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今相关评说之基本检讨
弃妇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表现弃妇的悲苦哀怨亦成为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题材。然而，在《诗经》这一上古诗歌总集中，究竟哪些诗可以确定为弃妇之作却众说纷纭，多有歧见。总观历代治诗者的意见，《诗经》中涉及弃妇题材的诗篇约有《召南》之《江有汜》，《邶风》之《柏舟》《日月》《终风》《谷风》，《卫风》之《氓》，《王风》之《中谷有蓷》，《郑风》之《遵大路》，《小雅》之《我行其野》《谷风》《白华》，共11篇。下面，试联系古今相关评说，列出表格，对上述作品之题旨、性质予以基本层面的检讨。
上列表1、表2选取了古今较具代表性的十二家观点，对《诗经》中涉及弃妇题材的11首诗作予以直观展示。综合各家观点，似可得出以下几点初步认识：
其一，古今评家多认为是弃妇之作而少异议的，大抵有《卫风》之《氓》、《邶风》之《谷风》、《王风》之《中谷有蓷》、《小雅》之《白华》。其中《氓》与《白华》二篇公认度最高，几无异词；《谷风》仅方玉润一家谓为“逐臣自伤”，其他诸家均主弃妇说，故认同度亦较高；至于《中谷有蓷》，多认为是因遭遇凶年导致室家相弃，而被弃者为家庭关系中属弱小一方的妇女。
其二，意见不统一的疑似之作。其中又分两种情形：一是古今评家意见相左者，如《召南》之《江有汜》，《郑风》之《遵大路》，《小雅》之《谷风》，古代评家多不认为是弃妇之作，而现代评家则与之相反，视之为弃妇诗。二是虽多谓其事与夫妻相关，但却难以定其本事为弃妇事件者，如《邶风》之《日月》《终风》，《小雅》之《我行其野》。
其三，兼具弃妇、贤者不遇之义，“是非得失未易决”之作，如《邶风》之《柏舟》。
以上三点，是古今接受者论及《诗经》弃妇之作的基本情形。下面，我们拟联系诗作内容及相关本事和评说，对上述诗作的性质予以进一步辨析和分类诠释。
二、可以认定的弃妇之作
弃妇诗是描写弃妇生活、表现弃妇命运的诗作。所谓弃妇，盖指因各种缘故被丈夫抛弃的已婚妇女。倘是未婚女子因失恋而与男子分手，或是已婚妇女虽与丈夫发生矛盾却未离开夫家，就算不得弃妇。严格地说，已婚和离开夫家是判别弃妇的两个基本条件。但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中，往往有所侧重，未必全部涉及此两项内容，因而我们在判断时，又须具适当的灵活性。具体而言，便是将已婚视作必备条件——凡诗中未展示明确婚姻关系及被弃义项者，一般不作弃妇诗看待；将离家视作参考条件——诗中虽未明确提及离开夫家，但从人物辞气、相关情节及所涉历史本事综合判断，女主人公当属被弃者，即视作弃妇诗。以此标准评判前述《氓》《谷风》《中谷有蓷》《白华》以及《江有汜》诸作，大抵即可认定其弃妇性质。
《氓》是弃妇诗的典范之作，古今评家几无疑义。从内容看，该诗描写了女子与“氓”从相识、相恋、成婚到“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的全过程，其中“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之比喻和“士贰其行”、“不思其反”之陈述，已清晰地展示出女子色衰、男子薄情是此一婚姻解体的重要原因；四章所谓“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与首章之“送子涉淇”相照应，更暗示该女子遭弃而独自涉淇还家③；至于诗末“及尔偕老，老使我怨”、“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的悲情抒发，则反映了女主人公被弃后的失落和无助。前后对比，其“当时皆相诱，色衰乃相弃”[1](P324)的情形可谓一目了然。
