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历史时期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在世界人口总数中占有很高的比率，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率一般在20－30％之间。公元200年正值东汉末年，接近人口低谷，出现了10％左右的最低比率。而1850年是本世纪前中国人口的高峰，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高达35％左右。
如此庞大、又占世界人口如此高比率的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在中国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变迁中有过什么影响？是否曾经对邻国和世界构成过威胁？中国人口中有多少人、以何种方式移殖境外？有些人曾经想当然地作过各种回答，有人甚至把匈奴人和蒙古人对欧洲的征服、“黄祸”同中国的人口联系起来，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一度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依据。但实际上，并没有人将中国人口与历史的有关方面结合起来，作过严肃认真的研究，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什么值得一提的结论。
本文选择中国历史上疆域变迁和人口增长比较显著的几个阶段，用以考察人口与疆域变迁的关系，以回答这些问题。
一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又经过了多次扩张，至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去世时，秦朝的疆域达到了空前的范围。秦朝的疆域包括了战国后期七国旧地的全部，但一部分是新从其他民族手中夺取的。
大约在公元前222 年至221 年间，秦军在平定楚国的江南和越国旧地后，就进入了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征服了当地的越人政权，设置了闽中郡，以冶县（今福州）为郡治。但秦朝的控制点显然相当少，所以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没有设什么县治，而且在秦亡以后整个闽中郡地就又重新为越人所有了。
秦朝的新疆域包括岭南地区，即南岭以南今广东、广西和越南的东北部，是百越诸族的聚居地，战国时还不是楚国的领土。根据《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秦始皇的动机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因此命尉屠睢率五十万军队分五路南征。由于越人以丛林为依托奋勇抵抗，三年中秦军死伤数十万，连尉屠睢也在越人夜袭中丧生。所以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 年）才又征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同年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基本结束了军事行动。驻守岭南的尉佗要求秦始皇遣送三万未婚妇女，作为士兵的配偶，但只获得了一万五千人。
在西南，秦朝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了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上游，占据了邛、笮、冉、駹等部族地区。向南又整治开通了一条“五尺道”，从今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设置了一些行政机构。但由于投入的兵力和派驻的人员有限，统治并不巩固，所以在秦亡后就都已经放弃了。
在西北，秦始皇于三十二年（前215 年）派蒙恬率三十万军队赶走了河套一带的匈奴人，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设置了九原郡，管辖新设的34个（一说44个）县。但这些地方本是战国时赵国的旧地，连秦始皇令蒙恬筑起的万里长城，实际上也是以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已筑过的长城为基础的。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以往曾不时侵入内地，秦朝的措施主要还是出于军事上的防卫目的。
