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文章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创作理论趋于成熟，文章体裁臻于完备，各种风格竞放异彩，出现了以王勃、骆宾王、陈子昂、张说、陆贽、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李商隐等为代表的众多杰出作家，和垂范后世的脍炙人口的大量优秀作品。清编《全唐文》与《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共收有唐五代文三千五百多家、二万二千多篇；近年来霍松林主编《新编全唐五代文》（尚未出版）又增收一万一千余篇，这样，存世唐代文章约达三万四千篇。如此丰厚的文化遗存，其研究却是颇为沉寂的。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从古代步入现代的历史已经百年，相对于成果丰硕的唐诗研究和唐五代词研究，唐文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滞后，研究成果的单薄、研究领域之逼仄以及研究方法之单一，与如此丰厚的文化遗存是极不相称的，也是令人焦虑的。唐文研究的严重滞后，也拖累了其他研究领域向更为深广境地的拓展。因此，有必要对20世纪的唐文研究作一简要回顾，总结研究成就，认识不足，探讨热点问题，正视盲点，以期开拓唐文研究的新境界，促进唐代文学研究乃至唐代文化研究的繁荣。
解放前的唐文研究处于一个相对沉寂的状态，就发表的论文而言，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沦文索引》，收录了1905-1949年有关唐文研究的论文题目46篇，其中，有关唐代古文的就有39篇。例如，罗根泽研究唐代古文运动和理论的《唐代早期古文文论》（《学风》，第五卷，1935年第8期），胡怀琛研究有关韩愈、柳宗元文的《韩柳欧苏文之渊源》（《国学》，1卷2期，1926年10月），叶圣陶研究韩愈单篇古文的《略谈韩愈〈答李翊书〉》（《国文杂志》，创刊号，1942年8月）等；而有关唐骈文研究的仅有2篇，即曾了若研究唐代骈文古文演变历程的《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论》（《史学专刊》，1935第一卷），李泽的《藤王阁小序》（《国粹学报》，4-6号）。
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唐文的书目有20余种。对唐古文进行系统研究的要算30年代王锡昌的《唐代古文运动》（燕京大学学位论文，1935年手抄本）和40年代龚书炽的《唐宋古文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这两本书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钱基博《韩愈志》（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是一部质量上乘的力作，从“古文渊源”、“韩愈行实”、“韩愈佚事”、“韩友四子传”、“韩门弟子记”、“韩文籀诗集”六个方面系统地作了研究，涉及到了韩愈的各个方面。此外，还有两本散文史著作提到唐文，一本是1937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柱的《中国散文史》，一本是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方孝岳的《中国散文概论》，这是两部较早的中国散文简史。其他大部分是普及性书目，研究的水准不是太高。例如，吴树滋的《唐文观止》（成都，经纬书局，1949年版），还有徐洁庐编、吴虞公校的《唐代文选》（上海大通图书社1936年版）等。
这一时期对唐文进行整理的只有史学大师岑仲勉。岑氏作于1939年之《读〈全唐文〉札记》，对清编《全唐文》进行了重要的校勘和疏证，厥功甚伟。此后，岑氏还广泛搜寻了一些唐代的墓志文、碑刻文、石柱刻文等。
以上可大致看出这一时期唐文研究的状况，唐文研究的论文、专著的数量都非常少。对唐文作家作品的研究上，除了对“古文运动”主将韩愈、柳宗元作了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而外，其他许多唐文作家研究都是空白。这显然与当时的国内形势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起了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重大变革，解放出了一大批文学爱国人士；同时，一批留学西洋的学者也回到国内，中西文化的碰撞，使古代文学研究的审美意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国内矛盾的上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一边从事民族救亡运动，一边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所以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各科都缺乏人手、经费的支持。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唐文研究也是如此。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八股文”，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广，对封建旧文化的革除极有好处，其负面影响则在于对传统文学否定过多，未能公允地认识传统文学的价值，因此也就导致对唐文关注不够。
