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之间产生的分歧和差异，可以举出很多，比如民族的性格问题、文化问题等，我觉得那都不是核心要素，核心就是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有30年的时间差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楚原
学者沈志华以其勤奋和对历史的执著书写了中国史学界的传奇，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冷战史学界的一面旗帜。今年，他一气推出了9本著作：《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上下册)、《冷战的起源》、《冷战的转型》、《冷战在亚洲》、《冷战中的盟友》、《冷战的再转型》、《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珍藏本)、《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成为今年冷战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头戏。
沈志华称，《无奈的选择》是自己20年对中苏关系研究的结晶，提出了十大新说。“冷战史”这一套书，主要是自己多年来研究冷战的论文集，有些内容不无重复。但伴随着俄、美、中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和公布，对同一问题在不同年代的研究有细微变化。《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是其成名作，此次的珍藏本不仅增补了大量文献档案，而且在写法上变化较大，几乎重写了一遍。而《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则将整风运动、反右与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以及斯大林去世之后的中苏关系等联系起来研究，本书为毛泽东在1956年至1957年这段时间的政治选择提供了全新而广阔的视野。近日，就沈志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法治周末采访了他。
1940年代末美苏在中国的选择
法治周末：你强调，1944年到1946年，延安曾经想依靠美国的帮助，但这个机会因为美国的原因而失去。此前，我们习惯性地认为，苏中两国共产党是天然的盟友。那么，延安想得到美国人的帮助，究竟是策略上的从权，还是真心希望美国人帮助自己？
沈志华：那个时候的客观环境，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美、英、苏、中结盟以后，中国的地位有了很大提升。1943年，美国开始重视中国，苏联反而对中国不是很感兴趣。本来开罗是四国首脑会议，结果分两次开成了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英、美、中开一次，英、美、苏开一次。为什么？这里涉及到苏联跟日本的关系。斯大林就是不想跟蒋介石坐在一起，他看不起蒋介石还在其次，主要是怕刺激了日本人。正因为如此，1941年他跟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
1944年的时候，美国在华人员中有很多人都是中国通，比如谢伟思、戴维斯等。这些年轻外交官的父辈都是传教士，中文说得好，长期在中国，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事看得比较清楚，认为国民党现在开始腐败，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力量。他们写的报告，尽管都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但是这种情绪和认知，对中共是非常有利的。
其次，美国基本的政治理念是反对独裁，它希望中国像美国一样，也是两党竞争制度。谁能跟国民党竞争呢？就是共产党。史迪威和蒋介石闹矛盾，原因之一就是史迪威认为，蒋介石从美国获得的物资应该归所有的抗战部队，包括新四军、八路军，不应该只给国民党军队。从美国的政策角度讲，有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空间和可操作性。
1944年，毛泽东和美国军事观察团有几个讲话，我认为是真诚的。当时宣传的新民主主义，和美国没有矛盾。美国人问他，为什么不靠苏联。毛泽东认为，帮助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苏联的实力不够，而且苏联在战争期间的损失太大。
法治周末：美国学者梅尔文？莱夫勒在《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中写到，国共两党在东北决战的时候，林彪的部队几次都被杜聿明赶走，退到苏联那边。杜鲁门于1948年改变了对日政策，关注恢复日本经济，斯大林也改变了对华政策，他告诉延安的特使，如今可以依靠他了。正是在这年秋天，林彪在获得苏联大量援助的情况下，集结了75万人发动辽沈战役并最终获胜。斯大林在支持中共的问题上几次反复，是因为没有从蒋介石那里得到承诺之后，才这样做吗？
沈志华：1945年8月20日，苏联占领了旅大(大连的前称)，而且划了条约区，咱们叫苏占区。当时旅大地区非常大，这一块都是苏军布防，飞机场有好几个。问题在中长路(中长铁路)，这条铁路从齐齐哈尔，满洲里下来，这是苏联的运输线，要往这儿运兵、运物资，都得通过中长路。当时苏联想继续控制中长路，还想把整个东北控制起来，势力范围包括整个东北、满洲、蒙古和内蒙古。蒋介石当时没有满足苏联的要求。
苏联认为美国人不应该再插手这件事，但国民党用美国的飞机和军舰运兵到东北，这些都刺激了斯大林。而且，苏联要求只能中苏双方合作，经济上也不许有第三国。但是，蒋介石迟迟不跟苏联签经济条约，这一点是斯大林非常不满意的。
