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世界的中国古典文学
傅璇琮(中华书局编审)
我很赞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将“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作为今后几年内研究的课题。华夏民族精神，当然还包括好几方面，但应当说古典文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值得探究。有的学者说，西方人说英语是思维的语言，德语是科学的语言，法语是爱情的语言，我们应把汉语看成智慧与诗情的语言。不过这些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我们把自己的文学精华介绍给国外，还做得很不够，世界还有不少地方，不少人，对我们的古典文学很不了解。因此提出，我们应当准确而完美地将蕴含着中华哲理的文学精品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让世人共享璀璨的华夏文明，这也能激励我们走向更高的文明。
我们搞古典文学研究，不应一味钻在书堆里，应该有面向世界、面向现实的心胸。一方面，通过翻译，把文学精品译成多种语文，传向世界；另一方面，通过研究，深入阐发华夏民族精神与传统人格，让世人更充分地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哲理与诗情相互融合的内涵。这后一方面的研究，对我们来说，是更为重要的。
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关系
邓绍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举办“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这样的讨论会，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可分四点来说：
其一，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经济全球化这种形势会给世界文化格局，会给民族文化带来什么样的挑战与影响。事实上，在五、六年前，有的学人已在预言乃至迎接文化的全球化了。即使我认为这种喜迓之情未免过早，未免冒进，但我还是佩服他们的敏锐，只是我对他们的“世界主义”的学理并不敢认同罢了。我们确实须要注意并研究经济全球化影响文化的问题，我们也确实须要好好地来探讨一下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开放而非保守的更非“防御性”的课题，所以它必然与研究经济全球化在文化上发生这样那样影响的问题有所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道道地地的学术命题，而且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宏观课题。
其二，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的关系既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现实瞻望，什么是“华夏民族精神”？我想，“华夏民族精神”是一种复合体，它与世界上其他历史悠久的民族的民族精神应当有相似和共通的成分，但也必然会有特殊的形态和表现形式，在这里，“这一个”是十分显著和重要的，也是整个世界之所以呈现多姿多态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三，长期以来，我们总把华夏民族精神的某些重要方面，归结到传统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而且往往归结到儒家的思想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和人们心灵上不断地作用的结果。这当然是有根据的说法和判断。比如，古典文学作品表现的爱国思想，表现的种种民族精神，其源头大抵来自古老的有着深沉积淀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但我们却也必须说，由于文学作品的自身艺术特点，就实际的影响和效果而言，古典文学在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方面起着那些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或言论集所不能代替的伟大作用。而且我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比后者的影响、作用更大。关于这点，或许我们还是认识不足。
其四，就现实瞻望方面而言。古典文学正是由于它的自身的艺术特点，或许最易于被后代的读者“忘却”它的历史具体性，从而易于融合和认同。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也就是它的具体的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表现特征，规定着它的历史具体性。这是从理论观念上说的。但作者的作品(尤其是诗歌)中却往往并不清晰地表现那些历史规定性，再加上后世读者阅读时，又常常伴随着主体的共鸣，伴随着“再创造”的主体解读，更加起着一种“消溶”原作的历史具体性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我们研究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必然与史学家借重政治、思想和史籍著作来作同一命题的研究有所区别。