其次，就唐代文学研究的内部而言，唐文研究远远逊色于唐诗研究，就连闻一多先生这样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有《唐诗杂论》、《唐诗大系》等著作问世，却未能涉足唐文研究。造成这一状况，实际上是由唐文的性质决定的。一般来说，诗是抒情性的，易于读解，文虽然不排除抒情，但实用性更强，且篇幅比诗要长，唐文有许多是墓志铭、碑文、章表疏奏、石刻文等，涉及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易读解，其精美华丽的骈文也不合当时的形势。还有一个原因是唐文古雅硬直，不如宋文的通俗平柔，对不同风格的偏好，导致唐文研究处于相对沉寂的局面。
建国后的唐文研究处于起步徘徊时期，此时期唐文研究与当时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有关唐文研究的论文有200多篇。这些论文几乎青一色地集中在韩愈和柳宗元身上。尤其是柳宗元，由于被尊为“法家”，所以更加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些研究韩柳的论文，多集中在韩柳思想性的研究上。如：黄云眉《韩愈的文学评价》（《文史哲》，1956年11期），王达津《韩愈的文学思想及其散文特色》（《河北日报》1962年3月23日），还有唐艮、周惕平《试论柳宗元散文的思想性》（《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9期）等。此外，对韩柳单篇散文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中对韩愈《师说》的研究是一个亮点，论文的数量达31篇。柳宗元的《黔之驴》、《永州八记》、《六逆论》、《捕蛇者说》、《小石潭记》、《封建论》均是研究的热点，尤其是他思想性比较强的《封建论》，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论文达27篇。当然，其中的大部分论文迎合了当时国内的政治气候，所以学术水平不是很高。由于当时国内政治运动的需要，所以这一段时期的唐文研究也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一些论文的题目听起来就像是政治革命的口号，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读柳宗元〈封建论〉》（大批判组，《福建师大学报》，1974年1期），还有发表于1975年9月25日《新华日报》的论文《甩掉包附，轻装前进—读柳宗元〈蝜蝂传〉所想到的》，广西柳州拖拉机厂的工人还出版了《柳宗元年谱》。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此类论文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如此，这一段时间还是出现了一些有一定学术质量的论文，如管希雄的《论韩愈的散文艺术》（《温州师院学报》，1963年1期），振甫的《韩愈的散文的技巧》（《新闻战线》，1959年22-23期）；林昭德的《柳宗元〈捕蛇者说〉的思想与艺术》（《语文学习》，1959年10期），振甫的《柳宗元的山水游记》（《长江文艺》，1962年1期）等。这一时期对其他唐文作家研究不够，许多方面都是空白，倒是杜牧的《阿房宫赋》赢得了许多学者的青睐，论文有26篇之多，如蓝锡麟的《〈阿房宫赋〉的讽喻特色和写作技巧》（《西南师范院学院学报》，1980年4期）等。
这时期唐文研究的专著，约有6本。最为著名的是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中华书局，1971年版），共十四册，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按柳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深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几个方面；下部是“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有关柳宗元文及其诗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该书是章士钊研读柳宗元文数十年的结晶，赞赏柳宗元“唯民为主”的思想倾向，虽扬柳抑韩，存在不少偏颇，但资料丰富，时有新见，瑕不掩玉，即使今天看来，仍然是一部上乘的学术经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有钱冬父的《唐宋古文运动》（中华书局，1962年版），该书叙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过程，介绍了唐朝古文运动的主要人物，并从历史学、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唐朝古文运动取得胜利的原因。另外4本是关于韩柳的，例如黄云眉的《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钱基博的《韩愈志》（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版），顾易生的《柳宗元》（中华书局1961年版），吴文治的《柳宗元评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
