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行程中，“五四运动”打下了她深深的印记。因此，在共和国成立前一天奠基、最终在1958年落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八组浮雕中，有一组就是“五四运动”。这组浮雕表现的是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在街头发表慷慨激昂演讲以“唤起民众”的场景，它以这种群像向人们作出对历史的诠释：青年学生是这次运动的主体。在这些愤怒的“新青年”中，北京大学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2001年在北京新建成的皇城根遗址公园中段紧挨旧北大“红楼”的五四大街路口，修建了一座4.5X8.2米、重达4吨的大型不锈钢雕塑，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谓顺理成章，非常恰当。在具有特殊意义之处竖立大型公共艺术作品纪念某个事件、某个人物，灌输、强化、提醒人们的历史记忆，也是举世的惯例。
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不同，这座大型新雕塑的浮雕的主体是那些青年学生的精神之父——他们的老师。的确，正是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培养、造就了一代新青年。但使人惊讶的是，这座雕塑的浮雕部分镌刻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和青年毛泽东等人的头像，而且青年毛泽东头像位居雕塑中心，却独缺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位最重要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胡适。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翻开了历史的新一页，而这新一页，却是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开始的。1916年9月，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在上海首次出刊，创刊号的篇首就是陈独秀本人写的“敬告青年”，提出了著名的“新青年”六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一潭死水中突然掀起不小的波澜。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当时尚远在美国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新文学的“八事”，明确提出“言文合一”，以“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今日看来是“卑之无甚高论”，但当年却是骇俗之论，被称为“发难的信号”、“首举义旗”。此后，陈、胡联手，共同推进新文化事业；陈果决、胡宽容，陈重破、胡重立，可谓相得益彰。1917年1月， 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请，从上海迁居北京，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京；同年9月10日，胡适也来到北京大学任教。陈、胡以《新青年》为阵地，集结了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在贫瘠的中国思想界播下了“民主与科学”的种子。
在内忧外患不断、社会腐败不堪、政治一团漆黑的情况下，陈独秀、胡适先后改变了不谈政治的初衷，卷入政治的狂澜。《新青年》初办时，陈独秀明确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胡适初回国时也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国事如此不堪，他们最终忍无可忍，以“匹夫有责”、“舍我其谁”的精神直接从政。书生从政，实际难免尴尬，结果他们都被政治的大潮裹挟，起伏跌宕，双双酿成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的悲剧人生。但在最灰暗的人生岁月中，他们仍执着于民主与科学的信念，而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使他们对此有着更加深刻的思考。陈独秀反思说：“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胡适满含沧桑地写道：“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无论他们后来“干政”的历程如何坎坷曲折，历史的风云际会使陈独秀、胡适无可否认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坦承自己在新文化阵营同仁中“佩服陈、胡”，而当时的一代青年对他们的敬佩更不在话下。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事实，确实如此。
1917年春，年仅24岁的青年毛泽东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全国性杂志上发表文章。两年后的“五四”期间，陈独秀被军阀逮捕下狱，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认为陈独秀宣传的民主与科学两样东西为我国所缺，因此盛赞陈为“思想界的明星”，说他的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最后甚至说：“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对陈的崇敬，溢于言表。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如毛泽东参与组织了湖南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但自己却并未出国，与胡适的影响关系不小。他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信中说自己觉得出洋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1919年7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后寄给胡适，请他指点。胡适同年8月末在《每周评论》上撰写的“介绍新出版物”中高度评价《湘江评论》，以师长的口吻赞赏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因此二十余年后，在中国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说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那一代人的学生”。他回忆说最早是听陈独秀“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的。而在50年代出于政治需要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运动中，毛泽东仍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左”的偏见，“实事求是”的原则得不到坚持，陈独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一段时间内在国内未得到应有的评价。但自1978年后（并未等到二十一世纪！），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和实事求是精神的重新提倡，学术界对陈、胡二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贡献作了客观研究和公允的评价。近年来，学术界的这些研究成果也被有关部门吸收，并在中国现代史、革命史和中国党史的著述、文献影视片中得到一定反映，这些作品对陈、胡这一时期的作用和地位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和恰当的历史定位。曾经被遮蔽的历史，重新显现出来。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竖立的这座“翻开历史新的一页”，仍然为那种“左”的观念所囿，罔顾历史事实，依然不愿“还历史本来面目”，不愿为陈、胡“恢复名誉”，不能不使人深感遗憾。由于雕塑的作者完全是以后来的“成败”论英雄、排座次，所以才会把当年历史事件中的“学生”置于“中心”，把“老师辈”的李大钊、蔡元培等放到“边缘”，而起指挥、领袖作用的陈独秀、胡适则干脆被“一笔抹煞”。在这里，“历史”明显屈从于“权力”。难怪有人玩笑地说希腊神话中司掌历史的女神克莱奥（Clio）是位俊俏势利的时髦女郎，总是欢待成功者，冷落失意人。这说明“新时期”开始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有待深入，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确不容易。正是在种种“非历史”观念指导下，才会产生这种扭曲历史的雕塑，其后果非常严重，应该重视。因为这种具有公共纪念性质的公共艺术品具有某种宣传的“强迫性”，使过往者不能不看；同时对大众而言，它对所表现、诠释的事件又具有某种权威性。所以纪念性公共艺术创作、策划和审批者个人的识见，即他们对历史的记忆和理解，通过这种作品对“公共记忆”的形成均有极强的影响。现在时常有人在“翻开历史新的一页”前照相留念，但留给他们的，将是没有陈独秀、没有胡适的“新文化运动”。
如上所述，一个事件被竖成雕像，其功能在把某种特殊记忆灌入大众的脑海之中，使之成为集体记忆。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指出，所谓“公共记忆”在本质上带有规范性意义，即人为地规范人们记住什么、忘却什么，实际上充满了人为选择。在这种人为的筛选过程中，纪念性公共艺术起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纪念性公共艺术品从不是纯粹的美学表现，在其建造过程中，从规则的制定、对艺术家的挑选、艺术家对作品的理解、方方面面对作品的修改审订直到最后完成，价值、权力、利益等诸种因素可谓贯彻始终，并或明或暗地体现在作品之中。
如何恰当地表现某个场所独特的时空特性，即用艺术的形式来表徵、凝结与此场所相关的事件或人物，形成独特的历史性，是这种纪念性公共艺术应当慎重考虑的重要因素。而且，公众对此更有参与的权利，即有权提出建议、意见和批评。有关方面事前应公布方案，广泛征求意见。总之，公众应参与“公共记忆”的形成过程，而不能由少数人来影响、决定我们的“公共记忆”。
《粤海风》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