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顾名思义就是收藏图书典籍。它是人类为了阅读、鉴赏、校勘、研究和利用的目的，而进行的收集、典藏、整理图书的活动。
那么，什么是图书呢？对此，我们有必要从“图书”两字的字源上加以追根溯源。根据《辞源》的解释，“书”字在古代有六种意义：一是记载，写作；二是文字，字体；三是书籍；四是书法；五是书信，尺牍；六是《尚书》的简称。在这六种解释中，与本书有关的是第三种，即书籍。如《论语·先进》：“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说文解字叙》：“著于竹帛谓之书。”“书”在古代又有概括载籍的涵义，如司马贞在给《史记·礼书》的“书”字作注时解释曰：“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而“图”字，则有以下八种意义：一是计议，谋画；二是设法对付，谋取；三是绘，画；四是所绘的画；五是地图；六是河图的简称；七是法度；八是地方区划名。其中第五种解释与本书有关，如《周礼·夏官·职方氏》：“职方氏掌天下之图。”注：“如今司空舆地图也。”另《战国策·燕策三》所说的“图穷匕现”的“图”字也是指地图。
对“图书”一词的涵义，历代学人多有论述。如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沛公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易经·系辞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而据文献记载，我国最早的书籍可以追溯到传说时代的简牍帛书。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亢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古文尚书·序》也有这样的话：“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至夏商时期，简书和帛书等更是大量出现。当然，随着书籍的正式产生，与之相关的藏书活动也就开始出现了。《墨子·天志下》所说的“有书之竹帛，藏之府库”，便指此。
但“藏书”作为一个术语，迟至战国末年才开始出现。如《庄子·天道》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又，《韩非子·喻老》曰：“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冯曰：‘事者，为也，为生于时，知者无常事；书者，言也，言生于知，知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之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箧。此世之所过也，而王寿复之，是学不学也。故曰：‘学不学，复归众人之所过也。’”《韩非子·显学》：“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
根据上面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藏书史是一门总结中国历代藏书事业发生、兴起、发展、繁荣、鼎盛及其转型的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
研究中国藏书的历史，有助于加深入们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全面认识。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在其早年所著的《江苏藏书家史略》一书的序中曾说道：“学者苟能探源溯流，钩微掘隐，勒藏家故实为一书，则千数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动、地方经济之盈亏，固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1]
中国的藏书系统，大致可以分为公藏和私藏两部分。其中公藏包括皇家藏书、中央政府藏书和地方政府藏书；私藏是指私家藏书。此外，还有处于两者之间的书院和寺观藏书。
（一）官府藏书
官府藏书也称公家藏书，因属于官府或公家所有，故名。它又可细分为皇室藏书、中央政府藏书和各地方政府藏书三个部分。其中，皇室藏书是皇宫内专门收藏皇帝御笔御札及供皇室成员阅读使用图书的处所；中央政府藏书主要包括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的三馆藏书和秘阁藏书；地方政府藏书，则是各州、府、县等地方政府官署内收藏的供官员阅读使用书籍的处所。
中国官府藏书始于夏商时期，那时已有类似管理图书的官员。至西周时期，中国官府藏书系统已渐趋完备。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官府藏书管理制度已具雏形，出现了真正的官藏机构；同时官府藏书也得到了一定的利用。
西汉建立后，历代统治者广开献书之路，并建“藏书之策”，进一步完善了官府藏书机构。其时，官府藏书分宫廷的内书和中央政府的外书。其中，内书又分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兰台、石室、洪都、东观和仁寿阁等；外书则有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理官之藏。
东汉时期的官藏事业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其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图书的中央最高机构——秘书监，正式列入国家的职官系列。皇室及中央政府的藏书机构主要有辟雍、宣明殿、兰台、石室、洪都、东观和仁寿阁七大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府藏书，由于历朝统治者大都比较重视对图书的搜求和典藏，社会生产和文化发展的进步，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使这一时期的藏书事业在总体上仍比秦汉时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官府藏书的数量比汉代大大增加，如梁武帝带到江陵的书籍就达七万卷（一说十万卷）之巨；二是藏书管理机构较前代要完善，如魏有秘书监、中外三阁，蜀、吴均有东观，而南北朝时的秘书监制度已趋于成熟。晋武帝时设秘书郎四人，分别负责经、史、子、集四部。随着官藏图书的增多和图书形态的变化，不少政权还对国家藏书进行了整理，从而诞生了一批像《中经》、《中经新簿》、《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目录》、《天监四年四部书目》、《七录》、《七志》、《晋元帝四部书目》、《秘阁四部录》、《综理众经目录》等一批有影响的、有价值的目录学著作。