张海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如果我理解的不错，这里说的“华夏民族精神”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指的是中华民族在其五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品格。这样一种精神品格既表现在历代仁人志士的立身行事中，也表现在自先秦至明清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换言之，中国古典文学正是华夏民族精神的最重要的物态表现形式之一，它与华夏民族精神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双重关系：一方面，它是华夏民族精神的具体呈现和感性记录，华夏民族精神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风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源自远古又指向未来的历史性存在，它在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上又具有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是先前华夏民族精神之树长出的枝叶，又是后来华夏民族精神继续生发的沃土。
因此，从对古典文学研究一方面来说，我们便不能止于就作家论作家，就作品论作品。而必须深入到产生这作家作品的文化土壤，必须去把握由特定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文人心态和时代精神，这才有可能更真切地理解作家作品。反过来说，对于研究华夏民族精神特征的形成和发展变化，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尚或作家的人格范型，也都可以将文学作品作为第一手材料来进行解读。这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古典文学是华夏民族精神的感性记录，那我们从中便可以看出华夏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更可以触摸到古代文人跳动的脉搏，感受到他们鲜活的精神世界。尽管古典文学并不是唯一认识华夏民族精神的窗口，但较之刻板的史书与抽象的哲学。它所展示的无疑要丰富得多，也要生动具体得多。有时候，文学作品中一句精彩的表述、一个鲜明的意象所展示或所隐含的，往往远胜于历史家和哲学家的长篇大论，而成为精神史研究得以切入或得以彰明的重要契机。
当然，说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亦须深入到作家心态和时代精神，并不等于说古典文学研究即是精神史的研究。较之古典文学研究，精神史更需要开阔的视野。需要从宏观上予以把握概括的能力，也更需要历史和哲学的依托。如果说一定时期的文学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那么淹没在水平面下的部分才真正是精神史的注意所在。所以，在精神史研究中，群体先于个体，风气重于个性，作品的价值取向较表现技巧更应该成为关注的重心，而作家的人格范型则必须置于其赖以形成的社会环境中予以考察。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华夏民族精神本身是一个涵盖颇宽的概念，因之我们的研究便不能止于古典文学，同时还应将少数民族文学和俗文学也包括在内。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将这种精神史的研究视为传统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拓展和深化。毕竟，在研究华夏民族精神史的过程中，视角和方法的变换将会使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新的认识。
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形成
正如十九世纪法国史学家弗斯退尔•德•库朗日在《古代城市》一书序言中所说：“就人类说，过去的事决不会全部死亡。人类可以忘掉它，但总是保持着它。因为人本身在各个时代的样子，只不过是过去所有时代的产物和缩影。如果他深入到自己的灵魂中观察，就能够在那里重新发现这些不同的时代，并按照每个时代加在自己身上的烙印之不同把它们分辨清楚。”历史形成了传统，传统又模塑了今天的我们。从这一意义上说，认识过去就是认识现在，对过去的回顾和发现不断加深着对现在的理解。二十世纪历史学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由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战争史、外交史朝社会生活史、风俗史，进而向以心态史为中心的精神史研究转向。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史学最引人注目、并深刻地影响到新世纪史学潮流的学术趋向，就是对精神现象和心理问题的研究。
