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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不能脱离现代来谈传统文化

    

   葛剑雄,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以建党、建国“两个百年”为历史方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已然明确。追溯至整个中国近代史,更具历史感的目标任务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响亮提出。今天,一种打通百年、放眼千年的国家历史观开始呈现眼前,民族国家身份意识逐渐明确,重拾传统,接续精神血脉,热情高涨。

   体现在社会民间,国学热现象一直延续,读经、拜孔、穿戴汉服者也有之,海外开设孔子学院有之;文化创新的解读有之,复归传统的有之,传统做现代转换的解读亦有之。传统热情的背后,也不乏文化乱炖现象,八方杂说,百家争鸣,热热闹闹之余,需要理清头绪。

   这就开始让人思考何谓传统文化,我们对传统该有怎样的认识,以及传统与现代处于怎样的关系或者张力之中。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历史地理学者教授葛剑雄进行了专访。

    

   我们还处在工业文明适应期

   什么是传统文化?这首先是一个近现代命题。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以“天崩地裂”形容近代中国的文化境遇——西洋坚船利炮带来了工业文明,中华传统以“中国”与“四夷”为基本单位的天下观整体崩塌。当“中华”从天下中心变成了“万国”之一,“华夏正音”蜕化为“中学”,渐次又有“国故”、“国粹”、“国学”之说,传统文化的命题开始凸显。

   文化这一路变迁,背后是什么作用?葛剑雄教授认为,文化因应现实而变化,不断发展,推陈出新,而这些都是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结果。譬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与游牧民族作战的需要,不单纯是文化上的改弦更张。“天崩地裂”也是如此,这是近代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文化中断、更新由是发生,只是由于这段适应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并未完成,严格来说,我们今天的文化还是处于一个过渡、适应状态。如今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模糊主张、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模糊态度,也有此原因。

    

   传统服从先进生产力

   葛剑雄教授是历史地理学者,从异域、中原文明的互动及历史看文化变迁,文化上是生产决定论。该领域的汉学家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正是从自然地理与生产方式的对应,看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力量消长规律。譬如游牧民族真的攻不下长城?因为长城位于农业与游牧业的地理过渡地带,南北两侧适宜于不同的生产方式,气候迥异,南侵只宜劫掠,不宜长居,也是生产方式决定论。

   葛剑雄说,历史上一些异族攻下了中原,最后往往被中原文明所同化,其实是游牧生产方式不得不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他论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汉化政策说,政策的结果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文化中心,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其他的皇帝呢?辽朝皇帝曾坚持“捺钵”,金世宗禁止女真人学汉语、穿汉装,满族入关后将边外的“龙兴之地”列为禁区,设置围场,禁止满汉通婚,强制推行满族服饰,而所有这些措施都无疾而终。“到了清朝江河日下之时,关东开放,新军取代绿营,通婚开禁,剪辫合法,还有多少传统能够保得住?两千多年间,没有一个民族取得过比孝文帝改革后的鲜卑族更好的结局,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传统文化没有纯粹性

   葛剑雄的导师谭其骧先生,为历史地理学一代名家,编撰有《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先生尊尊教诲说:“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其实文化也是,譬如葛剑雄教授曾经问过类似的问题,胡琴算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

   葛剑雄师承其师思路,不仅对历史,对文化也持相应主张。他看待传统文化,注重开放、变迁、兼收并蓄的一面,并不对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固定形式耿耿于怀。历代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以今日眼光看待,是国家内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但这只是以今日“中国范围”回看的结果,历史上这曾是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的互动,在今天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周边关系。惟其如此,葛剑雄认为,中华文明就是在吸收异域文明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不曾有所谓的纯粹性,昨天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而所谓传统,应当看其内核的东西,比如一些基本的人伦、情理,这些是很难变的,至于孔子怎么拜,汉服怎么穿,孝顺父母要不要磕头,这些不重要,而形式都是跟着当前现实需要而变化的。

    

   【访谈】

   适应现代的就是优秀传统

   求知:如今传统很受尊崇。国家现代化,一个更具历史感的表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是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民间更有很多复兴传统的提倡与活动,海外有众多孔子学院。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对传统文化有怎样的主张?