唐代官府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当时除秘书监统管全面的工作外，参予国家藏书管理的还有弘文馆、崇贤馆、司经局、史馆、翰林学士院、集贤院等机构。这些机构除进行大规模的图书搜集外，还组织了较大规模的校书活动，建立了图书典藏和利用制度。
宋代的官府藏书可分为皇室藏书、中央政府藏书和各地方政府藏书三部分，与之相应，宋代官府藏书还建有一套体制健全的藏书机构。皇室藏书有太清楼、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翰林御书院和玉宸殿等；中央政府机构藏书除昭文馆、集贤馆、史馆三馆和秘阁藏书外，还有国子监、舍人院、御史台、司天监等的藏书；地方官府藏书则包括两个方面的藏书，一是路州（府军监）、县行政管理机构，二是州府、县府官办的学校。统治者为了充实这些官府机构的藏书，曾制定了多项求书措施，千方百计搜集图书典籍，并组织官员对这些图书进行整理和校勘。其时官府藏书的保管措施也已非常完备，以馆阁藏书的防火措施为例，一是新省围墙外留空地，充作巡道；二是省内专设有“潜火司”，备有灭火器材及设施；三是严格实行火禁。在图书防潮方面，每年五月一日至七月一日要举行曝书会。此外，还设有图书专职保管和宿值制度。
明代由于太祖、成祖及宣宗等的重视藏书，广事搜求，故皇家藏书极一时之盛。皇家的文渊阁、皇史宬的藏书琳琅满目。除了皇家内府藏书外，其时中央机构各部院、国子监及各府、州、县学等也都收藏有数量或多或少的书籍。
清代虽未设有专门的官藏机构，但在内府皇帝休憩办公之处如文渊阁、武英殿、懋勤殿、昭德殿、南薰殿、养心殿、昭仁殿、紫光阁、南书房、皇史宬、内阁等处都收藏有数量不等的藏书，而乾隆皇帝为分藏《四库全书》所建的南北七阁，其规模和布点堪称是官藏之最。此外，翰林院、国子监等中央政府机构及各省、府、县地方政府机构也往往附设有藏书处。
（二）私家藏书
中国私家藏书的历史比公家藏书的历史要迟一点，学术界一般将其追溯到春秋战国，其时据《韩非子·三难》等篇所载，民间已出现了收藏法家、兵家等著作的现象。孔子、老子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藏书家。
至秦汉，私家藏书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汉代出现了像西汉河间献王、东汉蔡邕这样收藏颇富的藏书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书籍的制作基本由竹木简牍和缣帛书籍过渡到物廉质轻的纸抄本，故此私家藏书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藏书家群体的构成和社会藏书风尚也为之一变。藏书已非贵族高官的专利，贫寒之家也出现了藏书的现象。于是，这一时期无论是藏书家的人数还是藏书数量都比汉代大有增加。特别是在社会政治相对安定、经济文化发展较为平稳的江南，其藏书家的数量在南朝时首次超过北方，并出现了萧绎这样拥书八万卷之巨的大藏书家。在此背景下，这时开始出现了专门用以藏书的书室或书楼及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他们的藏书思想除个别人比较保守外，大多比较开明，能做到供人借抄，与人共读，甚至无私地捐赠给善读者。同时，他们在藏用结合、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上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以抄书和贩卖图书为生的专业人员对私家藏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佣书”和“书贩”作为一种职业的出现，无疑使图书的积聚更为方便，从而大大加速了私家藏书的发展规模。
至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私家藏书事业的迅速发展期。不仅藏书家的数量远非秦汉时期可比，而且其藏书的数量和质量远在秦汉之上。其时，藏书家还有许多创造，如：唐代藏书家颜师古，在收藏书籍外，还收藏古书画、古器物、书帖等，从而扩大了藏书楼收藏的范围；五代青州藏书家王师范，聚书数千卷，请杨彦询掌管，这是私家藏书聘请专职人员管理藏书的最早记载；五代藏书家和凝，有集百卷，他自篆上板，模印数百部，分送友朋，开藏书家自刻文集之风。……这些都对后世私家藏书事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私家藏书事业的繁荣期。在这一时期，私家藏书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藏书风气非常兴盛，藏书活动从北到南延续不断；藏书家、藏书世家大量涌现，并由贵族官僚向平民阶层发展。二是藏书规模大。在宋代五百余名藏书家中，藏书量在万卷以上的就近四百人，占百分之八十左右。三是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南方的确立，南方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已逐步超过了北方文化，自然其私家藏书事业也有了飞速的发展，超过了北方，并由此奠定了其后近千年南方藏书发达的局面；四是私家藏书目录的编制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先开题要之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首创解题一体，尤袤的《遂初堂书目》独擅版本记载，而郑樵的《校雠录》更是开创了对藏书目录学的研究工作等，从而一扫此前官藏书目一统天下、孤掌难鸣的沉闷局面，极大地改变了私家藏书系统长期以来只有藏书而无学术的简陋形象。由此发端，后之私家藏书编目遂形成制度，书目成果多若繁星，官、私藏书目录形成并驾齐驱、各领风骚的格局[2]。
