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红楼梦》研究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红楼梦》研究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过渡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可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相比于胡适、俞平伯等人于20世纪20年代初开创的新红学，通常这一时期被称为旧红学。
旧红学既不同于先前以评点、吟咏为代表的传统红学，也不同于日后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新红学，它具有自身的特点和鲜明的时代色彩，是这一时期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西学东渐与困境反思是这一时期的基本文化语境，受西方人文思潮及文学作品的影响，以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小说界革命为标志，小说的社会文化地位得到空前提高，被视做改造国民、再造民魂的利器，从文学家族的边缘一下进入中心，打破了诗文独大的文学格局，形成新的文学秩序。这一文学秩序具有不可逆转性，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也没再有太大的改变。
旧红学正是在这种较为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发展演进的，在此期间，新的研究范式还未正式建立，旧的研究范式仍有较大市场，因此这一阶段的红学研究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和杂糅形态，其中既有深深的传统烙印，又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传统与现代并存，开明与保守同在，各种红学观点就这样交织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
尽管这一时期作为文学样式的小说的社会文化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但时人对先前的小说作品并不满意，往往以西方小说作参照，将其作为迷信愚昧、封建专制的样本和靶子进行批判，能够得到肯定的只有少数几部作品，《红楼梦》正是其中一部。比如林纾称“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着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1]。曼殊也认为“《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2]。其他或称《红楼梦》为“小说中之最佳本也”[3]，或称“言情道俗者，则以《红楼梦》为最”[4]。遣词用语虽然不同，但对《红楼梦》的高度赞许则是基本一致的。
现将这一时期红学发展演进的情况分析如下。
一、红学研究的新变
受时代学术文化风尚的影响，除大量与先前内容、形式基本相同的评点、评论外，这一时期人们对《红楼梦》的观照角度和表述方式已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并提出了不少新的命题和观点。
首先，受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受严峻政治形势的触动，人们更多地从政治、伦理等角度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解读《红楼梦》，强调《红楼梦》揭露黑暗、批判现实的社会文化功能，着重挖掘其社会历史方面的意义，因而具有较强的实用功利色彩。这样对小说自身的审美特性就会有意无意地淡化或忽略。这也是当时解读文学作品普遍采用的一个视角，是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从当时人们对《红楼梦》分类归属的确认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天僇生(王钟麒)称《红楼梦》为“社会小说”、“种族小说”和“哀情小说”，侠人则称《红楼梦》为“政治小说”、“伦理小说”、“社会小说”、“哲学小说”、“道德小说”。叫法虽然有别，但着眼点和看法则大体相同。有人甚至进而提出“必富于哲理思想、种族思想者，始能读此书”[5]。基于这种时代色彩浓厚的阅读视角，自然能从作品中读出与先前评点家截然不同的种种新意来，如陈蜕庵就认为《红楼梦》“虽为小说，然其涵义，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想家之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谓为东方《民约论》，犹未知鲁索能无愧色否也”[6]。话虽然说得有些夸张，但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再如海鸣亦认为“一部《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非痛陈夫妇制度之不良”[7]。这种社会历史角度的解读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不乏回应者，成为解读《红楼梦》的一个较为常见的视角。
其次，人们喜欢采用横向比较的方式来谈论《红楼梦》。西方文学的传入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红楼梦》的新视角，那就是中西文学的比较。这一时期的评论者们多喜欢自觉不自觉地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进行观照。先前的评点家们在评论《红楼梦》时，只是局限于纵向的比较，将《红楼梦》与前代文学作品，如《西厢记》、《邯郸梦》、才子佳人小说等进行比较。横向角度的引入使人们对《红楼梦》有了新的认识。在西方文学不断传入中国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语境中，人们自然而然地会立足本土来观照异域文学。比如当时就有人将影响甚大的翻译小说《茶花女遗事》比做“外国《红楼梦》”[8]。反过来，人们也会借助异域文学来反观本土作品，比如有人将《红楼梦》与《民约论》、《浮士德》进行比较。不管这种比较是否妥当，评论者们从此多了一种观照的视角，则是毫无疑问的。东西方文学互为镜像，各自的特点也由此得到彰显。