《谷风》展示的“夫妇离绝”集中在“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2](P303)。诗中之妇是无辜的受害者，她对自己的婚姻非常珍视，希望与夫君“黾勉同心”、“德音莫违，及尔同死”；而其夫却“不我能慉，反以我为雠”，移情别恋，另娶新欢——“宴尔新昏，不我屑以”，并将其逐出家门——“薄送我畿”。由此而言，该诗已合乎弃妇诗的主要义项。至于清人方玉润一面肯定“此诗通篇皆弃妇辞”，一面又据诗中“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一语将其定性为“语虽巾帼，而志则丈夫”的“逐臣自伤”[3](P137)之作，则似属过度诠释。因为孤立地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固然可以理解为“急公向义、胞与为怀之士”的话语，但联系上下语境，也完全贴合弃妇追述一己善行的口吻。宋人范处义谓“此章妇人自言在夫家时尽其心力，靡所不为。深则方舟而渡，浅则泳游而行，谓不择浅深，事求必济也。家之有无，不敢自怠，常勉强经营以赡给之；邻里急难，不敢坐视，常匍匐而往以救助之”[4]，即是对诗意较为切当的解说。据此，理应将之归于弃妇诗之列，并视为一首“夫妇失道，弃旧怜新，弃妇诉苦，有血有泪之杰作”[5](P108)。
《中谷有蓷》也是一首弃妇之作，诗以“中谷有蓷”起兴，三言“有女仳离”，继之以“慨其叹矣”、“条其啸矣”、“啜其泣矣”，已明确透露出婚姻解体、女方为受害者的信息。《毛序》《诗集传》均以“凶年饥馑，室家相弃”为之解题，谢枋得进一步指出：“此诗三章，言物之暵，一节急一节，女之怨恨者一节急一节。始曰遇人之艰难，怜其穷苦也；中曰遇人之不淑，怜其遭凶祸也；终曰何嗟及矣，夫妇既已离别，虽怨嗟亦无及也。饥馑而相弃，有哀矜恻怛之意焉。”[6](P215)大抵得其情实。
《白华》为弃妇诗自无异义，诗中屡次提及“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之子无良。二三其德”，显然出自弃妇口吻；而“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又交待了此一弃妇身份的不同一般。故自《毛序》提出“幽王取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的观点后，历来解此诗者多从之，谓其为申后被弃所作或他人代作。当然，近今学者也有谓其本事难明而存疑者，但在认定其为“贵族弃妇的怨诗”[7](P729)一点上，却是大致相同的。
与以上四篇古今论者多无异义、可确定的弃妇之作相比，《召南•江有汜》虽有若干争议，但据其内容，也可视为弃妇之作。诗凡三章，以“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为主干，重叠复沓，抒写悲情。诗中“之子”，当指妇人之夫；“不我以”，谓不带我一起回去；“其后也悔”，谓其弃我而去终将后悔。诗句虽简，却交待了人物关系(夫妇)、发生的事件(夫弃妇而去)、人物感情(“其后也悔”)，宛如短小的独幕剧，勾勒出典型的弃妇场景。
《毛诗序》认为此诗写“文王之时，江沱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数，媵遇劳而无怨，嫡亦自悔”；朱熹承其意又予申发：“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妇人谓嫁曰归。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谓挟己而偕行也。”[8](P12)此二说之所以有嫡妻、媵妾之解，盖将诗中之江、汜(大、小)以比嫡、媵(尊、卑)，又将“之子归”解作“于归”，故以为说。但从诗意看，这种解说多猜度成分，略欠说服力。方玉润质疑道：“然又安知非弃妇词而必为媵妾作耶？诸儒之必为媵妾作者，他无所据，特泥‘之子归’句作于归解耳。殊知妾妇称夫，亦曰‘之子’，如《有狐》诗云‘之子无裳’、‘之子无带’之类，不必定妇人而后称之。然则‘归’也者，还归之归，非于归之归也，又明矣。”在作了如此辨析之后，方氏认为：“此必江汉商人远归梓里，而弃其妾，不以相从。始则不以备数，继则不与偕行，终且望其庐舍而不之过。妾乃作此诗，以自叹而自解耳。”[9](P112)与方氏观点相似，今人陈子展指出此“实为言男女间关系之诗，谓有往来大江汜沱之间商人乐其新婚而忘其旧姻，其妻抱怨自伤而作也”，并谓“尔时长江中游江汉之域与上游沱汜之间已有商人往来、商品流通之证。则谓《江有汜》为商人妇被弃而作，不为无据”[10](P61-62)。表面看来，方、陈商妇之说较旧说略有新意，但验之诗歌内容，却无内证。因而，与其将与“江”相对举的“汜”、“渚”、“沱”视为具体流域，不如按闻一多之说，视为“妇人盖以水喻其夫，以水道自喻，而以水之旁流枝出，不循正轨，喻夫之情爱别有所归”[11]；与其视为商人弃妇之作，不如视为一般弃妇诗为妥。