对这种新兴的史学思潮，国内史学界或称之为心态史研究，或称之为心灵史研究，或称之精神史研究，意见尚不统一，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后者。“心态”一词习惯上指心理状态，具有瞬间性、时期性的语义限定，应用范围有一定限制；“心灵”一词又有点诗意色彩，内涵不易界定；只有“精神”一词有医学和心理学的依托，有精神分析学说的相应概念支撑，较为适合作为一种学术范式的基础概念。事实上，凡溢出以观念研究为中心的思想史之外的，侧重于民族心理结构、人格特征的形成及人的自我认识、自我认同的过程等，都属于精神史的问题。精神史研究既关注社会普遍心理，也留意各个时代的典型人物的心态、精神结构对民族性形成的参与和影响作用。总之它是对人类精神及其发展所作的历史研究。
精神史研究可以用多种方法、从多种角度来进行，但文学史无疑是最基本最直接的视角之一。作为人类精神最直接、最强烈的语言表现，文学创作集中展现了各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活动，尤其是精神状态。正因为如此，诗人们才坚信“诗歌就是人类情感发展和情感方式变化的历史”，文学史从广义上说，就是人类精神活动、变化、表现的历史，文学作品不仅表现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人物的情感、观念、心态，同时又对后人的精神结构产生强烈的影响。文学在表现、突出精神传统的同时也在强化着传统本身。从精神史的角度研究古典文学，不仅能了解各个时代文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倾向，了解不同时代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从而洞见古人自我意识、自我体验、自我认同及对人性开掘的深度，同时也能把握华夏民族心理发育、成长，精神丰富、复杂化的历程，更深地理解文学创作及接受对个人的生命意义，对不同社会阶层、对整个民族精神建构的意义。这既是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深入探索，同时也是文学研究领域的崭新开拓。
基于上述认识，如果我们能按历史年代顺序，通过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创作，收集各个时代文学中所表现的感觉、知觉、情绪、情感、意志等各种心理事实，区分复杂多变的瞬间性特征和稳定持久的结构性特征，区分一时一地的个体心态和群体的、时代的共同心态，更通过研究历代著名作家及其作品，剖析其精神结构和心理状态，阐明他们对中国人精神结构和人格特征的影响，就能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勾勒出华夏民族传统人格和精神特征形成的历史过程。它所提出的问题和形成的结论将成为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为当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刘石(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学是艺术的重要形式，是意识形态中的一种，是意识的产物，是精神的活动。哲学上所讲的意识，既指一种精神的现象，也指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意识这种精神现象的产生和这种精神生活过程的出现，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我们过去侧重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理解文学和研究文学，无可厚非。
但作为文学活动反映的对象的社会存在，其范围至为广阔，其内容至为丰富。它包括了人类所有的活动行为，活动主体一人自身的思想、精神和心理活动也就自然不在其外。
因此，我们过去忽略了与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人的精神史的关系的角度去理解文学和研究文学，就值得反省。
比如我们常讲杜诗是诗史，如果承认这个说法，它为历史学家提供的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史料，却怎么也比不过《安禄山事迹》、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它作为史的价值不妨说正在于提供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它是一部安史之乱前后文人的精神史，其中贯穿的是情感的沉浮和心灵的振荡。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就会有不同的发现。