总之，建国三十年的唐文研究，研究的面有所拓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受到时代风潮的左右较重，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尤其是文革十年，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唐文研究处于低谷与徘徊之中。这一时期的唐文研究也小有成就，但三十年间的研究成果实在令人寒心。唐代文学研究在失望中徘徊，在徘徊中等待，等待唐文研究走上正规、健康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充满了新春的无限生机，这也是近百年唐文研究真正春天的到来，唐文研究开始走上正规、健康、发展的道路。
就发表有关唐文的论文而言，据全国报刊论文文献索引统计：1980-1989年有关唐文研究的论文为218篇，1990-2002年为276篇。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是前两个阶段八十年的研究总量的两倍。这些论文按研究内容对象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类：
（一）从整体上探讨唐文研究的论文题目多集中在中唐的“古文运动”上。这也是二十年来唐文研究的热点，这些论文认真分析了“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分期、成就等，已经透过表象的描述，深入到发生的背景、特征的总结和内在的联系。主要沦述古文运动产生原因的主要有：(1)罗宗强《古文运动何以要到韩柳才出来》（《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7期），(2)葛晓旨《论唐宋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学术月刊》，1987年11期），(3)吴湘洲《文以明道和中唐文的新变》（《文学评论》，1996年1期）等；对古文运动作评价的论文主要有：(1)蒋凡《韩愈柳宗元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再评价》（《古代文学理论丛刊》，1979年1期），(2)罗宗强《唐代古文运动的得与失》（《文史知识》，1988年4期），(3)陶新民《唐代古文运动冉审视》（《学界》，1997年2期）等。
（二）二十年来对唐文作家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论文，尤其对韩愈和柳宗元的研究是唐文研究中的热点中的焦点。据全国文献报刊论文索引，1980-2002年间对韩愈文研究的论文有167篇，对柳宗元文研究的也有132篇之多，占该时期唐文研究论文数量的一半强一些。这些论文的题目呈现出一个新特点，那就是多集中在韩愈、柳宗元文的艺术性和单篇散文研究上。例如对韩柳散文艺术性作研究的主要有：(1)吴小林《论韩愈散文风格》（《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4期），(2)邓小军《韩愈散文的艺术境界》（《人文杂志》，1994年1期），(3)胡守仁《柳宗元散文述评》（《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1期），(4)吴小林《论柳宗元散文的幽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5期）等。对韩愈单篇散文的研究有金启华《说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及其它》（《光明日报》，1987年1月13日）等；对柳宗元单篇散文的研究则集中在《永州八记》上，例如：鹿琳的《〈永州八记〉——柳宗元精神世界与自然的完美融合》（《齐齐哈尔大学学报》，1994年6期）等。
（三）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对盛唐古文作家群、晚唐小品文也进行了整体的研究，例如：(1)孙昌武《盛唐散文及其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4期），(2)屈光《盛唐李萧古文集团及其与中唐韩柳集团的关系》（《文学遗产》，1987年4期）；对晚唐小品文研究的有，刘古卓《一塌糊涂泥潭里的光彩和锋芒——浅谈晚唐小品文》（《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3期）等。
（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论文集中在唐文其他作家的单篇文章上。例如：对王勃文的研究有20多篇，多集中在《藤王阁序》的研究上，如《遭挫折而思进取�
逢坎坷却能乐观——赞〈腾王阁序〉的审美人生》（《玉溪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4期）等，对刘禹锡文研究的也有19篇，多集中在《陋室铭》上，对杜牧文的研究则集中在《阿房宫赋》上，对骆宾王文研究的多集中在《讨武曌檄》上。本时期除韩柳之外，对其他作家关注不够，研究的论文也少，例如，骆宾王3篇，陈子昂2篇，李翱5篇，元结8篇，李白8篇，李益1篇，梁肃3篇，权德舆2篇，陆贽3篇，白居易6篇，罗隐5篇，李商隐5篇等。就整体而言，关于古文及古文运动的论文有400多篇，而有关骈文与赋研究的论文加来还不足100篇。
二十年来对唐文研究的专著也逐渐多了起来，比较有特色的主要有：从整体上探讨唐文发展史的有：(1)孙昌武《唐宋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2)葛晓音《唐宋散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3)李道英《唐宋古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4)刘国盈《唐宋古文运动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5)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6)于景祥《唐宋骈文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7)洪本健《唐宋文要义》（《中国文化经典要义全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等。
此外还有一些文学史涉及唐文的，主要有：(1)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2)朱世英等《中国散文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3)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华书局1999年版）等。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两本涉及到唐代骈文的著作：一本是莫道才的《骈文通论》（广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另一本是姜书阁的《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
近二十年对唐文进行整理的成果，主要有：(1)陈尚君《全唐文补编》，收录了大量珍贵而稀见的文献，对唐文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2)还有周绍良主编的《全唐文新编》，资料完整，考订严谨；周氏还主编了《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3)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1994-2002年版），(4)韩理洲《唐文考辨初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他还整理了《唐代文学资料库》，专门有唐代散文一库，收集了许多有关唐文作家作品的资料。(5)霍松林主编《新编全唐五代文》，编者阵容强大，资料全面，准备充分，惜至今未能出版。近二十年，整理出版了一批唐人别集，如据冯浩《樊南文集详注》钱振伦、钱振常笺注的《樊南文集补注》标点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是这一时期的丰硕成果，对唐文研究也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有关唐文之选集也比较多，表现出研究者对唐文的视野越来越宽广，认识越来越深入，比较重要的选本有：(1)陈宇光《唐文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选录魏征、王勃、王维、元结、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李翱、杜牧、孙樵、陆龟蒙、皮日休、罗隐14家30篇文章，其中韩愈8篇、柳宗元8篇、杜牧3篇，其余皆一人一篇。(2)张撝之《唐代散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选录23位作者的56篇作品，每篇作品有“作者介绍”、“说明”、“解释”三个部份。(3)高文、何法周《唐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选录61家共124篇文章，其中骈文36篇，散文88篇，涵盖各种风格、诸多流派，而且有作者介绍、作品说明、词句注释。(4)孙望、郁贤皓《唐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选录的作家更多，文章亦多，几乎涵盖了唐文的各种文体，骈散兼收，以期见唐文之繁盛。这两种《唐文选》，大多兼顾一般读者和研究者，因而读者能够各取所需，雅俗共赏。
