活动对阳羡词派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而朱彝尊之弃北宋而专师南宋，倡“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词的综序》）之说；毛际可序《今词初集》谓“近世词学之盛，颉颃古人，然其卑者掇拾《花间》《草堂》数卷之书，便以骚堰自命，每叹江河日下”，则纯属片面地将渔洋对姜、张、高、史的尊崇发挥到极至的结果。渔洋对康熙一朝填词及词学的影响由此可见。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康熙朝乃至嘉、道以前的清代词学在许多方面都能溯源于渔洋词学。这正是我说渔洋对于清词的重要意义决不亚于清诗的理由所在。
注释：
〔1〕吴文收在《清代词学四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0）中，李文载《南充师院学报》1986.4，薛、丁文见《王渔洋研究论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孙文见《苏州大学学报》1992.3，张文见《南京师大学报》1994.1。
〔2〕《今词初集序》，光绪翻刻本卷首。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引作《答秋田求词序》，况周颐《兰云菱梦楼笔记》引作《栩园词弃稿序》。
〔3〕康熙初年刊本《倚声初集》邹祗谟序。
〔4〕《笠翁一家言·笠翁余集》，上海文会堂石印本。
〔5〕《陈迦陵文集》卷二，患立堂刊本。
〔6〕〔7〕康熙间留松阁刊本《国朝名家诗余·溪南词》。
〔8〕参看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
〔9〕留松阁刊本《国朝名家诗余·蓉渡词》。
〔10〕〔11〕〔12〕唐允肃《阮亭诗余序》，赵之谦刊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阮亭诗余》。
〔13〕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73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4〕吴宏一以为“今夏楼居”是顺治十二年会试及第不与殿试归乡后的事，笔者不敢苟同。渔洋二十二岁会试及第，可算少年得意，晚年述《年谱》还引以为自豪，似不能说是“落魄之余”。应以顺治九年会试落第实之为是。
〔15〕《倚声初集》，孙殿起《贩书偶记》卷二○：“《倚声初集》二十卷前编四卷，武进邹祗谟、新城王士祯同选，顺治庚子大冶堂刊。前编系词话。”案：留松阁刊本《国朝名家诗余·延露词》尤侗序：“向读彭子羡门与王子阮亭无题唱和，叹其淫思古意，两玉一时。阮亭既官扬州，羡门有客信宿。会邹子程村初集《倚声》，于是《延露》之词成焉。”据彭孙遹所说，似邹祗谟先有《倚声集》之辑，来广陵就渔洋切磋删订后，乃定为二十卷，非居广陵与渔洋同选也。据严迪昌先生考，书当刊于康熙初年。
〔16〕董元恺《苍梧词》卷下《瑞龙吟·陈其年属题乌丝词》一首，渔洋评曰：“《乌丝词》乃十年前仆与先考功兄所评校，今先兄殁已三年，髯亦判袂八载。”西樵卒于康熙十二年，则渔洋评《苍梧词》时为康熙十五年，与西樵评《乌丝词》时为康熙五年。
〔17〕按：渔洋评《南乡子·夏夕无寐》云：“先兄往有《减字木兰花》七首，同此情事。旅夜孤檠，读此令我独伤矣。”既称先兄，则已在康熙十二年西樵下世以后词集前有康熙十五年曹禾撰词话，渔洋评约在此前后。
〔18〕朱彝尊《陈纬云红盐词序》，康熙刊本《曝书亭集》卷四○。
〔19〕留松阁刊本《国朝名家诗余·延露词》。
〔20〕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第59页。
〔21〕毛先舒评李渔《窥词管见》语，见《笠翁一家言·笠翁全集》。
〔22〕《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词话丛编》第四册3530页。
〔23〕下引诸人词评语未说明出处者，均见《国朝名家诗余》。
〔24〕张纲文、孙克强亦有类似说法。
〔25〕《香祖笔记》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9页。
〔26〕《菌阁琐谈》，《词话丛编》第四册3608页。
〔27〕孙克强《〈草堂诗余〉的盛衰和清初词风的转变》一文对此有专门论述，载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二卷第一期。
〔28〕《清词史》第51、5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9〕焦循《雕菰楼词话》，《词话丛编》第二册1494页。
〔30〕参看《阳羡词派研究》第69页。
〔31〕参看《阳羡词派研究》第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