三、不应列入弃妇诗的疑似之作
依据前述已婚和离开夫家这两个判别弃妇的基本条件加以检验，《郑风》之《遵大路》、《邶风》之《日月》《终风》，《小雅》之《我行其野》《谷风》诸诗因欠缺必要义项，便难以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弃妇诗之列。
《遵大路》是争议较多的一首诗作。《毛诗序》曰：“庄公失道，君子去之，国人思望焉。”故“思君子”是其主旨。朱熹则谓：“淫妇为人所弃，故于其去也，揽其祛而留之曰：子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以遽绝也。”并引宋玉“遵大路兮揽子祛”之句证其为男女关系之辞[12](P51)。清人姚际恒对毛、朱二说提出质疑：“《序》谓君子去庄公，无据；《集传》谓淫妇为人所弃。夫夫既弃之，何为犹送至大路，使妇执其袪与手乎？又曰：‘宋玉赋有‘遵大路揽子袪’之句，亦男女相悦之辞也。’然则男女相悦，又非弃妇矣。且宋玉引用诗辞，岂可据以解诗乎？”由此姚氏认为：“此只是故旧于道左言情，相和好之辞。今不可考，不得强以事实之。”斟酌以上诸家意见，再看该诗“遵大路兮，掺执子之袪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的简单描写，很难作出孰是孰非的判断。当然，从诗中“执子之袪”、“执子之手”和“无我恶”、“无我丑”的人物情态看，似较近于女性；而宋玉去古未远，其《登徒子好色赋》称引此句，虽不足以为解诗之据，但毕竟具有参考价值。就此而言，视此诗为表现男女关系之作，较之“思君子”、“故旧言情”说，应更近情实。然而，即令这是一首表现男女关系之诗，却难以证成此对男女一定是夫妻；即使他们是夫妻，也很难说女方已被抛弃。因为从诗中所写看，女方抓着男方的手，沿着大路边走边说：“无我恶兮”、“无我丑兮”，表明他们间的关系尚未破裂，有可能只是发生了些矛盾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强定其为弃妇之作，便有些冒险了，倒是姚际恒所谓“今不可考，不得强以事实之”的意见更为可取一些。
《日月》《终风》是两首相关联的作品。自《毛诗序》谓其分别为卫庄姜“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之后，历代治诗者多从其说，将此二诗与庄姜之事联系起来。据《左传•隐公三年》载：“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由此一本事推衍，后世多家治诗者之意盖谓：因庄姜憎恶嬖人之子州吁弄兵，知其必乱天下，故向庄公陈说，而庄公不纳其言，放纵州吁，从而导致庄姜“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作《日月》诗以抒怨。至于《终风》，则是庄公死后，州吁作乱，“终风且暴”、“谑浪笑敖”，无礼于庄姜，庄姜恶其悖乱而作是诗。此二诗之关联，正如清人顾镇所说：“前之伤己以庄公，后之伤己以州吁，不惟先后有次，而词气神理亦各不同。”[13]
假如此二诗确与上述本事相关，那么，它能算是弃妇诗吗？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说《终风》一篇本与夫妻事无涉，无论如何都难以进入弃妇诗之列；即就与夫妻事相关的《日月》而论，其所展示的仅为“伤己不见答于先君”，而无被弃离家的环节，也就是说，无论在庄公生前身后，庄姜都未离开卫国宫廷，故在严格意义上，也算不得弃妇诗。
倘若换一个角度，
