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从吴承恩个人经历、所创作的诗文及前人误解的事实等方面论证，认为吴承恩不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一位儒生，尽管能诗文、善杂记，但没有接触过玄门释宗，没有学过佛、修过道。四十五岁以前热衷科举，四十五岁以后著《禹鼎志》，从其诗文及文友诗文记载中看，从未说过写小说之事。从《西游记研究资料》所选录的吴承恩诗文看，吴承恩对金丹学、佛学等方面的了解与小说《西游记》有很大差异。鲁迅、胡适等学术前贤认为小说《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其依据是《淮贤文目》，本文认为文目当为文章或文集的辑目，而不是书目，《西游记》收入《淮贤文目》之中，并未收入《淮人书目》之中，收入文目之中的《西游记》，可能是一篇游记类的文章，而不是小说《西游记》。
明代《西游记》的刊本上，并未署作者之名。清初汪象旭《西游证道书》始署撰人为元初长春真人丘处机，其后陈士斌的《西游真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刘一明《西游原旨》和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等均从之。本世纪20年代，由鲁迅、胡适等学者推定，其作者为淮安吴承恩。于是，解放后，国内出版的《西游记》均署名为吴承恩。然而，吴承恩的出现太突然了，而且铁证几乎等于零，难免招致非议。尽管如此，却也由于缺乏铁证，大家只好沉默。不过，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宁缺无滥。果真吴承恩不是作者，我们宁可署以无名氏，也不该让他冒名顶替。因为吴承恩的问题，是影响《西游记》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问题，这块绊脚石不踢开，《西游记》的主题也永远突不破“滑稽”二字，因为吴承恩“善谐谑”。
诗言志，歌永言。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有什么样的思想，才会创作什么样的作品，孟子的“以意逆志”，就倡导的是这种思想。那么，百回本《西游记》的思想境界，吴承恩能否达到和拥有呢？他具不具备创作《西游记》的时间和条件呢？他被定为《西游记》的作者，其证据是否充分呢？好在他留下了使鲁迅抱有极大希望的《射阳存稿》，还有同时人与他的交往，可以让我们对他有个起码的了解。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人。约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卒于万历十年(1582)，享年83岁。45岁中岁贡，61岁任长兴县丞，67岁辞官归田，寿终。
最早记载吴承恩的是张雄飞《古本西厢记序》：“又余所雅游者谢湖袁君、丹崖杨君、射陂朱君、射阳吴君……一时交往皆好古知音之士。”这里的朱君是朱曰藩，吴君即吴承恩，“好古知音”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谓其崇尚古风而精通音律。
其次，是为吴承恩词选和存稿作序的陈文烛。他的《花草新编序》云：“此亡友吴汝忠词选也。……忆守淮安，汝忠罢长兴丞，家居在委巷中，与不佞莫逆，时造其庐而访焉。曾出订是编而幸传于世，汝忠托之不朽矣。汝忠讳承恩，号射阳居士，海内操染翰家无不知淮有汝忠者。……汝忠工制义，博极群书……长兴徐子与者，嘉隆间才子也。一见汝忠，即为投合，把臂论心，意在千古。过淮访之，谓汝忠高士，当悬榻待之。而吾三人谈竹素之业，娓娓不厌，夜分乃罢。汝忠舐笔和墨，间作山水人物，观者以为通神佳手。弱冠以后，绝不落笔。家四壁立，所藏名画法书颇多。……其诗又出入六朝三唐，而词尤妙绝，江湖宝之。”可见，陈文烛守淮安时，吴承恩已辞官归田，二人成为莫逆之交，常有来往，无所不谈。当时从长兴来的，与吴承恩关系极为密切的“前七子”中的诗人徐子与，加上陈、吴二人，畅谈到深夜，内容是“竹素”书籍。吴善长于画山水人物。家中藏书多是名家字画碑帖等；又能诗作文，最妙的是词，为天下传诵。而唯一流传世间的是他的《花草新编》词选，而他也可以借此而千古流芳了。