秦始皇时代的人口总数在2000－3000万之间，但在经过战国末年长期的战争之后，人口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当时普遍存在的是劳动力的不足，而不是人口压力。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在大规模征调民众服劳役和兵役时不得不采取残暴的强制手段，而且已显得捉襟见肘，如对征南越的军队派不出更多的增援和补给，在设置新政区后也无法迁入更多的移民。秦亡以后和西汉初年，秦朝的新领土丧失殆尽，西南和南方全部为当地民族夺回，或建立了实际上独立的政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秦朝的驻军、行政人员和移民数量太少。就是在中原移民集团掌握了政权的南越国，还得依靠当地的部族首领，沿用越族习俗。秦朝曾有一些人从山东半岛及东南沿海地区迁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但他们大多是出于逃避秦朝统治的目的，或者是长期海洋迁移传统的延续，并不是迁出地人口过多的结果。
西汉初期的疆域收缩直到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 －前87年）才告结束，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和经营，汉朝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汉朝的扩张是从收复秦朝故地开始的，但结果超过了秦朝领土的范围。汉朝的西南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南方则增加了海南岛和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东北的辖境南到朝鲜半岛中部江华湾一线，西北从匈奴和羌人手中夺取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并进而控制了天山南北，直至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但由于扩展太快，新设的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都不能适应，加上地方官的苛政引起了当地民族的反抗，一些政区又撤销或缩小了。如撤销了在朝鲜半岛的二个郡，其余二郡也缩小了辖境。放弃了在海南岛的政区，机构和人员全部撤回大陆。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西汉末年。
西汉初的人口估计在1500－1800万之间，在武帝初的元光元年（前134 年）增加到约3600万。武帝中期开始，人口出现了多年的停滞和负增长，到末年（前87年）下降至3200万。此后增长恢复，到西汉末年（公元2 年）达到约6000万的高峰。此时西汉不计西域都护府辖地的领土面积约400 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4&127;.63（人／平方公里，以下同）；则武帝初的人口密度估计在10左右，绝对低于此数。因此，从总体上说，西汉的扩张与人口压力毫无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开疆拓土的行动发生在人口远非最多的阶段，而在人口接近高峰时非但没有再采取任何扩张领土的举措，反而会有所收缩。
汉武帝在北方和西北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从打击匈奴的实力出发的。所以尽管曾多次深入蒙古高原，但一旦战争役结束就退守长城一线，稳定的领土没有超过秦朝的范围。河西走廊的获得也是匈奴战败投降的结果，由于该地具有断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和联接西域（今新疆和中亚）的战略地位，控制并加以巩固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同样，在羌人的故地湟水流域设置政区，主要也是军事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西汉在西域的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为了与匈奴争夺控制权，是对匈奴战争的延续。唯一的例外是大宛的用兵，这是个别招摇生事的汉朝使者挑拨的结果，而汉武帝以为大宛不堪一击，将出兵的美差交给了宠妃李夫人之弟李广利，以便他能立功封侯。这场历时四年、付出了十多万人的生命和无数牲畜物资等惨重代价的战争，搞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得到的只是千余匹“天马”的战利品。汉武帝在西南的多次用兵，目的有三：一是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奇物”；二是用金钱买通大月氏、康居等国在军事上牵制匈奴；三是扩大领土，使不同风俗、不同语言的各族纳入版图，显示自己“威德遍于四海”。正因为如此，这类战争在当时就受到普遍的反对，以至武帝也不得不下诏罪己，停止了在边疆的军事行动和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一带）的屯戍。