   葛剑雄:首先说什么叫复兴,复兴就是重新兴盛,前提就是承认,曾经衰落过,曾经落后过,所以才叫复兴。如果一直在发展,有什么叫复兴不复兴呢?这是个前提。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中国国力,曾经衰落过?那就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知识体系,已经不适应现实。所以大家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基本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简单地说,中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适应农业社会的,等到这个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发展到信息社会,那难道原来这一套还能全部适应吗?那该怎么办呢?那就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前我们的毛病就在精华、糟粕一起抛弃掉。但是如果现在连糟粕一起都肯定,那也是不对的。

   求知:您曾在《旧邦新命》的演讲中谈到过传统和创新的关系,怎么理解这种关系?

   葛剑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传统中国“家国一体”,重视家庭的作用。后来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强调社会机器大生产,强调集体,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家庭的重视。其实呢,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础,从家庭推广到社区,推广到社会,向这个方面来看,我们就可以把传统的一些东西对接起来,把传统和创新连接起来,而不是空洞地背一些传统经典,模仿一些穿戴,甚至把一些传统的糟粕都拿出来,连什么算命啊、看风水啊都打上传统文化的旗帜,其实你看孔子对这一些都是不相信的。至于保存传统文化,包括保存非物质遗产,跟我们的文化今天要不要弘扬传统,这是两回事。所谓保存,那就是不看它今天有没有借鉴意义,只是纯粹作为一个记忆保存下来。

    

   文化观念决定于生产、生活方式

   求知:您跟文化决定论者不一样,您的书如《统一和分裂》强调文化决定于生产、生活方式,还曾从历代人口多寡的角度上分析贞节观念的演变,也是立足于现实因素。从这个角度解释,继承传统文化之现实基础是什么,现代意义何在?

   葛剑雄:首先,继承的话,有抽象的继承和具体的继承。比如“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是抽象的继承,不是形式上的继承。跪下来磕头,这就是有孝道了,尊老爱幼了?这都是形式。我们以前说孝道,就是听父母的话,甚至婚姻都是父母做主,这在传统社会里是对的。传统社会,女子家门都不出,也没机会跟男孩子交往,活动半径又小,老死不相往来,但父母有经验,媒人有经验,就跟她挑选男孩子。这基本上是合理的。等到五四运动以后,孩子普遍上的新学堂,有社会交往,自由恋爱开始普及了,这个时候父母操办就不合适了。这些都是很现实意义的因素在起作用。

   以孝道为例来说,古代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讲究传宗接代,这是没错的,当时人的生育能力低,自然死亡率也高,所以是有它现实意义的。这一套现在怎么继承呢?现在你看上海,还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很多女孩子都不愿生孩子了,生养成本太高,等等,如果都这样了,我们的民族怎么繁衍,国家怎么发展?所以现在我们对孝要有个新的解释,包括承担社会责任,还不是仅仅从个人出发,所以要提倡适度的生育,有条件的还可以生两个,这恰恰符合新的“孝道”,不仅是对父母,也是对社会的责任。如果是这样的话,传统文化就有它的现代魅力。如果只是讲“传统美德”就是尊老爱幼,那么全世界谁不是尊老爱幼?

    

   打通“断层”应是兼收并蓄

   求知:扬弃、继承传统的前提,是否意味着首先接续传统,打通传统文化的“断层”?