文学是意识的产物。从意识的拥有者来讲，又可分为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个体意识是个人精神生活的反映，社会意识则是全部社会精神生活的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个体意识通常具有特殊性、单一性，群体意识具有常规性、统一性；无数个体意识组成了社会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又影响乃至支配个体意识，以至在个体意识中往往体现、贯穿、渗透着那个时代乃至那个时代之前的时代留下的群体意识。
首先，文学是个性化极强的一种精神活动，有必要从具体的个案入手，疏理创作者个人的文学活动与其精神活动的关系。二者的基本关系是：作家精神活动的内涵大于广于他的文学活动，作家的文学活动受制约于他的精神活动，同时又成为他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个案研究中强调大作家、名作家的研究与中小作家组成的作家群研究的并重，并在这种个案研究中贯穿比较的意识，在比较中显示不同作家不同的精神活动影响其文学活动的不同结果，以及从不同作家不同的文学活动中体现出的不同的精神活动。在这里值得重视的是作家文学活动中创作与创作理论的关系。这种关系有时一致，有时矛盾，但不论一致还是矛盾，都可以成为窥探其精神活动的一个窗口。
其次，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既普遍地存在个性化极强的精神活动，又普遍存在“文变染乎世情”的历史规律。因此有必要从这个角度着手，进行两方面的探索。一是一个时段/朝代/世纪/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史的总体探索。当然也有必要反过来，从民族精神史的角度总体研究一个时段/朝代/世纪/整个古典文学史。这种双向的研究既适用于个案研究，也适用于总体研究。二是个人化的文学一精神活动与集体无意识一民族精神史之间关系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复杂性体现在，1.有没有大体一致可以抽象归纳出的后者？是什么影响、支配、决定着它的形成？2.其中有没有个人的作用？什么样的个人在其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个人文学活动的成份又在其中占多少，居怎样的地位？3.常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不是与前者服从于后者有关，而“一代有一代文学之盛”，又与前者对后者的疏离有关(疏离导致差异，差异导致丰富，丰富导致“盛”）？那么是哪些人服从，哪些人疏离。如何服从，怎样疏离，服从与疏离的表现或者说结果是什么？
再次，与同样作为意识形态的其他门类如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相比，艺术是最直接作用于人感官的一个门类。那么感官的刺激与人类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如何？与作用于人的理智、思想的其他门类有何不同？这些不同的地方即特殊性是不是导致了它与其他艺术门类乃至其他意识形态门类在与民族精神史相联系的过程中的种种不同表现？
时间与能力都很有限，只能提出一堆问题，答案只能冀望于以后穷究了。
钱志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关于古典文学与精神史研究的问题，我想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立足于精神史研究的立场，从古典文学这一领域出发来研究精神史；另一个是立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立场。将精神史研究作为研究古典文学的一种方法。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首先需要研究的是文学史或精神史的关系问题。
我觉得精神史与文学史是两个相互关涉但并不相同的领域。从精神史的角度来讲，文学史体现了精神史的一部分，但精神史同时还存在在其它的历史文化领域中，所以人类整体的精神史，是浩瀚无边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精神史大于文学史。文学史有它自己的主题，不能将整个文学史都概括为一种精神史的存在。尤其是避免以精神史的研究方法取代其它所有的文学史研究方法。的确，人文科学乃至社会、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都将它们的研究目的部分地指向揭示人类的精神存在与精神历史，从而达到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人类的存在。但这是从最高的形而上的意义上说的，而各个领域又有它自己的存在形式。一般来说，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精神史，它并不将自己的对象分散到浩瀚无边的人类精神活动的一切状态中，也不研究精神史的一切细微末节。而是要寻找人类或某一民族精神发展史中的那些主流的东西。尤其是精神史有它自己的研究方法。它并不需要关注比如文学或者音乐、绘画等文化艺术的特殊存在形式，而只着意于剖出其中所体现的精神史。所以文学史中有不能为精神史所归纳的一部分，而且这是构成文学史本身的主要的部分。