此外，还有一些唐文作家作品的选集、选注本，比较好的有：(1)殷孟伦《韩愈散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2)顾易生《韩愈散文选集》（三联书店1997年版），(3)蒋凡、雷恩海《韩愈散文精选》（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注释与讲评相结合，(4)贝元辰《柳宗元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5)胡士明《柳宗元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等。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带有普及鉴赏性质的著作，涉及唐文的主要有：(1)蒋凡《唐宋文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2)徐中玉《古文鉴赏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3)吴功正《古文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4)陈友冰《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5)韩兆琦等《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等。
从明代兴起的“唐宋八大家”之说，影响甚大，对唐宋文的普及厥功甚伟。本时期，有不少研究者比较关注八家散文（唐之韩愈、柳宗元），比较重要的有：(1)谢先模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选评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收录韩愈文15篇、柳宗元文19篇，每篇有题解，随文有评注，篇后有总结，又有“资料”（简要的评论汇编，主要取自《古文观止》和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史》中的有关评论）。(2)邬霄鸣《唐宋八大家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选韩文16篇、柳文12篇。(3)《唐宋八大家散文全集》之《柳宗元散文全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收录柳宗元散文512篇，按论、说、议辩、记、传、行状、序、书、启、表、状、祭文、碑志、骚、吊赞箴戒、铭杂、对、问答来重新排列；《韩愈散文全集》（同上）收录韩愈散文328篇，按赋、杂著、实录、记、书启、序、哀祭、碑志、状表等排列。比较有特色是：(1)吴小林编《唐宋八大家汇评》（齐鲁书社1991年版），共收录有代表性的评论者250家，引用书目达260余种，主要辑录对“唐宋八大家”的总体评论及“八大家”中两家以上有关散文方面的研究评论资料。(2)高海夫、薛瑞生、淡懿诚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首次为流传已久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作注，不惟重视引录第一手资料注释，而且重视对有关人文事实之考证，对一些文章系年、赠主作考证，并且于笺注后，又附有历代名人评论，给读者理解文章提供了参考。而吴小林《唐宋八大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则从“唐宋八大家”的名称由来、唐代古文运动、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柳宗元卓越的散文成就（此处宋文不谈）等，分析八家之名称及各家成就，对认识唐宋散文的成就是有裨益的。
二十年来随着1982年在西安成立的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和1996年开始召开的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唐文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同时在唐文研究领域内也出现了一批人数不多，但学养有素的专家：如北京师范大学的郭预衡，南开大学的孙昌武，复旦大学的蒋凡、陈尚君，陕西师大的霍松林，西北大学的韩理洲，北京大学的葛晓音，华东师大的洪本健等，并且华东师大有专门的唐宋散文研究的博士点。这将有力地促进唐文研究的发展繁荣。
以上是20世纪唐文研究的简略回顾，与整个唐代文学研究一样，唐文研究走过了一段曲折发展的道路，下表是百年唐文研究论文的量化统计（注：(1)本文统计的标准是唐文研究的论文题目直接与唐代的骈文、古文、赋有关的。(2)考虑到许多唐文作家是诗文皆长，故在取舍时有所迁就，有关唐文作家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论文一般不收。(3)本数值系手工操作结果，故统计的数值可能与实际的情况有误差。）。（见下页表）
可以说前80年唐文研究一直处于一个孤寂与冷落的境地，只是最近二十余年来，随着社会形势的稳定，唐文研究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虽然这一统计难免挂一漏万，但亦可见出百年唐文研究的概貌，从而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百年以来的唐文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是不容忽视的，且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开启了许多新的思路，值得认真对待。