将此二诗与上述古之治诗者所指庄姜本事分离开来，按近今不少论者的意见，视之为表现普通夫妻关系的作品，那么，也很难说它们就是弃妇诗。这是因为：在《日月》诗中，由其“日居月诸，胡迭而微”的开篇，固然可以得出“《国风》中凡妇人之诗而言日月者，皆以喻其夫”的结论[11]，但其主要文字却是“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诸句的反复回环，其最严厉的指斥言语也只是“德音无良”一句，而仅凭此数点，尚难以作出女子被弃离家的判断。所以一些较严谨的诗评家多谓其诗乃“妇人受丈夫虐待唱出的沉痛歌声”、“丈夫别有所欢而冷落她”、“是一首怨妇诗”④，而不轻易许以弃妇之名。至于《终风》一诗，既写了对那位“谑浪笑敖”者“中心是悼”的悲情，又写了对他“寤言不寐，愿言则怀”的思念，从中看不出夫妻关系，更看不出弃妇的口吻和被弃的情节，因而，论者或谓其为“妇女受调戏欺侮而无法抗拒或避开”，“女子受男子玩弄，心悲伤，老想念，望他回心转意”，或谓其“无伤己之意，唯有对情人的埋怨、思念和期盼”，甚或谓其为“采自民俗歌谣，关于打情骂俏一类调戏之言”⑤，而较少将其视为弃妇之作。
《我行其野》是一首明确提及“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的诗作，所以《郑笺》释曰：“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弃其旧姻而相怨。”宋人李樗又引诗中“不思旧姻，求尔新特”之句而谓“舍其旧而新是谋，其义明甚”，故“郑氏之说为长”[14]。依据这种解说，这当是一首表现男女婚姻关系的诗作。然而，问题接踵而来：其一，这位“舍其旧而新是谋”的“求外婚”者是男方还是女方？其二，“言就尔居”者究系何人？这两个问题紧相关联，只有解决了后者，才能清楚前者。所以，下面试稍作辨析。
首先，诗中远道而来、“言就尔居”的“我”不应是婚姻中男女任何一方，而是与此婚姻有亲属关系者。倘若是女方，则此女子既已嫁人，何以会离开夫家又前来“就尔居”？须知，即使在礼教尚不甚严密的上古时代，女子也是很难随意离开夫家，并于离开后独行其野、再度远赴异邦(此由诗中“复我邦家”句可推知)之夫家的；倘若是入赘于女方的男性，虽然增加了可能性(因男方较女方外出活动远为自由)，但一般也不会说出夫妻间不必明言的“婚姻之故”这样的话来。反而是局外人亦即与男女双方有姻亲关系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才会如此申说。古代礼法规定：“若壻与妻之属亦称婚姻。”[15]准此，则与夫妻双方有姻亲关系者前来投靠婿家或妻家，称其与对方有“婚姻之故”，似更为合乎情理。所以，严虞惇认为“玩‘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其非夫妇相谓可知”[16]，大概正是有见于此，朱熹一反毛郑诗说，谓：“民适异国、依其婚姻而不见收恤，故作此诗。言我行于野中，依恶木以自蔽，于是思婚姻之故而就尔居。而尔不我畜也，则将复我之邦家矣。”[17](P124)这里的“民”，显然不属夫妻中任何一方，而只是他们的亲属。
进一步看，诗中“不思旧姻”一语间接证明此一投靠者当系男方亲属。如所周知，古时“婚姻”二字其义有别。就夫妻双方言，“壻曰昏，妻曰姻。谓壻以昏时而来，妻则因之而去也”；而就夫妻双方亲属言，则“女氏称婚，壻氏称姻”[15]。与郑注《礼记•婚义》这段话相应，《尔雅》亦曰：“壻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壻之党为姻兄弟，妇之党为婚兄弟”[18]。据此，则此远道而来投靠姻亲者显系男方亲属，因为只有这种身份，才可能说出“不思旧姻”的话来。
当然，上面所言也只是一种情形，并未完全排除“我行其野”、“言就尔居”者为夫妻一方的可能。因为虽然就常理言，夫妻间不大适用于直言“婚姻之故”，但特定情况下也许会出现一些例外；同时，按郑注《礼记》所谓“壻曰昏，妻曰姻”的说法，婚姻当事者也可以说出“不思旧姻”的话来。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这位当事者是夫还是妻？此一问题，汉人班固在所撰《白虎通义》中作了解答：“婚姻者何谓也？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诗云：‘不惟旧因。’谓夫也；又曰：‘燕尔新婚。’谓妇也。”[19]这里的关键点在于班固所谓“夫”、“妇”与所引诗中“婚”、“姻”称谓之关联。考其所举“燕尔新婚”，是前引《邶风•谷风》中弃妇指斥其夫“新婚”的话，故曰“谓妇也”；“不惟旧因”即此诗之“不思旧姻”，是丈夫指斥其妻忘却“旧姻”的话，故曰“谓夫也”⑥。