西汉初年的文帝时期，晁错提出过“徙民实边”的建议，但其着眼点主要是利用内地的罪犯和贫民充实边疆，并不是内地人口太多。武帝时，人口相对稠密的关东在灾年出现了大批流民，安置困难，于是新开拓的西北边疆成了移民的最佳场所。到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为止，迁入的移民累计有80多万，定居于河西走廊和今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宁夏、青海东部。由于移民的迁移和定居完全依靠朝廷提供的粮食、种子和物资，使朝廷多年的积累耗费一空。移民的巩固也完全靠法律和强制手段维持，自由迁入受到限制。所以尽管在武帝以后的七八十年间关东局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增加，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却再也没有实施向边疆的移民。在西南，官方也没有组织对新拓领土的移民，大多只是四川盆地内的居民自发地向南扩散。与此同时，汉朝在南方却不止一次地弃地移民，在征服东越、闽越后都将当年越人迁至江淮之间，造成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全省长期近于无人状态。在撤销海南岛的政区时，也将愿意内迁的人全部迁走。
还必须指出，西汉对西域的控制主要是依靠声威，而不是使用军队。由于补给线太长，就地生产的粮食数量有限，当时不可能在西域维持过多的驻军和行政人员，常驻人员不过六七千人。东汉对西域的控制几度中断，在其得以维持的阶段，常驻人员比西汉还少。除了少数因种种原因流落在西域的人以外，汉朝的移民从未越过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关。
除了西南局部地区以外，东汉的疆域从未超过西汉的范围，尽管东汉的人口峰值实际上并不低于西汉。而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以外的土地设置为永昌郡，只是当地民族归属的结果，从未发生过战争。而且东汉期间，匈奴、羌、乌桓、鲜卑和西域诸族开始内迁，最终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持续数百年的大规模少数民族内迁。
二
公元589 年隋朝灭陈后，它的疆域并没有恢复到西汉时的幅员，其东北以辽河与高丽为界；南方虽一度灭了林邑国，但不久就已退至北纬18°一线。此后隋朝从东突厥人手中夺回了河套，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又从西突厥夺取了今新疆哈密地区。大业四年（603 年），隋炀帝趁吐谷浑被铁勒打败之机，灭了吐谷浑，取得了它的故地，其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但这些疆土的开拓有的只有军事上的意义，有的存在的时间很短。如与东突厥的界线虽划定在阴山以北，但隋朝的行政区实际仍未出阴山山脉的范围。吐谷浑首领到大业末年就又复国，在今青海境内所建政区到唐朝时也未恢复。
隋朝人口最多时估计为5600－5800万，还没有突破西汉的记录，其直接统治的范围与西汉大致相仿，但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南方容纳的人口比西汉时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并不存在人满为患的问题。相反，在隋炀帝穷兵黩武的情况下，到处出现了田园荒废的景象。正因为如此，隋朝对新辟土地，除了实行军事控制外，无法实施有效的移民。如对吐谷浑旧地，虽又“置郡县镇戍”，却只能“发天下轻罪徙居之”，人数显然是相当有限的。
隋末唐初，突厥势力南侵，连首都长安也受到威胁。因此，尽管黄河流域还没有恢复战争的创伤，全国人口不足3000万，唐朝还是不得不发动了对突厥的反击，在贞观四年（630 年）灭东突厥，贞观二十一年又灭薛延陀，疆域达到了贝加尔湖以北。以后又灭西突厥，辖境远至中亚。
唐朝的疆域，最西曾经到达过咸海之滨，最北曾包括西伯利亚，最东一度拥有萨哈林岛（库页岛）和朝鲜半岛的大部分。但是这并不是说唐朝同时拥有过这样大的疆域，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例如，控制咸海以东是在龙朔元年（661 年），但到麟德二年（665 年）就撤到了葱岭，实际只维持了3 年。而那时还没有灭高丽，东部的边界仍在辽河一线。开元三年（715 年）唐朝又扩展到葱岭以西，但东部的安东都护府已退到辽西。天宝十年（751 年）怛罗斯一仗败于大食（阿拉伯帝国），唐朝的疆域又退回到葱岭。北方自灭薛延陀到仪凤四年（679 年）突厥再起也只有32年时间，唐朝就又撤至阴山山脉以南了。总章元年底（669 年）灭高丽后置安东都护府，但到咸亨元年（670 年）其治所就从平壤迁至辽东，不久又迁至辽西，高丽故地基本丧失。
在研究唐朝的疆域与人口的关系时，以下三个方面是必须注意的，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唐朝的疆域扩张与人口增长并不是同步的，当人口达到高峰时，极盛疆域已成过去，这与西汉的情况相似。隋唐之际的人口谷底估计在武德五年（624 年），约为2200－2300万。此后以年平均8 －12‰的增长率增加（包括因自境外迁入而增加的部分），至安史之乱前的755 年达到约8000－9000万的高峰。而唐朝在北部推进到极点时的人口约2900万，在西部获得最大疆域时的人口约为3500万，在朝鲜半岛设立安东都护府时的人口至多有4000万，都离高峰甚远。而在人口超过8000万的天宝盛世，除了今新疆乌鲁木齐及其以东一带有一些正式的州县，其设置正式行政区域的范围基本没有超出西汉的范围。