其中，陈文烛又作了一篇《吴射阳先生存稿叙》，记与吴承恩、徐子与二人，“呼酒韩侯祠内，酒酣论文论诗不倦也，汝忠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徐先生与余深韪其言。今观汝忠之作……《明堂》一赋，铿然金石；至于书、记、碑、叙之文，虽不拟古何人，班孟坚、柳子厚之遗也；诗词虽不拟古何人，李太白、辛幼安之遗也。”可见，吴氏对于诗、文、词、赋，都有所研究与专长。其中的书、记、碑、叙，属于文章之类。据明徐师曾所撰《文体明辨•诗文》，则书为“以议论笔之”，是议论文；记为“纪事之文”，是记传文；碑为铭刻之文，又称铭，主于叙事；叙为“叙事理次第有序”，又称序。
吴承恩死后七年，即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他的同家晚生吴国荣作了一篇《射阳先生存稿跋》，云：“射阳先生髫龄，即以文鸣于淮，投刺造庐乞言问字者恒相属。……归田来，益以诗文自娱。十余年，以寿终。奈绝世无继，手泽随亡。呜呼伤哉！昔人谓生前富贵，死后文章。先生所值，一何奇也！文福难兼齐，而造物忌多取，信矣。”他与“张子以衷，蔡子世卿，皆辱先生忘年交者，相与校焉”。可知，作者与吴承恩为忘年交，肯定是知音熟人，对他十分了解。承恩是“以文呜”，其名声只在“言”和“字”，老年也只是“以诗文自娱”。死后，文章均散失，没有什么影响。好在有他的表孙丘汝洪，整理搜集了他的手稿，由吴国荣等三人校勘付梓。
在吴承恩死后四十来年的天启年间，宁祖舜等人编修《淮安府志》。其中《近代文苑》云：“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这里说他聪明、多读、能诗文、喜谐谑，写过几种杂记，有名声。所谓“杂记”，是记述杂事的一种文体。《史通•杂述》云：“史氏流别，其流十焉，八曰杂记。祖台之《志怪》，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祖台之的《志怪》、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刘敬叔的《异苑》，都是记载鬼神怪异故事的，属志怪小说一类。吴承恩的“杂记”，就是他写的志怪小说《禹鼎志》。
由上援引和分析，可以知道，吴承恩是一位儒生，郁郁不得志。尽管能诗文，善杂记，但没有接触过玄门释宗，没有学过佛、修过道。家中所藏书，也多是书画法帖，没有佛、道之书，更不要说他读过《道藏》了。据他自撰的《禹鼎志序》，他所爱的只是“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即所谓的“野稗言”。牛奇章是牛僧儒，唐文宗时曾为相，喜作传奇，撰《玄怪录》，已佚。据《太平广记》所录三十余篇，多为志怪故事。段柯古是段成式，著有《酉阳杂俎》，著录仙佛人鬼、奇闻异事。吴承恩不单喜欢这些著作，而且一直想亲自写一部这样的书以同他们抗衡。那部《禹鼎志》，就是这一冲动的结晶。观其一生，他的朋友、亲戚和晚生，都不曾知道他写过什么《西游记》。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回评•楔子》云：“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才，又复若干年点窜，而后得脱于稿，裒然成为一书也。”这三个“若干年”，恐怕也该有十五到二十年之久吧。有些人，终生只著了一部书，却耗费了全部的心血。曹雪芹一部《红楼梦》，仅写成之后，就“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且只完成了前八十回；凡是他的朋友，谁不知道他写了一部《红楼梦》！研究《西游记》的清代学者，如陈士斌，张书绅、汪澹漪等人，都几乎倾注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岂有作者能在不知不觉中创作出这部洋洋洒洒的八十万言呢！