由此联系到《我行其野》中“不思旧姻，求尔新特”二句的上下语境，作一整体理解，则其意盖谓：我远道而来，希望与你同居，你却不思旧时姻缘，而求取新的男性以为匹配，既然“尔不我畜”，我也只好“复我邦家”了。再联系到宋人解此诗所谓“言逐夫而适夫……此皆婿辞”[20]、“饥馑之岁，远依妇家而见弃焉，作是以绝之”[21]，可知这是一首弃夫诗；而此位被弃之夫，依据史书所载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22](P2244)的习俗，极有可能是一位因家贫而入赘于女方的男子。由此回应前文提到的“舍其旧而新是谋”的“求外婚”者，则可以确定地说，其人并非近今不少注家所指认的男方，而是欲求富贵而弃其旧夫的女方。
《小雅》之《谷风》与《邶风》之《谷风》为同名之作，因此之故，近今论者“或疑《小雅•谷风》亦为弃妇之词”[23](P717)。从其内容看，诗中所谓“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将恐将惧，寘予于怀。将安将乐，弃予如遗”，亦颇类弃妇口吻，故视之为弃妇诗似有一定道理。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些内容又何尝不可适用于友朋相弃？《毛传》以“风雨相感，朋友相须”、“朋友趋利，穷达相弃”[1]提要钩玄，应该说较为准确地概括了诗的旨意；《慈湖诗传》释“寘予于怀”、“弃予如遗”谓：“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24]，也是被普遍认可的一种解说；至于诗末所谓“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更合乎男性友人的语气。也就是说，这位男子曾经在友人恐惧艰难之际给过他极大帮助，对他有“大德”，后来仅因一点“小怨”即被弃之如遗，由此形成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巨大反差。诚如论者所谓：“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况尝同其患难者乎？其弃友之人必可与同患难，而不可与同安乐者。此诗虽未免有施劳之意，然有大功而其友负之，则非平日所以纳交之意矣。”[25]“尔于我不止弃之而已，且忘我恐惧相与之大德，思我安乐以后之小怨，势必至于加害而后已。友道至此，亦可悲矣。吕大临曰：‘急则相求，缓则相弃，恩厚不知，怨小必记，真小人之交也。’”[26]倘若这里所写是夫妻间事，则妻子对丈夫似不宜用“大德”这种施恩于人的话来表白。大概有见于此，故自《毛诗序》发为“天下俗薄，朋友道绝”之论后，不仅自汉至清之众多治诗者(包括多与毛序立异的朱熹)均从其说，视之为朋友相弃相怨之诗，而且考鲁、齐、韩三家之说，亦“无异义”[27]。今人陈子展认为：“《谷风》，朋友相弃相怨之诗。缘何相弃相怨？诗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此权势之场通例，弃予之叹恒情也。序说可不为误。”[28](P717)大抵是正确的。
固然，东汉光武帝在涉及阴皇后事时，曾联及自己微贱之时和富贵之后对阴氏的态度，引用“将恐将惧，惟予与汝。将安将乐，汝转弃予”的话说道：“风人之戒，可不慎乎！”[28](P406)首次将此诗与夫妻情事关合起来。然而，汉代出现更多的，却是借此诗以论证友情。如刘向《新序》载宋玉引“将安将乐，弃我如遗”的诗句责让友人⑦，王符《潜夫论》以“《谷风》所为内摧伤，而介推所以赴深山”[29]论世间利害，朱穆《崇厚论》以“《谷风》有‘弃予’之叹，《伐木》有‘鸟鸣’之悲”[30](P1466)辨时俗厚薄，蔡邕《正交论》以“《伐木》有‘鸟鸣’之刺，《谷风》有‘弃予’之怨”[31]析友朋之交，汉魏之际曹植《求通亲亲表》以“《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风》有‘弃予’之叹”[32]抒自我悲情。凡此，均可证多数汉人并未将《谷风》作弃妇诗看。因而，与其说“汉代距古较近，光武以《谷风》为弃妇词，当可信”[33](P622-623)，不如说光武前后之汉人皆以《谷风》为弃友诗，其说更可信。
四、“是非得失未易决”的多义之作