（一）从百年的唐文研究来看，应该对“文”之概念作出新的界定，以期能够全面地研究唐文，探讨总结唐文的成就及其对后来的影响。中国古代关于“文”的观念是相当宽泛的，意义是极其丰富的，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凡所谓文，必相错综，错而不乱，亦近丽尔之象。”这一认识，是深得古人关于“文”之深意的。曹丕《典论•论文》提出四科八体（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其中七体为文；陆机《文赋》则提出十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狂。”其中，九种为文。萧统《文选》诗文兼收，共分三十九类，除诗外，其余三十余类皆属文。《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篇名所列文体即达三十四种之多，除《明诗》《乐府》两篇而外，皆为文。唐人历史地继承了对“文”的这一认识，宋初编《文苑英华》，收南朝梁至唐代的诗文，分为三十八类，除诗、词外，其他亦皆属“文”。从百年唐文研究来看，受现代观念尤其是西方关于“文”之概念之影响，研究者大都自觉不自觉地存有“文学之文”和“实用之文”之界限，且有将“实用之文”摈弃在“文”之范围之外的倾向，其研究大都比较注重于“文学之文”，对其他“非文学之文”关注不够。而这一认识，是与传统的“文”之观念相左的。此外，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八股文”的影响，研究者大多重视与白话文有比较密切关系的散体的“古文”，轻视骈偶之骈文及赋。
从百年之唐文研究看来，重古文、轻骈文和赋的现象十分严重。如前所统计，20余年有关唐代古文研究的论文有400余篇，而关于骈文和赋的研究论文加起来尚不足100篇，两者之比为4:1，反差太大。就唐文发展史而论，古文创作主要集中在中唐，且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随着柳宗元、韩愈的相继退出文坛，古文创作很快式微，至晚唐则骈文卷土重来，骈文创作兴盛一时。仅就中唐而论，韩柳大力倡导古文，成绩斐然，而元稹白居易所倡导的新骈文，则名重一时；从创作数量而言，其时骈文的数量大大超过古文，且应用广泛。从总体而论，近300年的唐文创作历史，古文创作时间不到100年，而骈文则贯穿始终。即使在古文运动兴盛时期，骈文之创作虽受到冲击，但未能从根本上使之改观，其创作仍然如火如荼。当然，受古文之冲击，骈文也因此而获得了一些新的生命力，创作亦因之有了新的变化和成就。其次，从《全唐文》看，收录骈文篇目的数量是古文的十多倍，骈文作家更是远远多于古文作家。如果在唐文研究中仅仅重古文而轻骈文，则不能贴近文学史之实际，与文学史的发展史实不符，无法获得唐文发展衍变的内在轨迹，全面总结其创作成就。此外，唐代赋家甚多，超过历代，唐赋的体式也比前代完备，使唐代成为赋发展的重要时期，清人王芑孙说“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读赋卮言》），但是，从近百年的唐文研究来看，涉及赋的论文约30余篇，而且几乎全集中在杜牧《阿房宫赋》上。虽然在一些赋学著作中，唐赋有所论述，但相对其庞大的作家阵容和相当可观的作品数量，显得颇不相称，唐赋研究是亟待开发的领地。由此可见，唐文研究中，重古文、轻骈文和赋的现象十分严重。
文学研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骈文研究在上个世纪多受冷落，并不是骈文不如古文好，骈文与古文在艺术价值方面各有特色，骈文华丽精美，古文庄重古雅。文学毕竟是一门艺术，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声文”、“形文”、“情文”，是颇为切合汉语言的艺术特色的。即使从纯文学的角度看，
骈文所占的比重要比古文大一些，古文讲求实用，重在“言”“文”合一，有时候就失去了作为语言艺术的欣赏价值。有时候骈文能做到的地方，古文未必就能做到，如王勃的骈文《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落日的余辉斜射着江面，天空是金灿灿的一片，碧水、蓝天、落日、飞鸟、晚霞融为一体，以简洁的笔法将落日黄昏的美丽景象描绘得绚丽多彩，而且语言之凝炼蕴藉丰润让人过目不忘。骈文和赋作为汉语言文学的独特现象，从产生成熟的魏晋南北朝流行至于清代，有其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因此，重新认识骈文的价值是很有必要的。
二、从百年的唐文研究状况来看，古文运动之研究无疑是热点，不过，就古文的研究而言，研究力量之分布也颇不均衡，比较多地集中在韩愈和柳宗元的研究上，而忽略了其他古文作家的研究。可以说，中唐时期的作家是研究的重点，古文运动的作家是重点中的热点，而对韩愈柳宗元的研究是热点中的焦点。诚然，韩、柳代表了唐代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深入研究韩柳，确实能够把握住古文运动的精神实质及其创作实绩，值得投入比较多的力量。但是，从唐文的发展史来看，古文不是一下子就从中唐“冒”出来的，古文的兴起发展在初唐盛唐就有它的踪迹，在晚唐仍然有其流变，有许多的古文作家。在初唐、盛唐就有陈子昂、富嘉谟、吴少微和时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苏頲等人，乃由骈文向古文发展之“变之渐”者，其后之李华、萧颖士文人集团，更加致力于文体之变革，为韩柳古文之发展，开辟了康庄大道；而骈文名家陆贽受“古文”革新思潮之影响，汲取古文之优长而变革骈文，创作出了具有散体气息、更加通俗易懂的新体骈文，并因此而昭示了骈文之优长，给变骈俪为散体的古文以有益的启示。因此，韩柳古文运动能够继承古文先驱的实绩，汲取新体骈文所昭示的优长，融会贯通，别创一全新的局面。即使在“古文运动”中，也还有一大批紧密团结在以韩愈和柳宗元为中心的古文作家，如李翱、皇甫湜等人，为古文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在晚唐还有一批古文作家，如孙樵，刘蜕等继续创作古文，虽成就有高下，但从发展衍变而言，仍不可忽视。大作家是时代的风标，成就斐然，固然值得重视，而深隐于历史帷幕后的、为数众多的小作家，其嗡嗡和鸣，更能昭示一时之风气以及历史发展的必然。
