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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六)

  

  六、关键时刻

  

  历史是一盘难以猜透的棋,常常看得人暗自心惊,不明白那神秘的棋手在怎样敲打键盘。比方说,同为第一代文明,为什么资格最老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年代接近的哈拉巴、克里特、奥尔梅克都湮灭了,唯独我们硕果仅存?同为世界性文明,为什么罗马会灭亡,汉唐却能延续发展?为什么文明三要素之谜,要由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来揭晓?为什么前一种秘密大白于天下后,就会有另一种文明来接手?为什么解开密码的次序,恰恰是方式、精神、价值?为什么历史的顺序,刚好跟逻辑的顺序相反?

  这些,都是需要破译的“达芬奇密码”。

  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只有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才代表了三代文明、三种类型、三个时代和文明三要素,同时最具世界性。因此,这三大文明有可能就是文明意志的集中体现,当之无愧地可以成为“第一世界”。也因此,我们民族必将被赋予新的使命,再次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至于赋予者是谁,并不重要。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管他叫“历史”。

  这不是想当然。

  前面说过,文明是液态的。液态的文明,犹太像油,西方像酒,伊斯兰像奶,中华像水。水,是开放的、兼容的、平和的,原本纯净而素朴。纯净,故天下皆能与之相和;素朴,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的确,上善若水。什么信仰都没有,反倒有可能容得下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你要信上帝吗?可以。你要信真主吗?可以。你要信佛祖吗?可以。你要我跟着你们信这个信那个吗?也可以。反正祭神的时候,我们不过权当他存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神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教的,根本无所谓。

  于是前有三教合流(儒、道、释),后有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中华文明的大发展,中华民族的大团圆,就这样实现。

  南宋到明初五六百年间的中国福建泉州,甚至为世界各民族的宗教,创造了一个和平共处的环境,相互交流的平台。当时的泉州,方圆三里之内,佛寺(佛教)、道观(道教)、神庙(印度教)、教堂(基督教)、清真寺(伊斯兰教)、礼拜寺(犹太教),还有祭祀孔子的文庙、祭祀关羽的关帝庙、祭祀妈祖的天后宫,六大宗教九种庙宇比邻而立,几近摩肩擦背。摩尼教的草庵虽然不在这三里之内,却与华严寺共处同一山头,只不过“你在这边,我在那边”。

  山头可以共享,寺庙也能。比如开元寺是佛教的,里面却有道教和印度教的神像,侍立在佛祖两旁的则是黑人。真武庙是道观,却同时供奉佛像,还专为穆斯林辟出一块做礼拜的地方。不同宗教的信徒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举行各自的仪式,你拜你的,我拜我的,没有冲突,只有祥和。

  这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奇观!

  能创造这种奇观的地方,岂非有着内在的神奇力量?有这样神奇力量的民族,岂非应该为所有文明的对话,搭建一个开放平台?尽管这个平台,也只是将来建立起全人类共同文明的一个过渡和跳板。

  那才真叫“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事实上,当今世界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开放平台。这个平台,也只能由没有宗教和信仰文明来搭建。没错,信仰是个好东西。一个人真有信仰,就不但会有底线,还会有境界。一个民族真有信仰,则不但会有凝聚力,还会有持续性。这可以由历史来证明。历史上的文明,有的无宗教,如希腊;有的多神教,如印度;有的一神教,如伊斯兰。结果怎么样呢?无宗教的昙花一现,多神教的偏安一隅,一神教的走向世界。

  显然,只有一神教的信仰,才是真信仰;一神教的文明,才有世界性。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真理只有一个,信仰也一样。

  因此,一神教和有信仰的族群,往往更有“文化自觉性”和“文明使命感”。西方人甚至认为,创造文明是人对同类的必履之职。这当然同样是好事。问题在于,世界上的一神教并非只有一家,唯一的神也就并不唯一。这下麻烦了。你也有使命,我也有使命,你也有信仰,我也有信仰,而你我的使命和信仰又是格格不入的,这又如何是好呢?退让?那我的就不叫使命不叫信仰。不让?可不得打起来。所谓“文明的冲突”便由此而生,尽管冲突的背后有利益的驱动。

  这时,中华文明便应该有所作为了。

  中华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不来自信仰,而来自历史。是的,其他直接从原始社会诞生的第一代文明都湮灭了。现存的文明中,世界性的西方和伊斯兰,地区性和民族性的斯拉夫、非洲、拉美、印度、日本,都有宗教和信仰的背景。从史前时代直接诞生,没有宗教和信仰,却又有世界性,而且能长期延续的,只有中华文明。这是全世界的唯一。

  如此独一无二,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历史出于文明的意志而埋下的伏笔,也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文明是什么,宗教和信仰的意义又是什么。是啊,人类为什么要有宗教呢?是因为要有信仰。为什么要有信仰呢?是因为要有核心价值。有价值和价值观,才会有精神和方式。由此创立的文明,也才可持续发展。可见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地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现在事情十分清楚。我们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进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关键就在核心价值观。没有核心价值,或者价值观不恒定,经济再发达,也只能是“身强力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

  然而这里面恰恰有麻烦。

  麻烦并不奇怪。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确实较难保证价值观的恒定。回顾历史就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先前也曾有过全民共识,比如“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前者适应于小农经济,后者适应于计划经济。所以,辛亥革命以后,儒家伦理可以充当“维持会”;改革开放以前,斗争哲学可以充当“纠察队”。可惜时至今日,它们都必须下岗。这不仅因为我们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因为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都不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显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办法是重建,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自己。打铁还得自身硬,看得清自己才看得清世界。是啊,为什么在史前时代,我们跟世界各民族走着相同的道路,一到文明时代就分道扬镳?走上独特道路的中华,为什么会在其他古代和古典文明陨落之后或之时,反倒如日中天登峰造极,然后又盛极而衰却衰而不竭?是什么在导引着我们的步伐,又是什么在顽强地支持和维系着这古老的文明?如果我们的道路命中注定有如黄河九曲十八弯,那么,大海在哪里,又是什么样?

  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是的,命运和选择。鸦片战争前,多半是命运;鸦片战争后,我们开始选择,而且是在世界历史和国际社会的背景下选择。因此,重新审视三千七百年,首先要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其次要有科学态度和价值体系。如此,我们才能看清“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也才能理解文明的意志,明确中华的位置。

  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

  

  本文关于伊斯兰文明部分,承蒙米寿江、哈全安两位先生指导和审阅,“文明求同,文化存异”系引用马未都先生观点,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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