再次，基本思路、表述方式和刊布流传管道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只言片语逐渐向现代论文形式过渡，文章篇幅加长，谈论方式也从以前的印象式评述转向系统严密的推理论证，论说的色彩增加，逻辑日渐严密。表述形式变化的背后是学人们思维方式的深层变迁，这一变化后来得到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的保障，成为主流，而以评点为代表的传统小说批评则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其后虽时有出现，但已难居主流，不成气候。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一篇具有此类性质的红学论文，也是第一篇具有现代学术色彩的文学研究论文，具有开创意义。同时，这一时期的评红文章大多发表在各类报刊上，较之先前的手工刊印，速度要快得多，与读者交流更为方便、直接，容易营造一种评论的声势或氛围。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也是索隐派红学正式发展成型的时期，从以前只言片语式的简单猜测向较为系统完整的表述发展，并出现了几部有代表性、影响较大的著作，对后来的红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索隐式研究代表着人们解读《红楼梦》的另一条思路，同时也是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的一条思路。从此，索隐派成为红学研究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历经打击而不衰，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从索隐派的产生演进可以反观中国人独特的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这是一个很值得深究的话题。
二、王国维和他的《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论文，它代表着红学研究的新突破。该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与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小说界革命在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同时又显露出作者独特的学术个性。这篇文章的写作与王国维的词曲研究是同时进行的，处于王国维学术研究的第二个时期，即由哲学探讨转入文学研究的时期，其卓然不俗的开拓性研究为中国文学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为后学者树立了典范。
《红楼梦评论》一文共五个部分，即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和余论。其中“美术”一词系当时惯用的语汇，有着特定的内涵，大体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文学艺术”。
作者在该文中借用叔本华的哲学观念来解读《红楼梦》。其理论前提是“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而且人类的知识和实践“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只有美术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欲者不观，观者不欲”。美术又有优美、壮美和眩惑之分，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真正能符合这种超然利害物我标准的只有《红楼梦》一书。
基于这一前提，作者提出如下几个观点。1.《红楼梦》的主旨在“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2.“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其中惜春、紫鹃的解脱是“存于观他人之苦痛”，而贾宝玉的解脱则是“存于觉自己之苦痛”，是“自然的”、“人类的”、“美术的”、“悲感的”、“壮美的”、“文学的”、“诗歌的”、“小说的”，因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娟，而为贾宝玉者也”。3.《红楼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这种悲剧属于那种“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的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作品具有“厌世解脱之精神”，而且其解脱与“他律的”《桃花扇》不同，《红楼梦》的解脱为“自律的”。《红楼梦》的价值正在于其“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4.《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也符合“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5.“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与“作者自写生平”的观点皆是错误的，因为“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正是为此，作者对《红楼梦》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为“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绝大著作”。
文章五个部分之间有着明确的逻辑关系，即先确立基本理论和批评标准，然后再谈其与《红楼梦》的契合关系，并从美学、伦理学的角度给予说明，最后对研究状况进行评述，点出将来的研究方向。全文层次分明，说理透彻，从表述方式上看，这是一篇十分规范的学术论文，相对于先前的片段印象式表达，无疑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无疑具有开拓和典范意义。它将西方哲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结合起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索，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观点。全文论述系统严密，善用比较，视野开阔，比起先前那些直观、印象式的批评，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表述方式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再者，作者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与当时政治、伦理式的功利性解读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此，王国维有着很清醒的认识：“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9]114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作者撰写此文似乎还有纠正时弊的用意在。这固然在当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大体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也是作者独特学术个性的展示。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所开创的这种新型红学研究之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正面、积极的响应，其意义和价值需要经过一个时间段后才会在总结和追述中逐渐显露出来。