一个时代，我们说他有时代精神，就意味某些传统的文化精神，与这个时代的新的文化因素结合后，得到了一种崭新的呈现。这种时代精神，对于文学的影响当然是相当巨大的，有时也可能是决定性的。但是，即使是唐诗这样的受其时代精神影响显著的文学，我们也不能说抓住了这一点，就等于抓住了唐诗发展的根本。因为唐诗的成就，是建立在前此的诗歌史发展的基础上的。尤其是汉魏六朝的诗歌，从整体上说，是唐诗赖以得到发展的基础。唐诗可以说是中国前此传统诗歌所追求的诗歌艺术理想的实现。比如，言志、吟咏情性等，都是古人长期追求的理想。都只有到了唐代诗人那里，这些理想才得到了圆满的实现。可见唐代诗人并不是一空依傍地、毫无前提地表现他们的时代精神，而是在一个艺术传统基础上表现他们的时代精神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他们更有意识的行为是在创造诗歌艺术，其体现时代精神，却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无意识一些的行为。
但是，时代精神的鲜明生动，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并非无足轻重，它有时候可以上升为主因的地步。唐诗是一个正面的例子。我们现在看相对来说带点反面性的例子，即明代时代精神的沉滞对明代文学的发展的阻碍。我们现在一般都将明代诗文的不振归咎于严重的复古思想以及他们继承与发展文学的方式的不当。其实，明代的正统派文学思想，与唐宋文学思想主流上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偏差。问题主要在于时代精神的沉滞不振。一种高压的政治，将儒家的思想空前地任化为政治工具。束缚了一批正统文人的思想。后来的异端一派，又以比较消极的方式反叛这种思想，而导致某些精神上的乖张。所以，明人既不像唐人热情奔放、又不如宋人思想深邃，没有足以形成一代之文学的时代精神。所以虽然有对文学传统的深厚的造诣和基本上是正确的文学发展的思想，也还是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总之，精神史与文学史的关系。是一种很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要研究古典文学与民族传统精神的关系，或者在古典文学领域运用精神史的研究方法。我觉得首先的工作，就是要研究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联系文学史实际，先作一些理论探讨的工作。为我们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一些理论基础。
“文人心态”的诗学维度
张晶(北京广播学院广电文学系教授)
在一个时代的精神结构中，文人心态是一个特定的、不可取代的层面。相对于社会意识形态来说，它是较为不确定的、流动的，也是较为活跃的、富于生命力的。把握一个时代的精神全貌，仅仅依据史书、官方文牍等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些最能荷载时代的、社会的活的精神的东西，恰恰不在于此，而更多地是在文学作品之中。
心态这个概念，具有很大的模糊性，难以确定它的边界所在。迄今为止。很多学者从心态角度来研究古代文学，有的专著、论文即以“心态”为名，但要真的为心态“正名”，却是“戛戛乎其难哉”。因为心态本身就是人们的主体世界那种内在的、变化着的、丰富多采的样态。“心态”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概念，它是人的心灵世界中那些情感的、情绪的、意志的、思想的整合体，它包含了理性与感性的，意识与无意识的不同精神层面，它不是固定的、僵死的，而是活泼泼的，生生不息的。举凡人的欲望、情志、意念都涵盖于其中。甚至可以把它视为心灵世界中无所不在其内的概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心态又不能看成一个没有任何基本倾向、没有主导因素的心理“大杂烩”，心态又是一个统一体、整合体，一个人的心态在一个特定的时段内、一个特定的境遇下，往往有着相对的稳定。如杜甫在长安十年时的那种“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心态，苏轼在贬居黄州时期那种以“人生如梦”为核心意念的心态，都是相对稳定的，有一个主导意念的，可又是活生生的、变化着的。心态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
为什么我们以“文人心态”为话题呢？因为在正统的文牍中是很难见到一个时代那种活生生的精神众相的，而一般人的心态又是没有载体的情况下无由得知的。只有在中国古代的那些文人(文学家们)的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心态的痕迹。而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以第三人称为叙述视角的小说、戏剧之类对作家的心态的映现尚属间接的、曲折的，而在那些直接抒写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诗歌(此处取广义，即中国古典诗歌的大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如诗、词、散曲等都包罗在内)是最能映现文人心态的东西了。