唐朝在新辟的领土基本都设置都护府和都督府，或通过羁縻府、州、县的形式进行统治。羁縻政区的首长绝大多数都是由其原来的首领世袭的，不纳赋税，除已迁入内地的以外也不领朝廷俸禄，当然也不接受唐朝的常驻机构和人员，不会有什么移民迁入。唐朝存在时间较长、较稳定的六个都护府中，安南的辖区是西汉以来的旧地；安东所管的大多也是辽西的旧地；安北一度辖有今蒙古和西伯利亚，
但到垂拱二年（686 年）后即迁至今内蒙古；单于原辖阴山、河套一带，至圣历元年（698 年）后并入安北；只有北庭和安西二个存在时间最长，辖区又基本都是新辟。这些都护府都没有为唐朝的人口提供多少扩展的余地，因为除了常驻的军队和行政人员以外，由内地迁去人人口极少。迁入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和庭州（今乌鲁木齐一带）的主要是罪犯，在都护府和镇的驻地如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吉木萨尔）、疏勒（今喀什）、焉耆（今焉耆）等处主要由戍卒实行屯垦。安史乱后这类迁移也基本结束了。
相反，伴随着唐朝扩张的是大批边区和境外民族的内迁。如东、西突厥被灭后，有数十万人迁入唐朝，定居在首都长安的就曾有一万户，河套和今陕西、山西北部都是安置突厥人较多的地区。高丽被灭后，三万多户百姓被迁至江淮以南及山南、京西诸州，其中一部分以后迁回辽东，但不久又被迁至陇右、河南。百济的贵族和百姓被迁于辽东、徐州、兖州等地。山东半岛沿海有很多新罗人居住。此外，回鹘、铁勒、西域诸族、吐谷浑、吐蕃、党项、契丹、奚等族几乎都有不少人内迁。唐朝的军队，从将领到士兵，都有大量来自边疆和境外的人员。
总之，在唐朝的疆域达到极盛时，其人口还没有超过西汉；而当其人口达到高峰时，绝大部分人口居住的范围与西汉的疆域相仿；迁入唐朝的人口远远超过唐朝向边疆地区的移民。
三
宋朝的领土比唐朝小得多：其北界已退至今山西的河曲、岢岚、原平、代县、繁峙和河北的阜平、满城、容城、霸州及天津市区一线，西北与西夏以今甘肃兰州、靖远、宁夏同心及陕西北部的白干山一线为界，西南今大渡河以南的川西南、黔西和云南是大理国境。可是就在北宋境内，由初期的约3000万人口增加到了后期（11世纪初）的1 亿左右。
北宋对辽和西夏基本都取守势，即使主动用兵也没有改变过双方的稳定界线。对大理也从未采取过军事行动，宋太祖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的传说虽不尽可信，但宋朝方面希望维持现状却是事实。唯一的例外就是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至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间对吐蕃的战争，结果是恢复了唐朝的旧地，扩大到今乌峭岭以南的湟水流域、大夏河流域和洮河流域，设置了熙河路。这次战争发动于宋朝的人口接近高峰之际，但无论从目的与后果看，都与内部的人口压力无关。从军事行动的倡议者和指挥者王韶向皇帝所上的《平戎策》可以看出，其首要目的是夹击西夏，“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而当时“诸羌瓜分，莫相统一”的形势对宋朝有利，应加以利用。同时王韶还认为这一带“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结果，宋朝在军事上固然节节胜利，但经济上却背上了包袱，“熙河虽名一路，而实无租入，军食皆仰他道”。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不可能从内地迁入人口了。
不过，由于人口数量达到了空前的记录，宋朝的人口压力的确日益增大，尤其是在南方人口稠密地区。经过两宋之际的战乱，当南宋与金双方进入稳定对峙的阶段，南北的人口就又攀上了新的台阶，13世纪初合计达到了1.&127;2亿，南宋人口到端平二年（1235年）已在6000万以上。早在北宋中期，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杀婴之风就已相当严重，发展到不分男女，见于记载的就有今湖南与湖北相邻一带、苏南、皖南、赣东北、浙江和福建各地。福建因山多地少，缺少开发余地，杀婴之风最甚，连富人和士大夫家族也都“计产育子”，“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
但宋朝并未出现任何向外扩大生存空间的言论或行动，如果对辽、西夏、金、蒙古、元的政策可以用“积弱”来解释，那么就是在南宋期间也从未对大理采取过军事征服这一点，只能证明当时的君臣的确没有动过这方面的脑筋。对与日俱增的人口压力，主要是通过增加粮食产量和开发山区来缓解的。宋代的最高垦田数约有7.2 亿亩，&127; “这一数额不仅前代未曾达到，即使是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超过此数额”。宋太宗时开始在南方水稻产区扩种麦豆类作物，同时在江淮之间推广水稻，以充分利用地力，防止水旱灾害的影响。真宗时从福建引入早熟耐旱的占城稻种，在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推广；还在宫中试种，让百官了解新品种的效益。这些措施对南方农业的进步产生巨大影响。福建的梯田出现在宋代，就是农业生产向深度发展的证明。另一途径是将原来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辟为新的政区，以安置移民，扩大耕地。如北宋后期，在原来属“梅山峒蛮”居住并被禁止与汉区交通的地方筑二城，置新化县，“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此后，对湖南西部和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的移民显著增加。