对于一个儒士来说，要弄懂道教金丹学的金公木母、姹女婴儿、黄婆丁老、离火坎水，温养沐浴、火候抽添，佛教的即心即佛、明心见性；儒教的阴阳八卦、五行生克；医学的奇经八脉、周天穴位，不读若干年的书是不行的。比如，《西游记》中所引用的诗词都有出处。第八回开篇所引的《苏武慢》，即为冯尊师的作品，见于道教文献《鸣鹤余音》；第十四回所引的“佛即心兮心即佛”一诗，即是宋代金丹学大师紫阳真人张伯端的《即心即佛颂》，见于《悟真篇》；第五十回所引的《南柯子》一词，乃是全真七子之首马钰的作品，见《渐悟集》；第九十一回所引“修禅何处用工夫”一词，仍是马钰的《瑞鹧鸪》；而第七十八回比丘国道士国丈夸称的尊道韵语，即是署名宋仁宗的《尊道赋》，见《鸣鹤余音》卷九。如此之类甚多，可见作者必须熟读《道藏》以及佛教的《大藏经》。所以说，作者读书得若干年，揣摸领会得若干年，将三教合一又得若干年，有使教旨文学化的想法并将其形象化又得若干年，动笔写作需要若干年，完成后修改更须若干年。这六个若干年，怕没有半生甚至一生的时间，是做不到的。吴承恩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当然，如果作者的身份就是一个精通佛、道、天文、历算、阴阳五行的知识分子，就另当别论了。
按理说，要创作这么伟大的一部巨著，肯定会对自己的亲友或者家人讲起过设想，甚至要同僧道、师友切磋和订正。但他的亲友却没有人知道他有此壮举或是这样的想法。吴国荣的《射阳先生存稿跋》云：“丘子汝洪，亲犹表孙，义近高弟，从亲交中遍索先生遗稿，将汇而刻之。庶几存十一于千百，为先生图不朽耳。”能从亲交中遍索，可见凡能知道者均被收录，如有人知道他曾创作过《西游记》，一定会穷追而归。即使无力去刻出一部大书来，也可以将《西游记》中的诗词抄出若干来，刻入《存稿》之中，怎忍心将那么好的作品舍弃呢？若能将其著录，岂不更能“为先生图不朽”吗？但没有人提供线索，可见是没有。尽管《西游记》中的诗词归属于那十九于千百之中，但也不可能没有一首侥幸留下来吧！这只能说明，吴承恩与《西游记》根本没有关系。
如果说《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创作在早年，那么与他齐名而有“射胡之上双璧竞爽”之称的朱子价一定知道；若是中年创作，那么长兴县的徐子与一定了解；如是老年所作，则陈文烛也肯定晓得。然而，他们都不晓得，在表扬吴承恩的文章中都未曾提起半字，可见他没有写过。而且，据《明代版刻综录》，杨江清白堂嘉清三十二年刻《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时，他已经54岁了。如果小说是他所作，那么至迟应在50岁前后脱稿。而他45岁中了岁贡，一直家居，51岁暂寓南京，半年后回家。45岁以前，他热衷科举而屡困场屋，根本不可能写小说。45岁以后，心情较愉快，可能《禹鼎志》作于此时。去南京可能是谋官，但不得志而归。据其诗文，并未说过写小说之事。
由此，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吴承恩没有写作《西游记》的时间，也不具备创作一部巨著的条件。
接下来，我们将吴承恩的诗文探讨一下，并与《西游记》小说作一个对比，看看二者之间有无关系。
据刘荫柏先生《西游记研究资料》所选录的吴承恩诗文，基本上都是所谓与《西游记》有关的作品。我们简略地分析一下《古梅为僧赋》：
清闻妄自眼根出，因复生心太痴绝。高楼吹笛任摇落，诸幻空中互生灭。因因得果了然见，蓓蕾初缚果先结。奇酸入口定何日，顿使尘心失焦渴。酸耶与否那得知？分付瞿昙广长舌。
这是唯一一篇谈佛理的诗，但《西游记》中只称“如来”而不称“瞿昙”，原因是作者用意，是将释迦牟尼塑造成为人生的一种“如来寂灭智慧”，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且看小说七十八回“金殿识魔谈道德”中，唐僧所谈的一段佛法：
为僧者，万缘都罢；了性者，诸法皆空。大智闲闲，淡泊在不生之内；真机默默，逍遥于寂灭之中。三界空而百端治，六根净而千种穷。若乃坚诚知觉，须当识心，心净则孤明独照，心存则万境皆情。真容无欠亦无余，生前可见；幻相有形终有坏，分外何求？只要尘尘缘总弃，物物色皆空。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享寿无穷。
这是化用三于真人的《心理赋》（见《鸣鹤余音》）而成。二者相比较，境界迥然不同。吴诗联明机巧，终究尚有物累；唐僧所说，尽管尚未圆满，但已具有空寂之境。