明代私人藏书达到了空前兴盛的地步。以藏书家人数而言，其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一代，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书就有四百二十七人（不含以藏书著称的藩王）。而据现代学者的统计，明代藏书家更是多达七百余人。我们只要略举宋濂青萝山房、叶盛菉竹堂、王世贞小酉山馆、项元汴天籁阁、范钦天一阁、赵琦美脉望馆、祁承爜澹生堂、钱谦益绛云楼……，便可想见当时私家藏书之盛况。还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一些著名藏书家还根据他们的实践经验提出并总结了一些系统的鉴别古书的经验和庋藏、编目等藏书理论，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内涵。这其中，山阴藏书家祁承爜及其《澹生堂藏书约》更是功不可没。
清代是我国私家藏书发展的最高峰时期。它承继明代的遗风，讲求宋元旧刻、明刻精印及精校精抄本，并逐步形成地区的群体。20世纪初杨守敬在《藏书绝句序》中总结说：“其收藏之地，于吴则苏、虞、昆诸剧邑，于浙则嘉、湖、杭、宁、绍诸大郡，大都一出一入，此散彼收，朱玺红坭，灿然罗列。”[3]除苏、浙两地外，北京则是北方藏书家的荟萃之地。
山东、福建等地也是藏书家集中之地。其时，藏书家有按藏书目的、藏书特色而形成的赏鉴家、校勘家的区别。藏书家的数量及其藏书规模，均超过任何一代。他们在学术研究、文化发展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私家藏书开始由盛转衰，其原因有二：一是近代社会新的文化机构图书馆的出现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封建私家藏书的衰落；二是由于私家藏书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经济之支撑、馆舍之建造、藏书之补充等均有所削弱，并促使其逐步解体。其时私家藏书的变化，莫过于藏书的散出。这种情况是私家藏书无法回避的事实，一方面由于政局的更迭、战争的毁坏，藏书家家道中落，无力支持家中藏书，这些都直接影响了私藏的延续。另一方面，则由于沿海通商，财富积累迅速，出现了一大批富商豪贾；中兴将帅更是权大势大；他们通过让购、掠夺取得旧刻名抄，马上成为远近闻名的新兴藏书家。
对于历代私人藏书的现象，明清学者多有论述。如明代胡应麟将藏书家划分为好事家和赏鉴家两类，清代洪亮吉则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五类，而叶德辉则认为著述家（考订、校雠家之合称）、校勘家、收藏家、赏鉴家四类。
（三）寺观藏书
1.寺院藏书
佛教寺院藏书起源于东汉末年，那时的白马寺等寺院已有藏书形态出现，并具备了一定数量的藏书量。相传佛典《四十二章经》流入中国后，便收藏在兰台石室。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印度和西域僧人大量进入中国，在中原内地广泛传教，大量译经，中国信佛和出家人成倍增长，全国各地广建寺院，历代统治者不仅实行扶持佛教政策，而且还专门设立僧官制度，置专地庋藏佛教典籍。在此背景下，寺院藏书事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在东晋时期，我国南方地区已形成了庐山东林寺和建康道场寺两大寺院藏书中心，并产生了专门的佛典目录——《众经目录》和《综理众经目录》。
隋唐时期是寺院藏书的极盛时期，无论是藏书的数量，还是藏书的品种和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经籍会通二》中曰：“凡释氏之书，始于汉，盛于梁，极于隋唐。”其时，各地寺院都或多或少收藏有官写及民间所抄的佛经典籍，其中一些像庐山东林寺这样大的寺院往往收藏量在万卷以上。其中手写的大藏是这一时期寺院藏书的主体，另外还有少量的雕版印刷的佛经。与此同时，寺院藏书制度也趋于完善、成熟。如庐山东林寺在义彤主持经藏院时，从采集到分类、编目、排架等工作，已组成了比较完备的藏书工作程序，与现代图书馆的业务流程几乎无贰，这表明经藏制度在唐代已经确立。
宋、辽、金、西夏、元数代的统治者都非常注重对佛教的扶持，故这一时期的寺院藏书虽不及隋唐之盛，但也比较发达。一些大的寺院往往藏书达万卷上下。当然这些寺院藏书绝大多数为佛教经卷，但也有一少部分为历朝君主所赐的御书、御札和僧人所作的语录及诗词、散文等。其藏书特色除传统的手抄本外，大量的为雕版印刷品。
明清时期的寺院藏书沿袭唐宋以来的传统，藏书内容仍以《大藏经》为主。但在寺院和道观藏书的藏书楼建设及图书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清嘉庆十四年、嘉庆十八年，著名学者阮元曾分别为杭州灵隐寺和镇江焦山寺撰写了《书藏条例》。
2.道观藏书
道观藏书的起源时间要比寺院藏书稍迟一些，开始于西晋。与此同时，西晋时期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道书目录——葛洪《抱朴子·遐览篇》。至南北朝时期，道观藏书经过充实与完善有了较快的发展，个别道教道观已收藏有近万卷经书，并出现了分类体系比较完备的道经专门目录——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隋唐时期是道观藏书的繁荣时期，其时一些大的道教宫观藏书量往往在万卷左右，其内容涉及道家诸子、道教经典、科仪、类书、论著、诗词及变文等；而且大多还编有目录。此后，道观藏书随着道教的不断发展而日臻完善，成为我国古代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从整体上说，中国历史上的道观藏书不及寺院藏书发展得快，也不如佛教藏书地位高。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宗教藏书绝不止佛教和道教两种，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机构也收藏有或多或少的图书，如近代耶稣会士就在上海设有徐家汇藏书楼、尚贤堂藏书楼等，但它们的地位和影响远不及佛教和道教寺观藏书。
（四）书院藏书