1945年到1947年东北的情况比较复杂，变来变去。为什么这样？因为它涉及到种种关系：一个是有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要保证把权力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再一个，涉及到苏联跟美国的关系，因为初期美苏关系很好，谁也不愿意得罪对方。苏联能够跟国民党达成协议，它就不会支持共产党；达不成协议的时候，苏联就通过共产党给国民党施加压力来控制它。所以，才出现苏联对中共的政策忽左忽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情况。其实，苏联的目的一直没变，就是维持苏联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和掌握。
法治周末：在阅读齐锡生的《剑拔弩张的盟友》、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以及牛军的《冷战与新中国外交(1949-1955)》时有一个感觉，就是国共两党在东北决战时，苏联对中共的支援力度很大，而且非常迅速。你接触到的档案是怎样的？
沈志华：要比较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现在恐怕很难。因为苏联对中共的支持，没有详细的资料，现在也说不清。我在整理档案的时候发现，苏联人整理过一个资料报给斯大林，什么时候给过多少钱，是通过什么法案，一条一条的，那个比较清楚，但是没有完整的统计。
苏联的支持确实比较快，因为它控制的武器和战略物资就在那儿，转手就给了。苏联还把缴获的日军武器全部转交给中共。另外，苏联想决定什么，斯大林一句话就可以，所以支援速度就快。美国支援国民党，需要经国会通过，所以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
用档案复原朝鲜战争
法治周末：从你接触到的档案资料来看，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和中国的相继卷入是斯大林事先预谋的吗？是在中国实际出兵之前就已经设计好的吗？
沈志华：这个观点是斯大林自己讲的。2005年，苏联解密了一个文件，1950年8月27日，斯大林给捷克和斯洛伐克总统发了一个电报，电报里就是这么说的，有俄国学者也这么认为。当时很多人都质问，为什么朝鲜战争爆发，苏联外交官不去联合国安理会、不投否决票？因为苏联没去，造成联合国出兵这一系列问题。所以，斯大林作了这个解释。在我看来，这个解释完全是牵强附会，是为了给苏联的行为找一些借口。
为什么？对苏联一个决策动机的判断很难，因为它有的就没档案，没有讨论过程；即便有讨论过程也没有记录，即便有记录也不肯公开。所以，不像研究美国的决策动机那样容易。所以在我们的研究中，有两个原则是不能违背的：一个原则就是你推断的动机，不能和已知的基本史实相违背，任何一项都不能违背——如果违背了就说明你的推断有漏洞；第二，不能违背人基本的行为逻辑，否则就说明你这个思维有问题。
如果说，斯大林事先就设计好了要打这场战争，设计好了要让美国参与，然后让中国参与，这跟基本的史实不符。
法治周末：为什么不符？
沈志华：我们知道，1951年1月30日之前，斯大林是不赞成金日成发动这场战争的。所以，在此之前他没有这个设计，否则，他干吗老拦着金日成呢？特别是在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之前，斯大林对中国几乎是有求必应，主要目的就是想让中国继承1945年那个条约。
但是，最后毛泽东还是逼着斯大林把1945年的条约废了。而且，重新签订的条约完全是新的内容，从这以后，他开始变了。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他原来一直不同意金日成进攻南朝鲜，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怕美国参与。如果跟美国打起来，他不是很麻烦吗？1949年9月27日，苏联的政治局会议决议写得很清楚，你们(朝鲜)没有准备好，万一美国要干预怎么办，我们帮不帮？帮，我们就跟美国人干上了；不帮，你们就亡了。
法治周末：这个结果很有可能。
沈志华：到了1950年1月底，斯大林同意金日成来讨论这件事，到6月战争开始，大概有四五个月的时间策划这场战争。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他就想好了让美国参与进来，然后再让中国参与进去？也没有。这个也跟基本的史实不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里有斯大林和金日成的会谈记录，包括后来的一些间接的文件反映，斯大林当时对金日成还是有一个担心，就是如果你不能很顺利、很快结束战争，美国要参与怎么办？金日成说，美国不会参与，我速决战、闪电战，四天结束，南朝鲜还有20万共产党人里应外合，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苏联政治家米高扬后来说，当时苏联获取了美国的一个情报，如果朝鲜南北双边发生战争，美国不会干预，再加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公开这么说了，所以斯大林的担心就减少了。如果情况是这样，说斯大林希望美国人参与进来，那正好相反。
法治周末：斯大林在给捷克和斯洛伐克总统电报中的说法，还有哪些与史实不符？
沈志华：再一个史实不符的就是中国，斯大林有没有设想让中国参与进去呢？有可能。但是，他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设定的，如果北朝鲜出兵不利，如果美国参与，就让中国帮助顶一下，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一开始就想让中国参与这场战争。很明显的史实就是，从7月到9月17日的两个多月时间，中国三次提出出兵，金日成转达给斯大林，都被斯大林否定了。中国的部队至少8月已经调到东北了，为什么斯大林不同意呢？所以，它跟这个史实又不符。
实际上，我们反过来可以解释，为什么斯大林不想让中国出兵——是因为他要控制朝鲜半岛，如果中国去了，几十万人参战，战争打赢了，那谁控制朝鲜半岛？几十万军队是中国的，走不走是中国的事，很可能还不能走，因为你一走美国人又返回来怎么办，这不是给自己出一个难题吗？如果是那种结局，苏联既丢了旅顺港，又得不到朝鲜的港口，所以他是不会让中国出兵的。
中苏之间的关系互动