《西游记》书中，谈仙道禅理之诗文比比皆是，而吴承恩诗文中却几乎没有。如果说，当时的风尚瞧不起小说，所以吴承恩不愿意在他的作品中流露，还说得过去。那么，在诗文中谈论佛理却是时尚，苏东坡、白居易、王维，哪一位大家不在诗文中发表自己的宗教情感和人生的悟境！很难想象，一个写下了充满禅机道妙、启迪悟性的洋洋巨著的作者，能在其他诗文中不露痕迹，突然变成了一个凡夫俗子！
至于谈仙道的，有一首《赠沙星士》云：黄金散尽轻浮海，白发无成巧算天。孤鹤野云浑不住，始知尘世有颠仙。
这位沙星士，恐怕是个占星算命的术士，年轻时一掷千金，而事业无成，到老贫穷，只好替人算命。是个多半路上才出家的。到处漂泊，野鹤闲云一般，他使吴承恩才知道世上有“颠仙”。可见，写这诗时，吴承恩还不知道什么神仙，只把一个被《西游记》斥做邪门歪道的算命术士当做神仙。而且还与他交情不深，只知其姓，称其姓为“沙星士”。还有《赠贾山人》一首云：“好我只缘无俗调，逢人自诧有仙方。”这贾山人也与沙星士一样，与其交情泛泛，不同的是个隐士。他认为自己有仙方而诩夸，可见作者没有。而他喜欢作者的地方，是因为“无俗调”，并非因为有道术或仙术。很难想象，一个不懂仙道之术，未曾修行并且不知金丹为何物的人，怎么会写出满纸金丹术语、修炼过程的《西游记》呢？
吴承恩的生平并不辉煌，大概只会写字作文章，连游山玩水的雅兴也不大，更不要说去拜访佛道，切磋仙术禅理了。他的一首《长兴作》云：只用文章供一笑，不知山水是何曹！
因为“天下名山僧占多”，“不知山水”的面貌如何，怎能有出世之心。而且公务繁忙，只有读读文章、写写文章，才能排遣心中的烦闷。可见，吴承恩不会修行，没有道行。还如《南吕•一枝花》云：
唐时万池柳，晋代烧丹灶。列朝招隐地，宋室等仙桥。爱你个天生来地上神仙，住居在画不就人间蓬岛。
这里似乎有了几个关于神仙、隐士以及烧茅炼丹的术语，但只是一些典故的堆砌，用来赞叹丁忍庵，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仙道和金丹术。
最被学者们重视的，是所谓《西游记•小圣施威降大圣》的胚胎，为《二郎搜山图歌》。诗云：
李在唯闻画山水，不谓兼能貌神鬼。笔端变幻真骇人，意态如生状奇诡。少年都美清源正公，指挥部从扬灵风。星飞电掣各奉命，搜罗要使山林空。名鹰搏拿犬腾啮，大剑长刀莹霜雪。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江翻海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踪。青锋一下断狂虺，金锁交缠擒毒龙。神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捣巢无逸寇。平生气焰安在哉，牙爪虽存敢驰骤。我闻古圣开鸿蒙，命官绝地天之通。轩猿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后来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啖虚耗。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
首先，可以说此诗写得不错，有如前人所说的李太白之遗风，但绝对不是《西游记》的胚胎。吴承恩喜书爱画，家中收藏颇多，见到古董，自然欣悦。《二郎搜山图》乃据元人杂剧《二郎醉射锁魔镜》而创作，其作者为李在。李在字以政，云南人，明宣德年间(1426-1435)曾同戴进当值仁智殿，精通书画，见《明画录》卷二。吴承恩《二郎搜山图歌》，即为此图所作。
《醉射锁魔镜》杂剧的剧情是：二郎姓赵名昱，是城隍土地神，后封灌江口二郎清源妙道真君。因与哪吒喝酒大醉，用弓箭射碎了锁魔镜，走了镜中所镇金睛百眼鬼和牛魔罗王。（《西游记》中的牛魔王就骑的是金睛百眼兽。）二人被驱邪院主差遣去擒拿二妖，于是有了搜山之举。第一折有哪吒唱云：“不似你心中无思量，谁着你秋月般拽满雕弓！箭去半天红，不辨西东。惨雾阴云罩着碧空。这一箭恰便似摔碎玉笼，飞腾彩凤。早怎么顿开金锁走蛟龙。”驱邪院主曰：“太极初分天地中，驱神使将显神通。金阙书名朝上帝，掌判驱邪镇北宫。贫道乃驱邪院主是也。今有哪吒神与二郎饮酒，比试武艺。二郎神一箭射破锁魔宝镜，走了两洞妖魔。”第四折院主曰：
二郎神变化显神通，掣电轰雷缥缈中。领将驱兵活灌口，杀败那法力低微牛魔神。
又曰：