书院藏书是我国古代四大藏书系统中最后一个形成的藏书系统。它始于唐代，如清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二云：“乐林书院在德安县，唐义门陈衮建，聚书千卷，以资学者。”至宋元时期为中国古代书院的兴盛期，自然水涨船高，书院藏书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宋代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的藏书之富自不必说，即使是普通之书院，其藏书也很丰富，有的甚至超过国家藏书。如魏了翁《鹤山书院始末记》曰：“堂之后为阁，家故有藏书，又得秘书之副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4]这些书院藏书为师生提供研习之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公共性与开放性。元代的书院藏书在宋代的基础上又大大进了一步，以藏书规模而言，成都草堂书院石室贮藏了全国各地收集来的刻本、手抄本、拓本、手稿本书竟达“廿有七万”卷之多，远远超过宋代鹤山书院十万卷之数。其时书院藏书事业之盛，于此可见一斑。此外，书院的藏书建设至元代也已进入了正规化、制度化阶段，已设置专人管理书院的藏书，并形成图书借阅制度。同时，元代书院的藏书刊播、藏书利用、藏书特色等方面也都有可纪之处[5]。其时，像杭州的西湖书院已承担了国家图书出版的主要任务，支持着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们还利用书院中的藏书编写了许多院藏图书目录和学术著作。明清时期，书院的藏书事业没有达到宋元时期水平，但这一时期的书院藏书仍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如藏书楼建设、院藏书目的编制以及图书管理制度的规范化等。
书院的藏书，来源主要有以下几处：一是朝廷敕赐；二是官吏向各官书局征集；三是官吏捐置；四是私人捐赠。
书院藏书的出借有一定的规定，不得随意出借，有的甚至还有比较严格的规章制度。如《白鹿书院志》卷十、一一便载有这方面的内容。同时，有的书院还往往编制书院藏书目录。
书院藏书具有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它供书院的师生借阅，这是它与私人藏书楼的最大区别。师生正是利用丰富的书院藏书，研究学术，从而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藏书史中，就藏书形态的演进或藏书事业的发展来看，其间虽有一定的曲折，但总的来说，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日益需求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这已为当前藏书研究者的通识。鉴于此，我们将中国藏书史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先秦时期为中国藏书的起源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官方藏书系统首先在夏代已初步建立起来，并在商、周两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特别是周王室的藏书非常丰富，已有了专门的藏书场所，藏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比夏、商两代要进步得多，藏书的利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
至东周时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藏书事业中的私家藏书系统也继官府藏书系统之后正式形成了[6]。当时许多大学者为了兴办教育、游说诸侯，遂拥有了较多的藏书；与此同时，他们还对藏书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在藏书分类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藏书的兴起阶段。这一阶段，可分为秦汉、魏晋南北朝两个时期。
1.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发生了“焚书坑儒”事件，这一事件虽然对官府藏书影响不大，但对当时的私家藏书却是沉重的打击。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认识到秦的弊政，总结了亡秦的经验教训，因而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巩固政治制度、扶植文化发展的措施，并用法规的形式加以确定，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向封建大帝国的转型。它对有汉一代学术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图书收藏事业的开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古代文献记载道：“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由秦而降，每以斯言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7]于是到东汉，都城洛阳市肆中就有了专门的“书市”，人们能够很方便地购买到要看的书籍，从而使“博通众流百家之言”[8]成为一种可能，中国古代的藏书事业也从此走上了良性发展的历史轨道。一些对后世藏书家发生了深远影响的言论，如“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9]就产生了此时。
2.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长期处于动乱之中，但各朝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图书的搜集工作，以至梁元帝时皇室和中央政府藏书已达十余万卷，较之汉代增长了数倍。与此同时，官府藏书机构更较前完备。私家藏书则无论是藏书家人数还是藏书数量都比汉代有了进步。另外，随着佛教的普及，佛教典籍的收藏和整理也成为当时藏书的一大风尚。