成吉思汗与蒙古诸王的西征给中亚、西亚和欧洲人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恐惧，但西征的动因来自蒙古族本身，与宋、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人口状况毫无关系，而且西征大多发生在这些政权被灭之前。西夏和金分别亡于1227年和1234年，此前的1213年蒙古哲别灭西辽，1219年成吉思汗发动第一次西征，1221年又有哲别和速不台的西征。1235年蒙古军开始攻宋，同年拔都出兵西征，1253年又有旭烈兀的西征，1254年蒙古军灭大理，同年征服了吐蕃。到1279年南宋残余势力最终被消灭时，西征早已结束，庞大的大蒙古帝国已经分裂。在蒙古的军事征伐中固然利用了女真、党项、契丹和汉等族的的人力和物力，但这些都是被俘虏和掠夺的结果。同样，在灭西夏、金、大理、南宋的过程中，也有大批来自中西亚和欧洲的人员被充当将士、炮手、工匠和官吏。
西夏和金灭后，境内的人口锐减至1000余万，仅及原来的五分之一弱，是中国人口史上罕见的浩劫。灭宋14年后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朝境内的人口总数仅6000余万，只有13世纪初的一半。当时北方人口大批南迁，大片土地荒无人烟，亟待垦复。所以，元朝建立后对高丽、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日本、缅国（今缅甸）、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侵略，只是蒙古军队好战传统的继续，境内的人口只是为统治者提供了兵力而已。元朝的人口峰值估计约8500万，远不如宋金合计，而且元朝期间的人口增长也比较缓慢。蒙古西征与元朝对各国的侵略战争客观上留下了一些中国移民，但都是出于战争或控制的需要，或者是战败的结果，并非积极主动的人口迁移。而迁入中国的中西亚、欧洲移民数量更多，以后大部分在中国定居。
四
与元朝相比，明初的疆域已缩小了很多。而在明朝期间，自永乐（1403年－1425年）以后也始终处于退缩之中。
明初曾继承元代的建置，在朝鲜半岛设有屯驻军队的卫、所，但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氏高丽奉行亲明政策后，即将这些卫、所撤至鸭绿江以北，从此鸭绿江成为中国和朝鲜的界河。永乐七年（1409年）在东北女真等族地区设置了奴尔干都司，辖境直到外兴安岭以北。永乐九年征服苦兀，更扩大到萨哈林岛（库页岛）。至宣德十年（1435年）都司撤销，其下属的羁縻卫、所虽继续存在，但控制已大为削弱。后期由于满族的崛起，明军节节败退，直到退至山海关内。明初的北界曾在今内蒙古的西辽河、沙拉木伦河至阴山山脉、贺兰山一线，但宣德以后逐渐退到了长城一线。西北一度拥有的元朝全部疆土，也陆续放弃，最终后撤至甘肃的嘉峪关。安南发生内乱后，明朝于永乐五年（1406年）在安南设置交趾布政使司，正式列为国土，至宣德三年（1428年）撤销，人员全部撤回。明朝在今缅甸、泰国和老挝境内设置的三个宣抚司和六个宣慰司（三宣六慰），在中期后不断受到缅甸东吁王朝的进攻，一度全部落入缅甸之手。经反击，仅收回了“三宣”和“六慰”中的一慰──老挝宣慰司。
但明朝的人口却在不断增长。经过明朝初年的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的移民，14世纪末的人口已经回升到7000万以上。与户口统计数上的停滞和倒退相反，实际人口始终在持续增长，到17世纪初突破2 亿大关，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新记录。当时人的各种记载表明，明朝中后期一些地区的人口已经相当稠密，人口压力也已相当严重，地少人多地区的人口大量外流，平原地区的人口纷纷迁往西南边疆和山区谋生，福建和广东沿海一些人陆续向海外移殖。
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明朝中后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人满为患的史料，以至当时一些人已经对前途表示悲观，感叹一场浩劫在所难免；却从来没有发现有什么用领土扩张来缓解人口压力或以对外战争来解决社会矛盾的言论，更找不到任何行动。因各种原因迁离明朝领土的人数量也并不多，而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被鞑靼、瓦剌和后金（清）掳掠出去的。其中被后金（清）掠至东北的人口估计近百万，不过那时距明亡已为时不远，除了造成生命财产和社会生活的破坏以外，起不了什么积极的作用。明朝人主动移殖境外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所以逃亡至蒙古诸部内的汉人都属“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避罪”。据估计，隆庆、万历间（1570－1582年）蒙古境内的汉人达70万，其中主要的还是被掳掠者及其后裔。向海外的移民，包括迁往当时尚未设置政区的台湾岛，规模更小，而且大部分是在明亡后进行的。与庞大的人口总数相比，因外迁而减少的人口数量实在显得微不足道。