二郎神与哪吒拿住两洞妖魔也！杀气腾腾万道光，鬼怪山精遍地亡。一场大战妖魔怕，方显神通法力强。
这同吴承恩诗歌所写的几乎相同。《搜山图》中，二郎搜罗的是“猴老”、“狐娘”、“水怪”“狂虺”、“毒龙”等有“爪牙”之业畜，并没有专指“齐天大圣”，而是杂剧中的“鬼怪山精”。而“古圣”、“轩辕铸镜”、“群魔出孔窍”等句，更与“醉射锁魔镜”相合。
再看《西游记》所写，二郎已由赵姓变为杨姓，他的青锋剑也由一把变为二把三尖两刃神锋，这本身就是意义。尖字拆开是一小人，所以二郎称“小圣”，与“大圣”相区别。“三尖”是三小人，“两刃”是分开两边。于卦象上排列，即是《坤》（ ）象，为阴，为小人；《乾》（ ）则为阳，为大人，是孙大圣。孙大圣与杨小圣分属阴阳两类，大圣为金，二郎就得为木，所以姓了杨；大圣为火，小圣就得为水，所以住灌江。大圣为大为一，所以有一条金箍棒（一），象阳爻；小圣为小为二，所以有两把钢刀（ ），象阴爻。第六回“小圣施威降大圣”云：
两个钢刀有见机，一来一往无丝缝。金箍棒是海中珍，变化飞腾能取胜。
这是丹道学中的阴阳交媾、水火相济，金木交并，但是没有“黄婆”的调和是不行的。所以二人无穷赌斗，却不分胜负。而水能克火，二郎总占上风。太上老君抛下一个“金钢套”，即他的“太极圈”，是道的象征，中有阴阳，是《易系辞上》中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杨并无哥哥，却要降做二郎，原因就是要与孙大圣相对，承当阴二的使命。然而丹道中，铅汞化合，最怕的是铅飞汞走，因此必须有土的留恋协合，才能完成。果然悟空被金钢套打中天灵盖，跌了一跤，爬起来就跑，被二郎的细犬咬住了腿。狗属戌，在五行中为土。
这些金丹学上的关键，都是吴承恩所不懂的。就如为什么孙悟空称金公、丁老，猪八戒称木母、婴儿，沙和尚称黄婆？为什么孙悟空打不过妖魔时要请观音？为什么佛经有5048卷，猪和沙的钯、杖也各5048斤，取经的日期也是5048日呢？为什么如来佛有丈六金身？为什么金箍棒、孙悟空、黑熊精、红孩儿都要戴金箍呢？那么多的为什么，构成了一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吴承恩懂吗？不是我们要贬低他，而是说他对这方面的东西的确是个外行。他的诗文中没有一篇是关于金丹学的，而在《西游记》中此类诗文却俯拾即是。比如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中讲述宗旨的七律诗：
三阳交泰产群生，仙石胞含日月精。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内观不识因无相，外合明知作有形。历代人人皆属此，称王称圣任纵横。
还如第二十三回七律：奉法西来道路赊，秋风淅淅落霜花。乖猿牢锁绳休解，劣马勤兜鞭莫加。木母金公原自合，黄婆赤子本无差。咬开铁弹真消息，般若波罗到彼家。
第五十七回有律诗云：身在神飞不守舍，有炉无火怎烧丹。黄婆别主求金老，木母延师奈病颜。此去不知何日返，这回难量几时还。五行生克情无顺，只待心猿复进关。
这是“二心搅闹大乾坤”一事。身、炉、主为唐僧，神、火、金老、心猿指孙悟空，黄婆是沙僧，木母即八戒，师乃观音菩萨。第五十八回又云：
中道分离乱五行，降妖聚会合元明。神归心舍禅方定，六识祛降丹自成。
这里，“神”指悟空，“禅”是唐僧，“六识”即六耳猕猴所代表的六贼：眼、耳、鼻、舌、身、意所产生的六种意识：喜、怒、爱、思、忧、欲。第六十一回七绝：
黄婆矢志扶元老，木母留情扫荡妖。和睦五行归正果，炼魔涤垢上西方。
黄婆、木母见前，“元老”为唐僧，“情”指悟空，妖和魔、垢俱指牛魔王。垢是土，牛属丑，亦为土，所以八戒也会作出金丹诗曰：
是是是，去去去，管甚牛王会不会。木生在亥配为猪，牵转牛儿归土类。
申下生金本是猴，无刑无克多和气。用芭蕉，为水意，临火消除成既济。昼夜休离苦尽功，功完赶赴孟兰会。
有整部《西游记》，就是在这些诗词韵文的统领下展开的。然而有的学者因为自己不懂，所以硬要把这些东西扔掉，去抓一些表面的现象，大大地阻滞了《西》学的发展和突破。“诗无达诂”，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读者尽可以见仁见智，随他理解；但作为研究者和专家，就不能随波逐流，而应追本溯源，以还其本来面目。无视作品本身规律的，就不是科学的态度。