魏晋南北朝时期藏书事业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历代统治者大都比较重视对图书的搜求和典藏，如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晋武帝司马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宋武帝刘裕、梁武帝萧衍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二是社会生产和文化教育的进步，特别是纸的生产技术的改善和其使用的普及，使图书的数量和品种急剧增加。三是南北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出现了大融合的新景象。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藏书的发展阶段，也是中国古代藏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阶段。这一时期的藏书事业既承袭汉朝以来的成就和遗风，同时又较前代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的官府藏书系统在隋唐时期已经趋于成熟和完备。其时皇室和国家内外藏书除得之于前代亡国之府藏外，统治者还下诏从民间广泛征集遗逸之书，并有组织地进行大规模的抄书录副工作，从而使其藏书量比前代大有增加。在此基础上，隋唐时期形成了皇室和国家内外藏书的的格局。内库藏书与秘阁藏书皆有特点，内库藏书率多御本，如隋之嘉则殿、唐之集贤殿书院；而秘阁藏书也往往有正本。其时秘书省藏书已演变成类似今日的国家图书馆。与此同时，统治者还多次下诏对皇室藏书和国家内外藏书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工作。如隋代开皇初年，秘书省在牛弘的领导下，对其藏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工作，形成了《开皇四年四部目录》。此外，这一时期官府藏书在庋藏制度方面也有许多特色，依甲（经）、乙（史）、丙（子）、丁（集）分类庋藏。这种成熟与完善的藏书体制，一直贯穿于其后宋元几代数百年，并对海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在隋唐时期与中国交往甚密的东瀛日本，至今其国家图书馆系统中的皇室藏书机构仍保持着隋唐皇室藏书的遗风。
第二，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民间读书应试的积极性，从而使中国私家藏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速期。其时，私家藏书成风，藏书助学求功名、藏书治学以及藏书以保持家传名教，成为世家大族和文人士大夫的共识。在此背景下，唐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私家藏书目录——《吴氏（兢）西斋书目》。
第三，隋唐时期是寺院和道观藏书的极盛时期，无论是藏书的数量，还是藏书的品种和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与此同时，寺院经藏制度在唐代也已经确立。
第四，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的藏书系统已经完备。这一时期，不仅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和寺观藏书三大系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而且还产生了书院藏书。
宋元时期是中国藏书的繁荣阶段。这一时期，中国藏书事业又可分为宋、元两个阶段。
1.宋代藏书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当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0]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更认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到顶峰。”又曰：“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1]
宋代藏书作为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进入了大繁荣的时期，无论是以馆阁为中心的中央政府藏书，还是各路府州县的地方政府藏书，以及方兴未艾的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至于私家藏书，其风气之普及，藏书家人数与藏书数量之多，藏书内容之丰富，校勘之精当，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可以说，宋代是中国古代藏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阶段。
2.元代藏书
元代建立与统一中国后，虽然采取民族歧视与高压政策，但对汉文化还是比较重视的，也注意保护汉族文化典籍，使当时的藏书事业在遭受了宋末元初很大的战争破坏后很快得到了恢复，并走上较快的发展道路。虽然其时的藏书事业不及宋代兴旺，但从中国藏书事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仍属于繁荣时期。仅以藏书规模来言，为前世所罕见。官府藏书，仅元顺帝时所收遗书就达三十多万卷；而成都草堂书院石室所蓄的二十七万卷藏书量，远非宋代书院藏书所能望其项背。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阶段。在这一时期，官府、私家、书院、寺观四大藏书系统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明清时期皇室内府藏书，继承了宋、元数代宫廷藏书的精华，加之统治者多次征访民间遗书，使其所藏极富。明初《永乐大典》和清初《四库全书》的编纂成功，便得益于些。其时官府藏书楼的建设，深受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明代文渊阁、清代南北七阁的建成，标志着国家图书馆已具备正式规模。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清江南三阁藏书允许士子借读，这不仅有利于文化的普及，而且对以后私家藏书的影响也极其深远。