毕竟新的学术范式的建立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确实如他本人所批评的，当时人们的着眼点在政治教育，而不在学术本身，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文学研究这门现代学科的建立，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该文的开创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日后由胡适等人所开创的新红学研究建立在较为科学、规范的基础上，但由于研究者对考证的过分看重和强调，王国维创立的研究范式并未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甚至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或忽视了。直到当下，红学研究中仍存在这一问题。经过一个世纪的红学风雨后，再回首反观这段历史，对王国维这位先驱者的开拓精神当会有更深的体会和理解。对《红楼梦》这样一部作者、成书、版本都极其复杂的作品来讲，对有关文献资料的梳理、辨析和考证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研究得以深入进行的一个基本前提，但关键的问题是，考证本身并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重要的、有效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欣赏、理解作品，注重作品本身的思想文化意蕴和艺术特性才是第一位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这种轻重主次关系常常人为地弄颠倒了。
不可否认，这篇文章的观点或论述方式还存在可议之处。其中最大的缺憾在于作者完全以叔本华的哲学理论来套《红楼梦》，显得有些生硬，未能像后出的《人间词话》那样进行灵活变通。毕竟东西方文学艺术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发展轨迹不同，作品的形态各异，叔本华所谈的痛苦、欲望、解脱、虚无等概念与中国人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曹雪芹的人生观及价值取向与叔本华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可以说，叔本华的哲学理论并不完全符合《红楼梦》的创作实际，只能说是部分契合，完全以叔本华的哲学理论来解读《红楼梦》，自然会产生不少抵牾之处。比如以欲望的受阻和自我解脱来解释《红楼梦》主要人物的动机和心态就显得颇为牵强。这种以外国理论来硬套中国小说的做法在当时自有其实验探索的积极意义，
但其弊端也很明显，在越来越强调文学研究本土化的今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对该文的长处、不足以及形成缘由，叶嘉莹曾有十分精彩详尽的分析和评述，可参看[10]。
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红学文章。如成之在《小说丛话》一文中，借鉴王国维的悲剧说，对《红楼梦。的主旨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所谓金陵十二钗者，乃作者取以代表世界上十二种人物者也；十二金钗所受之苦痛，则此十二种人物在世界上所受之苦痛也”[11]，并逐一进行分析。应该说，这一见解尽管缺少充分的立论依据，颇有些牵强处，但它不失为一种别出心裁的切入角度，其对十二金钗独特个性及典型意义的强调，确能给人一些启发。同时，作者还对当时的索隐派提出批评：“必欲考《红楼梦》所隐者为何事，其书中之人物为何人，宁非笨伯乎，岂惟《红楼梦》，一切小说皆如此矣。”可见作者对小说的艺术特性有着比较清醒、正确的认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季新(汪精卫)的《红楼梦新评》一文也是一篇颇有特色的红学论文。作者从作品的题材内容着眼，认为《红楼梦》是“中国之家庭小说”，“描绘中国之家庭，穷形尽相，足与二十四史方驾”，显然他是将该书视做一部解剖中国旧家庭的文学样本，目的在；以科学的真理为鹄，将中国家庭种种之症结，一一指出，庶不负曹雪芹作此书之苦心”[12]。应该说，这种社会文化角度的分析还是颇有见地的，具有一定的深度，并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此外，侠人的《小说丛话》、解弢的《小说话》、张冥飞的《古今小说评林》、海鸣的《古今小说评林》等文章在谈及《红楼梦》时，也不乏精彩之论。这些文章带有化用旧式评点的明显痕迹，但相比先前以评点为代表的小说批评，已有许多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思想观念，还体现在思维方式、切入角度及研究方向上，代表着中国小说研究的新变。
三、索隐派的盛行
正如上文所言，红学索隐派的形成代表着这一时期红学研究的另一条道路，它已由原先只言片语式的简单猜谜发展成较为系统完整的论述，篇幅动辄上万字，甚至达十数万字，形成了一套独特而稳定的索隐式红学研究理论和方法。较之王国维等人的红学研究，索隐派的观点在社会上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这无疑是红学研究史上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
在这一时期的索隐式红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蔡元培的《红楼梦索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蔡元培的红学研究作为靶子进行批评，以彰显胡适等人新红学的正确性。这种观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失之简单化，不利于对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全面、深入理解。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史上一位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他曾是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后来成为开一代新风的教育家、政治家、学者。他顺应历史潮流，从一个典型的传统文人转变为一位新型知识分子，既保持了传统文人的特色，又具有现代学人的品格，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先锋，都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他一方面积极汲取西方人文思想，游学德国、法国，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另一方面，又沿袭传统的治学模式，以索隐的方式解读《红楼梦》。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近现代学人面对学术转型的不同选择，也可以看到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演进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蔡元培写作《石头记索隐》一书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本人也很看重这部书，即便是在与胡适论战失利后也是如此。该书出版后，他还不断寻找文献材料对该书进行修订，用力甚勤。但由于基本研究方法的偏差，其红学研究与其他索隐派红学家的研究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未能像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那样带来研究的新突破。