法治周末：你在《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里写到，波匈事件发生之后，中共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与以前不一样，觉得他不堪大用，对吗？
沈志华：对，应该是到1957年底，连续发生三件事。从1955年中苏之间的电报，信件往来的写法就能看出，口气全变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前，都是毛泽东亲自出面写信，不是周恩来或者其他人。毛泽东写信的语气是，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想怎么样，你看这样可以吗？类似这样请示商量的语气。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这种信就见不着了，不再请示了，口气也变了，是领导对下属说话的口气。
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赫鲁晓夫连续失误，中共就看不上他了。一个是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搞砸了，引起了整个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而这一点是靠中共写了两篇文章，才慢慢稳定下来，扭转了局面。第二就是波匈事件，赫鲁晓夫处理得非常仓促，也是中共帮忙处理的。
第三就是苏联的政变，毛泽东救了赫鲁晓夫一把，等于把他扶起来了，所以他们俩的地位就开始发生了转化。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特别感激，他决定给中国原子弹技术，但是没过一年就反悔了。这个人毛躁，做事没有长远考虑。
法治周末：“结构失衡”是你解释中苏关系的重要概念，这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沈志华：中苏之间产生的分歧和差异，可以举出很多，比如民族的性格问题、文化问题等，我觉得那都不是核心要素。核心就是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有30年的时间差。因为事实证明，30年以后，苏联想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都想到了，苏联想做的事中国共产党都在做了。
比如，1956年赫鲁晓夫的改革，与我们在1980年开始做的双轨制，利润挂帅、成本核算等，内容几乎都一样。苏联搞“大跃进”，我们30年后搞“大跃进”。所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双方认知上的差异，造成了在政策上的分裂。
在这种前提下，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两个领导人，他们地位、威望都差不多。如果没有分歧，那问题就不大。但是，这种分歧又是历史带来的必然，所以很容易导致分裂。
法治周末：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象，中苏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分裂，而西方国家组成的集团虽然也有分歧，但是没有导致分裂。为什么？
沈志华：因为西方国家之间讨论的是利益的问题，利益可以让。但是，中苏之间讨论的不是利益问题，是主义问题，你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我是马克思主义，你是正确的还是我是正确的，这是不能让步的。一旦让步，就全盘皆输，这种冲突没有一个调和的余地。
如果谁承认错了，那不仅意味着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当中没有威望、没有地位，而且在自己的党内也完蛋了——这是不能设想的一个结果，所以不能让步。就像兄弟俩一样，其实他们都知道，如果分家，这个家庭的力量就削弱了，但是问题是两人都要当家，最后不得不分家，这就是中苏同盟的结局。
法治周末：对于“大跃进”，你的解释是为了加强国家实力而发动的。根据何在？
沈志华：其实，“大跃进”在1955年到1956年就有苗头，然后在1957年“反右”以后出现。从根上讲，毛泽东是想用搞政治运动和军事运动的方法来搞经济，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第二，从愿望来讲，毛泽东一直想在他有生之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因此希望快速发展。原来说60年超过英国，后来改50年，后来改15年，后来三五年就行。1958年的莫斯科会议，正好赫鲁晓夫提出15年超过美国，毛泽东想了半天，找这个谈、找那个谈，大家觉得中国15年超过美国不可能，那就超过英国吧，而且仅仅只是限定了钢产量一个指标。
在莫斯科会议上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阵营以谁为首。当时就有人提出要以中国为首，毛泽东说不行，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第一没有原子弹，第二是经济实力不如苏联，美国不怕中国，怕苏联。什么时候让美国怕了，那会儿就可以名正言顺当领袖了。
1958年开始搞的“大跃进”，建设强国和当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就是后来一直要做的。
法治周末：1956年的时候，中央提出要快速发展经济，然后冒进情绪已经泛滥开了，而且很难改变。回头来看，几乎所有的政策都会被放大，都会过犹不及。为什么会有这个症结？
沈志华：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靠群众运动搞起来的。群众运动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过犹不及，就是要超前，一个比一个激进，这种方式决定了它是这个结果。
“大跃进”的指标一路攀升，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它不是按照科学性、计划性的理性分析制定的，而是互相攀比，这就是群众运动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