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体与文化认知—中•日•韩三国学者对话》，是一个颇具特色的文化人群体集体工作的结晶。执笔者的关心范围，跨越政治、经济、外交、历史、文化、宗教、教育等领域；数位执笔者的学术水平实力，已不能再用“炉火纯青”来形容；执笔者们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具有一个超越了国界概念的“东亚”的背景：既有出生于中国的日本籍学者，也有出生于日本的韩国籍学者；既有在中国生活过的日本学者，又有生活在日本的中国籍和韩国籍学者，还有现在生活在中国的德国籍学者；而出身于朝鲜民族的学者，更是分别来自于韩国、日本和中国三国；所有的执笔者都有在出身国以外的国度里留学或研究、工作的经历。而这样一群东亚地区各国的学者们之所以能够聚集一处笔走龙蛇，就是为了找到一个支持众人期盼的东亚共同体的思想和精神基础；因为他们看到，最终只能在各国之间制造不和、对立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正徘徊、肆虐在我们东亚地区上空。
东亚上空徘徊着的民族主义
在东亚地区实现地域统合，建立“东亚共同体”，今天看来可能还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但是从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却毫无疑问是势在必行。因为地域共同体的成立，可以促进在平等与合作精神的原则下协调和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协调和促进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保障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调节与其他国际组织、地域组织的合作。这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利大于弊。因此，欧洲联盟（欧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美洲国家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统一组织、太平洋共同体、安第斯共同体等等纷纷问世，除了东亚之外，世界上几乎各个地区都拥有自己的地域共同体组织。
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实际上更具备成立地域共同体的基础，因为在我们三国之间具有更多共同、共通的文化认知。东亚共同体之所以迟迟不能成立，原因固然可以找出许多，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们东亚各国过于看重国际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而无心关注东亚地区较许多地域共同体组织更具共同文化认知基础的事实，致使东亚地区各国无法进入实现地域统合将有助于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和平稳定的实质性话题。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也迅速发展，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越来越明显。然而，由于一些政治家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祭起民族主义大旗，致使中日、日韩之间的政治关系急速冷却。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以这样的政治关系为背景，各国之间，民众中互相敌视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变得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在中日和日韩之间，各国民众对于对方的好感度年年急剧下降。
按照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2006年8月3日在东京举行的第二届“北京•东京”论坛上的说法，日本国民中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比例从1980年的78％，降到了2006年的32％，还有一说为只有15％。而根据中日两国2006年春天共同举行的调查结果，在1613名中国的被调查者和1000名日本的被调查者中，41％的中国人和69％的日本人认为当今中日关系处于非良好状态；关于造成今日中日关系的责任，35％的日本人认为在中国（15％认为在日本，其余无回答），而98％的中国人却认为在于日本。8月7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了日韩两国的舆论调查，认为日韩关系处于良好状态的韩国人仅为12％，日本人为36％（比去年减少24％）；认为对方国家不可以信赖的韩国人为89％，日本人为51％（比去年增加17％）。
显然，各国民众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又成为牵制或刺激政治家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因素，从而使各国政治关系陷入了恶性的循环。毫无疑问，这种状况，如果不想法化解，必将会对东亚各国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发生不良影响。2005年春天，在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日示威，就是这种恶性循环已经达到极点的一个例子，在这场运动中，“抵制日货”的口号和行动已经开始时隐时现。虽然广大中国国民并不赞成、甚至反对和谴责了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但是对于运动自身却都认为能够理解。因为从2004年末开始，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领域里发生的若干事件，已经让中国国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2004年底日本政府决定数年之后停止对对华经济援助（ODA），2005年2月9日日本政府宣布将日本右翼政治团体在钓鱼岛上建造的灯塔所有权收为国有，2月中旬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2+2会谈确认了两国在台湾发生战事时组成共同阵线，3月18日东京高级法院拒绝了中国山西省两名妇女对在战争中被日军强行征为慰安妇一事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损失的上诉，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了由右派组织“历史教科书编撰委员会”编辑、竭力否定日本发动战争侵略亚洲事实的历史教科书，而当中国社会反日情绪开始高涨之时，4月里日本政府又宣布开始受理日本公司申请开发东海天然气田。