   葛剑雄: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出现过很多断层。比如我近日在武大讲课的题目是《“五胡乱华”与中华文明的重构》,我说,西晋时期“五胡乱华”,外面各种民族都进入中原,其实文化也中断了,就出现了文化“断层”,但是后来怎么样?“五胡乱华”之后华夏民族得以扩充,大量少数民族被同化,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被吸收进来,譬如南方的方言保留了华夏本音,而北方的方言大量吸收了外来民族语言,文化上也吸收了外域的音乐、舞蹈、佛教等等。这些后来都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了。所以,文化最后其实是恢复了,恢复之后还更好。

   现在很多人片面强调“断层”,这是不应该的。这文化发展中,真正有生命的文化就不怕断层,反而就怕没有断层。现在有人说五四运动是断层,“文化革命”是断层,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越断层呢?其实,也没有全部断掉,有个别具体的内容断了,那也没办法,这在任何文化发展历史上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后人能不能继承、创新,这取决于断层以后的努力。实际上,在以前任何时候,文化要保证完全不断,这是不可能的。

   求知:杜维明曾说“中国文化确实存在断层,在中国,健忘、遗忘、忘却同时进行”,似乎跟您意见相左。“新儒家”致力传统文化打通“断层”,并作现代转换,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功课?

   葛剑雄:我看不到新儒家最后转换得怎么样。他们都宣称要转换,我跟杜维明先生也谈过,你具体转换一个给我看看,这才行。相反,我认为,我刚才对传统孝道的解释,这才是转换。

   其实不在于你是什么家,而要看你的理论、实践是否能够真正给我提供新的方法。现在自称“新儒家”的好多,我看很多对儒家都没真正的理解。从学术研究上,我尊重他们的努力,但是我更希望看他们实际有用的东西。因为没人否认转换,否认创新,但是转换、创新给我看看?不能总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如果到后来都是一些简单的模仿,这叫什么转换呢?

当然,有些概念要修正,杜维明先生在这一点上做得就不错。前几年他提出过一个“文化中国”的概念,我当时跟他交流时说,你所说的“文化中国”的那些内容,总结起来其实就是“文化汉族”。中国文化应该包括56个民族,这些都是中国文化,那么我请问你,你的“文化中国”里包含伊斯兰文化吗?最近我看他的概念就修正了,不应该仅仅是汉文化,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很好。但这里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出来了,如果中国文化是包含56个民族的文化以及世界各地的分布,那么它跟其他文化的区别又在哪里?又怎么综合?所以这些问题还有值得研究的。

   总之,什么家都好,学术上是自由的,但要评价其社会价值,要看它所起的社会作用,而且是长远的作用。当时他们解释亚洲四小龙就说是儒家文化的胜利,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结论是有偏颇的。比如新加坡,比如中国台湾,他们的成功是因为儒家文化起的作用,还是西方的管理模式?这要实事求是。另外从文化开放的解读看,我们的文化还是应该要开放,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

    

   共同信仰维系一个民族国家

   求知:尊崇与弘扬传统文化,背后可能的一个现实是,社会在伦理、道德上有危机感了,有人以“原子化”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您曾在一些讲座中部分涉及到这个问题,您说中期作用靠文化,终极方面其实还是要靠信仰。这个信仰指什么?

   葛剑雄:是的,终极就是落实到信仰上。信仰不仅仅是宗教信仰,也可以是道德信仰,政治信仰。只有信仰的作用才是永恒的,只有在信仰的基础上,才能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追求精神文明。我们现在有些“宗教”,就是等价交换,我给你这笔钱,你就保佑我,目的达到就拜拜走了。这不是一种真正的追求。中国的三个自信也好,中国梦也好,最终要找到一个宗教以外的信仰,那才是真正的成功。仅仅几十年的一个模式,仍然是不解决问题的。这个当然也是很难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共同的信仰,没有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那么她的繁荣很快就会消失,甚至潜伏着很大的危险。

   中国人以前有没有信仰呢?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其实以前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是信仰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说中国人在历史上都信奉儒家学说,信仰孔孟之道,在民间,一般人佛、道、儒都信,天、地、君、亲、师都拜。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具体内容各异,这些崇拜的核心就是对因果报应的信仰,即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光这个信仰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约束人自己的行为,老百姓有个基本的敬畏。

   问题是,一旦这些观念都被作为封建迷信破除,又没有新的信仰替代,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现在拿什么替代它?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真空,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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