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兰陵王]《柳》云：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这篇词自来被认为是《清真集》中代表作之一。宋人小说如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及毛幵《樵隐笔录》已有关于它的传说和流传情况的记载。后代论家选家评选周词，也很少遗漏此篇。
在旧评中，使我最感兴趣的，乃是谭献在周济《词辨》卷一的评语中，对此词第三叠“斜阳冉冉春无极”句所下的一句话：
“斜阳”七字，微吟千百遍，当入三昧，出三昧。
这是什么意思?
从字面上看，它只是在说：这句词很值得玩索，应当仔细地加以体会。至于其值得玩索之处何在，玩索应当如何下手，则都没有下文。
陈匪石《宋词举》卷下云：
“斜阳冉冉”七字，是別浦、津堠间情景。其情景交融之妙，有难以言语形容者。谭献谓“微吟千百遍，当入三昧，出三昧”，洵非过言。
此句是写别浦、津堠间情景，写来情景交融，这并不难体会，而当需要进一步加以分析，从而发掘谭评的究竟义时，陈先生却以“有难以言语形容者”一笔带过。似乎谭评玄妙的措词，不但用不着解释，反而是这句词很恰当的赞语。这就未免使人感到遗憾，无法满足了。
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乙卷引梁启超云：
“斜阳”七字，绮丽中带悲壮，全首精神振起。此评从两种风格的对立统一着眼，并指出了这一句对全篇情调所产生的“精神振起”的作用，其见解是很深刻的。我们将梁评看成是谭评的阐明，也未为不可，虽然梁氏下笔时也许并无此意。梁说见采于唐圭璋先生的《唐宋词简释》，沈祖棻《宋词赏析》说此句，也申梁以释谭，都证明梁评之精及其与谭评有相通之处。
但真正深明周词此句之佳处的，还得数俞平伯先生，其《唐宋词选释》卷中释“斜阳”句云：
一句中含两意，一日光景已近黄昏，春光却无限，也是无穷的。
俞释简而明，却可以说是直指心源，即看出了周邦彦当时面对那样一种难忘的景物而在心灵深处发出的微妙的悸动。而谭献，则正是由于周邦彦是如此完美而又素朴无华地表现了此景此情的交融而十分心折。
这句词所含两意为什么就值得谭、梁诸家的重视，这正是我想为之试拟一个答案的问题。
此词题为《柳》，实则借以写“久客淹留”(陈洵《海绡说词》说)或“客中送客”(谭献《<词辨>评》说)之感。这本来是一个极为古老的，从汉以来就不知道被多少人反复咏叹过的主题，是很难于写得出色的。但作者却凭借其对于行者居者双方心理状态的深刻体会、对自然景物的细致观察，以极为工巧的艺术手段将两者有机地融结在一起，依然出人头地地完成了这篇杰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陈洵《海绡说词》、陈匪石《宋词举》、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及沈祖棻《宋词赏析》对这篇词都作过较详尽的分析。诸家词学流派不尽相同，体会也有异同、深浅，而赞誉则如出一口。但诸家所说，都不足以解决上述问题，即旧评，特别是谭评的含义。
我认为，俞先生所指出的“斜阳”一句所含两意，除了它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之外，同时还是全词中许多对矛盾的象征。隋堤之柳，一方面，已被“折柔条过千尺”，而另一方面，却依然“烟里丝丝弄碧”。(顺便指出，这一抒写，极其明显地是受到了李商隐的启发。那位晚唐诗人在《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中写道：“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作者，一方面，已是“京华倦客”，而另一方面，又是有家归未得，只好“登临望故国”。至于这次送行，则一方面，是“月榭携手，露桥闻笛”等许多“旧踪迹”老是萦绕心头，无法排遣，而另一方面，又是当前的“酒趁哀弦，灯照离席”，以及无可避免的、正在出现“别浦萦回，津堠岑寂”的难堪的前景。凡此种种，物与人，情与景，本已错综交织，将若干对矛盾统一起来，形成一个较为丰富的境界；但只有将这许多细致的描绘与抒写，再统一在一个能够表现空间不断开拓与时间不断流逝的过程的浑然景象中，才能显示出其完整而深刻的意义。这正是“斜阳”一句在全篇显得突出的秘密，也是词人所赋予它的特殊艺术使命。
这七字，除了在本词《兰陵王》中所展现的意义之外，我们也无妨进一步发掘一下其形象所蕴含的更深邃的人生启示。
“斜阳冉冉”，是形容时间即将消逝。“春无极”，则是形容空间杳无边际。我们知道，时间与空间总是互相关联的。时间无始无终，空间无边无际，但就某些具体的物和人所能据有的时间空间而言，它们又总是在不断地流动着、变化着的。没有比时间与空间所具有的两种形态更能包罗人生的了。所以“斜阳冉冉”与“春无极”也就正好象征地体现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一切物和人的存在与活动，囊括了人类生活舞台上出现的千变万化的离与合、悲与欢，生命的消逝与永恒、有限与无际。这些，也许无须将其排斥在谭献所能直觉到的范围之外。
这句词所具有的人生哲理，可以用另外一篇著名的诗来对比，因而使它更加清楚。李商隐《乐游原》云：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卷三十七，五绝凡例评曰：
消息甚大，为绝句中所未有。李诗“夕阳”十字与周词“斜阳”七字，李诗管评与周词谭、梁评正好互相发明。它们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一语道破了大自然与人类生活中消逝与永恒、有限与无际的对立统一，而且又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与生命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太阳作为象征。
所不同的是：李诗先出“夕阳无限好”，后出“只是近黄昏”，意在反映心情之由敞而敛，由乐而哀。周词却反之，先出“斜阳冉冉”，后出“春无极”，象征着由离而合的希求。管评说李诗“消息甚大”，如果说这位评论家是感到这篇小诗不仅向读者展示了诗人对生活由追求到幻灭的过程，而且三句大开，四句大合，也体现了非常强劲的笔力，无论在思想的深度、艺术的难度上都难以企及，才写下这个结论，与管氏原意相差可能不会太远。至于梁评说周词风格“绮丽中带悲壮”，又说因有此句，才使得“全首精神振起”，则正是先出“斜阳冉冉”，后出“春无极”的效果，不言自明。
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多数著作，具有省略过程，直抒结论，因而显得短小精悍的特色。它们远源于先秦诸子论道讲学，晋世清谈和唐宋儒家佛徒的语录。流风及于后世，产生了评点之学。其中不乏精论。但由于措辞过简，往往有使人难以了悟之处。将这些恍惚依稀的话作出平正通达的解释，也是今禾研究古代文论的任务之一。在这里，不过偶一举例而已。至于此之所说是否符合诸家旧评的本旨，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对这种评语，也存在一个“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的问题。
1982年10月，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