《石头记索隐》受《郎潜纪闻》一书的启发，将《红楼梦》视做一部“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认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由于小说作者“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幕”，故需要“阐证本事”。总的来看，蔡氏所阐证的本事并没有多大新意，不过是作品人物某某影射历史人物某某之类，如贾宝玉影射雍礽、林黛玉影射朱竹垞、薛宝钗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健庵等。
总观全书，尽管作者写作态度严肃认真，“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13]，“于所不知则阙之”，并总结出一套“三法推求”法，即品行相类法、轶事有征法和姓名相关法，但细究起来，其基本方法无非是比附、谐音或拆字，前两种不过是比附，后一种则为猜谜。比如他认为探春影射徐健庵，其证据是“健庵名乾学，乾卦作 ，故曰三姑娘。健庵以进士第三名及第，通称探花，故名探春。健庵之弟元文入阁，而健庵则否，故谓之庶出”。《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探春嘱托贾宝玉买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轻巧玩意儿之事则是影射徐健庵。上述引文包含了蔡氏所说的三种方法，读者自不难看出其牵强附会处。
蔡元培的基本前提是错误的，他想把“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话录、旧闻记读”，无视作品想象虚构的文学特性，加之方法不当，多为牵强附会，这样得出来的结论也就显得颇为荒唐，是靠不住的。比如他因小说中多用“红”字，遂认为是在影射“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因此，贾宝玉的爱红之癖，蕴涵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之意。其牵强附会的痕迹十分明显。1921年，蔡元培受到胡适等人的尖锐批评，蔡、胡之间为此展开了一场论战，结果胡适占了上风。这是红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此胡适等人开创的考证派新红学取代索隐派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索隐派红学此后一直处于边缘。
在当时影响较大的索隐之作还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王氏生平不详，沈氏是中华书局编辑。该书篇幅较大，有数十万字。作者认为《红楼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忌讳，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这是他们立论的基本前提。因此，他们要“苦心穿插，逐卷证明”[14]，“以注经之法注《红楼》”[15]，将《红楼梦》变为“有价值之历史专书”。他们所发掘的真事就是传说中的顺治、董小宛爱情故事，“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颚妃而作”，“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一书所由作也”。该书所采用的索隐式研究法，与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大同小异，甚至更为复杂。为自圆其说，更发明出化身、分写、合写等方法，这一方法为后来的索隐派广泛采用。总的来看，该书多为捕风捉影之谈、随意捏合之言，少合情合理、自然切实之论。
《红楼梦索隐》一书在当时很有市场，曾重印过13次，一时成为畅销书。后来，孟森撰《董小宛考》一文，明确指出：“顺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为二十八岁，巢民为四十一岁，而清太祖则犹十四岁之童年。盖小宛之年长以倍，谓有入宫邀宠之理乎？”[16]174该文以丰富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顺治、董小宛之间的所谓浪漫爱情故事纯属虚构，并非信史。此后，顺治、董小宛爱情故事说才逐渐偃旗息鼓。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上海民权出版社1919年版)也是当时一部影响较大的索隐派著作。该书篇幅更大，达到27万字。作者在蔡元培、王梦阮、沈瓶庵等人基础上继续发挥，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写种族斗争的小说，是一部“明清兴亡史”。对作者也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前八十回的作者是吴梅村，后四十回的作者是朱竹垞。相比之下，该书涉及范围更广，也更细致，自然牵强附会之处也更明显。
尽管上述索隐派之作面世后曾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当时还是有不少头脑清醒之士撰文反对这种以谐音、拆字、猜谜为主要手段的索隐式研究法。比如顾燮光认为《红楼梦索隐》是“附会穿凿”，并从顺治与董小宛年龄的差别指出这种附会的错误[17]196-197。张冥飞亦持类似观点，他对《红楼梦索隐》的评价是：“牵强附会，武断舞文，为从来所未有，可笑之至也。”[18]海鸣更是从整体上对这种索隐式研究法进行批评：“《红楼梦》是无上上一部言情小说，硬被一般刁钻先生挥洒其考证家之余毒，谓曰暗合某某事。于是顺治帝也，年大将军也，一切鬼鬼怪怪，均欲为宝玉等天仙化人之化身，必置此书于龌龊之地而后快，此真千古恨事也。”[7]这些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点出了索隐式研究的弊端所在。
严谨科学的学术探讨与捕风捉影式的猜谜索隐并行，各门各派的红学观点同生共存，都有自己特定的读者群和拥护者，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正是清末民初时期所特有的学术文化景观。经过一百多年的孕育，在众多研究者的参与推动下，红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学科。不过，这一进程的最后完成还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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