感谢诗人们为我们留下了跃动着他们的情感、意志与欲望的那些撩人心弦的篇章，心灵的曲线如果不是在诗词的文本中划下了或明或暗的光影，我们又何由得知屈原、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些往古时代的文人们的心灵世界？心态固然是虚灵的，可它又是在诗词曲的精妙意象中得以物态化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那是一种怎样的爱的执着？“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又是一种怎样的孤寂与凄苦？“肝肠百炼炉中铁，富贵三更枕上蝶，功名两字酒中蛇。”又是怎样的心寒齿冷呵！中国诗学最重表现性，“诗言志”也好，“诗者，吟咏情性”也好，都可说是中国诗学最基本的功能观。而诗词的意象创造，又是陶写诗人心曲的最佳方式，也是我们研究文人心态的最佳对象。
心态不惟是个人化的，也是社会性的。每个人有自己的特殊心态，一个时代亦有属于这一时代的普遍性心态。通过对一个时代文人群体的作品的考察，是不难发现具有时代特征的普遍心态的，这当然也是在官样文章中以及在论理性作品中所难见到的。个体的心态是最具体的，最活跃的，也是研究的切人口，而通过众多个体心态而考察而得出的对时代性的文人心态的认识，是个体心态的集约化与升华，也是洞照时代精神的中介。而古典诗词，则是研究文人心态的最佳载体与对象。关键是，我们不应满足于个别作家诗人的心态描述，而应由此把握一个特定时代的精神律动。那在我们的视野中的特定时代的社会精神风貌，便不再是抽象的、干枯的、虚空的，而是宛如动脉中血的汩汩奔流，搏动在我们的眼前。
文人心态研究的两个目的
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从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出发，我认为文人心态的研究起码具有两个重要目的。首先是学术研究自身的目的。在这方面我以为心态研究是联结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重要中介。现在古代文学研究界正在走向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尤其是交叉学科与边缘学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实以前对这些问题和领域也并非没有涉及，比如政治、经济、哲学、宗教诸文化要素对文学的发生演变及其审美属性的作用等等，也是大家经常论及的内容，但为什么会觉得离文学审美比较远，有时甚至会流于一种研究的套子。我想关键就在于许多研究者是直接将这些外部因素与文学对接，从而给人一种生硬机构的感觉。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直接进入文学的领域，而必须通过文学作家与批评家的心灵过滤与重组，然后才能表现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中。或者说，这些因素最初是作为一种心态而出现的。心态具有情感与理性、具象与抽象、意识与潜意识的综合整体特性，它将外部世界的种种因素加以改造、加工与重建，从而把文学的外部世界转化成自己的内部世界。最终再进入自己的作品与理论。从此一角度说，任何一种文学的外部因素相对于作家来说，都是一种可能的存在而不是现实的存在，只有经过其心灵的整合之后才可能内化为自我的主体存在。因此我们只有将文人心态弄清楚了，才能搭起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桥梁。
其次是与现代人心灵交流的目的。在中国古代，许多人认为存留于纸上的文字只不过是精神的糟粕，而真正可贵的乃是作者的精神。这种说法有多少真理的成分当然还可以继续讨论，但它说明了中国古人特别重视与前人精神境界的直接心灵交流，用传统儒学的话语说就是有切于自我心灵的“自得”。我以为对文人心态的研究可以更加有效地与古人进行心灵的交流。对文人心态的成功研究，能够使后人活生生地看到古人在面对成功与失败、顺境与逆境、荣辱与得失时的复杂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喜怒哀乐、苦辣酸甜与矛盾困惑。从而达到更加贴近古人与更能引起自我心灵振动的双重效果。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文人心态的了解并进一步体会他们的精神境界，能够有效地提升现代人的精神境界，从而使我们在一个充满变化与物欲的时代活得更为踏实和更有滋味。我们以前曾经很佩服范仲淹那种进亦忧退亦忧的精神境界，认为那表现了他伟大的进取精神和责任心，可是当我们了解了王阳明“用之则行舍即休”的心态时，可能更有利于现代人人生价值的选择，因为这不是进亦忧退亦忧的境界，而是进亦乐退亦乐的境界，在王阳明看来，一旦有机会出仕报效朝廷，就应该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不计个人得失，不惧他人毁誉。而一旦遭受挫折而归隐田园，则可欣赏山水得到自我的陶冶，充分享受人生，并为再一次的人生进取积蓄能量。在这一过程中，环境的压迫与人生的失败都不仅仅只有负面的意义，而是考验了自我修养境界高低并增加了自我的人生的阅历。我想，如果现代人也能够保持这样一种心态，对我们的现实人生存在将是怎样的意义，我在做《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这个项目时，的确曾经感受过这种心灵的激动与人生的感悟。