谁都不能否认，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国民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越来越关心。由于曾经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以及一部分的日本政治家不能正确对待侵略的历史，中国和韩国国民在对日关系领域中的民族主义感情尤其强烈。2005年3月，尽管当时“韩流”席卷了整个日本，2005年还是日韩两国政府共同决定的“日韩友好年”，但是当日本岛根县议会批准了〈制定竹岛日条例提案〉(“竹岛”韩国名为独岛)之后，韩国各地同时爆发了激烈的反日示威。人口不及日本半数的韩国国民在领土问题上作出的激烈反应，又给中国国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中日两国之间，也横亘着一个钓鱼岛问题。
超越“国家利益”，追求“共同文化认知”
在今天的东亚地区，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都是至高无上、甚至被绝对神化了的命题。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主权、领土和国家利益的主题，永远是一个有意或无意识之中将自己国家以外的国家、国民看作是假想敌的主题。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国民，都会认为捍卫自己国家的领土主权是一种天经地义，自己的国民在这个主题上表现出的热情就是值得赞扬的爱国主义，而对方国家的国民表现出得爱国主义热情就成了他们必须批判的狭隘民族主义。但是，在今天世界经济日益超越国界的形势下，如果无法消除这种将一切对方都看作假想敌的潜意识，其结果可能就是处处碰壁，四面树敌。因为在国际社会中或者东亚各国之间，绝对不可能出现一个能够超越国界的共同主权、领土和国家利益。
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都是以现代国际秩序为基础、在“现代国家”的语境中产生的概念。按照这种现代国家的思维方式谈论国家之间的关系，就自然而然地与国家利益连在一起。然而很明显，在国际关系中如果按照一国的利益进行思考和行动，谁都不可能冷静地与其他的国家、国民就何谓正义、何谓非正义的问题进行对话，只能造成国际关系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对立。例如“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尽管中国和韩国两国国民是出于反对为侵略历史翻案才反对日本政治家进行参拜，在日本国民中，固然有理解此点之人，可是更多的日本国民却认为参拜神社是日本民族的传统，所以就将其他国家的国民批评发动战争的A级战犯也看作是干涉日本内政，因为支持日本的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事实说明，只要是进入领土、主权的语境，每一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站到自己国家的立场上。殊不知，我们在这种语境中常常容易忘却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究竟是否存在只让一个国家得利的国家利益。换言之，在“现代国家”的语境中提及的“国家利益”，是否真的就是国家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
国家与国家关系中的“政治化”，换言之，即只从构成现代国家的政治要素的侧面强调两国关系，就必然孕育着恶化两国关系的因素。然而，相对于充满对立紧张的国际关系来说，人类当然更加希望实现一个和平、和谐的国际社会环境。看到今天的东亚关系，我们更加感到，对于东亚各国的民众来说，是不是到了一个应该转换传统的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的时代。换言之，是不是到了应该考虑究竟什么样的国际关系准则、国际关系模式才可以给各国带来最大的利益，并且努力去寻找和实现它的时候了呢？战后60年间，日本在技术立国的国策下发展经济，将一个战败国建设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为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承认。在日本之后，韩国经济起飞，而在近20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已经证明了中国人民对于商品经济的卓越的适应能力。中国和韩国，在未来的年代继续发展的趋势已是不可逆转。所以对于东亚地区各国来说，“和则两利”、“和则共利”，已是一个不喻自明的问题。中韩关系、韩日关系也都不出此例。
毫无疑问，只有超越民族主义的视野，努力消除引起或可能引起东亚各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因素，事事处处都从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的角度出发考虑、对待和解决各种问题，才能够在相互有利的基础上构筑起相互信赖的关系，才能够给各国带来最大的利益。毋庸赘言，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摆脱“近代国家”的语境，建设一个“脱政治化” 或“弱政治化”的国家间关系。而要摆脱“近代国家”的语境，建设一个“脱政治化” 或“弱政治化”的国家间关系，就与我们是否能够发现、再发现和构筑东亚地区各国之间共同的文化认知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一方面，我们只有在发现、再发现和构筑东亚地区各国之间共同的文化认知的基础上，才能够摆脱“近代国家”的语境，建设一个“脱政治化” 或“弱政治化”的国家间关系，才能够以平静的心情、理性的眼光善意地注视对方。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通过发现、构筑共通、共有的知识、智慧、价值观和学术、学问体系，来加深相互理解，互相消除敌对心理，拉近心理上的距离，意识到建设一个东亚的地域共同团体不仅对于东亚，乃至对于整个世界都一件好事的大道理。