然而从百年研究的历史来看，对唐古文研究的重点热点都在韩柳身上，而对其他古文作家关注不够，他们似乎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甚至许多作家的研究是空白。像有关陈子昂文研究的论文只有5篇，李华7篇，萧颖士6篇，陆贽只有3篇，晚唐小品文才9篇，这实在与他们的文学成就不大相称。只有对整个唐代散文家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体现唐代文学的繁荣和当时的文学创作实际，才能比较深入地认知古文运动。
三、从百年研究看来，唐文研究的视阈狭窄、方法单一。唐文研究多侧重于文道关系、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研究，研究的方法以社会学批评的方法为主，缺乏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20余年来，唐诗研究融合多种学科知识，如历史学、文化学、美学、心理学、地理学等，运用新的方法，如诗史互证法、比较法、统计学方法，甚至于借鉴了西方的“精神分析法”、“原型批评法”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唐文研究中，还是比较多地局限于考据学与鉴赏论。考据固然重要，但从总体上来理解、把握唐文，仍嫌不足。今后必须立足于文本，系统深入地贴近唐文发展的史实，借助现代科学研究手段，发现新的文献材料，辅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构筑新的唐文研究理念。
四、要开展系统性的唐文研究，要把握两个“度”的研究。一是深度，在已经取得比较大的成绩的领域，作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求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古文运动，过去百年的古文研究，多是文道关系和骈散关系的研究，现在能否发现新的材料，或从新的视角来审视唐代古文，以期有新的发现。二是宽度，要拓宽唐文研究宽度，不仅要关注古文，而且要重视唐代骈文、赋的研究。对古文而言，除了加大对古文先驱和韩柳之外的作家作品研究的力度，还要加深对古文理论的研究，因为古文理论一直是指导古文作家创作实践的理论先导。就骈文而言，要从整个唐文演变的内部规律着手研究，古文与骈文两种文体，从初唐到晚唐是如何变化消长、相互渗透影响的。不能停留在表面的大而化之的概念上，不但要从宏观上，而且要从微观上深入具体认识骈散文体的演变历程，并且许多唐文作家不仅是古文家，同时也是骈文家，如何从整体上认识这些作家的创作呢？另外还可以从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符号学着手，这也不失为唐文研究新的宽度的拓展。
五、唐文研究要建立结构合理的梯队，重视研究的专业化、信息化。建立结构合理的梯队，扩大唐文研究的队伍，多开设唐文研究的精品课程，多设立唐文研究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培养新的后备人才。研究队伍要专业化，就是要有一支具有新的学术理念、知识结构合理、真正懂得文学研究的人来研究唐文。因为就20世纪的唐文研究来看，有许多低水平的研究，甚至有许多研究课题是重复的，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信息化，就是要具备现代学术研究者的基本条件，要懂基本的电脑操作技术，而且要知道获取研究动向、研究信息的重要性，并且能够及时了解相关的研究信息。此外，要多开展一些唐文研究的专门学术研讨会，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专门的唐文研究会，这不利于学术交流和重大成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百年唐文研究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前80年是唐文研究的一个冷落寂寞的清秋；后20年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看，唐文研究仍然是一个弱点。唐文与唐诗、唐人小说一样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瑰宝，也闪烁着耀眼夺目的光彩，需要我们认真深入地探讨。可以相信，在新世纪里，唐文研究一定会大放异彩，绽放出其所应有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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