与上述可以认定的弃妇诗和疑似诗相比，《邶风》之《柏舟》别具特殊性。一方面，此诗包含弃妇诗的某些义项，另一方面，它又具有非弃妇诗所能包容的内涵；一方面，不少评家列出证据证成其为弃妇诗，另一方面，有更多评家列出了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当此之际，要清理千年迷雾，追寻历史的真实，作出一个准确判断是不容易的。陈子展《诗经直解》所谓“此诗为汉宋学派一大争论。……实则其间是非得失未易决矣”[5](P79)，大概是众多读此诗者的一个共同体会。下面，先就肯定、否定两方面的主要依据作些梳理。
从篇名看，《邶风》《?{风》均有《柏舟》之作。由于“母题同，内容往往同，此歌谣常例”[23](P717)，故有学者即以此为据，认为既然《鄘风》之《柏舟》为女性之词，那么，列于《邶风》中的同名之作也应反映相近的内容。
从文本看，《邶风•柏舟》所谓“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亦类弃妇口吻；其“亦有兄弟”、“薄言往愬”诸语，所写较近于家族亲属关系的揭示和妇人前往诉冤的陈述；而末章之“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与“卫庄姜伤己”所作《日月》之“日居月诸，照临下土”颇为近似。据前引闻一多所谓“《国风》中凡妇人之诗而言日月者，皆以喻其夫”[11]的说法，亦可大致推断其性质。因而，将之视为弃妇之作不无道理。
从与诗作相关的早期资料看，也有支撑其为弃妇诗的若干佐证。其中较具权威性的，是西汉末年刘向所著《列女传》。该书卷四《卫宣夫人》条载：“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卫，至城门而卫君死，保母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请愿同庖。’终不听。卫君使人愬于齐兄弟，齐兄弟皆欲与君，使人告女，女终不听，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穷而不闵，劳辱而不苟，然后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后可以济难矣。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其左右无贤臣，皆顺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贞壹，故举而列之于诗也。”[34]据此而言，《邶风•柏舟》乃卫宣夫人为亡夫守节而作。至宋，朱熹受其影响而谓此诗乃“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并改变了《列女传》卫宣夫人作的说法，谓其“辞气卑顺柔弱，且居变风之首，而与下篇(按：指《燕燕》)相类，岂亦庄姜之诗也欤？”[35](P15)虽然朱熹此说多为推测之辞，但却开了后世以弃妇论《柏舟》的先河。
然而，换一个角度，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考察，此诗又存在若干不利于弃妇诗的反证。
首先，《诗经》中不乏篇名相同而内容各异的情况。如《王风》《郑风》《唐风》中均有名《扬之水》的诗，但三诗题旨即各不相同；《唐风》《秦风》都有《无衣》，《秦风》《小雅》都有《黄鸟》，而细核其内容亦颇有差异。因而，似不能以同名为由来判定《邶风•柏舟》的内容和属性。
其次，此诗文本固然有与弃妇相关合的词语，但这些词语同样可以理解为男性口吻，其所喻指者也可以是“仁人不遇”。朱熹以其“辞气卑顺柔弱”而视之为弃妇诗，徐文靖则“考其辞气”，得出“大不类妇人语也，自当以仁人不遇为是”[36](P298)的结论。它如“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亦被作为“仁人忧国之语”，其原因在于：“若是众妾，岂可以群小目之？国乱君昏，则小人众而君子独，君子忧而小人乐。君子之忧，忧其国而已；忧其国则与小人异趣，其为小人所愠宜也。”至于“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则“言君道当常明如日，月则迭有亏伤耳。今卫君任用小人，则日如月然，是以忧也”⑧。