悠久的两难：古典文学精神与文人心态模式
韩经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古典文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文人心态，在总体上呈现出的两难态势，可以用辩护心态和批判意识的内在矛盾来概括。
以往，我们只将历代歌舞升平的作品看作是辩护性文学精神的体现，而没有看到维护正统的辩护心态同样可以产生风骨凛然之作，尤其是那种隐藏在批判意识的背后，以其讽谏而替正统辩护的文学精神和文人心态。往往表现出追求理想和主持正义的精神力量，理直气壮，气盛言宜，风清骨峻，兴寄高远。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风人”精神和讽喻范式，绝非独立于正统思想体制之外的独立的声音，而恰恰是正统声音的折射，即便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政治文学立场，最终也是在使诗歌化为政治传媒的同时，通过自下而上的民情传播，达到自上而下的思想教化。其实，客观地讲，那由采诗观风的制度和采诗官的建制所构成的政治文化诗学传统，之所以会产生像东汉时期“诈为郡国造歌谣”那样的骗局，恰恰是因为所谓批判者实质上是为辩护服务的。当然，文学史上真正有人格的作家，其兴寄讽喻无不出于真诚，但是，就像史家传统中同时存在着实录直书与尊贤隐晦一样，历史真实，实际上并不是史家追求的唯一目标。而一旦面对着两个互相悖反的价值趋向，史家也好，作家也好，能不两难吗？
于是，史家和作家历史地设计出一种“两悠悠”的精神意态：孔子以“邦有道”“邦无道”为参照来作出抉择，老子则主张“不敢为天下先”，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庄子明确提出“两行”命题，等等。看起来，“两行”而且“悠悠”，何等地徜徉自在！殊不知，这真正是一种无奈，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者”在历史逆境中为自我生存而设计的基本策略。既然如此，任何有关这种精神意态的分析就必须首先确认历史逆境这一大前提，但事实并非如此。或者简单化地斥之为消极，或者同样简单化地誉之为自由，而忘记了“两悠悠”其虚拟的本质特征。就如同实录直书与尊贤隐晦对史家来说两手都要硬一样，“阅世走人间”和“观身卧云岭”之间的此实彼虚或此虚彼实，使文人人格因虚实并存而分裂为二，这样，又何来统一的人格呢？真实地讲，中国文学精神史和中国文人精神史都呈现出这种以分裂而求得精神归宿的典型特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逆境中的历史的生存智慧，因为上升为思想信仰而转化为终极追求，于是现实的无奈就成为精神的自得了。20世纪后期对老庄玄禅之人生智慧和人格魅力的过度推仰，已经造成了文化阐释的现代误导，使人们误将历史上的无奈认作是自得，现在是应该进行澄清性文化反思的时候了：“两悠悠”实质上乃是一种逆境化解智慧，其怡然自得中深藏着选择的无奈。
中国古典文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文人心态，在总体上所表现出的两难态势，还可以用情感与伦理相冲突的历史难题来概括。
一部中国文人精神史，就是一部情感与伦理的冲突史。不管是早期儒家主张情感节制的以理和情论，还是后期理学兼容释、道精神而主张虚静体验的心灵澄净论，都在试图确立一种关于性情的理想规范。但是，不管是早先的“和”之度，还是日后的“未发”之性，始终没有解决由理论概念向实践方法的转化问题。伦理哲学的长久难题必然导致文人心态的长久困境，从而直接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一般性地分析文学史上的情、理冲突，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意义了，值此重新思考中国文学精神史之际，需要我们深入到向所谓情、理冲突之精神状态的内部，去剖析因此而导致的文学审美观念上的犹豫彷徨和模棱两可，去剖析其至今存在的文化影响。虽然，一深入进去就会感到这实在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文化课题，但新世纪的现代理性能提示我们，传统中情感与伦理的冲突，往往被历史推向个人情感与政治伦理的冲突，从而使问题呈现出政治化的倾向而显得异常敏感。比如，对女性美和性感美的文学表现，之所以历来不曾得到正面的评价，就因为相应的伦理尺度实际上是与女色亡国的政治理念连通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吧，历史上凡是能够挑战政治伦理的抒情文学潮流，都带有个性解放的政治文化色彩，于是随着文学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而失去自身发展的可能。
两难，曾经主要被描述为对传统的矛盾心态。而现在则需要确认它作为传统本身的性质，于是，对我们来说，就有一个如何摆脱传统两难困难的问题了。换言之。我们现在难免还会处于两难境地。但有一点却必须明确，即此两难非彼两难。如果我们还在为传统的两难问题而困扰，甚至自觉不到，那就太可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