清朝的疆域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天山南路后达到极盛，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
还在1644年入关以前，清朝已经拥有了以后整个东北和内蒙古。到顺治十六年（1658年）消灭明朝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又获得了明朝的全部领土。这两部分构成了清朝疆域的主体。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开始于其首领噶尔丹对漠北喀尔喀蒙古三部的吞并和对漠南的的侵扰，由于准噶尔实力强盛，幅员广大，对清朝构成极大的威胁，因而清朝除了彻底击败并予以消灭外别无选择。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乾隆二十四年，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近70年。但清朝的目标并没有扩大到准噶尔之外，所以当清军平定天山南路后，中亚的巴达克山、霍罕（浩罕）、布鲁特等纷纷要求归附时，清朝并未接受，而是在边境立碑规定了边界。从历史上看，这一界线也没有超过汉、唐疆域的范围。
明清之际的天灾人祸、特别是持续多年的战争，使中国人口又一次遭受巨大的损失。实际上，在康熙二十九年，全国人口仅1 忆多，远未恢复到明朝后期的水平。十年后估计增长到1.5 亿，在完成统一的1759年刚突破2 亿。&127; 此后清朝的领土再也没有任何增加，但人口数量却持续上升，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达到了4.3 亿，比1750年不止翻了一番。在这样空前巨大的人口压力下，清朝的统治者不仅丝毫没有想到要开疆拓土，也没有的效实施边疆地区的开发，如对新疆地区虽有一定规模的移民，但大多属于军事驻屯和罪犯流放，到1950年为止总数不超过50万。就连长期封禁的东北也还没有正式开放，对台湾的移民也受到各种限制，对海外的移殖更被视为非法。所以尽管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下降，但4 亿多人口完全是依靠本国生产的食物供养的。这不仅得益于中国传统的以农立国的观念和成熟的农业生产体系，也受惠于新引入的玉米、甘薯、土豆、花生等作物。正是这些作物的推广，使原来无法利用的山地和旱地得到开发，从而养活了成倍增长的人口。
中国对海外的移民高潮出现在1840年以后，有人估计在1840－1911年间迁出的人口在1000万以上。但每年平均20万的数字只占4 亿总人口的0.5 ‰，除了对集中输出的地区会有较大影响外，&127; 在缓解全国人口压力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是被作为“契约劳工”和廉价劳动力而输出的，他们在迁入地处于社会的底层。清朝政府虽然已经承认准许国人出洋做工，但在1912年中国政府颁布第一个保护华侨的法令之前，从未承担起保护本国侨民权益的义务。正因为没有祖国政府的支持，海外华人在这一阶段始终处于受排挤、打击和迫害的状况，他们的社会地位与他们所作的贡献、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是完全不相称的。所以尽管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华侨的数量在当地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率，但他们与中国在政治上毫无关系，完全处于所在国政府的治理之下。有些西方人根据欧洲移民在海外殖民的经验，仅仅根据华侨的数量或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就作出毫无根据的推断，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也是十分可笑的。
五
至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一、从秦始皇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到清朝的疆域达到极盛，中国本身的人口压力从来没有成为向外扩张的原因，也不是开疆拓土的动力。
二、虽然中国的人口从数千万增加到了上世纪中期的4 亿多，但都是依靠本国生产的食物供养的，从未产生过向境外寻求生存条件的企图，因而中国的人口数量从来没有构成对外部世界的威胁。
三、历史上出现过的对外国、外族的战争和侵略，是统治者穷兵黩武的结果，与当时的人口数量没有必然的关系。
四、近代以前对海外的移殖，大多不是由于中国国内迁出地的人口压力，数量也相当有限。19世纪中期后的海外移民虽然主要是出于人口压力的驱使，但对缓解中国总的人口压力并无显著作用。
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观念特别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等多方面找到深刻的、必然的原因，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一一论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