此一情形，即使那些持“妇人诗言日月者皆以喻其夫”的论者也是认可的，因为“古者以日月比君上”，而“夫妻之道犹君臣也”[11]，不过是在前者基础上得出的推论而已。
再次，与此诗相关的早期资料也有大量反证，表明其内容与弃妇无关。如《孟子•尽心章句下》即引“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句谓：“孔子也。”赵注云：“‘忧心悄悄’，忧在心也；‘愠于群小’，怨小人聚而非议贤者也。孔子论此诗，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37](P2775)可见，孟子是以孔子为例，将《柏舟》视为贤者受小人非议之作的。孟子之后，《荀子》《尹文子》《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或将此语与孔子事迹相关合，说明“小人成群，斯足忧也”的情形，或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诸语证成士人身处艰难环境之志节⑨。至于《毛诗序》，则明确认为诗旨乃“言仁而不遇也”，并将其作时及事件予以“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38](P296)的具体落实，由此影响到此后众多论者的解诗倾向。刘向家族世治鲁诗，故其诗学倾向与鲁诗为近。然而，他虽在《列女传》中将《柏舟》作者定为卫宣夫人，但在其所著《说苑》中却承接孟子诗说，将“忧心悄悄”诸语作为孔子诛少正卯等事的背景说明；同时，面对弘恭、石显等宦官弄权的混浊政局，更在其所上封事中先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说明“守善笃”的道理；又将“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的情形与“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的诗句相比况，谓为“小人成群，诚足愠也”[39](P1943-1945)。就此而言，他以《柏舟》借喻士人的现实际遇，赋予其非弃妇诗所能包容的政治内涵，又一定程度地接受了《毛诗》的影响。有见于刘向此一矛盾的说诗、用诗态度，清人严虞惇指出：“夫同一向也，岂《列女传》可据，而《封事》独不可据乎？”并针对朱熹说诗发出质疑：“如果以《列女传》为可据，则当如向之所云，此诗卫宣公夫人作；而《集注》(按：当指朱熹《诗集传》)又云即庄姜之诗，则亦不尽以《列女传》为据，而亦不免于附会依托，以自成其说。”至于朱熹在注《孟子》时又改口谓其“本言卫之仁人见怒于群小”，推翻了《诗集传》中庄姜诗的说法，两相比照，“则何其言之自相刺谬也？”[40]
综上所述，将《邶风•柏舟》视作弃妇诗和仁人不遇诗的两种意见可谓各有所据，而且同一说诗者在不同情况下也往往持自相矛盾的两种看法(如刘向、朱熹)，由此便带来了此诗性质认定上的诸多纷扰。进一步说，古时治诗者的意见亦未必尽可依据。这不仅因为刘向《列女传》的“卫宣夫人”说明显缺乏坚实的史料支撑，而且《毛诗序》的“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说也是推测之辞，即使时代更早的孟子所谓‘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的指陈，同样不是对诗意的正面阐释，而只是一种“用诗”的态度，用近今学者的话说，他只是“用了‘以意用诗’的方法，去把‘以意逆志’的名目冒了”[41]。
既然争论双方各有所据而其所据者又不尽足据，那么仅据现存文本所提供的信息，作出任何一种性质认定，似都有轻率之嫌。用管世铭的话说，便是“以女子言之，而于理有不可通，则必贤者之而后可通也；以仁人言之，而于义反无所处，则不如妇人之而后有处也。序得则从序，传得则从传；序传皆不得，则求之自汉以来之众说；众说皆不得，则求之吾心；吾心又不得，则阙之。此固读诗之法也”[42](P299)。换言之，《邶风•柏舟》既有可能出自妇人之手，写其为夫所弃的遭遇，也可能是孤臣之作，述其见嫉于群小的境况，而就诗歌之象征层面言，它便具有了夫妻之道与君臣之道相关合、相沟通的多元意义。一方面，它可以是一首弃妇之作，因与孤臣不得于君的近似表述而被赋予了“仁而不遇”的内涵；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一首孤臣之作，因与弃妇遭弃之境遇相似而被视为“不得于其夫”的悲情抒写。在这里，诗本事的准确度虽然降低了，但诗的意义空间却得到了扩大和提升，王夫之所谓“臣之于君委身焉，妇之于夫委身焉，一委而勿容自己，荣辱自彼而生死与俱”[43](P15-16)，作为古代社会君臣、夫妇间异体同构的普遍情形，便由此诗得到了典型的例证。