东亚地区共同的文化认知的可能性
其实，造成今天这种只热衷于政治经济，而忽视文化认知现状的根源，并不在于我们东亚各国自己。因为主权、领土和国家利益等，都是伴随着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近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体系的成立进入到东亚地区的概念和定义；而发明和主导近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体系的，并非是我们东亚各国自己。
从国民性上来看，中国人原本不是一个爱好“政治”的民族。孙中山先生就曾经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指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说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对中国人不关心政治的民族性痛心疾首。但是今天中国国民的对日认识，却正是他当年所提倡的“国族主义”（民族主义）在中国国民中深深扎根的结果。
与那些产生于西方、引起各国国民之间互不信任、互相对立等民族主义情绪的概念不同，在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东亚，我们原来具有让各方都可以友好和平相处的“和”、“合”、“中庸”等社会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体系。令我们不能忘怀的是，即使在民族主义传入东亚，东亚地区逐渐被卷入以主权国家体系为基础的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之时，仍然有许多先贤为构筑东亚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中日两国近代为例，孙中山与犬养毅、鲁迅与藤野先生、周恩来与松村谦三、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等，许许多多的文化人与思想家，他们尊重对方的人格，摸索中日两国之间携手的道路，为避免两国之间发生战争与敌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东亚各国之间，虽然也有不和、对立、侵略与被侵略、相互龃龉之时，但是在更多的时间里一直保持了友好往来相处的关系。这是因为，在思维和精神的层次上，东亚各国一直具有共同的理性、理念、智慧、知识、学术、学问的范畴和视野、以及共通的伦理观和价值观，这就是我们东亚地区共同的文化认知。本书中所强调的文化认知的“知”（knowledge），并不是来自于一个特定的民族的生活智慧，也不是一个特定的国家的政治理念，而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学术和学问的理论和范畴，以及价值观和伦理观。我们毫不怀疑，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着共同、共通、共有的文化认知空间，在东亚各国民众之间，原本没有互相敌视的文化基因。
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着共同、共通、共有的文化认知空间的结论，是以东亚各国之间存在为东亚各国所能够共通、共有的“认知”、即可以共通、共有的思维模式以及建立在此上的共同的价值观、伦理观为前提的。由于日本在20世纪前期对朝鲜半岛和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今天一部分政治家不能正确对待这段历史，在“国际化”（Globalization）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共栖同居的今天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文化认知”，当然会有引起误解的可能。然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回避对战争和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因为主张在东亚各国之间发现和再发现以促进各方各国友好和平相处的“和”、“合”、“中庸”等社会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体系为中心的共同文化认知，就是从根本上否定和批判侵略战争，铲除在东亚各国之间制造不和、对立，乃至战争的民族主义根源。
即使在敌对的时期，东亚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共同、共通、共有的文化认知空间，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不令人痛心的是，伴随着“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这些优良的传统却都被逐渐淡忘甚至完全忘去。今天，在东亚地区建设地域共同体的视野下，我们东亚各国发现、再发现以及强调我们之间共同的文化认知，不仅可以为我们一起为建设即将到来的“东亚共同体”进行努力奠定思想基础，它同时还是一把能够让我们东亚各国互相敞开胸怀、友好相处的一把钥匙。
本书执笔者们在母国以外的国度里生活、学习、研究、工作的跨国界、跨文化的人生经验，造就了他们那比一个民族国家更为广阔的世界观，也造就了他们那超越特定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的价值观，同时也让他们深深领会到了在我们东亚各国之间发现和再发现共同、共通、共有的文化认知的必要和可能。在本书中，他们时而雷鸣电闪，仗义直言，时而和风细雨，剖茧缕丝，大家凝聚在这本书中的最大的心愿，就是拒绝狭隘民族主义思想，通过发现、再发现东亚地区共同、共通、共有的文化认知，证明只有和平与友好才是东亚地区历史的主流，证明只有逐渐建立起共同体的意识，才能够给东亚各国民众带来最大的利益，才能够给我们东亚地区带来长久的和平与稳定。作为本书的编者，我不仅为各位执笔者的良好愿望所深深感动，同时也深深感谢丰田财团为各位执笔者提供了一个发表真知灼见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