吴承恩如果写了《西游记》，这些诗词也决非一日一月一年所能草就，而是为情节的发展而创作的，那么就一定要与诗朋文友讨论。况且，他作了一部记载了十几个怪异故事，至多不过十万字的《禹鼎志》，竟然会得意地去写了一篇序言。说他自己少好奇闻，30岁以后搜罗更多。因为喜爱唐人传奇，所以“每欲作一书付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禹鼎志序》）这里至少说明四点：
(1)他40岁以前没有写过书，因为“未暇”。
(2)他所写的书是与唐人传奇相类的杂记志怪，决非长篇巨著的《西游记》。
(3)因为胸中的“磊块”已消，《禹鼎志》已成，已没有写书的动机和材料，所以其后不要说他写《西游记》了，就连《禹鼎志》之类的书也不会写了。
(4)《禹鼎志》这般小书的创作过程都如此艰难，更何况百回本《西游记》了！
然而，鲁迅、胡适等前贤治学严谨，说作者是吴承恩，则必有所据。其根据便是天启年间的《淮安府志》中的《淮贤文目》：
鲁、胡等人依此断定《西游记》百回本小说的作者是吴承恩。其实，清人陈玉搢撰《山阳志逸》，便提了这种假说：
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丘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其后，冒广生《射阳先生文存跋》承吴玉搢之说，也认为《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其所著《西游记》平话，风靡一时，盖振奇之士也。”（《跋》二）“又疑汝忠所撰为《后西游记》，山夫盖未见《长春真人西游记》耳。长春所记为纪行之书，与汝忠《西游记》演玄奘取经事，固渺不相涉，不必斤斤置词也。”（《跋》三）
这些说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都是猜测之辞，没有铁证。而且人们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吴承恩《西游记》的性质是什么，是不是百回本小说。所谓《淮贤文目》，当是文章或文集的辑目，决不是书目，所以吴承恩的《禹鼎志》尽管有些影响，但却未曾收录，即便是咸丰重刊本《淮安府志》，其《艺文》附《淮人书目》，也只录了吴承恩的《射阳集》，而没有《西游记》。《文目》中收而《书目》不收，可见吴的《西游记》只是一篇文章而已。《文目》所收《射阳集》，即“丘少司徒汇而刻之”的文集；《春秋列传序》是一篇序言，《西游记》放在其后，也只能是一篇文章。如是百回本小说，则决不会收入《文目》，而会收入《书目》。
吴承恩的《西游记》，很可能是一篇游记文章，如玄奘法师的《健驮逻国塔林游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之类。尤为奇妙的，是与吴承恩同时的杭州人张瀚也写过一篇《西游记》，记载他的巴蜀之行；还有一篇《东游记》，记载他的金陵之行。如果按照吴、冒、鲁、胡等人的逻辑，则张瀚也应该是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遗憾的是，张瀚的《西游记》还在，而吴的已经失传；所以吴尽可以冒名顶替，张却不能了。
另外，吴承恩曾写有《西湖十园》小词，据《山阳志逸》卷一云：
淮安西湖昔为游赏胜地，读吴射阳先生《西湖十园》词，摹写金、张、韦、顾诸园之胜，金牛、石桥、锣鼓墩诸处，征车游舫，绎络缤纷，清明社火，夏至秧歌，尤令过者忘倦。后乃付之一派洪涛，田畴污下，村舍萧条，诸园亭亦一椽不存矣。读射阳词，不胜沧桑之慨。
极有可能，作者除了《西湖十园》外，还有《西湖游记》的文章。也许《淮贤文目》记误，将《西湖游记》写成了《西游记》，亦未可知。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是有明一代书籍著作的著录。卷八《舆地类》中有；“吴承恩《西游记》。”明确提出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山水游记的性质。
总之，由吴承恩其人、其文和前人误解的事实，可以证明，吴承恩绝对不是《西游记》小说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