五、简短的结论
通过以上辨析，我们认为：《氓》《谷风》(邶风)、《中谷有蓷》《白华》以及《江有汜》五首作品都或详或简地反映了夫妻关系，都有妇人被弃的若干描写，应属大致可以确定的弃妇之作；而《遵大路》《日月》《终风》《我行其野》《谷风》(小雅)诸诗从文本、后世评论和相关史实诸方面看，都不尽符合已婚或离开夫家这两个构成弃妇的基本条件，甚至所写本非弃妇事件，故均不宜列入弃妇诗之列。至于《邶风•柏舟》，因主“不得于其夫”和“仁而不遇”的两种观点均来源甚早，且从史实和文本上较难寻觅支持其中任何一方的确证，故权且将之视为“是非得失未易决”的多义之作，应是实事求是的一种做法。
对《诗经》弃妇诗予以分类辨析，只是我们欲进行的以弃妇为代表之弃逐文学研究的第一步，关于弃妇诗的深层内涵，特别是其与弃子、逐臣文学间的内在关联和异体同构现象，笔者将于另文专论。
注释：
①所选五家诗评之版本分别为：《毛诗序》，《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1版；《诗说解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9册；《诗经通论》，中华书局1958年版；《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版。表1中评语适当简化，但尽量保持原貌。
②所选七家评之版本分别为：《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诗经新注》，齐鲁书社2009年版；《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诗经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诗经新注全译》，巴蜀书社1998年版；《诗经通释》，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按：“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二句，《毛诗正义》解作弃妇追悔昔日“本冒渐车之难而来也”，然细详其意，与文本不合。朱熹《诗集传》卷三谓：“言自我往之尔家，而值尔之贫，于是见弃，复乘车而渡水以归。”《虞东学诗》卷二认为：“当如《集传》谓渡水以归，不当如笺说倒叙奔时也。”可谓确解。
④分别见表2所引高亨、刘精盛、聂石樵所著书语。
⑤分别见表2所引高亨、唐莫尧、陈戍国、陈子展所著书语。
⑥当然，班固此语也可作别一解读，即谓夫、妇分别为“不惟旧因”、“宴尔新婚”的主体。然而，《邶风•谷风》之“宴尔新婚”者指男性，自古无异议，班固不可能不知而导致性别上的错乱；因而，其“谓妇也”的话，只能理解为“这是从妇人角度说的”。倘此点可以确定，则其“谓夫也”云云，便可因其互文性而理解为“这是从丈夫角度说的”。换言之，这里的“夫”、“妇”并非“不惟旧因”、“宴尔新婚”的参与者和施动者，而是旁观者和指斥者。此外，清人马瑞辰曾对郑笺所谓“壻之父曰姻”提出异议，谓“旧姻即弃妇自称，其家旧为夫所因也”(《毛诗传笺通释》卷十九，P578)，实际上既混淆了“婚姻”二字在夫妻称谓和男女亲属称谓上的差异，又将古礼所谓“妇人因夫而成”之“姻”说成“其家旧为夫所因”，导致了新的混淆。故本文不取其说。
⑦刘向《新序》卷五杂事第五，《四部丛刊》景明翻宋本。又，所引宋玉语亦载《韩诗外传》卷七。
⑧朱鹤龄《诗经通义》卷二引王安石、毛郑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参见《荀子•宥坐》《尹文子》《孔子家语•始诛》《韩诗外传》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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