但明清藏书事业中影响最大、成就最为显著的当推私家藏书。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藏书家辈出，人数空前。明代范钦、项元汴、祁承爜、王世贞、钱谦益、毛晋、高儒、李开先、陈第和清代黄丕烈、袁廷梼、周锡瓒、顾之逵、杨绍和、瞿镛、陆心源、丁丙等一大批著名的藏书家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仅以藏书数量多称雄于时，而且其质量也极精。他们在藏书理论、藏书楼的建筑设计、典籍保护、典籍利用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二是地域特征愈来愈强。经济发达的江南是当时中国私家藏书的重心所在。三是藏书理论的学术成果斐然。
本世纪以来是中国藏书的转型阶段。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藏书的思想已从传统的以藏为主向藏用结合方向发展。20世纪初，当时西方先进的公共藏书制度和思想已深深地吸引了中国开明士人的注意力，西方公共藏书观念也在中国愈来愈深入人心，各级各类具有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色彩的公共藏书楼和公共图书馆实体，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不断诞生，并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这一时期陆续兴建的北平图书馆、故宫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等，其藏书规模、建筑规模和服务方式与传统的私家藏书楼已不可同日而语，从而成为20世纪中国藏书文化发展的主流。他们参照西方公共图书馆的有关规则，从图书的采购、分类、典藏、流通阅读等方面制订了一系列的章程，成为近代藏书楼规章制度的蓝本。二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藏书的类型也从传统的纸书向录音带、胶片和光盘等等现代图书载体发展。“由于其体积小、藏书大，‘藏’的意义相对减弱；与此同时，通过高科技手段如网络化的建设与推广，使文献资源更广泛更便利于应用，而渐渐落脚于‘用’。因此，未来藏书文化将在以用为主的基本理论指导下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12]三是这一时期的藏书内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之前，藏书家关注的往往是宋版元椠和以抄稿校本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但自本世纪以来，中、西文的书籍和报刊开始大举登堂入室，在藏书结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四是藏书家的结构和藏书风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曾经紧密依附于封建世家大族的私家藏书活动日趋衰落，而新生的经营工商实业的民族资本家乃至军阀、政客队伍中，不断有新的购书豪客崛起，他们往往挥霍重金，兼收并蓄，从而极大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藏书活动和藏书风尚。五是中国古代藏书学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兴起，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和叶德辉《书林清话》等著作可谓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
注释：
[1]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
[2]袁逸：《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特征及社会贡献》，载《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
[3]《流通古书约·古欢社约·藏书十约·藏书绝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4]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四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5]详见班书阁《书院藏书考》，载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版。
[6]以上参见杨宽：《战国史》第十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冯天瑜等著《中华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0-341页。
[7]《苏轼文集》卷一一《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8]《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
[9]《汉书》卷七三《韦贤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
[10]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11]邓广铭：《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12]来新夏：《中国藏书文化漫论》，载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